我们与恶的距离

一部好的剧，能让受众思考。

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做到了，它引起了我的思考，相信，也有你们的。

看了4集，我觉得全剧的线索就是开篇王赦律师说的“李晓明杀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些杀人犯杀人的原因落脚到了原生家庭：1，犯人陈昌扣着指甲，问王律师他的父亲说起他什么了吗，问到他的什么事了吗？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问这句话时的状态，显然，他对父亲是否关心他充满了不确定。

2，应思悦的继母来找应思悦和他父亲的时候，只给思悦的父亲带了一份早餐，可想而知，思聪和思悦两姐弟从小到大又感受到了多少温暖呢？

思悦的父亲更是说，早知道思悦母亲的阿姨是精神病患者，他就不会娶思悦的母亲。

思悦父亲得到这句话，残酷地多么赤裸裸，思悦父亲对思悦母亲，可曾有过一丝爱意？

李晓明的原生家庭之殇并未揭露，但想必也是要落脚到原生家庭去的。

虽然编剧落脚在原声家庭，但编剧却没有责怪父母的意思。

这可以从刘天晴的成长中反映出来。

刘天晴，因为父母的不和，母亲的关注不够，也成了有些令父母头疼的孩子。

刘天晴就是编剧用来说明刘晓明，陈昌，应思聪的成长历程的。

但是我们忍心责怪刘天晴的父母吗？

我们忍心责备乔安和昭国吗？

我是不忍心的。

因为乔安和昭国的痛，我们都看到了！

乔安和昭国让我无比难过的，乔安和昭国是受害者，但他们也在无意中，伤害了他们的女儿。

一场伤害，行凶者伤害完了伤害就结束了吗？

不是的，没结束，受害者也不能自控地要去制造另外的伤害。

而这些杀人犯和让父母头疼的刘天晴，则让我觉得无比荒唐，我们是受害者，给我们带来伤害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而我们的父母也是他们小时候那个原生家庭的受害者。

我们都受到了伤害，但谁该被责备吗？

没有人！

就是这么可笑，没有人该责备，但是我们所有人却都受伤了！

拿重男轻女来说，女儿受到了来自母亲的伤害，而母亲从小也是被外婆轻视着长大，母亲和外婆从小就见到身边的人都重男轻女，受了伤害的她们只能认同“女孩就该被轻视”来减少自己的难过与失望，女儿究竟能怪谁呢？

母亲吗？

母亲也是受害者，是这个重男轻女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母亲的母亲亦然。

但原生家庭的伤害是真实存在的，它那么痛，它影响我们如此之大，究竟谁要来为这些伤痛负责呢？

文写到此处，我突然知道了答案。

本来想写，希望编剧能在后面的剧情里解答我这个问题，现在，我突然恍悟，只有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为原生家庭的痛负责，除了自己，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帮自己了，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自己并不是加害者！

突然觉得王律师这个角色的名字是“王赦”说不定是编剧藏了深意在其中。

赦免给我们伤害的原生家庭，赦免精神病人犯下的错，思聪住院治疗后，曾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流利地说着对不起，一遍又一遍！

这部剧还大量着墨于精神病人的问题，着墨于精神病人的污名化。

我是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精神病人只是生病了而已！

看到讨论区有一网友发表问题，给精神病人免除刑事责任真的合理吗？

合理的。

患了精神分裂的思聪有幻听，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想法，他们有时可能认为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但事实并没有，于是犯下伤人乃至杀人的罪行；也有可能他们幻听到的内容是教唆他们去伤人。

最后，希望受到原生家庭伤害的人，能为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伤痛负起责任来，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

也希望社会对精神病人能多一些的包容，即使不能做到，也不要去歧视他们，不要去污名化他们！

我觉得看书或者看影视作品，是不是可以注意下，没有必要一直从作者想让你看的角度去看，可以适当换个角度。

之前在B站看了些评论，感觉人和人的差别真的蛮大的，有些人说别人不理解那个律师的话就是法盲云云，我倒是觉得这类人是属于容易被编剧带着走的类型。

我以前看东野圭吾的《信》，一开始站在主角的角度觉得他可怜，但是后来主角所在公司的老板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为什么社会要排挤凶犯的家属，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凶犯在犯罪之前要想想自己的罪行会牵连到家人。

我觉得老板这段话看似不讲理，其实是有道理的。

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你所在小区有出了个无差别连环杀人犯，你会放心地让自己的小孩和他的小孩在一起玩吗？

趋利避害，人之常情。

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

我去拯救罪犯的家属，那我的孩子出事了谁来拯救啊？

凶犯妹妹声嘶力竭地对着宋乔安大吼，说还让不让人活了。

“你失去的只是你的亲人，我失去的却是12345啊”。

而宋乔安的儿子却是被你的哥哥杀死再也回不来了。

凶犯妹妹当着宋乔安一口一个“我哥”的时候，仍没意识到造成她家困境的不是宋乔安，而是“我哥”。

试问，不苛责凶犯，倒苛责受害者及家属，有这样的道理吗？

你的圣母心能不能分一点点给受害者一方？

有人说，即使死刑，受害者也回不来了。

这简直是屁话！

照此逻辑，监狱也是没必要的，关几十年，受害者也回不来了，要监狱干嘛，杀了人让他道个歉就可以走人算了，或者道歉也是应该省了的。

实际上，这就是羞羞答答的宣扬宗教废死观念而已，你直说嘛。

至于该律师，口口声声要追求他的正义，什么搞清真相预防犯罪云云，至于他追求自己的正义的这种行为有没有副作用，对受害者家属的伤口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在大义名分的大旗遮盖下是不用管的，泼粪也泼不醒他。

社会再如何发展，也不可能处处完美，你这样搞，让那些在社会上艰难挣扎却坚持善良没有去犯罪的人情何以堪？

当你追求的所谓的大善给很多人造成伤害的时候，何不让自己退一步？

还不如多去行些小善吧，比如关怀下家人。

就拿该律师来说，泼粪也泼不醒他，依然自以为是，直到老婆流产，他总算有点知道痛了，才算是有所改变。

老婆流个产他就痛，那些痛失亲人的受害者家属的家属，在他眼里算什么呢？

不懂大义的愚民？

该律师说民主和法律不应该用来讨好大众，可对民主和法律理解错误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吗？

民主不就是用来讨好大众的吗？

而法律，中学就学过，维护秩序的工具。

就拿这起随机杀人事件来说，犯罪事实清楚并且审了2年，该律师也不否认是该判死，除了最后没让见家属（我印象中大陆一些恶性杀人案件在执行死刑时都会安排见家属，保障这一权利），其实法律上没什么不对。

也可能是编剧要编个漏洞出来，给该律师一个情绪鸡冻的理由。

至于受害者家属的痛，对该律师来说没什么好鸡冻的，反正痛不到自己身上。

关于该律师的行为，再多说几句。

这个社会上，做任何事，都是需要成本的。

法律是一种维护秩序的工具，这种工具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

该律师说要做好预防善后，阻止犯罪再发生云云，这种言论本身伟光正，但是你应该自己去付出，你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调查，比如去研究犯罪心理学——而不是慷他人之慨，让受害者家属为你付出成本（肆意刺痛受害者家属感情而不自觉），让家人为你付出成本（不顾及自己家人的感受），甚至认为法律公器应该为你付出成本（法律作为一种工具，没可能满足你的全部伟光正要求，一起事实清楚的无差别杀人案审了两年也算可以了吧，如果凶犯一直不说动机，是不是再拖二十年给你找原因？

），然后还对着家人大喊大叫发泄。

巨婴一个。

说什么，调查出原因好阻止犯罪。

是的，这是重要。

那慰藉受害者家属就不重要？

该律师有没有意识到，法律处死凶犯，是一种交换，是代替受害者家属进行复仇，这是法律的责任，因为法律收走了受害者家属私自复仇的权利。

正因为死刑的存在，才避免受害者家属自行复仇当场去捅死凶犯。

日剧里有句话“即使是遭遇更残酷的命运，很多人也绝不会犯罪”。

社会再怎么发展，总有阴暗的角落。

就拿这起无差别杀人案来说，凶犯父母双全还有个妹妹，衣食无忧有钱上学，世界上比你条件差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父母和你沟通少，没让你读喜欢的专业，这是无差别杀人的理由？

那这世界该血流成河了。

如果是目标明确的复仇杀人，“调查出原因好阻止犯罪”还算有理由，无差别杀人这种跟KB分子差不多的行为，要预防，更应该做的难道不是危险品管制以及加强安检安保吗？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4V地区还跟风嘲讽过大陆的安检侵犯人拳神马的。

再多说几句：在豆瓣看到这么一条短评，“民众在斩草，政府在除根，媒体在浇水，只有王赦在研究土壤。

”

就这么一句空洞的口号，居然得了一万多个“有用”。

看来此剧可以起个别名：“我们与忽悠的距离”。

就种田来说，该除草就除草，该浇水就浇水，该改良土壤就改良土壤。

改良土壤是重要的工作，但并不是等于除草浇水反倒就成了“恶”啊。

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停滞，失业率高，民众缺衣少食从而普遍走向犯罪，这的确可以称为土壤出了问题，要研究土壤、改良土壤，这并没有错。

事实上，我国大陆政府的脱贫攻坚，才真正是这样一种改良土壤的伟大工作。

如果一个人是为了复仇，去杀了另外一个人，或者因为受到欺辱而杀人（例如辱母杀人案），虽然法律上仍然要做出相应的处置，但也可以去调查清楚犯罪原因，看看能不能避免类似的犯罪。

这或者可以对应为“浇水”的工作。

但是，并不是说任何案件都一定要问清犯罪原因，然后才处刑。

例如复旦投毒案，林某坚持不说出犯罪原因，抵死都要说是开玩笑，这不妨碍判他死刑并执行。

哪里有把“问清犯罪原因”拔高到不顾一切的道理？

莫非还可以因为凶犯不说犯罪原因，就一直不执行？

要真这样搞，反倒成了“恶化土壤”了吧。

反正不交代就可以拖着不执行，大家都去干吧！

实际上就是遮遮掩掩的夹杂宣传废死的私货而已。

至于性质恶劣的无差别杀人案，更不能把所谓的“调查原因预防犯罪”当成免死金牌。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

一个能够搞出无差别杀人的杂碎，再去搞清他的犯罪原因意义已经不大。

就以该剧来说，凶犯家境其实算还不错的，比他环境糟糕，而没有犯罪的人，多了去了。

这种情况下更实际的事情显然是“除草”，而不是作悲天悯人状转移焦点。

“土壤”不可能无限背锅、无限买单。

假设调查出原因，凶犯是因为得不到志玲姐姐，而犯罪，那是不是可以给每个和凶犯同龄的人发个志玲姐姐，解决问题？

假如凶犯觉得一个志玲姐姐不够，是不是发两个？

两个不够发三个？

“N大素球，缺一不可”。

巨婴律师的巨婴素球，剖开一看，就是这样的东东。

素球不谈成本，就是耍流氓。

从受害者家属的角度看，亲人阴阳两隔，或者是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或者是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宝贝没了，而凶犯倒可以一直吃着公家饭，对受害者家属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

如果受害者家属气疯了，去把凶犯家属捅了，巨婴律师又要如何去“预防犯罪”？

实际就是白左惯用的话术，从它给你看的角度，好像是这么回事；然而自己看明白了，却是另外一回事。

总评：一部三观极歪的矫情电视剧。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

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

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

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

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

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

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

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

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

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

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

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

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

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

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

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

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

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

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

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

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

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

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

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

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

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

》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

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

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

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

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

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

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

“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

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

“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

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

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

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

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

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

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

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

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

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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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这部新出的剧集口碑炸了。

一句话概括：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评分最高的华语剧——

这是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的一部剧集。

HBO大家很熟悉了，公认的“神剧制造机”，以黄暴污和高品质闻名。

台湾公视，是台湾唯一的非商业无线电视台，不受任何政府、政党及利益团体控制。

近年来，台湾公视出了不少高分电视剧，比如《麻醉风暴》、《一把青》等等。

往近了说，去年推出的高分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大胆揭露了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弊病，被誉为台版《黑镜》。

强强联合之下，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下文简称《与恶》）自播出就备受关注。

在开播当天，《与恶》就荣登Google台湾热搜排行第一名。

不仅如此，它在豆瓣也获评9.3的高分，提前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

从海报中就可以看到，此剧吸引了不少台剧的熟脸加盟。

比如金钟视帝吴慷仁，以及温昇豪、周采诗、曾沛慈等等。

但说实话，最让我期待的还是女主角贾静雯。

毕竟，这是她暌违台剧15年后的回归之作。

贾静雯在采访中表示，之所以参演《与恶》，是因为剧本深深打动了她。

而这个打动她的故事，围绕着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

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无差别杀人案”——它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案件。

现实中的无差别杀人案并不罕见，以台湾为例，从2009年至今就已发生了6起。

最严重的一起是在2014年，21岁的嫌犯郑捷，在地铁上砍杀无辜的陌生人，最终造成4死21伤的惨剧。

郑捷案新闻图在《与恶》中，这桩无差别杀人案的嫌犯，是一个名叫李晓明的学生。

他一共在电影院枪杀了9人，并造成21人受伤。

最高法院对李晓明的判决是死刑，二审依旧维持原判。

但这仍然难以平民愤，来自社会各界的网友们，恨不得马上杀之而后快。

可以看出，《与恶》从最开始就围绕着一起揪心的案件，以及激烈的矛盾展开。

但是，它又和以往犯罪主题的影视剧不同——它所聚焦的，并非凶手本人，抑或其作案手法与作案经过。

它所关注的是在事发后，案件的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以及在旁边的审判者、辩护者等人的不同态度，及其所面对的不同困境。

先来看看受害者家属，即贾静雯所饰演的乔安一家。

乔安是某新闻台的主管，他的大儿子死于李晓明的枪下。

从前的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工作狂，在受到痛失爱子的刺激后，变得更加疯魔。

对待犯错误的实习生，可以骂到对方怀疑人生。

你是中文课都在睡觉还是怎么样还是你是智障吗对不起可以解决你脑袋的障碍吗

在她严厉的管理下，下属直到临盆还坚持工作，羊水破了仍然奋战在直播第一线。

但是在夜深人静时，乔安就暴露出了最脆弱的一面。

长期失眠和梦魇，靠酗酒才能勉强入睡，忘记悲痛的现实。

乔安的丈夫，逐渐和她生出嫌隙。

就连她的女儿，也和她关系冷淡，甚至说出“你还不如和哥哥一起死了”这样的话。

一起凶杀案，对一个受害者母亲的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但作为加害者的亲属，他们的心理和生活就能好过吗？

事实并非如此——嫌犯李晓明的父母，为了赔偿卖掉全部家产。

不仅如此，两人还搬离了老家，每天戴着口罩，如蝼蚁一般卑微生存。

李晓明的妹妹，因为背负了“杀人犯亲属”的罪名，不得不改名，伪装成另一个身份生活。

即便如此，公众和媒体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停止。

哪怕当着所有媒体下跪道歉，依旧会受到各种良心拷问：下跪是发自内心的吗下跪是有人指导你们吗下跪不能换回九条人命

不仅李晓明的家属受到全社会的攻击，就连为他辩护的律师王赦也难以避免。

刚出法庭，就遭到受害者家属泼粪。

杀人者当诛，这是大多数人的逻辑。

但在律师王赦看来，罪犯也有人权，也应该受到司法程序的合理保障。

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去探究和调查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对于凶手的处置，法律自然有公正的判决。

但作为一个常年和凶案嫌犯打交道的律师，王赦想要的并不是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快感。

他真正想做的是对这些凶案进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可能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当然，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必定充满了重重阻力。

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认同他，认为他是神经病。

被害者家属不理解他，认为他在揭伤疤。

就连加害者的家属也不愿配合调查，因为不想再无事生非。

发现了么，这正是《与恶》的高级之处。

它没有落入大多数犯罪题材影视剧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窠臼，去刻画加害方犯罪手段的凶残，抑或去呈现受害方昭彰正义的艰辛。

它想要表达的主题，也并非简单地谴责某一个恶人或某一次恶行，而是试图去探究人性中最源头的恶。

因为“加害者”与“受害者”二者不能被标签化，“善”与“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错位——以《与恶》中的剧情为例，杀人犯是恶，但受害方去伤害杀人犯的辩护人和家人，这难道不是恶吗？

精神病人伤害民众是恶，但一个未证实身份的人闯入幼儿园，就被媒体污名化为精神病人犯罪，这难道不是恶吗？

可以说，《与恶》的野心就在此：让观众撕掉这层标签，放下关于“善”与“恶”刻板印象的藩篱。

正如主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

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观众自己决定。

”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此剧的编剧吕蒔媛。

吕蒔媛是台湾的金牌编剧，曾获得金钟奖“最佳编剧奖”。

她的作品，通常以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社会话题和角度为切入点。

比如关注殡葬行业的《出境事务所》，关注问题学生改造的《牵纸鹤的手》，以及关注同妻问题的《谁先爱上他的》等等。

《谁先爱上他的》剧照在写《与恶》的剧本前，吕蒔媛做了大量功课。

她不仅做了大范围的田野调查，访问了人权律师、犯罪心理学教授、精神鉴定师等人，甚至还现场观摩了两起死刑庭审。

而剧中李晓明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也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小灯泡妈妈抛出的这五连问，值得全社会深思。

而她的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与恶》中王赦律师的态度。

这绝不是对恶的妥协，而是冷静客观地对恶行归因，从而在源头上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与恶》的每一集，都以Youtube上的网友评论作为开场。

这些评论里，既有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讨论，但也充斥着无理智愤慨，甚至还不乏言辞激烈的网络暴力。

殊不知，有的人在惩戒“恶”的时候，已然成了恶的源头。

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本文作者：张不才< END >

从《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解读“为什么是我”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是2019年推出的社会写实电视剧，自从在3月份开播以来就受到一众好评。

全剧以一起随机杀人案件展开，从加害者、加害者家属、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媒体、律师的角度讲述了有关精神患者引发的具有争端性社会话题的电视剧。

最近，这部电视剧更是成为获得第54届电视金钟奖获奖项最多的作品。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 是看《与恶》时让我最有感触的一句话。

因为这不只是剧中一位精神病患者应思聪的问题， 它更是代表了所有在经受苦难时的人的心理：在医生告诉你(或身边亲爱的人)得重病的那一刻，你会在脑子里回想自己过去的一切，从出生到现在，到底自己是哪一个环节做错了，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是不是锻炼不够，为什么是自己(或身边的人)患上了这种病？

在发生意外交通事故、美国无数的枪击事件瞬间失去无辜生命的那一刻，留下的亲人会问为什么是我要来经历这一切，会小心翼翼地回忆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甚至可能会迷信的责怪自己之前做了什么错事而经历现在的报应，会试想无数个“如果”，“如果我...会不会就不会有现在的结局”。

如果问这个问题的不是当下的你，那你很幸运。

但即使幸运的你无法理解这些不幸，也至少不要责备、歧视、异样地对待那些当事人，因为像你一样，他们也并不想经历这些，他们可能只是没有你那么幸运罢了！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剧中患有思觉失调证 (精神病患者)的主人公之一，应思聪。

应思聪妈妈的家人有精神病史，所以应思聪和姐姐应思悦都有潜在患病的风险，这是他们从出生时就所无法选择的。

当然，有遗传基因并不能代表他们两个长大后一定患病，还有很多其它的不可控因素，比如周围的环境，和他人的关系，个人经历等。

但偏偏应思聪的经历或多或少的都对他的精神发展雪上加霜。

从小爸妈分开，被妈妈遗弃，被说成是妈妈的“拖油瓶”，拍电影早年成名后后期被监制嫌弃，被骂作是一个”loser” （失败者), 经历了心爱女孩的离开，搬到爸爸家后又和爸爸新认识的阿姨的不合等等，所有的这一切让他不知什么时候行为开始变得暴力。

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一心要拍自己的电影，急切地渴望在众人的责骂、背叛中去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废物。

《与恶》的镜头里呈现思聪的脑子里不断回忆的女朋友的片段和监制责骂他的片段让我们间接感受到了精神患者所经受的折磨，但是如果不是作为观众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观看了解思聪的经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就是一个行为暴力、让人害怕的精神病，没有人会了解他生活中不幸的遭遇和精神上的折磨。

幸运的是，他的姐姐应思悦和家人在认识到他患有精神疾病时及时的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尽管接受治疗后他已经变得完全不像原来那个帅气的年轻导演的样子了，变得语速缓慢，眼神呆滞、讲话时嘴角抽动、行动缓慢，但在药物的控制下至少在酿成大错对他人造成生命危害时得到了控制，在医院治疗后还可以回家吃药调养，在家人的照顾下可以正常的生活。

同样年轻的李晓明和他的家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剧里一开始便是年轻的精神病患者李晓明在电影院里随机杀人，造成九死二十一伤的惨剧。

李晓明事件是《与恶》的核心故事线，贯穿了整个剧集发展，连接了剧中的不同角色。

作为观众，我们从他的父母口中了解到李晓明从小很乖，听父母的话，是一位关心妹妹的好哥哥，当然，在剧中的人是不会知道这些的，因为出事后媒体的报道，人们只会知道他是一个伤害了九个人给众多家庭带去惨痛的一个罪该万死的神经病，不只他，甚至他的家人就算不和李晓明一起被判死刑，也应该一辈子活在自责当中，没有教好李晓明、阻止李晓明这惨绝人寰的行为就是他们一家人最大的罪过。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无论李晓明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的这种行为对至少九个家庭带去的伤害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剧中的主角之一宋乔安，剧中台湾品味新闻编辑台主管。

在这件案件之前，宋乔安一家四口，一儿一女，宋乔安夫妻二人都是媒体工作者，生活幸福，乔安对儿子天彦尤其偏爱。

然而就在乔安带天彦去看电影时，在乔安出去接个电话买杯咖啡的那个时间段，李晓明闯进了电影院开枪扫射杀死了九个人，而天彦就是遇难者之一。

这对乔安一家的打击是巨大的。

从此之后。

在公司里，乔安变成了一个对同事冷淡、不近人情、大声责骂员工的冷酷老板，在家里，不愿意和老公、妹妹谈起天彦的事情，不去触碰天彦的东西，不进天彦的房间，对老公和女儿天晴冷淡，最终导致婚姻出现问题，女儿天晴对妈妈乔安喊出“为什么你当时不和天彦一起死掉”的令人寒心的话，而乔安本身更是在精神和身体上都经受着巨大的折磨，每天用加班自己让自己不停的运作，可能这样才不会有时间去想天彦的事情，回到家睡不着的时候用酒精麻痹自己的焦虑，对丈夫和女儿对自己的指责，她也认了，自己已经完全被打垮深以为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甚至发出“希望自己当时没有出去接电话买咖啡而是和天彦一起死了，这样还会在丈夫和女儿心中留下一位好妻子好妈妈的印象”这样的感慨。

从乔安一家作为观众我们可以想象所有在此事件中的家庭都经受着至少同样程度的生活剧变和折磨，像剧中的大众一样，在面对这样惨痛的经历时，情感上我们总得找到一个对象去指责，去发愤，而这个对象理所当然的就是李晓明和他的家人。

李晓明被抓起来了，被判死刑，这还不够，九条人命他李晓明一个人的命怎么够？

因此媒体、大众会去找到李晓明一家人的住处，砸他们的店、媒体举着无数个话筒向他们发问、向他们扔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近的时刻了。

在所有的信息都一边倒的时候，都在指责一方时，我们很难理性地、带着批判性思维去看待问题。

所有人一起去职责李晓明一家人就是善吗？

李晓明一家人就是恶人吗？

尽管李晓明的行为罪不可赦，但李晓明的父母和妹妹李晓文又做错了什么让他们除了在深深的自责外还要经受所有人的指责、打骂？

网民在网上的留言责骂恐吓、在现实中对李晓明父母和妹妹的指责又想打到怎样的目的，大众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可能大多数人并没有，只是一味地从众泄愤。

李晓明父母和妹妹没有选择轻生可能是他们的心理够强大，但若是像剧中另一位精神患者的母亲一样，带着患有精神问题的儿子一起跳海自杀，人们看了这位母亲生前录制的视频才了解到她的儿子在学校一直受到校园霸凌，只有这样人们可能才会为自己之前毫无遮拦的言行而愧疚，若是李晓明一家也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回应大众的指责，这样大众不也是把这对母子、李晓明一家推向死亡边缘的刽子手吗？

可惜的是，到故事的最后，因为李晓明提前被执行死刑，我们也没能得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没有机会向应思聪那样告诉大家他的委屈，而大众也因为无法得知他的动机而去避免未来同样的惨剧发生。

同样对这个问题疑惑地是李晓明的家人，像他的妈妈说的一样没有人想花二十多年去养一个杀人犯，他们又何尝不是和大众一样不仅是对受害者愧疚，更是对孩子教育失败深深自责，大众不是李晓明，很幸运不会经历精神患者的遭遇，不是他的家人，不知道他们遭遇的全貌时，除了通过媒体片面的报道又做了怎样的努力有资格去职责李晓明和他的父母？

剧中唯一一个排除万难去了解事情全貌的角色就是王赦律师了。

本来以自己出色的业务水平能力可以完全向众多让人羡慕的律师一样去接让他赚钱的案子，但他却非要开自己的扶贫律师事务所来接赚不了多少钱却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经历的案子。

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通过和李晓明和他家人了解到李晓明案件的动机，身为李晓明的律师，他被人当面泼粪，但他却不以为然；后来又坚持为杀死两名儿童的陈昌辩护而遭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包括自己的岳父和妻子的不理解，因为他们都不理解王赫为什么要去为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杀人犯去辩护，但即使如此，王赫依然为精神患者陈昌辩护；最后，尽管王赫自己的女儿也被应思聪以拍电影为由而把一群幼儿园小朋友关到一个房间造成无数家人的恐慌，王赫依然为应思聪一家提供了法律咨询上的帮助。

一方面，王赫是剧中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知道只有通过和精神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的沟通，和医生的合作中找出这些杀人事件的动机而预防、避免同样事情再次发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有着别人所没有的同理心。

他的成长经历促使他从精神患者和他们家人的角度去了解事情的原貌，了解他们的苦疾。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她的妻子，从小生活在家庭优越的环境中，被父母宠爱，是父亲娇惯的小公主，是啊，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她又怎会了解到应思聪的父母分开、被母亲遗弃、被当作是废物、模仿李晓明杀人最终被母亲绑着一起跳海自杀的高中生受到校园霸凌的经历、手段残忍杀死两个小孩的陈昌就是想要得到死刑的心理？

剧中对于妻子对自己帮助众人唾弃的陈昌辩护的不理解，王赫的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

我知道接下来我这么说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但你真的很幸运......你有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你们甚至不用去担心你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个爸爸因为找不到工作，每天酗酒就打妈妈，我们没有办法好好读书，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很穷，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但有时候做一两个月就会被炒鱿鱼，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在不断的被否定当中成长的。

甚至有时候就会相信，那些在脑袋里面说出他们没有出息、没有用的那些人、那些声音，是真的。

”王赫面对精神患者作案别于常人的坚持和自身的经历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三岁被母亲丢到孤儿院，在幼儿园长大的他最亲的两个哥哥在中学时因去参加黑帮火拼一个当场死亡，一个背叛无期徒刑，他自己因迟到错过火车而逃过了像两个哥哥一样的下场，但他也曾经经历犯罪的边缘，尽管现在他是社会尊重的律师角色，但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总会留下印记。

就像他后来听了妻子的劝告，去接了某个帮一位企业老板的案子，挣钱更多也不会因为受到像为神经病罪犯辩护这样有争端的案件受到大众的指责时，但他却变得像一个机器一样，机械地每天去工作，挣钱，回家，只是挣钱，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没有使命感，眼神里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正义有情怀的律师了，她的妻子看出了这种变化，也终于了解了他所有的坚持，最终鼓励他去接他想接的扶贫案子，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他，在得到这样的理解后终于泣不成声！

这部片子当然也反应了很多其它的社会为题，媒体怎样能保持初心尽量给观众一个全面的报道而不是为了博得眼球片面地进行报道，精神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怎样得到更好的社会支持和关怀而预防减少类似于剧中的惨案发生，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如何避免盲从不自知地间接行恶等，但向思聪的发问“为什么是我”仍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因为透过这部片子，我看到社会上有三类人：像美媚那样的人，从小父母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长大后顺利考入大学找到工作，不知人间疾苦的人，那么你们很幸运，请珍惜你们所拥有的；像王赫那样的人，有过苦难的经历，但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和坚持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用自己的专业和影响力去改善社会的某些问题，这样的你们是值得尊重的；另外一种就是那些问“为什么是我”的人，这些人是受苦的人，他们可能生活贫困潦倒，可能身患重疾，可能身边最亲爱的人遭遇各种不幸，可能一直也不理解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不断地发问“为什么是我”，那么像剧中的宋乔平说的，请相信，可能是“因为你们比较勇敢”！

而幸运的人啊，即使你可能不理解苦难之中那些人的经历、心理、行为，也至少可以在了解事情的全貌前不要去看低、指责困于苦难之人。

.........你是不是在某个时刻也会有同样的心声发问，“为什么是我”................

简体中文在下方：非常喜愛呂蒔媛的劇本。

從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死刑犯和律師、被害人的家屬、加害人的家屬，以及電視新聞媒體和網路媒體的相互拉扯與假新聞，到探討精神疾病存在，幾乎把台灣社會現存的幾個大議題全都塞進這個腳本裡。

當然會憂心，這麼多的議題在十集電視劇裡能不能完整講好講滿？

卻也滿懷希望可以透過這樣不同角度的觀看，去討論在這麼忙碌、急促、高壓的社會氣氛下，每一個無法喘息的生活，要如何面對那些不斷壓向身上的重量。

期待在無差別殺人犯身上，可以找出些什麼答案？

在群體憤怒中還能看清楚無處可去的情緒是怎麼迫使我們的惡出現？

幾個角色的安排挺有意思的。

像是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很少會安排一個死去孩子的母親，是個將傷心轉移至工作而與家庭疏遠的女人。

這回角色互換，讓父親成為陪伴孩子的角色，母親不再嘶吼、喊叫也不以淚洗面，而是以其他的形式，讓她以悲傷將整個世界隔開。

從《植劇場》出身的陳妤飾演加害者的家屬李大芝，也是很難會被社會、戲劇關注的角色。

特別是她和父母的互動、在事件發生後他們所經歷的，都是台灣社會少數會被探討、甚至是集體霸凌指責，更別說有誰會去在乎這些人的情緒是不是也需要被照顧和安撫？

把李大芝和宋喬安放在一起，再將辯護律師和被害者的父親連結在一塊，最後再讓辯護律師也經歷一場驚心動魄、繪聲繪影的挾持事件。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每一個人在生活上經歷的，都不是我們表面看到的模樣？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待我們認為不在常軌生活的人？

這部電視劇會稍微解開一點點，那些常常被拿出來討論，但又沒有共識也沒有結論的議題背後形成的因素嗎？

我們真的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理解這些加害者背後的動機而加以預防和改善嗎？

前面兩集就把劇情的主幹、旁枝舖好，不知道後面會讓故事走到何處。

但看著有人從媒體端下手寫下這個故事，去審視大眾與媒體的關係、媒體之於大眾所扮演的傳播角色，是如何左右我們看待事件本身的角度，好讓觀眾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呂蒔媛的劇本一直都挺有愛的，期待後面的故事發展，期待更多不同的視角解開這個極度壓迫的社會裡的糾糾結結。

（是說編劇都會自己軋一角嗎？

哈哈）延伸閱讀：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一、二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三、四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五、六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七、八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九、十https://link.medium.com/S1j5kWs9jV非常喜爱吕莳媛的剧本。

从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死刑犯和律师、被害人的家属、加害人的家属，以及电视新闻媒体和网路媒体的相互拉扯与假新闻，到探讨精神疾病存在，几乎把台湾社会现存的几个大议题全都塞进这个脚本裡。

当然会忧心，这麽多的议题在十集电视剧裡能不能完整讲好讲满？

却也满怀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不同角度的观看，去讨论在这麽忙碌、急促、高压的社会气氛下，每一个无法喘息的生活，要如何面对那些不断压向身上的重量。

期待在无差别杀人犯身上，可以找出些什麽答案？

在群体愤怒中还能看清楚无处可去的情绪是怎麽迫使我们的恶出现？

几个角色的安排挺有意思的。

像是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很少会安排一个死去孩子的母亲，是个将伤心转移至工作而与家庭疏远的女人。

这回角色互换，让父亲成为陪伴孩子的角色，母亲不再嘶吼、喊叫也不以泪洗面，而是以其他的形式，让她以悲伤将整个世界隔开。

从《植剧场》出身的陈妤饰演加害者的家属李大芝，也是很难会被社会、戏剧关注的角色。

特别是她和父母的互动、在事件发生后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台湾社会少数会被探讨、甚至是集体霸凌指责，更别说有谁会去在乎这些人的情绪是不是也需要被照顾和安抚？

把李大芝和宋乔安放在一起，再将辩护律师和被害者的父亲连结在一块，最后再让辩护律师也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绘声绘影的挟持事件。

我们到底要用什麽样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人在生活上经历的，都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模样？

我们到底要怎麽看待我们认为不在常轨生活的人？

这部电视剧会稍微解开一点点，那些常常被拿出来讨论，但又没有共识也没有结论的议题背后形成的因素吗？

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加害者背后的动机而加以预防和改善吗？

前面两集就把剧情的主干、旁枝舖好，不知道后面会让故事走到何处。

但看着有人从媒体端下手写下这个故事，去审视大众与媒体的关係、媒体之于大众所扮演的传播角色，是如何左右我们看待事件本身的角度，好让观众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吕莳媛的剧本一直都挺有爱的，期待后面的故事发展，期待更多不同的视角解开这个极度压迫的社会裡的纠纠结结。

（是说编剧都会自己轧一角吗？

哈哈）延伸閱讀：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一、二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三、四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五、六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七、八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九、十 https://link.medium.com/S1j5kWs9jV

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

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

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

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

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

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

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

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

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

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

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

而现在呢？

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

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

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

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

“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

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

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

“

昨日发生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令人震惊。

视频中一名男性行凶者持刀劫持一名男童与警察对峙，最后被狙击手就地伏法，沿街群众拍手称快。

据悉该男的行径已经造成1死7伤的悲惨结果。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报复社会的无差别杀人行为（对象还是孩子们）简直禽兽不如，其罪行人神共愤，简直人人可以诛之。

虽然作为一名法科生，但我也赞同以上观点，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也符合我们祖先为何执意血亲复仇的人性基础。

但笔者注意到新闻视频中显示该犯罪人拿着喇叭在咆哮着什么，微博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追问该凶手报复社会的原因，但更多人留言的是诸如“什么都不是他伤害孩子的理由”、“选择抗争命运的方式决定了英雄和畜生的区别”、“以后劫持孩子的一律当场击毙”等略带情绪却无可指责的话。

刚好笔者这两天在看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短短10集的电视剧去年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现在豆瓣的评分是9.4分。

这部剧根据台湾前些年真实的犯罪事件改编，主线剧情讲述的是一名男子在电影院无差别开枪杀人造成9死21伤，辩护律师仍锲而不舍地了解其犯罪动机，从而开启了众人内心的秘密和身份连结。

看完这部剧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一般人如果面对这种案子，首先想到的是谴责和唾骂“恶魔”凶手。

而这部剧中的律师想的是什么呢？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慢慢了解到他想了解该无差别杀人魔人为何犯罪，是什么怂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或有只有知道其犯罪的真正原因才能给社会以警示和善后预防，也是为了防止汹涌“民意”对罪犯的任意裁决以捍卫司法的程序尊严，或许更重要的是与罪犯沟通和倾听，给罪犯自己以内心救赎，帮助家属走出心理阴霾和生活困难。

然而在该剧中，很少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替“恶魔”辩护，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的执着。

但看完这部剧我们也许会大概会明白，一个罪犯走上犯罪的道路从来都不是都不是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往往是家庭环境、遗传疾病、个人遭遇和社会环境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出身贫穷、家庭有问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心理遭受创伤，工作机会少。

因为我们没有罪犯的人生遭遇，很难理解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行为机理。

所以我们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发泄和责骂，虽然这没有错，是我们的人性使然。

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们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回到昨天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视频显示该凶手劫持儿童期间要找一名记者反映情况，网友透露出改名男子反映的情况是父亲在文革时被批斗，母亲带大了孩子又被贪官污吏弄死，后来他吸毒，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原谅和接纳他。

我承认这一切都不是无差别杀人和报复社会的正当理由，凶手也应该被“千刀万剐”。

但有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那就是他犯罪的原因，该凶手已经56岁，人生过半，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人世间一定有他留恋的东西，这种连自己命也不要的劫持行为一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举动，是什么导致他不惜以死来“报复社会”？

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曾说：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

也许只有了解其犯罪动机才能完善社会政策阻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说：“犯罪是一种由于人的不可避免的弱点而产生生的社会现象，犯罪是社会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尝试从社会本身中寻找犯罪原因。

”我们再回望改名罪犯的童年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批斗对他家庭的摧毁，他在幼年经历了人性的至暗时刻，丧失双亲使他不能得到父母的关爱，或许心理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创伤。

他对害死他母亲的贪官污吏充满憎恨，认为这些人把持国家，以至于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愤恨。

或许是因为时代和家庭的原因，他没有再继续接受教育，而是走上吸毒和犯罪的道路，这时已经没有能纠正他的父母和老师了。

然而他选择了戒毒，但出狱后因为社会的就业等诸多歧视而始终不能回归正常生活。

以上的种种的原因，最终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他或许年轻的时候努力过，但还是失败了，并且要承受社会对loser的歧视。

我们回望整个过程，他或许有很多机会，社会和其他人可以为他做的也有很多，比如监狱对他进行再教育或帮他找一份不被歧视的工作，社会也不因他的吸毒史和犯罪史对他冷眼相看。

如果个人和社会能够相互促进，或许能够避免这次悲剧的发生。

以上这些个人看法并非为了证明其无罪或为了为其减少道德批判，这也是不可能的，笔者如果是受害者的父母说不定恨不得亲手宰掉凶手。

但正是因为只是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提醒笔者要看到天平的两端。

这部剧中中王赦律师说：他（罪犯）可能是一个罪人，但不一定是一个坏人。

也许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或许只是我们足够幸运，而“他人即地狱”的视角来源于我们对同胞同情感的缺失，有些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是结果正义而忽视了过程的正义，这个过程是在施害者一方。

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原因复杂或已属无奈，在犯罪发生前，他理应被发现、被关照、被合理对待，让他们真正有尊严的融入这个社会，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和他人的爱，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或许是避免类似悲剧的最好方式。

八年前，在311東北大地震四個月後，坂元裕二執筆的一齣探討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開始在富士電視台週四晚上十點播映。

在當時這齣劇引起的討論度不能算高，即使它是日劇學院賞少數獲得大滿貫的連續劇，但最終平均收視率，是慘澹的個位數9.3%，創下了最佳劇集獎最低收視率的歷史紀錄，就在同一年，日本電視劇其實還有另一個傳奇── 那就是引起大量討論度、最終話拿下40.0%的《家政婦三田》。

那年年底，推理作家我孫子武丸在推特上寫著：「如此優秀的演員、如此優秀的劇本，如此說不定五十年才有一部的奇蹟般的完美之作，竟然是這樣的收視率？

與此同時，《家政婦三田》竟然超過了40%！

好吧家政婦我也從頭看到尾了，看起來是不用動什麼腦子，但仔細一想，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啊，日本的觀眾都是白痴嗎？！

」 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無關，即使拿到現在來播，《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故事，也絕不是淺顯易懂會有好成績的題材，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答案。

會開始寫這故事的契機，在某日跟導演永山耕三喝酒聊天時，偶然提出的概念：「某天妹妹放學回家時，發現家門口圍繞著大量新聞媒體，因為哥哥殺人被逮捕了，而過了十幾年後哥哥被釋放後，而妹妹深信哥哥會再度犯罪」，坂元裕二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在完全沒有考慮劇情發展及結局要怎麼收尾，相當乾脆地（在知道收視率會很難看的前提之下）寫完了這個故事。

正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任何立場，寫到中間第七集時，當時初次合作的滿島光無法認同自己所飾演的角色的某個轉折，在讀完劇本的當下，就提出「如果坂元先生不把這個部份改掉我就辭演」的要求下（其實滿島光本人也很緊張），坂元裕二再度重新審視自己想法，大幅改寫劇情，最終，完成了我孫子武丸口中的完美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但是，坂元裕二卻在寫完這齣戲後，整整沮喪了一整年，不是因為收視率，而是因為自己還是不懂。

雖然事先做了大量的背景調查，少年犯的案件資料、失去孩子的母親日記、新聞媒體、紀錄式書籍的案件報導，他理解被害者家屬的悲痛，也了解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但是關於加害者的心情，卻是在哪都無法讀到的訊息，直到最後也沒辦法搞清楚。

」 當你在看《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最後一集，就能深深感受到坂元裕二將這種「無法理解」的心情，寫進風間俊介飾演的殺人犯角色裡。

因為坂元裕二寫了無數次讓瑛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要努力感動兇手的場景，就在好幾次觀眾都覺得他們要和解的同時，而兇手卻仍還是無法理解，裏足不前，究竟是為什麼呢，沒有人能知道。

就算坂元裕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寫一個突然良心發現的兇手，然後一切走向了最完美的快樂結局，但他並沒有，因為他知道在自己還無法理解的情況，他無法這樣簡單草率的結束這些人物以及這個故事，在電視劇必須十一集完結的狀況，於是，他寫完了這齣戲，走向了下齣與瑛太合作的「婚姻」及下下齣與滿島光合作的「母親」兩部作品（那又是另外的兩個故事了）。

而那樣的終點，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覺得很感動的部份。

因為，這齣戲極有可能可以了結坂元裕二心中的遺憾。

看到現在將近一半的第四集（我看的很慢），我覺得這齣戲的野心很大，想討論的社會案件不少，而敘事支線也不少，除了包攬了坂元裕二想說的概念之外，還有新聞及社群傳媒議題、人權律法議題以及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在每條支線裡及每個人物裡，寫進各自的無奈與悲痛。

透過這樣細膩的敘述手法讓觀眾產生共嗚，而引發的探討風氣與討論程度也遠比當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還要來的深遠，台灣的連續劇打開了新局面，這也是我覺得這齣戲最讓人感動的部份。

因為要寫出這樣的傷痛，並不是摳開結痂讓它一次又一次地流血，而是要讓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真正地選擇走向「對自己和解」的最終解答。

我深信這樣的連續劇，一定能是推動社會繼續往前走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