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我因为奇怪给《觉醒年代》打一星的人是怎样想的，就特意去看了豆瓣部分的一星剧评。

非议主要集中两点：其一，认为太多的政治说教，可本来就是一部表现政治思想的剧，更是百周年献礼剧，有些政治理念宣传也难免。

我个人觉得还行，新旧阵营你我来往的语言文字交锋，煞是好看。

认为政治说教偏多的人，有些大概是不认同或者不感兴趣剧里的意识形态；其二，从风格技巧上批评剧，比如，镜头和情节的浪漫美化，有些细节和历史不尽相符，等等。

让我想不明的是：即使以上两个问题都存在，它也不应该只值一星。

影视作品很难尽善尽美，《觉醒年代》也不例外。

不过《觉醒年代》有两方面的表现做得特别好，一是家国情怀，二是热血青春。

《觉醒年代》剧照家国情怀和政治立场没有必然关系。

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已经流淌了两千多年，从屈原在汨罗江的纵身一跳、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宏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家国情怀就已经存在。

所以，当看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国为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经危蹈险、不惧牺牲，即使不是信仰主义的观众，依然能够感动、也应该感动。

因为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不屈、不灭的精神和灵魂，他们才堪称中国人的真正脊梁。

至于热血青春，我相信今天的青年人，能从《觉醒年代》看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些青年，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而去读书求学，是将民众幸福和民族前途时时牵挂于心。

陈延年、陈乔年以及北大等校的那些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激情满怀、甘洒热血，而不只是成天算计着个人的前途和利益。

可以说，《觉醒年代》关于青年的部分，让我们看到的竟然是一部没有任何无脑恋爱，甚至连有脑恋爱都欠缺的青春片。

将近现代革命历史人物以青春偶像的形式展示，起源于2007年播出的描写青少年毛泽东及其同学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剧不仅豆瓣8.9分，更在当年就取得了收视率的成功。

《恰同学少年》以青春偶像剧的形式反映革命先辈的少年时代这种拍摄方法，在康洪雷导演的描写留法勤工俭学的《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得到延续，这部剧至今在豆瓣有9.2的高分。

这种风格进而影响到今天《觉醒年代》描写青年成长的部分。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剧照，右一是《觉醒年代》也有的陈乔年，他是《我》剧少有的有爱情线的角色这些电视剧的相似点在于，青年人物外形没有完全遵循真实的历史原型，而是不同程度上予以美化，使得人物具有类似青春偶像的形象气质，又凸显了历史人物本来应该就具有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此外，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细节反面，做了一定程度的丰富，强化了人物的情感关系和人物冲突。

这些做法提升电视剧的可看性，尤其是对于当代年轻人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担心，这样或许会造成对历史的美化式、浪漫式、戏说式的呈现。

我的看法是，影视本来就不是历史的简单还原，更是基于历史的二次创作，对历史有所增减和升华。

只要人物关键性格和主要命运于史有据，人物外形或者部分细节脱离历史就无关紧要。

何况影视作品对历史人物青年时期的外形，加上美丽滤镜，其实不乏现实的依据。

前阵子从新闻看到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17岁的照片，张桂梅校长的事迹无疑非常感人，不过她今天的外貌和世俗眼中的美丽却不沾边。

但从照片看，她十七岁的形象却青春可爱。

每个人都曾经年轻过，十几岁、二十多的姑娘小伙很少有真正丑的人，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何况是那些投身于理想和激情的青春。

在大部分主要人物、背景和情节依据历史的前提上，虚构了少部分人物，又在人物和故事细节做了细化和扩充。

从影视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进步，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人物才从历史属性的形象，发展为兼有历史属性和文艺属性的形象。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一样。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不喜欢电视剧中呈现的意识形态，或者一些对历史进行偶像化、浪漫化的展示，就无视电视剧中那些最感人的核心——家国情怀、热血青春，我有时怀疑他们是否被自己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眼光，或者每当谈起影视，就永远停留于故作冷静的技术性审视。

他们可能没有真正年轻过，没有拥有过属于自己的热血青春，自然也就缺乏这种共情。

历史课本版面金贵异常，多少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大人物也仅能有立锥之地，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也各自只有寥寥的几张标签，基本都是扁平的二维纸片人。

《觉醒年代》之所以获得赞誉，除了导演运用诗意镜头、节奏调度的功力强，让全剧始终能点燃观众情绪，更在于编剧塑造人物的技巧十分娴熟且足够接地气，他把三位的性格折叠面在细节中徐徐展开，使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成为了有温度的人的往事。

想聊聊他们，还因为这仨有个非常巧合的一个共性：陈独秀出生于1879年，蔡元培正好大他一轮，胡适小他一轮，都属兔，也是为啥他会称蔡为“狡猾的老兔子”，新文化运动当时亦有“三兔闹北大”的说法。

01 陈独秀你怎么什么都要跟别人不一样啊？

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县，原名“陈庆同”。

呵，同是不可能同的父亲和祖父去世很早，后来的主要抚养人——母亲慈爱大哥温吞，这样的家庭构成使得他较少受到旧式父权的约束，能自由恣意地释放天性。

成为了一个从小到大一直特立独行——且很笋的同志。

真·陈毒笋十七岁考科举是为了敷衍母亲，拿到考题觉得十分不通，于是“ 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后来考乡试，备考前看到有个胖子拿着自己的得意文章在考场上踱来踱去还念念有词，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到：“好！

今科必中！

”他像看新鲜一样出神地看了人家半天。

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有如此这般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

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

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实庵自传》动不动骂人的习惯延续一生，后来创办了《新青年》更是有了用武之地，一篇讨旧檄文《文学革命论》，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妖魔”！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颇有些孙猴子的架势。

新旧错杂交替之际，现代性来袭，激荡的时代潮流需要这样一个激烈的叛逆者集结合力，撑起这个节点。

独秀们幸运地生对了最需要反骨的时代，世界已准备好接受他们的本能喷涌而出。

02 猫脸团宠胡适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一个一辈子不愿意给周围人看一个脸色、不愿说一句让别人不舒服话的全乎人。

永远挂着接纳对方的“我的朋友”式微笑，既愿与世界和睦相处，欣然融入其中的能力又很强，是独秀们的反面。

孟邹兄无处安放的小手手张爱玲曾形容他：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年少时有不少散发人间烟火味的荒唐小嗜好（打牌捧戏子打茶围喝花酒）、金钱方面既慷慨又抱着自信的流水态度，这样内心一点不拧巴、人生态度写满积极二字的人，释放不了太多黑色能量，作品犀利深刻程度难免就又不如树人们，这也是为啥迅哥儿的文穿透力极强，篇篇气势汹汹地直冲着人晦暗的心窝子里去，而胡适的文对比之下就显得手下留情许多。

这点小时候深受好脾气的母亲影响，看多了旧式家庭里妯娌间疙疙瘩瘩的日常负能量交换，觉得“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

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样的人际交往原则指导下，胡适的好人缘简直爆棚，家里永远高朋满座，对各类社会人士包括贩夫走卒通通来者不拒。

1958年，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他台湾南港新居作客6日，然后问他：“胡先生，据我揣测，您生平醒着的时间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会客，对不对？

”胡适想了想，说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即使晚年因反对威权主义与蒋介石几近决裂，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后，那个公认气量狭窄、僵硬且无趣的人，仍然评价他“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并献上那幅著名的挽联，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03 都说你蔡元培是摸不得的老虎屁股蔡元培最著名的身份当然是教育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一手把北大送进一流学府行列。

这八个字看上去春风拂面的很温润，在当时各种思潮割据的薄弱共识基础上实则难于上青天，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绝唱。

蔡元培22岁中举，25岁经殿试点进士，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等于全国统考第三十七名，而且人家家里还是做小买卖的，还不是家族积累了好几代的所谓书香门第。

少年得志的真学霸。

然而他虽为体制中人，属既得利益阶层，性格却十足热血，看到清廷在甲午战争庚子大劫中接连被毒打，逐渐从崇尚维新走向教育与革命并举之路。

当时的小蔡最佩服肝胆照昆仑的侠士谭嗣同，认为革命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暴动，二是暗杀。

不仅自己制炸弹搞恐袭，还干过一件特别豪气干云的事情。

苏报案后邹容惨死于狱中，他冒着杀头的危险从化人滩荒冢地义庄偷出遗体，在愚园中公开追悼。

暴力元老&最强校长，这两个南辕北辙的标签神奇地互洽在蔡元培身上。

我一直觉得国民党是个有暗杀情结的组织，根子搞不好就在蔡元培这帮人的光复会这里——它的前身是陶成章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专门行刺清廷要员和慈禧太后。

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掀起了那么大波澜，北洋政府倒蔡意愿那么剧烈，临了也没能动他分毫。

毕竟这样脸上堆笑嘴上客气却黑白两道通吃、桀骜如辜鸿铭和周树人都拜服的社会校长，惹不起。

电影公众号：东门捷径小V有点不一样的影剧深度长评，没事儿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鸭(づ￣3￣)づ╭❤～

毛泽东的出场竟然是两分钟的奔跑。

在央视一套播出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

在这两分钟中，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转场镜头，重点要讲的是《青年杂志》出版以后，对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剧情会直接打上字幕：长沙，然后是人物在谈话，《觉醒年代》这种写意的表达在同类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不得不说，这两分钟的“奔跑”，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将今天的观众拉回到历史情境中，并且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

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独有的魔力。

也因此，尽管这段戏不长，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觉醒年代》中扮演毛泽东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

在过去的10年中，侯京健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但比起唐国强和王霙，侯京健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够出圈。

1、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双雄”世界上本没有“特型”，演得多了，就成了特型演员。

在世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王霙与唐国强最有名望。

王霙从1991的电影《开天辟地》开始，演了30年毛泽东，唐国强从1996年电影《长征》开始，也当了25年特型演员。

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演员与角色过于离谱的年龄差，显然是重大革命历史剧所排斥的。

《开天辟地》因而，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在不断迭代中。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献礼剧展播年”。

作为标配，“伟人剧”在献礼剧占据很大比重，2021也成为毛泽东特型演员“八仙过海”的一年。

从作品体量来看，侯京健与王仁君毫无疑问是青年毛泽东的首选。

2009年，侯京健参演了电视剧《铁肩担道义》，首次扮演毛泽东，这是一部李大钊的传记剧，发挥空间有限。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由他主演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礼剧《毛泽东》。

在该剧中，侯京健与唐国强一起，完成了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的接力。

相比之下，王仁君就属于“后起之秀”了。

2019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

事实上，在此之前，王仁君也与“伟人剧”有渊源，他在电视剧《毛泽东》中客串了光绪帝，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扮演萧子升。

王仁君和唐国强相似，在扮演毛泽东之前，戏路很宽，已经有不少作品——当然，作品的经典性不可相提并论。

近年来，王仁君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军师联盟》中的曹植。

除了《古田军号》，在今年最重磅的献礼片《1921》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合作演员还有黄轩、倪妮、刘昊然、王俊凯等。

相比起电视剧，电影在选角上就要在“特型演员”与“明星制”中做到平衡。

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刘烨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种策略之下的选择。

然而，已经43岁的刘烨再扮演青年毛泽东，显然说服力不足，于是新人就出头了。

侯京健与王仁君的“江湖地位”，也表现在一个“同题竞争”上。

电视剧《红船》由总台央视出品，王仁君主演；而电影《红船：开天辟地》由中央党校与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侯京健主演。

2、唐国强为什么难以超越？

中生代演员两头占，同一个角色，既可以演青年，也可以演中年。

但不管是黄海冰还是保剑锋，两人在特型演员路上都不够深扎。

当市场“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演一把毛主席。

佟瑞欣是近年来新杀出来的一位中年毛泽东特型演员。

在2016年，他一下子在电影《难忘的岁月》《遵义会议》《勇士》，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四次扮演毛泽东。

《长征大会师》在总局牵头的重大题材剧《光荣与梦想》中，青年毛泽东由侯京健扮演，而中年毛泽东则花落佟瑞欣。

那么，为什么不像8年前的《毛泽东》，使用侯京健+唐国强的搭配呢？

因为唐国强很忙。

近期，唐国强除了当总导演，自导自演了献礼片《开国将帅授勋1955》之外，还有《跨过鸭绿江》《大决战》《香山叶正红》《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四部剧。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疫情之后开工的，唐国强显然分身乏术。

每一个重大献礼节点，都会新出一两位毛泽东特型演员。

比如，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是黄海冰（《开天辟地》）与谷智鑫（《中国1921》，谷智鑫之前也演过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

今年则是王雷。

在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百炼成钢》中，他起用了合作过很多次的演员王雷扮演了毛泽东一角，这是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的新面孔。

让我们回到开篇，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如何迭代，新出现的特型演员都没有唐国强那样的国民认知度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只是唐国强演员道路的一次拓展。

在扮演毛泽东之前，他已经留下不少传世角色，其中尤以诸葛亮、雍正两个角色最为经典。

第二，唐国强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剧”高手王朝柱的认可，由他编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太行山上》《换了人间》等剧，都由唐国强主演。

而这些剧，基本上都上过央一。

在王朝柱与唐国强合作早期，央视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播出平台，这也增强了唐国强作为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民间认可度。

第三，长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剧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

一般拍了也就拍了，播了也就播了，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从2020年开始，官方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变了。

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在一起》《石头开花》《山海情》等剧中，我们开始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

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主流的声音。

这种声音，不仅是上面在“对牛弹琴”，更要的是被下面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

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或许这样，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的“毛教员”会更加鲜活，而特型演员这条路也更有了奔头。

文/杨文山

1.李大钊：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

（《青春》）2.旁白：一九一六年，李大钊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青春》一文，文章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的人生态度，表达了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理想主张。

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青春的精神不断改造自我，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华。

3.陈独秀：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巫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用处，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新青年》创刊词）4.陈独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社会文学。

5.蔡元培：文化是政治的先导。

6.蔡元培：人和文化都是最复杂的。

7.陈独秀：选聘教授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8.蔡元培：文化研究维新还是守旧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嘛！

9.陈独秀：我从来不认为保皇就是无德的。

10.陈独秀：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

我反对的是政治尊孔，而不是学问尊孔。

11.陈独秀：教授为人师表，我们不能找一个坏人给学生做榜样。

12.李大钊：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

13.蔡元培：政治它是一门大学问。

14.陈独秀：在各种改革中，人是最复杂的，也是第一位。

15.陈独秀：用人啊，你就是要让对手找不出错误来。

16.陈独秀：凡事只有弄清楚性质，才不会出错。

17.蔡元培：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18.辜鸿铭：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

19.胡适：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

20.蔡元培：做学问的人，不能人云亦云。

21.辜鸿铭：我中华的学校是让人辨别是非、培养向上向善美德的地方。

22.辜鸿铭：我的辫子是有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

23.辜鸿铭：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24.辜鸿铭：何为中国人的精神？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

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纯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

25.辜鸿铭：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

26辜鸿铭：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

27.辜鸿铭：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 底底地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

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28.辜鸿铭：我们中国人过着是一种心灵生活，心灵，用同情心和心灵的力量来记事，要强于用头脑来记事，后者枯燥无味。

29.辜鸿铭：中国人比外国人有礼貌，这是在全世界都公认的。

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体谅，照顾他人的情绪。

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懂得自己的感情，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以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

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儿。

30.辜鸿铭：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31.刘半农：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

32.李大钊：主权才是国家最大的利益。

33.陈独秀：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这个国家的犯罪！

34.辜鸿铭：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我们温情敦厚的诗教、寓教于四夷之邦。

35.辜鸿铭：只要吾一出马，彼必定害怕。

只要吾一开口，彼必定望风而逃！

36.长辛店工人葛叔贵：这年啊，富人叫过年，穷人叫过关。

37.李大钊：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不懈地努力，才能够搭建通往胜利的道路。

38.蔡元培：我觉得争没有什么不好的。

39.毛润之：我希望可以为大家做些事情。

40.陈独秀：他日中国文化之兴盛，必源于今日之文学革命！

41.鲁迅：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狂人日记》）42.鲁迅：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

我可不得而知，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人，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折，难见真的人。

（《狂人日记》）43.蔡元培：读了豫才这部小说呀，我就感觉到有人用拳头朝我这胸口上猛地一击，尤其是最后这一段，他说没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他在问谁？

他紧接着又说：“救救孩子!”忧愤而深广啊！

44.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45.像一根火柴在黑暗中燃烧，黑暗的夜空出现了光明。

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吹开了人的思想自由翱翔的空间。

《新青年》的呐喊，就是躁动于母腹之中新生婴儿自由的歌唱。

红楼的曙光，就是点燃了天空中万朵红霞的那根火柴。

这声呐喊，招来了多少卫道士横眉冷对的目光。

这束曙光，引导着多少斗士勇敢地走向了战场。

（《红楼钟声》报幕词）46.张长礼：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陷。

47.陈独秀：感兴趣必须是必须的。

48.刘海威：不要拿别人的不公平来惩罚自己。

49.毛润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自律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就大事。

50.李大钊：道德是用来自律的，不是用来责人的。

51.毛润之：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

52.李大钊：凡是不劳动、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

53.李大钊：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54.蔡元培：宽容和厚道是我们读书人从小的习养，但是，宽容和厚道，它不是没有限度的呀！

55.林纾：金钱是小，人格是大。

56.鲁迅：任何人都不能去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结果只有一个，什么呢？

被碾着腿嘛！

57.毛润之：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大。

58.毛润之：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59.毛润之：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比任何民族都光明！

60.毛润之：同胞们，我们要努力，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61.林纾：文人与政客，道不同不相为谋！

62.日本记者：但是作为记者，我反对这种用花钱买新闻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对记者道德底线的一种挑战！

6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

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他们同类人看待，而不要当成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要被现实的政治羁绊！

64.郭心刚：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一个国家连主权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学术可言。

65.毛润之：在现实中上下求索，为天下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66.陈延年：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67.陈独秀：失败乃成功之母，结束即使开始。

68.陆征祥：我现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爬才能活。

69.汪大燮：一个再愚蠢的人，也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误。

70.陈独秀：变坐而议，为起而行。

71.陈独秀：让人民直接站起来行动！

72.陈独秀：民主与科学是不能脱离政治的。

73.许德珩：不独立，毋宁死！

74.许德珩：只要能唤醒中国的民众，我们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

75.陈独秀：你们以为唤醒一个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民族是那么容易的吗？

你们以为要扫除我们这个民族血液里面的麻木冷漠、惰性思维是一日之功吗？

那是要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的大事业！

76.陈独秀：革命者，岂可自绝于革命！

77.刘师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吧！

78.李大钊：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79.周恩来：简单的说，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要改造我们自身的思想，革新是革心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

80.陈独秀：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

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81.陈独秀：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82.陈独秀：革新派与保守派的争论是一种学术的进步现象，是学术之争，不是敌我之分。

83.陈独秀：争论问题，各抒己见，慷慨激昂，甚至双方会骂几句，这属于正常的。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新文化的发展都有这个过程，革新派和保守派是相对的。

今日的保守派，从前可能也是革新派；今日的革新派，将来也许是保守派。

世界进化的大潮流倘若没有止境，那么革新派和保守派的抗争也并没有止期。

即使再过一百万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界终究是革新和保守的抗争之世界。

84.陈独秀：我们和他们的争斗，说到底是社会变革的需要。

到了一定时候，生活条件变了，人们的新旧之争的认识也会变，甚至会逆转。

85.陈独秀：中国旧学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儒家孔学是中国旧学的一部分，孔教三纲是孔学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孔学本分之内的价值存在，我们并不反对。

86.陈独秀：我们反对将一部分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孔教三纲作为道统，我们也反对将全体的全体的全体的中国旧学踩在脚下，说得一文不值。

革新派为什么要攻击孔教三纲，除了它不适合现在社会生活之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87.陈延年：后人怎么看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问心无愧。

88.赵纫兰：我觉得天下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学校响亮亮的读书声。

89.李大钊：把思想觉悟和行动觉悟结合起来。

90.李大钊：我李大钊愿意当这个急先锋，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91.陈独秀：因为我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我的，更是你们的。

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

92.陈独秀：抗争，必须抗争到底！

93.陈延年：舍小家才能顾大家！

94.陈独秀：对我来说，在研究室就跟在监狱一样。

95.陈独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凭君珍重。

96.李大钊：当牛做马不是咱的命，咱的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97.李大钊：寻找新路而没有旗帜，就可能走上歧路，甚至是死路，所以说主义非常重要。

98.陈独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99.李大钊：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了你。

100.陈独秀：我们理想的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我们的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的情谊（陈独秀《新青年》）。

101.众青年齐诵：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青春，望尘莫及之忧哉！

（李大钊《青春》）102.陈独秀：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经渐渐在一班可爱的可敬的年轻人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陈独秀《新青年》）。

103.陈独秀：社会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社会改造：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都不要有虚荣心。

二、要打破继承的制度，要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许无产的痛苦、有产的安享。

三、要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要消灭私有财产制。

这样的社会改造要求我们要建立起两个信仰，即平等的信仰和劳动的信仰，人人都要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里总要有平等的劳动和劳动的革命。

104.陈独秀、李大钊：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劳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身！

（南陈北李建党誓言）105.陈望道：这个世界上最有用、最贵重的是做工的人。

106.李大钊：我们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八小时留给自己。

107.毛润之：我的信仰一旦确立了，绝不会动摇。

108.毛润之：中国共chandang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他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觉醒。

中国共chandang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这才是我们这个dang成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是中国共chandang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109.李大钊：中国共chandang的成立他不是偶然的，他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强探索的必然产物，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在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110.李大钊：“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我们共chandang人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111.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12.李大钊：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欢迎大家进行补充，谢谢！

）

作为今年最具话题度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高口碑、高收视率显然不能只用“献礼”两个字加以解释，其火爆的原因反倒在于放下了献礼剧的身段，用近乎谄媚的态度去投合当代人的兴趣取向。

除了个别不能褪下光环的特殊人物，《觉醒年代》几乎是根据当代人的口味与前理解重新塑造了一批历史人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根据生活逻辑在还原历史，但其实电视剧所呈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其中不乏扭曲与误读。

这也源自制作团队摸准了这个时代观众的脉，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情节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下注定没有市场。

今天的观众想看的是段子，是金句，是微视频、是表情包，是贴近生活的宝藏男，是轻松惬意的小故事。

而这些，在《觉醒年代》里几乎应有尽有。

观众可以看到陈独秀外出吃饭不带钱被儿子刁难，可以看到胡适反复强调妻子定下的“家规”，可以看到蔡元培光着脚在家里大声唱戏，可以看到鲁迅在《新青年》的编务会吃着茴香豆，甚至那个年代的先生们也会像当代人一样，不时地出去约个涮羊肉。

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确乎是将历史人物从教科书里请了出来，但走出了教科书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被请到了饭桌上，我们以为这些不再满嘴口号的教授先生被赋予了人性，可事实却是，人性真的那么简单吗？

人性只是同事间父子间忽远忽近，夫妻间相知相伴，同事间互相扯皮？

人性不是一方书案便是一个饭碗？

至少，人性不该脱离时代，真实的人性，反映的是人与时代的二律背反。

所谓“觉醒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满是枪炮和饿殍的时代，是一个激荡与惨痛并存的时代，人活在那样的时代不可能不被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体现于重大关头的命运选择，也可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从前者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艰难，从后者中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的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作为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底色却在《觉醒年代》中被毫无保留的抽空了。

剧中有这么两段。

其一是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经历汪孟邹创办《新青年》遇上了资金问题，陈独秀便叫汪孟邹请来了他两个有钱的朋友，以每幅二百大洋的高价卖出了自创的苦体字，并对两个朋友说以后每月都要买一幅，两个朋友欣然答应。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艰难这里不必细说，光是寻找金主的过程就是几经周折，如果陈独秀有本事拿自己的字换来上千大洋，那么《新青年》的问世时间恐怕要提前不少。

《觉醒年代》给人的感觉却是陈独秀云淡风轻地就帮《新青年》度过了危机，世人对文人的本事常有夸大，可文人求爷爷告奶奶时的苦楚却也因此被漠视了。

同样的还有李大钊。

李大钊自日本回国任北京《晨钟报》主编，路上遇到了长辛店的工人葛树贵及其妻子，李大钊欲慷慨解囊，结果苦于无钱，就把葛树贵带到了当铺，当了自己的衣服皮鞋，结果钱还是不够，又把葛树贵带到了报社编辑部，提前预支了自己的工资，而后又将自己的衣服皮鞋赎了回来。

先不论剧中人能提前预支工资，为什么还要到当铺走这一遭，几十大洋，随手就能预支得到，李大钊这个早稻田大学的肄业生果真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可历史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并不是活在一个有红利的时代，他们各自不愁吃穿是进入北大做了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之后的事，且在那期间，二人也亲身参与过面向教育部的讨薪。

但《觉醒年代》让人感觉好像在那个时代搅弄风云的知识分子都不缺钱，薪水高倒是事实，但如鲁迅一般多收入的先生还要在日记里算算小帐，只因钱既不能安稳地赚，也难安稳地花。

先生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学生。

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开场本来是工厂苦力，没过多久变成了街边报童，卖着《新青年》，没过多久又变成了《新青年》编务，在今天完全可以算作白领阶层，生活改变得就是如此轻松。

而以长沙教员为代表赴京筹备留法事宜的青年学生，经过多少次门路不通，捱过多少饿，受过多少冻，电视剧更是只字不提，教员出场一身干净白袍，看样子也没吃过多少苦。

这是剧中隐去的个人之难。

若说时代之难，在剧中不是被隐去，而是大量缺席。

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旁白和漫画就会占据荧幕。

在讲到五四运动之时，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字句更是在人的耳畔萦绕，火烧赵家楼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也只是存在于学生们事后的回顾，既说觉醒，为什么不直接表现这些？

资金不够？

场外因素？

还是其他？

原因难说，但因为少了历史上确存的暴力和流血，电视剧的整体风格却是更加浪漫写意了。

从观众的口味来看，学生暴动当然不够好看，还不如把时间交给陈延年和剧中女友，让他们在军警的枪托下抱一抱，刺激那些爱嗑CP的观众贡献点弹幕。

素材的选择往往间接表明了电视剧的制作本位。

不能说《觉醒年代》完全以流量为本位，但流量绝对是全剧的重要关照对象。

想要流量，就不能太沉重，因为当代人追求着安逸，想要流量，也不能太深刻，因为当代人习惯了肤浅。

可那个“觉醒年代”终究不是安逸的，活在那个“觉醒年代”的人也终究不是肤浅的，他们的沉重与深刻业已化作文本跃然纸上。

《觉醒年代》则是将这些文本局部地抽离出来，比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演讲，李大钊《庶民的胜利》，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甚至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在电视剧里被情境化。

问题在于这些文本中终有些东西是不便情境化的，需要人耐心咀嚼，电视剧便将这些一刀割下，把局部当作整体，而最后被割得变质的不只是文本，更是文本所代表的历史。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

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是以，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可以是赞颂，可以是娱乐，可以是质疑，也可以是批判，关键在于人心。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想看到什么样的历史都不过是在反映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以“觉醒”之名审判当下，所见的似只有昏沉。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

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

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

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

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

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

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

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

《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

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

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

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

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

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

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

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

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

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

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

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

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

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

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

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

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

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

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

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

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

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

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

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

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

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

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

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

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

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

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

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

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

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

注意，还只是有资格。

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

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

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

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

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

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

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

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

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

这是一种什么玩法？

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

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

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

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

这里就比较出来了。

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

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

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

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

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

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

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

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

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

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

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

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

答案是小芳。

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

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

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

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

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

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

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

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

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

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

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

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

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

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

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

她们想要什么？

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

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

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

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这就像什么呢？

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

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

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革命之前是什么？

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

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

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

核心是分配的不同。

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

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

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

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

闹革命，闹革命。

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

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

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

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

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

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

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

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

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

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

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

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

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

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

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

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

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

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

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

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

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

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1927年3月6日，党国元老吴稚晖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坐的有同为元老的钮永建、民主人士杨杏佛和共产党员罗亦农。

吴问陈：“那末据你判断, 列宁的共产, 行在中国要若干年呢？

”陈答：“20年足矣！

”吴惊骇至极：“那末岂不是国民党的寿限 , 止有十九年 , 便要借尸还魂了呢！

”罗责怪陈过于直白。

举座默然。

1927年3月27日，吴稚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上一段对话，在联络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后，于夜间进入蒋介石行营，游说蒋介石与中共翻脸。

4月2日，有意避开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和同情者，致信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查办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6日，在列强支持下，张作霖之末代北洋政权包围并搜查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及其夫人赵纫兰并长女星华次女炎华被捕，长子葆华恰巧外出，迅速被挚友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掩护起来，先藏于沈尹默弟弟沈士远家，后因周作人夫人是日本人且沈家离侦缉队过近，藏于周作人家。

由于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张作霖虽有列强支持与苏联断交，剥夺李大钊等人受到的外交豁免权庇护，但仍面临很大压力。

为此他给北洋系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吴佩孚、阎锡山等发电征询意见，除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将领都主张立即正法。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亦给张作霖发来密电，建议“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12日，在江浙财阀和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支持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28日，有“南陈北李”之誉的李大钊于北京英勇就义。

当日晚上，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但却对大钊先生已经牺牲的消息一无所知。

次日晨，李大钊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了李大钊被处决的消息，嚎哭回家。

《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

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身为创党元老的李大钊，身体力行，长期深入农工，就义后家贫无力打点军阀政府以求安葬，只能暂茔长椿寺，由警察看守 。

赵纫兰等人被强行递解回河北老家，李葆华在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支持保护下远赴东洋留学。

挚友白眉初（地理学家，最先在地图上划定南海“九段线”）本拟为大钊先生送葬；京师德昌杠房掌柜伊寿山虽平生“最恨共产”，却敬佩大钊先生学问人品，只以半价出售柏木寿材一幅（古之帝王礼“黄肠题凑”就是柏木），并亲自帮忙入殓；军警不许，横加干涉，伊寿山被捕，多方保释方才出狱。

1927年6月25日，陈独秀长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自称是工人陈友生路过，转托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营救，汪请托胡适，胡适念及老友长子，携汪请陈独秀“老友”兼陈延年“老师”吴稚晖帮忙。

当年陈延年在法国留学时曾受教于吴稚晖讲授的无政府主义，后入中国少年共产党，吴稚晖写信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恭贺其捕获共党“巨匪”陈延年，陈延年身份暴露。

7月2日，陈延年被处决于龙华，4日汪孟邹和胡适才于申报得知自己求错了人，抱憾终身。

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杨虎致吴稚晖手书：“稚晖先生赐鉴:昨奉手教,过承嘉许,虎受宠若惊,敢不益加奋勉。

逆党奸恶,人天共愤。

陈延年阴鸷凶狠,巨憝中之巨憝也。

洵如长者所示,第其狡诈百出,趋避多方,经虎煞费心思,卒得就擒。

”1928年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被捕，21日于龙华英勇就义。

6月6日，陈独秀次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陈乔年于枫林桥英勇就义，陈独秀长女陈玉莹携三弟松年再次奔赴上海，欲为二弟收尸而不得。

一年之内，长兄与二弟相继被捕就义，玉莹悲愤之下，于上海呕血而死。

同年，东北易帜后，原效力于北洋政权的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被蒋介石赏识，以其处理李大钊之功劳，任命其为上海第一特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月支薪400大洋及办公费400大洋。

1931年2月7日，王振南主持杀害了“龙华二十四烈士”，死难烈士包括林彪堂兄林育南、我党首批53名党员之一的何孟雄、左联作家柔石等。

同年新任司法部长罗文干闻听上海有此月入八百大洋的肥缺，欲为同党谋取，问于次长郑天锡，郑次长答曰“此蒋委员长之人也，不可轻动”。

1932年10月15日，由于叛徒费克勤检举，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费克勤之小姑母即费侠，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被捕，费侠被捕后亦叛变，后嫁与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

早在“中东路事件”时期就被开除党籍，后又被动成为托派分子，但陈独秀仍然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反投降一线。

虽然有章士钊为其辩护，国内外文化名人为其求情，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1933年4月，重病且自知不久在人世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携幼子弱女登门拜访李大钊昔日北大故友以求全李大钊身后事。

由沈尹默、周作人、胡适等人发起，每人捐款20大洋，梁漱溟、鲁迅等人捐款50大洋，戴季陶捐款100大洋，陈公博捐款300大洋，汪精卫捐款1000大洋，为李大钊在北京万安公墓购置墓地，并预留赵纫兰之墓地。

4月23日，我党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办公祭并送葬。

《晨报》4月24日报道：灵前挽联“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妇女联合抗日救国会送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白眉初送挽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送无字布幛一付，仅在上款书“守常先生不死”，下书“张崧年”。

由刘半农先生敬书 《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君墓碑》 ，惜乎不出数日，被军警破坏。

5月28日，赵纫兰病逝，被葬于李大钊之侧，鉴于上月所书墓碑已被军警破坏，刘半农先生再次为李大钊先生与赵纫兰女士书写墓碑，仅书讳字、籍贯、生卒年月日及立碑子女姓名。

三年后，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女士为共产党员。

1933年4月26日，由瞿秋白先生执笔、鲁迅先生修改标题及部分内容并署名的杂文《大观园的人才》发表于《申报·自由谈》，开篇第一句：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

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

”那呼声是多么雄壮。

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这句话说的就是倚老卖老的吴稚晖，名为革命，实为民贼。

1933年6月18日，因长期协助共产党活动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加之九一八后批评国府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与其子杨小佛于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路口被蓝衣社（军统前身）特务暗杀。

特务从四角对汽车射击，弹如雨下，司机当场身亡，杨杏佛身中三弹仍将杨小佛死死保护在身下，附近汽车行的外籍雇员贝柯克闻枪声赶来营救，总算是保下了杨小佛。

杨杏佛先生一直是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者，曾营救过被捕的陈赓、丁玲、廖承志等人。

两日后，鲁迅先生不顾特务威胁，走出家门参加公祭，并送挽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

据陈独秀表弟兼一生的追随者濮清泉后来回忆，消息传进监狱的高墙后，陈独秀托人准备了点酒菜，先斟满一杯酒，高呼：“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于是他把酒酹撒在地上。

又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1937年8月23日，国民政府以“爱国情殷”为由，提前释放陈独秀。

蒋介石以朱家骅为使，提议供给每年十万元，由陈另行组党并出任劳动部长，被陈言辞拒绝。

1937年9月10日, 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林伯渠, 提出了对陈独秀等人的原则：“ (甲 ) 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 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

(乙 ) 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 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 。

(一 ) 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 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

(二 ) 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三 ) 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丙 ) 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 可以考虑。

早在1932年，因托洛茨基提出要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理论时，陈独秀就已经与托派远离。

董必武作为中央特使劝说陈独秀写检查回归延安（王明回忆录中称当时中央已准备接纳陈独秀回归，具体不可考），但彼时王明等人已回国，秉承共产国际“肃托”旨意，又虑及陈独秀长期反“左，”在文化界、理论界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太高、革命资历太老，于是在报刊上诬其为“汉奸”、“日本特务”。

陈独秀也虑及自己年龄太大、资格太老，回归了不仅无法为革命做贡献反而是党的累赘，于是拒绝。

又因长期宣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自诩“世界主义”的托派开除。

革命三十年，书生陈独秀最终回归书生。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各路要人聚集上清寺。

据汪伪要人心腹、汉奸金雄白在回忆录中提及“有一天，汪氏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宴客，与宴者都是中枢的重要人士。

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到当前的局势，人人为了累卵之危，情绪不免有了些冲动。

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党国元老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

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

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

"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歔。

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

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幼女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馀兴呢！

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的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

"”汪精卫后来投敌叛国某种程度上还有吴稚晖“这一拜”的功劳，不过汪精卫没想到的是，等他真的当了汉奸去“和平反共建国”了，吴稚晖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写了《《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 二等娟妓而甘之》一文痛斥汪精卫。

汪精卫固然丑恶，吴稚晖似乎也不能例外。

1938年7月，陈独秀避居重庆江津，靠朋友接济和为报纸撰稿为生。

抗战军兴，民力维艰，昔日老友或困顿如斯或闭门不纳，陈独秀一家也是果腹甚难。

叛党的张国焘受蒋介石、陈立夫等人委托，多次前来馈赠巨款，均被拒绝。

1939年1月17日，李大钊挚友钱玄同在北京因脑溢血逝世。

抗战军兴后，北平诸多大学南迁，钱玄同因肺结核不良于行，留在沦陷区为了守护北大与日寇斗智斗勇。

因李大钊长女星华欲携带弟妹奔赴延安，钱玄同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并变卖李大钊昔日藏书，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多方奔走为老友尽最后一份心意后，终于病重逝世。

三子秉穹，与同学游戏“桃园结义”，行三且体壮，故称“三强”，玄同闻之，大笑抚然，遂许三子改名“三强”，后留学法国，受教于诺奖得主小居里夫妇，为新中国两弹元勋1942年5月27日，隐士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当地士绅百姓不顾特务压力，为其送行。

吴稚晖欢欣送挽联：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上联称赞其学术成就但称其数典忘祖，正史不容，下联则说其跟阿Q一样，是个跳梁小丑罢了。

倒是与陈独秀同为乡党，同为辛亥义士，同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同为创党元老，同为革命献出两子一女，同在特殊年代远走江湖的高语罕送的一幅挽联评价精到：喋喋毁誉难凭！

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

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

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

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

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同时也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

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

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49年2月24日，吴稚晖从广州避居台北，距当年与陈独秀闲聊不满22年，国民党已是兵败如山倒。

1949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特务副队长阎锦文在杨虎的指挥下营救出了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即将解放，杨虎自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决定投诚。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所有陈独秀及托派书籍一概没收、销毁。

从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创立科学图书馆，到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历经半个世纪的亚东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赞之为“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

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汪原放是汪孟邹之侄，由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这家小小的出版社虽不像商务印书馆那样知名，但是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采用现代标点的古典小说、中山先生之《孙文学说》的最早版本、中山先生之《建国》杂志初发行、校对印刷《新青年》（《新青年》是群益书社出资，校对印刷以及合订本的版权均归亚东）、中共中央最早的机关报《向导》等等，瞿秋白先生的手稿也由汪孟邹保存至建国后上交国家。

同年，这位近代史上丝毫不逊于张元济的出版家汪孟邹在郁郁中去世。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骨灰撒入金门海域，蒋介石送匾额“痛失师表”，立半身铜像一座，该铜像于蒋介石逝世后陪祀于中正纪念堂。

1955年12月，潜伏上海6年有余的刽子手王振南被发现，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1958年，杨虎长期不满自己的待遇，加之大饥荒初现，海峡对岸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于是写信与蒋介石，称此时绝佳时机，自己可充内应，托日侨带出。

此信于海关被截获，法庭上杨虎仍是十分嚣张，矢口否认，铁证如山之下，被判死缓。

1963 年2 月，念其年老，抗战和营救民主人士有功，改判无期徒刑。

1966 年3 月在 北京复兴医院病故。

1963年，因吴稚晖百年诞辰，立连基座达四米以上铜像一座纪念，于台北市敦化北路与南京东路交叉口处建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该像于次年落成。

1988年11月19日，吴稚晖铜像因政治气候变化，以阻碍交通之名义拆除，另行安放于台北士林至善公园，时任台北市长国民党人吴伯雄声称“不拆除圆环反而使伟人铜像背着交通混乱的沉重包袱；若拆除圆环能改善交通就该去做”。

于是拆除了八德路、敦化北路口的蔣介石铜像以及相应的吴稚晖铜像。

2009年2月23日，原陪祀于中正纪念堂的吴稚晖半身铜像回归江苏武进故里。

2009年10月30日，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之际，陈独秀纪念馆于故乡安徽安庆开幕。

引言今年是众所周知的100周年，所以相关历史主旋律题材是少不了的。

这其中，我最期待的两部剧，一文一武——《觉醒年代》《人生若如初见》。

觉醒年代 (2021)9.32021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张永新 / 于和伟 张桐

人生若如初见 (2028)尚未播出2028 / 中国大陆 / 剧情 历史 / 王伟 / 李现 春夏这种剧最重要的其实是编剧。

《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编剧代表作《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人生若如初见》编剧江奇涛，编剧代表作《人间正道是沧桑》。

都是如雷贯耳的作品。

《人生若如初见》还没开播，所以今天就只说《觉醒年代》吧。

这个剧43集，3月19日刚完结。

《觉醒年代》，给我的感觉就一个字：“爽”。

我印象中，在文章里这么怼着读者的脸推荐一部作品的时候还是很少的（上次应该是《流浪地球》）。

但是！

我今天必须说，《觉醒年代》真的让我感觉很爽！

为什么，一部历史主旋律题材剧，一部讲述1915-1921年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纯文戏的剧，一部从头到尾基本都是一群文人演讲、开会、讨论、吵架、骂街的剧，也能这么爽？

爽在哪？

首先爽在三重理性，涉及历史的逻辑、历史的细节、历史的人物。

总的来说，这部关于历史的剧，爽就爽在基调是很理性的，甚至有着直逼学术的严谨。

先举一个微小的例子爽一爽：这部剧能做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挂着的六面国旗都符合史实。

可别以为这很简单。

正如B站UP主“史图馆”和“天恶之”所考证的，六面国旗中很容易被观众忽视的是，法国国旗采用了1976年以前的深蓝三色旗（可以拿现在的浅蓝三色旗去比较一下），美国国旗采用了1912-1959年的48星星条旗，日本国旗采用了1999年以前的10:7日章旗（可以看出比其他国旗要宽）；而且，英国国旗不是一个轴对称图像，而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像，靠近旗杆的两条红白双色十字斜条中的上部主要应为白色，剧中也挂对了。

当然，这些百度的话都能百度到，不过有多少创作者愿意花这个时间呢？

而剧集也不是以一种冰冷的或是不近人情的态度去讲历史。

它引导你去感受历史的温度。

那段历史是绝望彻骨的、是激情澎湃的、甚至是幽默活泼的。

能密集地感受这样丰富饱满的情感，又是一种爽。

接下来我们就把历史的逻辑、细节、人物与温度，分为四部分，展开详细说说吧。

一、逻辑清晰、史料扎实可能一说到主旋律题材，有人就反应成歌功颂德。

不能不说有一些作品确实是这么干的；但真正的主旋律——不管哪国的——最重要的是逻辑。

因为主旋律的目的在于阐述某一思想（也就是主旋律思想）的正确性，尤其是要说服那些还不了解、甚至是反对这一思想的人，这种时候不用逻辑怎么可以呢？

光歌功颂德是不可以的，至少要像好莱坞一样编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作论据。

那么现在说《觉醒年代》，它的目的在于阐述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这个论据不用编，现成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新文化运动。

但是新文化运动千头万绪，还是需要逻辑来组织。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1915年。

这一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迫不得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民四条约》（“二十一条”修正案）。

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痛苦和迷茫：说好的共和能救中国呢？

到底什么能救中国呢？

有人认为，共和政体已成，封建思想未去。

由此，引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此后，编剧研究文献的功底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剧在组织情节时就像在做文献综述，采用了一种纵横结合式写法：“纵”即纵向按时间顺序写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横”即横向比较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流派。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有他们的代表性言论，都有所展现。

比如陈独秀《敬告青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鲁迅《狂人日记》、李大钊《青春》《庶民的胜利》，各种语文、历史课本中的经典“台词”，都以近乎原文的形式出现，演员朗诵时声情并茂，令人血脉喷张。

另外，本剧虽讲文化史，但也重点选取了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紧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表现，如“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十月革命、一战结束、五四运动。

这些事件要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要么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而产生。

从前25集来看，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用来做历史教学，我甚至可以草拟一个大纲。

这样，全剧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结合时事，通过其他主义的陆续失败，一步一步论证了为什么中国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是高中历史、还是大学的近现代史纲要，都讲过这段历史，但是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民国北洋时代的历史又一直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著称。

这些都导致这段历史的面目很模糊。

而《觉醒年代》点线面结合，把这段历史讲得一气呵成，着实让人有一种掌握知识点的爽感。

二、厚重写实、灵动写意有了逻辑、有了史料，从表达观点的角度说就够了；但对电视剧来说还不够，因为电视剧不是论文，不能只做一下文献综述就拉倒了。

有了骨架，还要有血肉，要让观众进入历史，设身处地，这样才能更容易领会剧集所表达的观点。

让观众进入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填充历史的细节，剧集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

首先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各阶层，例如在毛泽东登场时，给了一个他冒雨跑过长沙的街巷的长镜头，颇有“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的意境——观众跟随他的视角，看到了长沙城内各个阶级，以及富人、穷人两个世界。

世道艰难，一目了然。

再比如为鲁迅登场起铺垫作用的场景，正是由他小说《示众》《阿Q正传》中看客围观刑罚的场景，以及《药》中愚民买人血馒头的场景结合起来的。

鲁迅登场时正在看碑文，紧接着就是与钱玄同的“铁屋子”论辩，这些都记载在《呐喊·自序》中。

但这写仅仅是为了写实而拍吗？

当然不是，拍这些也是为了写意，展现那个年代的社会不公与民众愚昧。

剧集的其他细节性隐喻非常多。

比如，北京城里的车轮艰难地在不合适的沟中东倒西歪地行进，暗示中国走了不合适的路。

袁世凯的府邸中黑云压城、白天打灯，暗示他已穷途末路。

给到老百姓的镜头，常混杂着牛、鱼、猴、鸭，而且是特写，暗示民智未开。

而给到先进知识分子的镜头，又搭配向上爬的蚂蚁、走出井底的青蛙、舞刀弄枪的螳螂、振翅高飞的白鸽等特写，暗示革命者力量虽小但前途无量。

这些都只是我记得的一部分细节而已，如果用心观察，还能发现更多。

仅鲁迅登场这几分钟，我能看出来的，就化用了关于他的四个文学、历史典故。

对于不喜欢水剧情的人来说，信息量密集也是特别爽的。

三、大江淘尽，风流人物最后说到历史人物了，这是剧集的核心。

剧集在历史人物的塑造方面有三个优点。

一是对历史人物英雄的一面，和凡人的一面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有些主旋律，过于侧重“英雄”，使得说教意味太浓；有些主旋律商业片，过于侧重“凡人”，使得理想主义太弱。

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浓墨重彩“英雄”的一面，穿插些许“凡人”的一面，但实际上搞得像是两个人。

为什么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以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剧集又是怎样做到让一个历史人物既是英雄，也是凡人呢？

最重要的是将人物的英雄行为与凡人行为，统一于一个性格与价值观框架。

例如陈独秀，他的性格刚烈不羁，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这决定了在文化上、政治上他与封建主义者进行激烈的争斗，这是他英雄的一面；刚烈不羁，换句话说就是脾气暴躁，再加上他常年斗争不顾家，所以他还要与自己的两个孩子“斗”，这是他凡人的一面。

二是注重人物的复杂性。

还是陈独秀，他又有温情脉脉的一面。

平日里他对孩子严格要求，时不时还大吼大叫，但暗地里欣慰他们的成长。

在两个孩子将远行时，还特意亲手给他们炒花生。

又如辜鸿铭，既是顽固的文化复古派，又是坚决的文化守护者。

三是揭示人物终究是属于历史的。

剧集有两条很重要的人物主线：一是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在亲情上、政治上从隔阂到和解；二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从文化上志同道合，到政治上分道扬镳。

剧集安排了许多意味深长的台词，暗示了他们的命运。

陈独秀一大家子在一起时，陈延年在批评陈独秀的暴躁时说：“性格决定命运。

”后来陈延年又自述：“我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

”后来当这一家逐渐形成一个亲情上、政治上的统一体时，观众已经知道他们将迎来更加残酷的命运。

所以这一刻被渲染得越美好，也就越残酷。

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在一起痛饮，此时嫌隙已生。

酒后，陈独秀在家门口的水洼里铺上砖头，对喝醉的胡适说：“前路坎坷，小心脚下。

”胡适醉醺醺地答道：“我走了。

我自己走。

”观众知道，后来胡适不仅失去了陈李挚友，而且还失去了国共支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历史人物最终逃不脱历史，这是他们的宿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感受历史沧桑，也是一种爽。

四、天若有情天亦老历史的温度——我这里说的历史的温度是指什么呢？

是在经历了前面三重理性的思考之后，突然抛去这些，回归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从历史中能最直接感受到的东西。

我能感受到绝望彻骨。

故事始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胜利，革命者流亡海外；“二十一条”的出现，使中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张勋12天的复辟，上演了一出可恨又可笑的闹剧；中国成为一战战胜国，转眼间就被端上列强谈判桌任人宰割。

中国老百姓愚昧无知、麻木不仁，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抽大烟、看杀头。

中国知识分子绝望，陈独秀流亡日本，说这个国家无药可救；鲁迅每天沉默地抄碑文，说与其唤醒大家，不如让他们在熟睡中没有悲哀地死去。

绝望的高潮是，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当局迫害，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

时值隆冬，他们路过天津海河，看到沿岸饥民遍野，天地为之色变。

陈独秀伏地大哭，李大钊无声落泪，连拉车的马儿似乎也读懂他们的心意。

建党的念头在这一刻发芽，配上阿鲲（恰好他也参与了《流浪地球》作曲）创作的由哀婉沉重、到裂变觉醒、到心意已决、到怒而奋起的主题曲，构成了全剧最震撼的段落。

觉醒年代 电视剧原声大碟9.6阿鲲 / 2021

但绝望，也催生决心、催生激情。

我能感受到激情澎湃。

新旧文化两派在北大唇枪舌剑，演讲者不是博得满堂喝彩就是被扔一身垃圾；李大钊在一战结束后聚众高呼“庶民的胜利”，向工人们热烈地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目睹五四运动期间军警大肆抓捕进步学生，终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全国发动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五四洪流终于震撼了北洋政府。

但这激情不是只用于斗争。

亲情、爱情、友情，无一不令人感动。

陈独秀与蔡元培在北京相遇热情拥抱，异国画手偶然间画下了这一幕，这既为画面增添了生活趣味，又暗示这将是永留史册的历史性一幕。

激情也永远不会消退，即使是在刑场上的那一刻。

陈延年、陈乔年出国时，用蒙太奇以及双重曝光手法穿插了他们数年后在刑场上的场景，表现他们的初心未改（我哭了，你呢）。

我还能感受到幽默活泼。

李大钊把工资送给了贫困学生，只能哄孩子吃肉有诸多坏处；结果蔡元培送来工资，他又立刻变脸带孩子去吃肉了。

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们，正是他们最好的年纪，他们也喜欢打闹、画画、音乐、电影。

旧文人迂腐但又有点原则的样子，让人好笑胜过让人生气。

“新文化”三人组为了拉拢辜鸿铭协助对付英国人，不迭地给他溜须拍马戴高帽，堪称全剧最搞笑段落。

即便是那些最反动的反动派，也经常要么被进步人士怼得哑口无言，要么被人民运动吓得瑟瑟发抖，要么互相抱怨互相甩锅，在滑稽的配乐中出尽洋相。

其中吴炳湘是反派第一搞笑担当。

用激情与幽默面对绝望，这是一种饱含着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叙事语气，也再现了当年革命者的气概。

革命是非常艰苦，敌人是非常可怕——但若敌人那层可怕的伪装被激情刺穿，被幽默剥去，他们的一切看上去的威严、睿智、强悍，也就跟着一扫而空。

他们像是被踩进泥土里的佛像，再也叫人怕不起来了。

结语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达，这么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主旋律题材，其实既有知识，又很通俗。

它通俗到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群青年人在睿智导师引领下激情创业的爽文，时不时还有一些重磅人物来客串。

这部剧简直可以像漫威电影宇宙那样搞一个红色宇宙了。

按照这个模式来，主旋律优质批量生产或有可能（其实不可能，还得看各剧组的能力和态度，我就口嗨一下）。

最后，再来感受一下剧中人物们的深刻思想、澎湃激情与隽永文笔吧。

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

——1916年《青春》，李大钊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

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1918年《庶民的胜利》，李大钊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1919年《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时机到了！

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顺他的生，逆他的死。

如何承受他？

如何传播他？

如何研究他？

如何施行他？

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哪怕是仅仅从剧中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们也清楚地看到，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少数知识分子的觉醒，发展为人民觉醒，一片新的浪潮正在形成，奔向1921年7月那个注定的日子。

今日读来，仍然铿锵有力。

花絮被央视洗了稿，在《面对面》20210502期25'00''-25'30''。

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出来还挺凡，但作为曾经的学术工作者，对这种不当引用真的很烦。

《面对面》专访电视剧《觉醒年代》主创人员

剧作水平大概倒退了三十年。

但是不妨碍《觉醒年代》仍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作品。

尤其是像我这种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物不太了解的观众，看完本剧，能对在民国初期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有一个比较感性的了解。

不过，我其实是被鲁迅出场的镜头吸引才真正开始追这部剧的。

人血馒头的典故，只要是读过《药》的人，看完这段戏都会有切肤感受。

新文化运动在这种国民群体性麻木食用人血馒头的背景里显得尤其重要。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本剧被塑造出了一种文化人的天真和执着，要打倒旧文化，要提倡全员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李大钊，则被赋予了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重任。

巴黎和会山东要被划给日本的时候，陈独秀发现不谈政治不行，想要在当时软弱的国民政府撑起的中华民国下谈解放思想基本是个空谈，新文化运动虽然意在解放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支持，这种解放思想毫无实际操作空间。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这部戏把一群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描写得很细致，这是我认为它值得一看的原因，而更有一些镜头剪辑手法走了一种快速蒙太奇切换，比如青年太祖出场的镜头，简直像一部隐喻极强的哑剧。

《走向共和》结局的时候是张勋复辟，而《觉醒年代》刚好和它做了衔接，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进入北大供职的时候，正好遭遇了张勋复辟。

本来它们大概可以一起成就中国近代历史剧的典范，但是《觉醒年代》显然远逊色于《走向共和》。

我对《走向共和》里有一个镜头印象非常深刻：李鸿章在不得不去签署马关条约之前，在家中慢条斯理的细嚼慢咽一只三黄鸡。

对比《觉醒年代》里中国几位外交官在巴黎和会现场就像打了鸡血一般的愣头青表现，天壤之别。

《觉醒年代》剧本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都是在作革命演讲，旁边有无数个摄像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

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激情澎拜，三十来岁的老师们激情澎湃，五十来岁的校长还是激情澎拜。

不过有一个角色脱离了这种千篇一律，辜鸿铭。

辜鸿铭的那篇《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简直全剧最佳。

“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留在心里。

”这部戏很多演员的表演都像在朗读，让人很出戏，但辜鸿铭没有，他简直就把一个精通八国外语但不肯剪辫子的清朝遗老形象活灵活现的表现了出来。

可惜他是一个戏份非常少的配角。

本剧还有一个巨大的缺陷是配乐，动不动就宏大的音乐起，让人时时怀疑时不时剧作实力实在太差演员实在没办法好好演出水准，只好让音乐来填充这种剧作上的弱势。

但是无论如何，仅仅当作了解历史的剧来看，还是可以一看。

腾讯爱奇艺双平台播出，但是跟随央视的播放节奏，时时停播，所以迟迟没播完，想看可以一跟。

from

这真是近年来国内拍出的最好的历史剧，从头到尾看得人情绪激昂、热血沸腾。

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从红楼思想激荡到红船救亡图存，从知识分子文学改良到工农大众投身革命，从《新青年》舆论阵地碰撞出的星星之火到《共产党宣言》理论系统造就的燎原之势，从众生愚钝蒙昧、命若蝼蚁到各阶层民智初启、次第觉醒、先后跟随，前赴后继地在泥泞坎坷中披荆斩棘、改天换地……一路伴以民族苦难苍穹下的群星闪耀，演绎天选之人的超拔伟大和历史的磅礴沧桑。

看幕后纪录片，更是感佩剧组上下对这一鸿篇巨制的拳拳雕琢。

剧本对史实的严苛考据和高度还原、台词的真实性和文学性、演员对人物人格及性情的深刻挖掘和塑造、版画美工和动物意象的艺术化创新运用、置景灯服道效化和电影级摄影语言的精准打磨，及至各路先锋主将纷至登场高光时刻的场景调度、背景配乐，都堪称国产剧的天花板。

这样的历史剧，让教科书上的刻板人物立体丰满起来：陈独秀不再只是犯过右倾主义错误、早期功勋被历史书一笔带过的中共创始人，还是有些精英痞气、特立独行和大家长作风的可爱文人；李大钊除了振臂高呼奔走呼号的革命党人形象，也有了与结发妻子举案齐眉的大丈夫温度；毛润之不再只是城楼和徽章上的纸片人和伟人像，而呈现了更多求知若渴、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这样的历史剧能让更多人对中国近代史重新发生兴趣，并按图索骥去搜寻更多共和国历史的细枝末节，构建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更加明晰的历史观——小组讨论里有一长串历史背景和相关书单以飨读者。

这样的历史剧让人认识并记住了更多清末民初的文化先驱和中共早期领导者的名字：从辜鸿铭、钱玄同、傅斯年，到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据说今年清明节，他们的墓碑前多了很多的鲜花。

真好，这些本不该被民族遗忘的伟大灵魂，让更多少年有了独善其身的榜样，让更多青年重燃兼济天下的志向。

这样的历史剧将思想史与文学史重叠起来，让议政和述学都变得更具文学性。

陈独秀具有号角作用的《敬告青年》，李大钊那未被编入教材的《青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这些名篇巨作诞生于何时何处，对时人和历史意味着什么——这些高考时曾背熟却未必全然消化的“文学常识”，在此豁然开朗。

这样的好剧是历史记忆，更是文化资本。

它让身处新时代新闻出版单位的我们，重新审视舆论公器的力量：看百年前的公知学者、文化战神如何高举《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大旗，打造思想启蒙及宣传的阵地，以笔代枪启其肇端，一番番炮制飓风的风眼，引战各方思潮，最终由书房走向广阔天地，掀起革命浪潮。

话说回来，看到弹幕里密密麻麻的“这盛世如你所愿”，不知“南陈北李”若今日在世该作何感想。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接连试错失败后，终于在一战结束时作为战胜国之一跻身国际舞台，却又在巴黎和会上屈辱地惨遭列强瓜分蚕食。

国门被强行打开，各种文化思潮争相涌入，知识分子作为最先觉醒的思想启蒙者、革命实践者，纷纷以己之力，为危难中的中国寻找出路。

那时的国家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社会风气却尚开放多元；文化思想界虽道统遗风残存，但各派交锋仍不失风骨体面；北平虽三教九流饿殍遍地，但仍尊师重道、讲礼术武德；彼时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尚能兼容并蓄、百家争鸣，青年学子还高举标旗、偾张血性；新闻出版及教育界同人尚志存高远、心怀家国，报刊书籍亦能口诛笔伐、高谈阔论……正是在这样的世风下，解药果然被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找到了：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共成立，并为之薪火相传、奋斗百年。

百年后的我们，确处于江山如画的“太平盛世”，但果真如先辈所愿，所指所至皆“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山河无恙”了吗？

距离其指引并为之泣血终身的科学、民主、自由之理想社会，又有多少距离？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重温历史，并非刻舟求剑，而在于身处社会变革中、历史洪流中认清时代、身份和你所处的坐标。

革命从来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启蒙思想、完善制度、改良社会亦不可能一劳永逸。

这暗夜既已被前驱者照亮，吾辈又岂能闭目塞听，侥幸欢喜而乘桴浮于海？

犹记蔡孑民先生每每对晚辈躬身行礼时饱含的那份无以言表的深意，犹记守常和仲甫先生紧握右拳向他的人民宣誓时那份悲怆和郑重，犹记登临长城的青年学子掷地有声地齐声朗诵《青春》时眼中放出的灼灼光芒……口号毕竟不是用来喊的。

不忘初心，是以时常回望这风雨飘摇、沉疴遍起、血泪成河的迢迢来路。

牢记使命，是以牢记那目噙热泪、履险蹈危、负重前行的先觉者毕生坚持的所有热爱和信仰。

这信仰至今实现了吗？

吾辈当自觉、自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