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寻子路

Nikola的妻子：我注意到她一开始把汽油朝孩子撒了一点，后面实在不忍，剩下汽油从头到脚都给了自己——是啊，哪里舍得让两个年幼的孩子受苦呢，来讨薪不就是为了他们吗？

Nikola临行前去看望妻子，伸手去触碰妻子的时候被躲开了。

“你退后半步的样子认真的吗”，可贫贱夫妻百事哀，温情脉脉也换不来面包啊……地方审查委员会头头：在Nikola出发之前的很长一段剧情里，我一直担心他会对头头动手，我一直觉得头头只是庞大体系中的一颗螺丝钉，直到……4万第纳尔大约是2500人民币，30个孩子，30%的抽成；对比之下塞尔维亚近年来人均年收入约18000人民币。

他在拆这铜墙铁壁的墙角。

他在Nikola回来之后的言语，让中国观众很难不产生一丝丝熟悉的感觉吧？

地方审查委员会年轻男性：贡献了全剧最为荒诞的部分。

一位工人的遣散费和工钱被拖欠2年没有人管——即便他的妻子采用了非常极端的方式；但用心装饰房子、接通水电、爱着自己孩子的父亲，却要因为卫生间没有暖气、自己没有全职工作而被迫和孩子分开。

是的，跟头头相比他确实是个螺丝钉，但人不是钢铁，人可以选择自己投身刀刃还是螺丝钉。

地方审查委员会年轻女性：从开始就对她有所期待，委员会三人组中只有她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明确表达出了对Nikola一家的同情。

很可惜但可以理解，她能做的有限。

至于下周一她能怎么帮助这一家人，导演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她是铜墙铁壁上一丝小小的锈迹，但就是这丝锈让人还不至于太过绝望。

地方审查委员会保安：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但他尽力保留了自己的善良。

邻居大叔：一开始很奇怪为什么Nikola不叫他的名字，但想想大家都差不多的穷，Nikola又长期外出伐木，疏于邻里关系也正常吧。

他提供了水电，没有加入另外那群邻居，已经是最大的善良了。

高速警察：谢谢他没有因为五千第纳尔的罚金把Nikola扣下。

也许是因为他没有罚款指标吧。

开卡车的Nikola朋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厢式卡车上面印着”GORAN“，主角Goran Bogdan的名字。

陪伴Nikola一晚的狗：整部电影第一处泪点。

偶遇的温暖、信任，但转瞬即逝命如草芥，说的又何止狗呢。

山上4头狼：听说狼喜欢成群结队攻击落单的动物，在这里，虚弱生病的Nikola不是心中充满坚定信念，有可能已经葬身狼腹了吧。

医院邻床大叔：好家伙我很久没见过拖着氧气瓶抽烟的勇士了。

有四个子女但孤独地住在医院里忍受疼痛，偶尔抽支烟看看下面年轻人欢快的婚礼，回首往事觉得人间不值得，也罢。

试图偷包的流浪汉：就像流浪狗，不，流浪鸡鸭兔子——本身就那么虚弱，没有什么攻击性也没什么恶意，生存本能而已。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他只是肉。

加油站小哥：你看，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容易。

他有工作有地方住心地善良，但仍没办法拥有尊严。

社会保障部窗口大姐：意外地有些许人情味，本以为Nikola不肯在窗口交出上诉信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呢。

雨夜开车来看Nikola的路人：本片第二个泪点。

没有姓名，没有正脸，仅仅是看了电视报道，就雨夜驱车来到社会保障部门口，留下食物和祝福转身离开——这是大多数人想做而且能做的，但只有极少数人真的去做。

社会保障部部长助理：也许他有类似的经历，不然也不会问Nikola是否经过某个城镇；他确实客客气气接待了Nikola，写了建议信，给了他力所能及的钱，他说贫穷不是罪恶，穷人也有权利生养孩子；他也没有多做什么，而且拍照发了twitter。

铜墙铁壁上坚实的一块。

Nikola周围的一群邻居：说他们像一群秃鹫吧，他们穷困虚弱、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面对走进自己家的Nikola甚至不敢说话；说他们是一群兔子吧，他们作为Nikola的邻居，在他家庭出事之后的一两个星期几乎搬空了家具，甚至没有放过刀叉碗碟。

他们究竟是什么呢？

片尾Nikola从两个小女孩身边拿走属于自己孩子的玩偶时竟有点像是在抢，坐在自己从一个个邻居家里搬回的家具中间，吃着要费很大力气撕下来的面包，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一路上似乎受到许多照拂，从停下来载他的司机，到愿意帮他的加油站。

然而底层人尚不能自保，只能在力所能及范围帮助。

而城市里居高临下的同情过后也并没有人再愿意多给一丝关心。

回到破败的村落仍然是残酷的现实。

看到贝尔格莱德高耸的写字楼和刺眼的苹果logo时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割裂到了什么程度。

真的太佩服导演这个戏剧化到极致的结尾，把无力感变成利剑刺向所有观影的虚伪的人。

已经爱上戈兰波格丹了，叫老公的程度，

大段大段的沉默。

亲情或许只是个壳子。

第一次去附近一家影院，找入口迟到了7分钟。

影片中第一个给男子温暖的是那条在漫漫路途中偶遇的和他一起在废弃的破屋下躲雨的黑狗，他给它分享了一点他仅有的食物，它和他抱团取暖度过了一个雨夜。

第二天，狗被撞死了，在一条荒无人烟的路上，在一条汽车呼啸而过无人问津的路上。

第二个给男子温暖的是达到目的地前一晚的那个零售店小哥，一瓶饮料、一个面包（？

）以及一个遮蔽风雨的“钟点房”。

第三个是在电视上看到男子采访的小哥，开着车给他送来了一份便当。

都是普通的——陌生人。

社会事务部的人从推诿到回避（甚至后来连厕所都不让他进去），最后迫于舆论压力写了一封毫无效力的建议信，合了影发了推特——“好了，公关完毕，你可以走了，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事务部在心里无声地说。

男子回复他：“谢谢”。

两遍。

男子满怀希望回到荒野般的家乡，买下比售货员推荐的价位更高的两块巧克力和苹果，给被迫分离的儿女和躺在病床上的妻子。

离家前将钥匙穿绳挂在脖子上藏在衣服里，回来门却是开着的，只隔了五天。

开门，“家徒四壁”从夸张变成了写实。

回到村庄，村民见到他都转身闭门。

只有曾帮助过男子的邻居和他见面，告诉他，村人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于是大家破门而入，夺走了他的一切。

300公里徒步，穿过高速和荒野，路过野狼和盗贼，怎么会活着呢？

那只黑狗就应该是男子与福利院对抗的结局。

男子从左邻右舍搬回一件件被夺走的东西——四把椅子、一张餐桌、孩子的玩具、电视机、碗筷……重新拼凑出家的模样。

然后在四人位的餐桌上，独自一人撕咬吞咽一小片面包，从他或许是接下来几天的伙食里。

然后竟然，在男子咀嚼吞咽的声音里，黑幕——影片结束。

本以为是部亲情片，看完却觉得是借着亲情这个相对通俗易懂的壳子在写沉默的对抗。

影片仿佛向我们抛出了很多问题：男子为什么两年没有工作？

而且“这不是你的错”？

这个国家城乡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男子最后全家团聚了吗？

但没有一个问题告诉我们答案。

片中男子也沉默：他沉默地和福利院反抗；他沉默地毅然决然踏上上诉之路；他沉默地向社会事务部表达不满；他沉默地从村庄里捡回家的碎片……一张宣传海报上写着“以父之名，战斗到底”这或许就是——以亲情之壳，沉默对抗。

as a art worker,I really do not know how to express my love to art.well,it is true that it isn't a good choice to live in a middle-size city for a art worker,but Urumqi already gave me a lot of things.yes,I do not live in a art cycle,but I believe a lot of writers do not live in a art cycle,too.yes,there still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me and my old friends,that is good art production,like this.

在看完斯尔丹·戈卢博维奇执导的《漫漫寻子路》后，不难发现，该导演始终紧紧围绕关注社会现实题材为主，去进行电影文本的创新与改进。

他的四部曲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

总体上，同为战争及南斯拉夫解体后所带来的影响，又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光辉；具体上，“一三”部主题联系紧密，“二四”部结构关系分明。

作者有意在四部曲上各自区分，阶段性地表达了其用心及其映射的主旨。

而且这四部曲是作者有意根据历史演变而在现时演示的最新现实状态，即具备时间上的内在联系和现实的真实状态的双重性统一。

早在2001年，他开始执导其“现实四部曲”中的第一部——《绝对一百》，该片反映了南斯拉夫联盟解体后的动乱及时代背景下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现实遭遇，以点带面地展示了塞尔维亚和周边国家被战争驱赶的情况。

在2007年，他开始其“现实四部曲”中的第二部的艺术创作，以富有艺术性的虚拟构思为电影观众呈现了道德与贫穷的艰难抉择，血淋淋地暴露出生活“吃人”的真实状态。

在2013年，他又执导第三部曲——《涟漪效应》，本片更是直接由真实故事改编，生动形象地以多条叙事线索再现了命运的年轮，三个错综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冲突背后折射了人性的光辉。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文本，导演在电影文本中富有艺术性地虚构出现实文化文本，实际给电影观众传达出的价值想必便是以人性之光遮掩邪恶之念，以大片段的仇恨剧情烘托出人性仅存的善念，这与《漫漫寻子路》总体一样，总是在人几近绝望之际，又不吝啬地抛出微妙的火光。

这对于影片叙事传播的叙述负责人而言无疑是在善恶之间试探人们模糊的界限。

在2020年，该导演再次打造精心之作——《漫漫寻子路》，一举斩获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观众奖和最佳电影奖，该片同样以现实主义为题材，塑造了“英雄”父亲这一形象为爱征途的不平等的故事。

主人公尼古拉不仅用自己平和且坚韧的性格丈量了这个国家，也探索了是非之间的楚河。

作者：王霞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塞尔维亚导演斯尔丹·戈卢博维奇的第四部电影《父亲》（中文名《漫漫寻子路》）去年在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观众奖和陪审团奖，被认为是戈卢博维奇目前为止最好的、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极简的电影。

年底露面海南电影节时，此片更是备受内地学者和影迷关注。

值得庆幸的，这部胶片电影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正式登上中国大银幕。

后南斯拉夫时期的塞尔维亚电影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去巴尔干化”，也即试图摆脱库斯图里卡和德拉戈耶维奇等大导演在上个世纪90年代确立的一套享誉世界的电影语法——将政治动荡与种族冲突置于日常生活的野性与暴力中，以夸张、怪诞的形式自我异域化，以传达一种没有出口的历史宿命感。

2000年后涌现的如戈卢博维奇等一批巴尔干半岛上的年轻导演们则致力于进入战后现实，并且有意引入好莱坞的类型片模式和戏剧性情节，以置疑遗留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

《涟漪效应》剧照例如戈卢博维奇最初的两部长片《绝对一百》（2001）和《完美设陷》（2007）都是将故事装在了惊悚犯罪片的叙事架构中。

进入第二个十年，戈卢博维奇开始转向，不管是三线时空交叉的《涟漪效应》（2014），还是第一人称叙事的“零度”故事《漫漫寻子路》，创作源起都是发生在塞尔维亚的真实事件。

特别是《漫漫寻子路》，以突出的纪实性与社会性，展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肯·洛奇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父亲的贫穷和坚持。

英国《每日银幕》评论此片是将底层男人卡普拉式的声势置于了达内兄弟的心碎故事中。

以达内兄弟为代表的社会电影，往往提出这样一个叙事核心：如何在社会关系暴力中生存？

影片的原型故事是一个叫乔杰·乔克西莫维奇（Đorđu Joksimoviću）的父亲，面对官僚主义的高墙，决定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ca）步行几百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向主管部门投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为夺回孩子的抚养权而战。

为此导演戈卢博维奇约见了乔克西莫维奇，并花好几天时间与他在一起，对事件和人物加深理解。

于是，继《完美设陷》之后，《漫漫寻子路》再次讲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父亲如何付出所能地奋力赎回自己的孩子。

戈卢博维奇说，这部分呈现也是他献给他的父亲普雷德拉格·戈卢博维奇（Predragu Golubovicu）的。

《完美设陷》剧照父亲的沉默个人与体制的关系，是世界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叙事内容。

影片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与体制在对峙与冲突中呈现的黑色与荒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十来年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

《漫漫寻子路》的引发事件非常爆裂——影片第一个场景用了3分钟时间逼视着一个濒临崩溃的母亲，她的家庭已饥困难继，为讨回工厂拖欠两年的薪水和遣散补偿金，她携子当众自焚。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实际上此后父亲尼古拉所面临的局面，才更加令人绝望。

尼古拉的家庭没有因妻子的极端自戕得到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的关注与救助，相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被质询，被进一步置于更加无望的深渊里。

当尼古拉从做临时工的林场奋力跑步赶到事发工厂后，却先后迎来了警察、医生与社会福利中心对他进行的卡夫卡式的查问与判定，而尼古拉的原罪就是贫穷。

在这几场室内戏中，父亲与他者的关系，通过镜头俯仰、门框构图、景别大小以及非传统剪辑，清晰地描摹出官僚与腐败下的受害者与这个体制的不平等关系。

片中助理部长坐在贝尔格莱德的政府高楼里轻描淡写地说：贫困是对儿童暴力的一种形式。

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贫困的责任全部抛给个人，它成为体制进一步剥削弱者的借口。

应该说，贫困是对贫困者暴力的一种形式。

而父亲的悲剧，还不仅仅是贫困本身，更在于无法掌握语言来为自己的贫穷辩护。

大多数情况下，尼古拉对别人的问话或者评论，都难以做出反应，看上去木讷沉默。

除了来自体制的虚伪冷漠和麻木不仁，还包括试图同情他、帮助他的旧同事、乡亲，甚至陌生人为他的处境开出的各种处方。

言语滔滔的人们前前后后出现在尼古拉的旅程里，但是他们似乎都置于尼古拉的世界之外。

饰演尼古拉的戈兰·波格丹（Goran Bogdan）将人物不必要的细微动作降到最低。

与他人共处的时候，尼古拉总是一张绝望、僵硬而又顺从的表情，往往在麻木中间或一轮的眼神，似乎永远丧失了愤怒的能力，罕见的情感闯入，也是为了突然死去的流浪狗以及突然被人像对待流浪狗一样施舍食物而哭泣。

这让他大大不同于肯·洛奇的人物。

然而，在尼古拉疲惫的身体语言中却蕴藏着周围那些首鼠两端的灰色人物身上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他朴素地坚信：作为父亲，他有权利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

影片的意识形态并不在于揭露官僚主义明目张胆的腐败，并将父亲看成腐败国家的受害者；而是要讲述一个在经济衰退、工业化转型失败、农村破产、失业率常年高居不下的现实社会里，还可以有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在极端困境中，仍然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付出与牺牲能得到回应。

导演说，这一精神画像得益于沃纳·赫尔措格在《冰雪行》中一段自述的启发。

赫尔措格坚信徒步从慕尼黑到巴黎看望朋友，能让朋友的病好起来。

导演认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一定有他自己不可动摇的动机。

父亲的三百公里 如西西弗斯一样，尼古拉这个人物的行动力似乎就在于作为父亲的绝望与决心的相互作用中。

这支撑着他三百公里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荒野乡村，到后工业废墟，直到玻璃幕房式耀眼的首都，成就了影片主体的第二幕。

五天五夜的穿行与两天两夜的政府楼前的苦等，尼古拉经历了身体上的筋疲力尽和饥饿的极限，这无疑让他的“父亲之旅”带有几分宗教色彩，尽管他的孩子们无须知道他在为他们而战。

在这个文德斯式的穿越废墟的“公路片”段落中，父亲与空间的关系呈现出与第一个段落全然不同的方式。

尼古拉大多时候被置于近景的景深镜头中，或者位于大全景的纵向或横向的三分画面的正中。

以表现人物接受这个被历史与现实不断抛弃的空间里的全部内容，因为他可以专注于痛苦，耐心向前，绝不放弃。

戈卢博维奇说，他想展现在苦难和逆境之后靠自己站起来的尼古拉的样子。

导演的摄影搭档亚历山大·伊利奇（Aleksandra Ilića）在超16毫米胶片上拍摄了此片。

视觉上追求数字革命前的电影所具有的结构、对比度和深度，以保持一种无可辩驳地扎根于当下时刻的现实感。

影片在普里博伊、扎耶卡尔、克尼亚泽瓦茨周围等几个地方拍摄，将塞尔维亚境内全然不同质感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贫困的乡村社区、废弃而丑陋的后工业巨型建筑、危机四伏的首都郊区、明媚动人的秋日荒原、历史遗存的乡镇集市等。

导演借助于尼古拉对塞尔维亚从南部乡村到首都的一步步丈量，重拾现实主义，并抛弃所有戏剧性方向或者寓言式发展。

尽管一路上，尼古拉的身边出现过几种动物：亲近人的流浪狗、擦身而过的兔子、让路而行的狼群，但它们并没有形成如影片《被涂污的鸟》里那样极端的意识形态隐喻。

它们只是作为尼古拉与人的关系的对比。

相比那些剥夺者与围观者，这几只在尼古拉的行程中淡然闪过的动物，更能跟他的内心情感建立关系：共情的、好奇的甚或试探敌意的。

影片结尾突然转向，尼古拉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空间，却发现乡村社区的邻居们搬空了他房子里的所有东西。

这种巴尔干战争期间就经常发生的极端现实，天然夹带着无可奈何的荒诞感，导演却继续以克制的方式，避开它的喜剧色彩。

在最后十几分钟内影片中的人物全然沉默，父亲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捡回桌子，椅子，盘子，没有表情，也没遇到反抗。

最后他坐在空荡荡的餐桌前，看着凑齐了的四把椅子，开始吃饭。

日常的延续，才能保证一个家的信念，父亲尼古拉虽然失去了一切，但仍然坚信寻回一切的可能。

这是戈卢博维奇式的社会电影，不回避现实的绝境，但保留向好的决心。

第一次看塞尔维亚电影，标题即故事核心内容。

1 电影开头，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到某个工厂，要求老板将欠自己丈夫的遣散费付清，否则浇汽油自焚。

她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孩子被福利中心以家庭无法提供养育条件为由带走。

丈夫向福利中心再三申请将孩子还回来，被拒绝。

因为福利中心领导依靠这种方式赚取政府津贴。

丈夫决定步行300公里到首都贝尔格莱德上诉，展现他抚养孩子爱孩子的决心。

他们家是极度贫穷的，一条长面包、从自来水管接的水、一条晚上睡觉用毛毡，就这样上路了。

一路遇到的人对于他走路去首都非常震惊，也有人给予了些许帮助。

但更多时候，他就是在沉默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

脚受伤、缺水、低血糖晕倒、相伴一夜的流浪狗被轧死、遭遇抢劫。

而他，始终是沉默的。

五天过后，他终于走到了贝尔格莱德。

第一次去社会事务处，办事人员已下班；第二次去，要求把材料递交市长，被拒绝。

他在事务处旁边流浪式休息、睡觉，媒体关注到后进行采访，从而获得了面见市长助理的机会，并得到了建议信一封。

拿着建议信的他，难得买了些巧克力，准备给久未见面的孩子。

然而，福利中心领导说建议信只是建议，并无权干涉地方。

福利中心是严格依照法律操作的，他再怎么接受采访再怎么上诉也没用。

他唯一给自己争取到的，就是短暂见一面孩子的机会。

故事的最后，他回到家中。

家里空空旷旷，东西都不见了。

原来是周围邻居以为他再也不回来，把桌椅瓢盆全瓜分了。

他沉默的去到一个又一个家庭，沉默的一个又一个拿回自己家的东西。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一直没有音乐的电影，此时响起了片尾曲，像鼓一样，敲击在观众的心上。

2 这条漫长的寻子路上，丈夫始终是沉默的。

他话不多，没有那么多大道理。

面对无数次的碾压，他总是沉默的面对。

他没有彻底屈服，可付出了许多后，也未得到本应拥有的。

更现实的是，他这一路，甚至是有些幸运的。

能走到事务处，接受采访，面见高层。

这样的幸运，倍加讽刺。

妻子因为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方式讨薪，进入了精神病院。

社会病了，然而承担那份痛苦的只会是个体。

故事的结尾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再细想想无比合理。

弱者的手，伸向了更弱者。

3 那些在沉默中灭亡的。

这个故事放在今天的现在也丝毫不夸张，联系最近的社会事件，甚至有种荒谬的现实感，穷人或者说平凡如尘埃的我们，能否在脚下的土地获得安全自由与尊重？

当身穿防护服的人们为了所谓的人民去猎杀“人民”的猫狗时，当大人们都告诉你”灵活点，和领导们搞好关系”，此时的我们是否还是那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

男主走到首都用了三天，坐车回到家中却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而人们想要获得安全自由与尊重的路又要走多久呢？

联想到传言要统一tw，很多人欢欣鼓舞热血沸腾，谁想到如果真的发生，置身于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个真实的人呢，毕竟，我们应该爱具体的人啊

男主有极高的情商，境遇已经如此悲惨也没有向任何人表达愤怒，无论是拖欠工钱的工厂，还是强盗般的儿童福利中心，还是拿走家具的邻居。

即便他已经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违法的行为，甚至他保持着对每个人的尊重，即便大多数都配不上这种尊重。

正如部长助理所说，找不到工作不是他的错。

在一个完全可以满足人民温饱的国家，一个勤奋的人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如果产生这种状况是合法的，那么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有问题。

贫穷剥夺了男主有一个幸福生活的机会，剥夺了他的权利，剥夺了他的尊严。

而他的贫穷是因为国家分配正义的错误，或者地方经济规划的问题。

当一个显现出的问题是由多个步骤并且其中具有模糊性而产生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国家通过一个掩盖的方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

男主是真正的强者。

这并非是一个结果导向的判断。

一个美国常青藤法学院毕业的优秀律师必然比男主强很多，但这个人有很大的概率并非是一个强者。

男主在被给与的环境中做到了最好，实际上他可选择更简单的方式——抢走孩子，之后越境。

但是他没有。

他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一个合法又正直的路。

看到男主回家之后，发现家徒四壁，家具被邻居抢光了，看到这里我感到巨大的挫败，但男主没有消沉，他一点一点的夺回理应该属于他的东西，面对悲观、不确定、甚至可以说无望的未来，他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妻子的崩溃正是因为灰暗的未来。

但是男主已经超越了这种崩溃。

我并不认为结局是悲观的，最后一个镜头，男主的眼神并非沮丧的眼神，而是坚定的眼神，他坚信会实现对儿子的承诺，我也相信。

弱势群体之间的互相啃咬是让人失望的。

他们之间不互相帮助，反而是冷漠和疏离，这便意味着他们的境遇只会更坏，无从哪一个角度来说。

他们掌握着超越法律、政府、军队的力量，毕竟前者正是后者的根源，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只是私利的互相利用，那么这种力量就消散了。

于是我们只是强与弱的互相倾压，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依旧保持着我们祖先在雨林中的生活方式。

结尾会这么拍：主角亲子团聚，泪如雨下，社会福利中心领导锒铛入狱，寄养家庭里的孩子陆续回到父母怀抱，社会部领导在电视面前讲话，重申以后我们要给孩子们更好的成长环境。

黑屏，一行字幕打出，20XX年，韩国国民议会通过第XX号法案，宣布将重新严肃审视对社会福利中心的管理，加强对原生家庭和寄养家庭的资助辅导，一方面保证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在寄养家庭得到照顾，另一方面努力让有条件的原生家庭抚育自己的儿女。

全片终。

然后此片资源流入国内，国内各大公众号纷纷以“惊！

不亚于《熔炉》的社会现实批判力作”“8.8分！

又一部改变现实的韩国电影”等耸人听闻的标题刊发营销文，豆瓣知乎微博等社交媒体热烈讨论后迅速转进至对国内现实的联想与批判。

但是实际的情况呢？

我恰恰觉得这个不落俗套的开放式结尾让影片整体高度提了一大截儿。

这部影片大部分时间里的整体基调是那种典型的国际电影节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底色，用公路电影的方式表现一个在主流视野里没有太多存在感，但同时又的确存在相当多社会问题的国家。

官僚主义，徇私谋利，非法移民，底层失业，媒体良知，这些熟悉的题材的确都出现在了这部影片里，但当结尾落脚在对贫穷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你会发现那些社会批判的东西可能都不是导演最想说的。

我对结尾的两种解读：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对底层民众愚昧无知状态的讽刺，尽管在他们中有Nicola这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直面权力的勇者，但这样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更多时候他们不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成为了吃人血馒头的帮凶。

另一种可以解读为导演把影片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表现一个道德上的困境/难题。

影片中福利中心的负责人Vasilyev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贫穷也是一种无形的暴力。

如果影片的结尾是俗套的皆大欢喜，亲子团聚，在片刻的欢愉过后，谁又会思考这个问题：留在原生家庭的两个孩子今后真的会幸福吗？

他们的母亲精神崩溃，严重烧伤，父亲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给人打短工赚钱，他们的居住环境恶劣艰苦，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看似是拥有了家庭与亲情的浸润，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影片中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飞驰的浪荡儿？

不会成为便利店里被人肆意讥笑愚弄的小店员？

不会成为另一个拿走邻居物什的帮凶呢？

Vasilyev的做法看似是自私的，但谁又能说他没有为这些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