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这是一部很特殊的片子，其特殊简言之：只有韩国这种自己小国寡民，但是处于多个大国交锋第一线的国家，其大众才会产生对这种题材文艺作品的需求。

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停的再反思历史上相似的危机点。

其它国家有没有这种历史时刻，有，但是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这和品位高下没有关系，完全是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条件在文艺作品需求上的不同反应。

我其实是很想看白登之围 汴京之围 崖山之跃的，但是估计这辈子都在国内银幕上看不到，倒不是说禁了不让拍，而是现如今拍这种题材在国内完全是费力不讨好，卖不出去还容易被批被骂。

但是这种题材又是极容易出 好戏 的，所以只能看别人娶媳妇干过瘾了。

这个片子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鹰派鸽派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一个要站着死，一个要跪着活，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手段所通向或者说试图通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即维持现政权的合法统治，维持儒家的合法统治。

他们的坚持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私利的，不求利 不求权 不求名，甚至为了“江山社稷”的延续可以身死 可以背上千古骂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体为了拯救团体而做出的毫无保留的牺牲，是对儒家文化狂热信仰的一种体现。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愿意变，一个不愿意。

后者认为敌人是野兽，人，尤其是人的统治者——王，怎么能够向野兽低头呢？

哪怕打不过，也要打。

死也要站直了，死的像个人。

不能靠向野兽乞求而苟活。

而后者则认为打的赢要打，打不赢要跑，跑不了求也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过程很痛苦，结果更痛苦，但是为了政权的延续为了儒家统治的延续，这些痛苦都是值得忍受的。

当然忍受过后的变革也是必须的。

这也是为何鸽派会在最后说出如果不想再发生这种事，变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这些旧人是肯定要被淘汰的。

这两种道路是很难分出高低对错的。

所以导演也采用了完全中立的观点，并没有在两个角色身上有偏重，负面形象则加在了摇摆不定的骑墙派身上，这些骑墙派对所谓的尊严 权威 阶级高低看的最重，但是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稳定阶级，反而一步步加深了他们所在的统治阶级的崩溃。

猪队友名副其实。

说句题外话，两位主角，作为历史人物看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作为家人 朋友 是真的有多远要躲多远。

因为他们时刻可以为了信念牺牲自己，更不介意为了信念牺牲别人。

比如片头带路的老人，带路时主角对他很尊重，有分歧时也很尊重的再三恳请他放弃当带路党，但被再三拒绝后就毫不留情的杀了老人。

并且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果女孩不出现的话），因为在他看来老人已经违背了民族大义，死，不足为惜。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全片第一次提出要打破阶级高低分享资源的，是一位宦官。

一位统治阶层里的最底层，被士大夫最为鄙视的几个群体之一。

整部影片这个角色也只有这一句台词，甚至只有这一个正面镜头。

当然随即遭到大臣们的否定。

理由正是 有损体统。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

片中也再三出现为了体统而牺牲底层利益的桥段，但最终造成失败的，也恰恰是不断被牺牲后的底层最终对政权本身失去了信心。

也就是所谓的堡垒从内部破裂了。

这一点翻译官看的最清，因为他是奴隶出身，是危机中第一个被牺牲的人，另一点有意思的是，作为更强一方的统治者的皇太极，在某些方面反而能理解韩方主要是韩王，比如不打扰韩方向大明的献祭朝拜（将军要开炮，因为他是将军，皇太极阻止 因为他此时是王，在某些层面和明朝的皇帝 韩国的王 是一个阶层，此时不打断，因为之后韩王要朝拜献祭的对象就是他。

），称对方的不投降实际上是自己的失德。

乃至最终的战略目的也不是要消灭韩方，而是要逼迫对方承认自己的地位，要对方纳降书归顺表，建立主属关系。

从而在法理上能更名正言顺的接收明朝的遗产，建立自己的政权。

演员上也多说一句，绵社长真的是能文能武，李秉宪虽然一直想转型走正剧路线。

但是总感觉差点意思。

包括最新的南山部长。

当年选择投日的汪精卫临别时对蒋介石说：兄为其易,弟任其难。

《南汉山城》正是演绎了这难处何在。

在中华文化圈中，杀身成仁以取义，还是忍辱偷生待将来，经常是摆在乱世士子面前的重要选择。

但这种选择并不存在优劣好坏的绝对标准。

因此，我们既称赞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坚忍，勾践卧薪藏胆的等待，同样更传颂史可法的宁死不屈，关天培的杀身成仁。

以至于影片中，当主张投降的崔鸣吉向朝鲜国王进谏要善待主张决一死战的金尚宪，因为他是国王身边唯一的忠臣。

而此时国王却对他说，你也是朕的忠臣。

的确，面对千夫所指，背负千古骂名，还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主和，这绝不是为了自己活命的私心杂念。

相反他承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比一死了之还要巨大，还要难以忍受。

从这点来说，真正的主和派与真正的主战派，在历史上都是少数，这都需要强大的内心去贯彻自己的主张，比之大多数的墙头草，他们同样值得尊重。

影片的亮点，就在于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各自的苦心孤诣。

导演没有将双方描述成黑与白、天与地的绝对对立，没有叙述成脸谱化的正反两派。

相反，殊途同归的两个人其实与众多为了一己官位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敌军箭矢，毫无退缩之意的主和派崔鸣吉一出场便震慑住所有观众，身上的浩然之亲让我以为他才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而占尽道德制高点的金尚宪第一桥段就是杀了一名手无寸铁，助他过河的老船夫，善与恶顿时错位。

而影片对生与死的诠释更是叫绝。

崔鸣吉的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生，金尚宪的死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死，生肩负着复兴的希望，死贯彻着成仁的道义，二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完成着各自的使命。

这种对生死善恶的深刻诠释是我国类似题材的影视中，难以出现的桥段。

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电影改编自2007年出版的畅销同名小说，由小说家金薰创作完成。

导演是黄东赫，曾执导过《我的父亲》、《熔炉》、《奇怪的她》等电影，质量也都非常不错。

电影没有泛滥的韩式煽情和主旋律呐喊 只是冷静克制地刻画出那段李氏朝鲜的“屈辱”史 却拍出了悲怆的史诗感 坂本龙一的配乐功不可没 ，再加上极佳摄影和六位演技非常不错的男演员再疯狂飚戏，可以说非常的有看点。

这是韩国难得不黑清国的影视作品，对强大的敌方刻画也相当客观，不再脸谱化，满语表演相当具有气势。

对百姓的刻画打破了战争片、朝堂片的局限，增添温情和残酷元素。

从朝鲜每每求和清军就停下来不打，以求彻底降服朝鲜这一点来看，清国能有中原绝非仅凭兵马。

投降的悲情主义，跪下来求活也是需要勇气的。

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看得很爽。

小时候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后仍然没有打败夫差雪耻灭吴，那么如此苟活一生是否还有意义？

我们中国人在意结果，吕后受匈奴单于冒顿调戏，忍辱送美女在前，汉武帝灭匈奴在后；韩信受胯下之辱，后终于成为将军出人头地……那么要是没有最后的成功呢？

仅仅是为了生存忍辱是否还有价值？

《南汉山城》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于韩国电影，我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它不完美，但它极具个性不受束缚。

我一直说它就像一个少年，敢打敢杀，横冲直撞。

但是这部《南汉山城》让我对韩国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它完全没有了以往用力过度、煽情猛烈的毛病，也没有丑化敌人和政府、民族自豪感爆棚，它冷静客观且克制成熟，是一篇相当水准的史诗级作品。

精良的画面、六大明星联袂出演，角色分配平衡和谐，功力深厚，既不抢戏也不浑水摸鱼。

内容来源于历史真实事件——丙子胡乱。

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满清“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1636年12月，皇太极亲征朝鲜，渡江之后，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京城之下。

朝鲜不敌清军，仁祖逃往南汉山城。

朝鲜从王到大臣到百姓在几乎失去全部国土后，仍然坚持了47天才宣告投降，中间充满了求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也有投机的骑墙分子中间和稀泥。

崔鸣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只身前往敌营，面对清军的下马威毫无惧色，但他主张开城投降保存性命，他认为活下去才有希望。

礼判金尚宪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肝义胆，一心秉承大义，视汉族大明政权为正统的少数强硬派。

在被引路老人带到目的地时，听说老者还要为了几斗米而引路清军时，痛下杀手，但同时好心收留了老人的孙女。

他坚决反对议和，誓要与清军抗争到底。

崔鸣吉和金尚宪这两个人，主张截然相反，一个是为维护名分大义坚持道统的抵抗派领袖，另一个是为保全君王社稷和人民而委曲求全的议和派政首。

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却能惺惺相惜，相敬如宾，他们政见不同，也有冲突，所有的交锋仅限于对国家出路的争论，没有沦落到庸俗的派系斗争，甚至彼此之间有欣赏和维护。

朝鲜仁祖面对危局时过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但仍能看出他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一个疼爱儿子的慈父。

他不想背负千古骂名，若不顾气节，他如果承认满清政权不会被围四十多天。

他太知道投降意味什么，于是始终对勤王军队抱有希望，对抵抗清军抱有幻想。

当红夷大炮轰碎了行宫的墙壁，同时一起轰碎的还有他残存的一丝不想妥协的侥幸，等待他的将是对皇权赤裸裸的尊严践踏，蓝袍素衣，臣子跪礼，妻离子散。

这一刻他的内心是挣扎的，我要活下去，成了面对群臣最后的苟延残喘！

片中还刻画了以大臣金鎏为首的一众骑墙派，他们见风使舵，自命清高，一开始都极力反对崔鸣吉的投降主义，满口大义凛然，道义天命。

可当战局不利，皇太极真的率领大军御驾亲征时，这些骑墙派，从要诛杀崔鸣吉到开始支持他的想法，纷纷要求任宗考虑大局，保全宗室。

《南汉山城》没有仅仅停留在战与和的表层对面之上。

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两难的选择上升到了生与死的哲学性选择之中。

到底什么是“轻如鸿毛，重于泰山”，所谓“生死”的标准又从何评判。

百姓的追求只是“夏天有地种，秋天有收获，冬天不饿肚子”，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谁来当统治者。

于是，开场的老头给朝军带路啥都没得到，所以会选择为清军带路。

出身奴隶的通译投奔了清军却一跃成为重臣。

我们无法武断地说，像老头和通译投敌就是错的，他们没有从自己人那里得到起码的尊严却被要求卖命。

照片里是清军的一个翻译顾问，当领相金鎏低声质问他：你也是一名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他回答：“我的父母是奴隶，我也是奴隶，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隶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说我是朝鲜人”。

既解释了当叛徒的原因，也不再脸谱化。

孔子老人家都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即使是对清军，影片也不愿贬低和丑化，明明可以在短时间内一举灭国，皇太极仍然守信等待投降。

而初初看来极其窝囊的朝鲜国王，那悲情的换服步行出城，伏地请罪，那苍白的脸，微颤的唇，屈辱的泪，最后还是换来了老百姓的春种秋收平静度日，一个王最大的职责无非也就是保他的子民能活着，好好活着，哪怕下跪哪怕投降，更何况他苦苦坚持了47天，别说大明，就是400多年后的我都感动得无以复加，谁说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

韩国人，选择了这么一段屈辱的历史作为电影的题材，且不美化自我回避伤痛，也不丑化敌方凭空YY，甚至没有反战情绪，视角平和深刻，真正了不起。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迤逦自语）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这部电影是漢人民族价值观的试金石。

首先要清楚当时丙子胡乱，是后金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而入侵朝鲜，同时迫使朝鲜放弃大明，将宗主国改为后金的事件。

从当时儒家思想价值观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屈辱的事情，中华藩国向蛮夷低头。

朝鲜儒臣洪翼汉上疏坚决反对称「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城破后遂被皇太极点名压缚沈阳处决。

洪翼汉与同时殉难的另两位大臣尹集、吴达济并称为「三学士」，在韩国历史上具有文天祥般的地位。

丙子胡乱以后，崇祯十年元旦，受困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君臣在这一天也不忘向西朝着北京的方向行「望阙礼」。

此后数百年，朝鲜一直都有纪念崇祯的仪式，并且将当时去清国统治下的北京称为燕行，而不是京行。

从阶级观念的角度来说，后金完全是蛮夷国家，入侵朝鲜没有给朝鲜带来任何先进的因素，反而掠夺了50万朝鲜人作为奴隶。

而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丙子胡乱堪称是朝鲜版的靖康之耻，对朝鲜社会的影响和打击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入侵。

因为日本再怎么样也是朝鲜所承认的文明国家，朝鲜国王宣祖说:"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

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

"(《宣祖实录》卷37)。

换句话来说，朝鲜人大体上是承认日本人是中国的儿子，和自己地位平等，但是是乱臣贼子。

但是后金完全就是蛮夷，早期的时候，那些东北女真部落还是被朝鲜吊打的，结果没过多久就反过来被他们吊打，这对于整个朝鲜社会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具体可以参考当年的甲午战争。

被英法列强这些大国所击败，还能说得过去，被日本所击败，直接让整个满清知识分子崩溃了。

如果是真正意义上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在观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根本不会产生什么诸如「且看东北人皇太极是如何对韩国人杀人诛心的，跪服！

」、「看清军如何吊打朝鲜」、「跪在皇太极面前要求停止，这战争爽爆」等等想法，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兔死狐悲的伤感之情。

我想当年孔子之所以支持其向往的尊王攘夷，恐怕也是因为这种朴素的情感吧！

如果他们在了解了背后的历史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支持满清，那只能说明他们只是庸俗的国家主义者罢了，大明还在的时候拥护大明，满清来了就拥护满清，民国来了就拥护民国，就是随着政治局势而不断改变的墙头草。

这部电影好几年前看的，虽然有改变和演绎的成分，但大体是尊重史实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经纬，不过我想就其中不尊重史实的部分进行讨论。

在甲午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宗藩和朝贡关系，甚至一度被中原王朝纳入直接统治，如两汉、曹魏、初唐等时期。

且这种宗藩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最亲近的时候是在明朝中后期，用朝鲜君臣的话讲，彼时的两国关系其实是“义则君臣，情如父子”，这一方面得益于于明朝永乐以后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日臻完善，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也着实另半岛倾心归附；另一方面则是明朝在壬辰倭乱中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当时丰臣秀吉刚刚统一日本，相进一步吞并朝鲜作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被明朝援军和朝鲜军队击退。

本片讲的则是明朝后期女真崛起于东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局面，皇太极派遣多尔衮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改宗清朝的故事，史称“丙子胡乱”。

虽然在满清铁骑的威压之下，皇太极达成了预期目的，但朝鲜君臣对这份新的宗藩关系深感不齿和不屑，一直（悄悄）奉明为正朔，坚持用崇祯纪年，并设坛祭祀明朝皇帝，直到日本扶植的所谓“大韩帝国”成立方才停止，奉明正朔达500余年。

本片中提到的两场战乱，壬辰倭乱（日本入侵）和丙子胡乱（女真入侵）都是以某种民族主义叙事进行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朝鲜精英只有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之分，不懂什么国家主权，实际上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帮明朝代管朝鲜罢了。

所以从统治精英的层面讲，朝鲜王朝和中国古代王朝没什么区别，其统治权利来源于对儒家文明理念的坚守，具体来说则是天下秩序中严密的“君臣”、“宗藩”构成的等级体系和权责关系，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类的统治架构则是极为陌生的。

这种朝贡体系在近代民族主义浪潮中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朝鲜内部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另一方面其弱小的国力又要求它不得不在外交中秉持一种“事大主义”的原则。

但事大主义和朝贡体系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多中心的、现实主义的，后者则是单中心的、理想主义的，前者以19世纪末朝鲜和东北亚列强的关系为典型，后者则以16-17世纪的朝贡关系为典型。

19世纪末的朝鲜，一方面需要依靠清朝提供政治和军事庇护维持自身独立和自治（如袁世凯就曾赴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借此发家）；另一方面则要在东西列强，特别是俄日两国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

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回应民间日益强硬的民主独立呼声，采取实际行动来捍卫和彰显国家主权。

事实上来讲，无论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如何不同，直到现在朝韩两国的处境依然是必须在这三种力量之间不断周旋拉扯，谋求平衡。

回顾这段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切中了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之间普遍存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想象，我甚至觉得这是东亚民族，或者说儒家文化圈留下的历史病症。

中国的天朝观自不待说，它在近代也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孙中山的泛亚主义、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等思想和实践；崛起于近代的日本则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和罄竹难书的罪行；甚至韩国也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和政客试图打造以韩国为中心的世界或亚洲共同体，这个对历史的篡改和想象的内容就更夸张了。

糟糕的是，东亚各国的国民身份和国民意识的塑造似乎都只能通过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想象来进行和实现，而所有凸显其历史中阴暗或者弱势一面的内容都应该回避甚至遗忘。

说到底，这本质上还是一元主义的朝贡秩序与多元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历史文化的基因与国内外政治现实之间反复冲突调试的产物，但也是不合时宜的产物。

毋庸讳言，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东亚各民族要想实现真正的信任、和解与共生，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去柔化这种各行其是也自以为是的想象，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历史文化去建构一种更为平等多元的、富有韧性和生命力共同体秩序。

虽然现在的国际形势似乎离这种期望越来越远，但不妨作为一种新的愿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

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

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

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

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

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

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

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

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

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

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

《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

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

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

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

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

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

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

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

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

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朝鲜王英祖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

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

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

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

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

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

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

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

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

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

他劝仁祖说：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南汉山城》并非完美。

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

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

《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梅雨季节，户外瓢泼大雨。

沉浸在影音世界中观看完了一个曾经发生在寒冷冬天的故事。

17世纪中叶，满清以强大武力威逼朝鲜臣服，君臣困于南汉山城商讨对策。

斥和派认为气节与正统，宁死不能丢弃。

主和派认为在战乱面前，百姓生灵才是首要考虑。

罕见看到具备如此诚实史观的影片，以克制冷静的笔触描画了一个夹缝中的小国如何取舍宗主国的故事。

对战和两派代表人物，分别给予了客观尊重的刻画。

斥和派金尚宪，执念大义气节，体谅平民兵士。

却冷酷捅死渡口老汉，唯恐他为清军领路。

对老人的孙女，又极近怜悯妥善安排。

主和派崔鸣吉，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为免生灵涂炭，一腔孤勇，数次前往满清阵营斡旋。

甚至于未免金尚宪尴尬，一力承担降书撰写工作。

甘负骂名，在所不惜。

两人虽然在是和是战上，意见不一。

大多时候惺惺相惜，堪称君子之交。

全片没有丑化满清，也没有美化朝鲜君主。

皇太极不亏为日后改天换地的大汗，心胸亦算宽广。

对于朝鲜君臣在大年初一还要向北京大明方向行叩拜大礼的行为，表示了理解体谅。

片尾，朝鲜仁祖大王着蓝衣（以示有罪），领众臣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画面可谓生动凄凉。

影片中，极力讽刺的乃是以领议政为首的骑墙派们。

对兵士，高高在上，视为草芥。

对下属，恫吓嫁祸，无所不极。

对同僚，动辄要求处斩崔鸣吉。

被满清炮火教训后，立马见风使舵，高呼处斩的对象转眼就变成了金尚宪......丑态毕露。

哪怕画面冷静克制，亦不免种种悲凉萦绕其中。

多场群臣辩论戏，生死名节，让人热泪盈眶。

李秉宪与金允石，再次贡献无与伦比的表演导演黄东赫，《熔炉》《奇怪的她》均出自他手，加上本片，似乎各种题材都能驾驭。

或许，可以把《鱿鱼游戏》排上List了。

一大敌当前，困守孤城，是战是降。

是个很现实也很纠结的问题。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是从东亚文化中认知中比较负面的角度。

也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倾向于投降。

这个问题还可以用另一种角度表达，便是保住性命和保住名节哪个更重要。

电影中主降和主战的两个大臣在国王面前激辩崔鸣吉：尚憲是超然的 臣是卑陋的尚憲是忠誠的 臣是不體面的就算您下令明天殺了微臣也請在今天將微臣的文書送給可汗尚憲說的很正確但那只是話尚憲是認為話語重於生命鳴吉所說的活 即是死微臣願意死的輕於鴻毛支撐比死還要沉重的生命死並不輕於鴻毛金尚宪：鳴吉無法分辨生和死是將生死混為一談將生變成了恥辱無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恥辱崔鸣吉：請在此地砍了微臣的腦袋到底什麼是國君就算在蠻夷的腳下只要能為了自己國家的百姓創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的從心底跟從的國君,請殿下忍受這份恥辱（直接从字幕上拉下来，也懒得再分谁说的。

但这段对谈的台词实在精彩。

）主战的大臣名叫金尚宪，主和的那个叫崔名吉。

这段事情发生在明末，满洲人势大。

逼着朝鲜不再认明朝做老大，而改认满洲也就是日后的清朝做老大的背景下，电影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真实的历史，朝鲜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向清军投降。

至于激辩的这二位大臣，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几年后居然又因缘巧合的被清军拘禁在沈阳。

两人最终达成了谅解。

做了很多诗文唱和。

电影中，为了显示冲突的张力，让金尚宪自杀了。

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可能发生。

但结果大致都有定论。

今人甚至都不被允许重新检讨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个很著名的例子，便是唐朝的张巡守睢阳。

坚持不降。

最后弹尽粮绝倒吃人度日的地步，一直吃光全城几万人。

直至最后一刻。

但被誉为忠贞之士。

我记得即便是古人也对这种行为有过质疑 。

比如王士禛在《池北偶谈》讲 被张巡吃掉的小妾转世报应的故事。

所以看《南汉山城》。

很感唏嘘。

二好电影不见得颠覆三观。

但一定对你的固有思维有所冲击。

虽然我们这些年一直娱乐到死。

但作为一个容易从内心自我发现的观众，还是应该努力保留着一些比较隐秘的习惯。

比如做独立思考。

《南汉山城》里就有这么一段。

爱国的大臣在敌营叱责为敌人服务的本国人，说你也是韩国人。

翻译官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我生下来就是奴隶。

所以我不是韩国人。

庚子年，龚自珍的儿子据说也做洋人的翻译官。

被爱国人士大骂，你怎么能做汉奸呢。

龚半伦也说了大致的话。

我倒不是想肯定这样的言论，而是感触，或许只有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才能产生如此逆反的言论。

说到底，爱国是不用教的。

因为老百姓都是用事实在爱国。

真正到国破山河碎。

且不去批判当权者究竟是怎么搞乱这个国家的。

即便最后有哪一个大人物因为爱国而遭罪的时候，肯定已经有无数的小人物用尸体为他铺设了最后一里路。

所以，我倒是觉得这样的台词其实有着非常叫人警醒的作用。

中国人老早就总结出来了。

有多早呢，早在战国的时候。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谁说人类一定一直在进步。

最近看纪录片《越南战争》。

即便是美国，肯尼迪说的一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激发了无数的美国人参与了日后被他们总结为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有人说，这句话其实已经被我们断章取义了。

但语境在变，语义确实会发生质的变化。

你可以理解为民主国家对于公民自觉的号召。

当然，更可以用于独裁国家，极权对于民众的强制！

三谈及民族意识，韩国人。

有人说，日本是拼命忘记历史，而韩国是拼命捍卫历史。

题外话是，川普来亚洲，韩国让慰安妇受害者参与接待。

让日本人非常不快。

几乎引起两国纷扰。

影视这块来说，抗日神剧，韩国人不比中国人少拍。

但《南韩山城》这样电影，也能拍出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国家，还真不是只靠打鸡血让自己兴奋了。

从地缘政治来谈，韩国确实存在着以小事大的历史与现实。

《南汉山城》甚至没有讲如何保持国家独立的故事。

而是面对改换门庭，换个老大时候，在道义与生死中，如何艰难抉择。

这样的心境，今天似乎在作为大国国民的我们来说，可能相当不屑。

但真从历史上去看的时候。

那时候的韩国人觉得满洲人是蛮夷，让他们背叛大明简直是对文明的背离——一直到近代，他们依旧保持着明朝的衣冠以示对于文化的坚持。

可是，中国这边呢？

长袖马褂金钱辫！

周边国家，何止朝鲜失敬，日本看中国也如是，清初的时候，有华人到日本，日本觉得其清朝的衣冠非常滑稽。

而华人解释是最新的式样。

但日本人知其底细，相当不屑。

甲午日清交战，日本人的檄书，居然号召十八省义士一起恢复中华。

——所以不屑和歧视是没意思的意淫。

有些事情，其实是没有准确答案的。

而历史，其实偶然性大过必然性。

所以，我其实无意去认同电影最终的价值取向。

而是，看到了对于对立立场的尊重与再思考。

这个意义。

大于所谓的政治正确。

有很长一段时间，韩国电影不好看了，除了卖弄颜值和冗长的烂俗剧情。

不知所谓。

但一个鼓励电影产业的国家，到底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优势。

因为忽然有一天，韩国电影又爆发了活力。

与我记忆上上一波好看的时候，比较起来的话。

上一波可能更注重与个体的困惑与情绪（如金基德那波导演）。

而这波，忽然对于社会与公众有了和深刻的思考。

当然，这不排除与当下韩国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影射与反应。

即便如那僵尸片《尸速列车》，说的，其实还批判的是群体中人的劣性。

至于反应光州事件的两部大热电影《辩护律师》和《的士司机》。

两部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后者在我看来干脆是对前者很不成功的的翻版而已。

你以为韩国电影的深度不过如此的时候。

有幸看到这部《南汉山城》。

时至今日，已经无法不对韩国电影表示尊重。

其中的舞美服装场面，对于历史细节的考据，乃至一票实力派演员的精湛表演。

是的，电影这门工业其实是值得尊重的。

至于有钱人闲情逸致玩票可以。

但真拿出来漫天盖地的刷屏，就是慢待与亵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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