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在《推销员》里，导演在点到为止的叙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没有过分夸张的去表现事态的严重，在通过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对白，画面的呈现，循序渐进的表达出，在意外发生后，人物心理的矛盾、困惑、挣扎与爆发。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的真相大白，也没有太多的刻意渲染。

导演采用一种“平视”的角度，置身于事外，也没用道德制高点的审视，而是将电影中人与人之间的困惑，抛给观者。

将故事自然的表达，就像电影的最后，男主艾麦德和他的妻子拉娜，回到剧团，和以往演话剧前一样，在镜子前做着化妆准备。

在经历了这次租房意外后，虽然还是重复着以往的生活轨迹，但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能真的像他们彼此最后的眼神那样——空洞迷茫。

人间的悲剧大多是这样，你看着一件美好的可能有阳光式结局的事情逐渐走向不可挽回的失误，还不能重来，一切就此改变，再也回不去从未发生的状态，随着年岁的增长，疤痕还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骤变了好几轮，你想要去改变什么，却无论如何也修复不了所有人的记忆和悲伤，只能让苹果坏下去了，直到烂透了消失掉，不会再出现一个新的苹果了。

真羡慕新鲜的生命体，还不知道溃烂与无法挽回怎么写。

年长的人们只能在废墟之上重建生活，在有污渍的屋子里维持生命。

没有本钱没有选择的大多数人，就此了无生趣地度过一生。

[《推销员》中有不小的篇幅用在《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片段上，其实这个反讽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戏剧与这部电影的故事几乎毫不相干，是两条完全不相干的平行线。

可是法哈蒂将它们强制并行，你会发现西化的伊朗知识分子依然困在伊朗的现实里，他们的的尴尬困境，不仅是道德困境，也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教育困境、文化困境。

危险破旧的建筑，突发的被袭事件，作为老师的开明与虚伪，以及35年传统婚姻背后的不堪，都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被抽丝剥茧，但法哈蒂并没有决定全力反击，他抱着深刻地同情宽厚地对待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对当下既不想全盘推翻，也不想艰难为继，既焦虑又冷静，可是没有答案。

他也需要道路。

艾马德在学校教文学，也和妻子拉娜一道参演剧团的戏剧《推销员之死》。

借住剧团朋友一套房，因为上一个女租客造成的错觉和妻子会错意，一男进屋，走进拉娜正在洗澡的浴室，抱住她，但发现不对头，便扔下车钥匙和一沓钱仓皇而逃。

出院后的拉娜陷入创伤和惊恐之中，没有安全感，也不愿报警。

艾马德明显对拉娜的态度发生转变，冷对。

他采取自己的调查方式，最终查到是一个有心脏病的老头儿。

他逼着老头儿坦白。

老头儿知道自己做错了，这也就是他当初要留下一沓钱的缘故。

艾马德非要让他把妻子女儿和女婿找来，当场公开他的行为。

老头央求，他与妻子几十年感情了，女儿马上也结婚了，求放过一马，他当时就知道错了，所以急匆匆跑了。

艾马德却先将其软禁在一小黑屋内。

老头病犯，晕倒，经过他和惊慌的妻子的救助，醒来。

拉娜不让丈夫在老头妻女到来时说事，不然就离婚。

但老头一家临走时，艾马德把他单独叫去房间，关了门，给了他一耳光。

老头出房间，艾马德转身哭泣。

老头更加内疚，尤其面对原谅他的心善的拉娜，再次晕倒，气喘吁吁的老妻和女儿慌了神，不停哭喊，等着救护车来。

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改变着夫妻的关系，艾马德和拉娜关系日渐疏远和糟糕；改变了一个人温文尔雅的一面，如艾马德起初对学生给予充分自由，开玩笑也没事，甚至因为坐出租车被一女士不友好还劝一同的学生换个角度想问题，但妻子出事后，愈加冷漠，对学生也很粗暴，对朋友不信任，借助戏剧对妻子发泄。

可见，仇恨对一个人的戕害，即使你最终“手刃”仇人，你自己也就变成之前厌弃之人了，本欲伸张正义除恶，但是先得保证自己不变成魔。

故事本不复杂，事件也是司空见惯，编剧却也是精巧。

时隔五年，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又一次来到奥斯卡，他之前的作品《一次别离》在2012年获得了第84届最佳外语片奖，还引领了一场“伊朗电影”热潮。

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伊朗电影=《小鞋子》。

阿斯哈·法哈蒂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伊朗的社会现状与人民生活，也重新让伊朗电影回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里。

今年的《推销员》和《一次别离》题材差不多，都是从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

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实则高潮迭起，欲言又止。

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朋友介绍搬了新家，却因为一场与旧房客有关的事故陷入了绝境。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特点是真实。

影片剧情起伏不大，也没有特殊的视效，大部分情节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

却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琐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男主角是学校的文学老师，课余还和妻子一起排练美国剧作家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这天排练结束后，妻子先回家收拾东西，并在电话里嘱咐男主角买点儿面包和洗手液回来。

当楼下的门铃响起时，妻子以为男主角回家了，没看门禁视频就解锁了楼下的单元门。

此时，影片里没有配乐也没有声效，只有一扇未关闭的大门。

当男主角回家时，家里只剩下一滩血迹。

别紧张别紧张，这并不是惊悚恐怖片，妻子只是在与陌生人的争斗中撞伤了头部，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男主角愤怒了，把妻子安顿好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报警。

结果妻子拒绝了。

看到这儿，恐怕所有观众都开始猜想陌生人与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显然导演并不想直接告诉咱们，他通过很多细节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重点则放在了男女主角情感与关系的变化。

导演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用很多特写及近距离摄影来加强角色之间紧张的气氛。

他也更愿意将角色置于某种道德困境中，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总是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准则。

导演通过剧中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与男女主角的生活进行对照，进一步增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在无能为力的无奈之后，受到克制的自我意识就会绝地反击。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极度膨胀，角色的性格缺陷开始凸显，相互抗争。

忍无可忍之时，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发现得依靠非常规的方式替自己找到借口之时，是真正的绝望。

这位伊朗导演想说的话太多了，伊朗的人民、社会、甚至国家，人们的信仰、道德以及人性。

一部电影要容下这么多主题，也是有些困难。

但总的来说，《推销员》没有《一次别离》精彩，剧中剧的方式还显得有些拖沓，但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是实至名归的。

石头姐在《爱乐之城》的高潮段落讲了一个故事，她的姑妈“曾经大胆跳进过冬天的河水，赤着脚，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塞纳河，河水太冰冷，她打了一个月的喷嚏，但她说，如果重来，她还会再跳一次。

” 冰凉、赤脚、塞纳河。

这些理想主义的意象那么激烈，每一个都冲撞着额头的血管，听了通头一颤，鼓膜嗡嗡的，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又感觉有点口干舌燥。

有人不会这么讲。

他们看见的倒是这些：脱下的鞋子靠在栏杆下头，袜子也是，围观的人吹口哨，硬着头皮扎进去，冻得两腿抽筋，喝了几口咸臭的水，爬上来脚硌得刺疼，丢了头巾，回家还拉了几天肚子。

而要是让阿斯哈•法哈蒂来讲，则可能压根不会有这个故事了，他的主人公大约是不会跳塞纳河的，他们会选择更间接的方式，比如像伊莉（《关于伊莉》）那样，站在岸上，帮扑水的人照看小孩子。

毕竟他的主人公们都不年轻了，再者，他们的牵挂太多。

时常纠结于如何才能不做一件事情，如何避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免得伤人也伤己，如何留一点余地，不把事情挑明。

如今年齿渐长，越发觉得，事情兴许会简简单单开始，却不可能痛痛快快地结束。

于是，现在的我更喜欢阿斯哈•法哈蒂的故事。

“一次”别离，是离不开的，剪不断，理还乱。

《过往》里面，几个人都忘不掉过去，过去像风筝，飘远了还想拉回来，越放越远，可总有根线牵着。

过去的日子不是抛在后头了，而是都挂在身上，在天上拽着，脚下的路越走越飘。

《烟花星期三》说的是未来，女孩下周就要踏进婚姻了，电影最后，她窝在车里，外面是放火度过祆教新年的人们，到处是爆炸、火苗，走出去，很难不引火上身。

《推销员》讲到了现在。

法哈蒂的剧本向来以精巧细腻著称，他每次讲的都不只道德困境，还有困境上空罩着的那团稀薄、迟缓而且挥之不去的乌云，这团乌云偶尔会使冲突暂时偃旗息鼓，却按不住地平线下隆隆的躁动。

气氛也因此更加微妙。

从一开始，影片就笼罩着不安。

影片第一幕，市政施工撼动了主人公楼房的地基，整栋楼摇摇欲坠，大家纷纷逃离。

接下来的段落，是《推销员之死》的戏中戏，威利的大儿子不经意发现了威利的情妇，高大的父亲形象轰然倒塌。

在阿瑟•米勒的原剧本里，这个段落让威利的大儿子失去了灯塔，人生轨迹急转直下。

看到这里，可能会以为电影会以父权的崩塌、或者某种权威的倒掉为结束，但很不幸，这部电影要说的是，即使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生。

人们会维护它，一切都会偃旗息鼓，不同的只是人越来越老了，或者，人慢慢变成了牛。

所有人不声不响地搬出政府野蛮施工造成的危房，没有人去维权；蕾娜遭到侵犯，不选择去报警；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公开浏览隐私，却选择忍气吞声。

人是怎么变成牛的呢？

《牛》是Gholam Hossein Saedi 的一个剧本，后来1969年的同名电影成了伊朗新浪潮赫赫有名的发轫之作。

《推销员》里尹麦德给学生放映的那个黑白电影就是《牛》。

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哈桑有一头牛，这是全村唯一的牛，这头牛让他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牛占据了他的整个生活。

有一次他离开村子，他不在的那段时间，牛死了，乡亲们不敢告诉他，就说牛走失了。

哈桑成了没有牛的人，仿佛失去了台柱子，他去牛棚守着，慢慢地，他开始吃草了，像牛一样叫，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牛。

村民不忍心，埃斯拉姆和两个村民决定把哈桑送到城里医治，一路上哈桑并不配合，终于，温和的埃斯拉姆失控了，举起鞭子抽打哈桑，喊道“快走，畜生！

”牛是哈桑的面子，虽然是个牲口，却反而圈定了他在社会里的位置，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失去了这头牛，哈桑成了生存意义无处投射的空壳，他只好自己变成这头牛，以自我消化他的意义。

而为了帮哈桑恢复人的意识，埃斯拉姆则必须先像奴役一头牛一样驱赶和奴役他。

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进入荒谬之中，并规训他。

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滚动的车轮无休无止。

所有人离不开这个系统，就如同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讲的那个寓言那样，意识形态带给人们的精神障碍，让几乎所有人都迈不开推门出去的那一步。

据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很喜欢这个作品。

一些顾忌，可能只是些小小的顾忌，比如面子、身段、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就足以把人重新拉回到这个看起来已经异常的社会里面，顺从和惰性维持着社会，即使它已经老朽、无力，就像《一次别离》里纳德的父亲和《推销员》里施暴的老头一样。

没有反抗，甚至很少抱怨，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知道该从哪里适可而止。

有选择地交谈，有选择地视而不见。

因为从它那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予求。

因此，在这儿，有点权力的人很容易滑向恶，因为成本低廉。

恶好像只是某种失误。

巴巴克“豪爽地”把凶宅租给朋友。

出租车上的女人警惕坐在旁边的男人，很可能之前遭到过侵犯。

尹麦德突然一改之前和蔼的形象，对学生不依不饶。

大家都在说谎。

巴巴克表现得跟前租户没什么瓜葛，但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一般。

邻居自称听到下楼的动静就去追凶手，没能追上，但其实凶手只是个脚底受伤、连爬楼都费劲的心脏病老头。

老头骗了家人35年，因为他的猝死，这个骗局永远没人拆穿。

推销员威利的悲剧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人。

可话说回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不是悲剧吗？

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人没有特别地做好事，也没有特别地做坏事。

电影里，《推销员之死》成了人们释放情绪的管道。

在戏里，他们的腰更直，可以哭，可以大声承认“他们把我当作空气，我一无是处，一无是处”。

可以冲巴巴克拍桌子发怒。

甚至可以哀悼，哀悼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

推销员威利已经死了，但是男女主角还活着。

片尾，他们在卸妆，把老年威利的皱纹擦掉，也许最悲哀的是，两个人这时候还年轻。

还有一个一个日子在前头等着。

铺妆。

补妆。

卸妆。

生活永不止息。

要补充一句，《推销员》打破了伊朗的首周周末票房纪录。

一定有人问，这样一部电影是如何通过审查而且在国内公映的。

就阿巴斯的标准看，这恰好证明《推销员》的艺术成就：“如果审查官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被剪掉，那就说明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

如果一部电影被审查官剪掉了一部分，那它本来就应该剪掉，因为审查官居然看懂了！

” 似乎一谈到伊朗电影，就必须谈谈电影审查。

伊朗的电影审查向以严格著称。

纳帕西就曾经说：“在伊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80%用在与官方谈判，获得批准，20%用在拍电影上。

” 于是总有人认为脱下镣铐，会比戴着镣铐跳舞更好看些。

其实真的未必。

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电影迅速衰落，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突然转变，资金不足，再一个就是电影审查的屏障被攻破了，没了配额制和统购统销，又有国外竞争，国产片无法收回成本。

伊朗的优势在于，自从两伊战争后期以来，当局一直支持本土的电影创作，对外国电影引入有严格的限制，缺乏外部竞争，这给伊朗的本土创作提供了避风港，电影作者可以避开好莱坞的影响，拍出自己的特色。

伊朗电影所以在国际上屡有斩获，一是其质量高，自成一体，再者是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视，有“法拉比基金会”扶持青年电影人，为导演提供资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帮着选送国际影展，打通电影节的关节。

伊朗的电影审查一共有四个步骤，前期如果剧本和卡司通过了审查，整个拍片和制作过程审查机构是不会干涉的，制作完成后，剪辑后的样片送审，审查机构决定是通过、删减还是禁映。

伊朗文化的特点本就是委婉，很少单刀直入，先是寒暄，恭维，慢慢再切入正题。

在应付审查上，电影导演也有自己的技巧，比如应付前期审查的阴阳剧本，对于后期审查，则故意在样片中剪进几个审查官能轻易发现的违禁镜头，好让其他更隐晦的段落暗渡陈仓。

当然，像纳帕西那样存心与审查制度硬碰硬的拼命三郎就要另说了。

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禁令，比如留胡子的男人不能扮演反面角色，不能有过于欢快的音乐，男女不能有肢体接触，电影里男人跟女人见面，为了避免握手，两人中肯定会有一个手上提着东西。

儿童电影可以规避很多伦理方面的审查，而且能得到“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的支持，所以不少导演选择拍摄儿童片。

少有外来资本的介入，伊朗电影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法，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自然光、现场录音、长镜头、开放式结尾，是大部分伊朗电影的共同特点。

伊朗电影大都是小成本制作，像《一次别离》只花了30万美元。

在这个体系里，不少导演游刃有余，受它的约束，也得到它给的便利。

阿巴斯就认为，没有限制，就没有中东的生活，伊斯兰革命之前那四年，伊朗电影人没有拍出多少作品。

“没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限制是什么。

我不想借此说明限制是好的，或者说限制应当存在，但是它伴随着我们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

不仅仅是我的专业，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限制让人们更有创造力。

” 伊朗有句谚语：果实丰硕的树都是弯曲的。

也许这句谚语不只有一层意思。

已刊2017.03.06“虹膜”公号

伊朗《推销员》——带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次别离》，有知识的家庭，生活困境，生活在社会中的困境，很淡然旁观的叙述方式。

果真，原来是同一个导演阿斯哈·法哈蒂 Asghar Farhadi的作品。

婚姻的无趣，相对无言的夫妻，与人接触，与邻居接触，尤为困难，尤其是当自身发生一些自认为羞耻事情的时候。

总觉得好像是别人抓住了自己的把柄，一些流言蜚语四起，总觉得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已经成了另一幅样子，她想要装作无事发生，不要遇见一个人都要问上一句，“你没事吧？

”“我好得很。

”可是却忘不掉，在别人看似温暖的问候下也装不下去。

不能坦然面对这些事情，感觉头巾都是压抑自我的体现，社会对于女性的压榨，对于女性的约束，让她们羞耻，让她们不敢说出来。

婚姻就是在一天又一天的隐瞒中破灭的，别提什么善意的谎言。

当然距离产生美，不过这要在两人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前提下才成立。

蛇鼠一窝，人的本性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难不成你觉得隐藏了一时，以后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

我只是顺不下去这口气。

你是想学你的《一次别离》式的开放式结局吗？

学得不怎么样啊。

说不出来到底是哪里不怎么样，或许是这个题材实在让人感觉到不舒服，将人放到了一种不是人的角度去谈论，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就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本来可以报案去寻求正义，如果探讨的是与警察之间的矛盾倒也罢了，那样或许只是个平平淡淡的片子，可是现在，因为各种社会因素，他们不愿意报案，然后自我挣扎，终于选择自己去“复仇”，可是找到了仇人之后，看到了他们的困境，又心疼了。

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我搞不懂。

难不成你想要表现在平和的外面之下，十分挣扎的人类？

挣扎来挣扎去，只觉得挣扎了个寂寞。

《一次别离》当中还能说他们有生活的困境，可是这部影片，怎么说呢，难不成在你看来欺骗与强奸是同一个性质？

前者影片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可是这一部呢，除了男女主反反复复自我纠结，考虑要不要寻找真凶之外，好像别无其他。

老头真是一副可恨的嘴脸，不要以为有个心脏病就能洗白。

《一次别离》当中带着孩子的妈妈是可以理解的，她不是个坏人。

可是这部影片当中的老头完全不可理喻，全凭借的是男女主的一丝善意才将他们放过。

性质不一样的事情，又怎么能拿出来一起讲呢？

但是导演偏偏将这部影片的风格无限接近《一次别离》，也就别怪其他人将它们放到一起；

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20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执导 依然延续了道德困境的主题 情节紧凑 表演细腻 不过本次获奖和川普的“禁穆令”不无关系影片的主角是一对演员夫妇 正在排练话剧《推销员之死》他们的房子由于政府的拆迁成了危楼 无法居住 剧组的演员朋友帮他们临时租了一个房子 刚搬进去的第二天 妻子在家收拾完屋子准备洗澡 门禁响了 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 就开了门 继续去了卫生间 但是丈夫回来后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妻子已经被送到医院 通过邻居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不难猜到妻子被性侵了 也知道了房子的前租户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因此性侵者很可能是她之前的客户妻子从医院回到家后状态很不好 不敢一个人在家呆着 不敢洗澡 不能正常排练 丈夫被搞得很狼狈 而且因为害怕遭到警察的不断盘问 妻子选择了不报警 丈夫没有反对 但性侵者遗落在家里的车钥匙 钱和避孕套极大地刺激了他 于是他跟踪了性侵者的小货车 初步断定性侵者是面包店送货的小伙子丈夫假装家里有东西要搬运 约了小伙子在之前住的危楼见面 可等到的却是小伙子的岳父 一个行动迟缓 还患有心脏病的白发老人 经过一番交流 丈夫竟然发现这个白发老人正是侵犯自己妻子的性侵者 愤怒之际 丈夫不顾老人的苦苦哀求 把他反锁在危楼的小屋里 自己赶着去话剧演出了演出结束后 丈夫和妻子急忙赶回危楼 把老人放出来 经过几个小时的拘禁 老人已经非常虚弱 丈夫通知老人的家人来接 并要求老人当着家人的面把犯罪事实讲出来 在老人的苦苦哀求下 妻子要求丈夫收回对老人的逼迫 并不惜以离婚相威胁 丈夫虽然没再强迫老人 但还是当着家人的面坚持把老人单独叫进了里屋 把他遗落的车钥匙 钱和避孕套还给他 并扇了他一记耳光 老人拿着东西行尸走肉般走出来 缓缓跌倒在地上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丈夫和妻子各自在剧组的化妆间里化妆妻子受害 丈夫难过 痛苦 愤怒 甚至羞耻都无可厚非 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并没有真正考虑受害者的感受 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 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 这个转化给了他索取 甚至报复的力量 他不顾及妻子的痛苦 要求妻子不要总缠着他 他在学校与关系亲近的学生争吵 他埋怨朋友没有告诉他前租户的情况 还在一次话剧演出时篡改台词痛骂了演对手戏的朋友更可怕的是 无法承受的痛苦又滋生了仇恨 成为了作恶的理由 他要求妻子与性侵者对峙 而不考虑妻子的二次伤害 他强迫性侵者在家人面前坦白 而不顾及另一个家庭的破裂相反 妻子作为真正的受害者 却选择了宽恕2017-5-1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无人知晓单元第8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推销员》，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推销员人生如戏的抓马评价了！

果树：还是那个会讲故事的法哈蒂，但这次的剧作未能逃出过于戏剧的嫌疑。

我们敏熙：生活难道真的只能如此无奈吗？

这部漏洞很大。

fire_storm：比过往好，但法哈迪的剧作已经变得如此戏剧化，格局太小戏却太多。

推销员之死在片中的作用太小，缺乏与剧情的照应。

汤达人：即使不强加我的道德观来判断，这部的戏剧性如此刻意，漏洞如此多也是够可以了。

Berger：法哈蒂的剧本令人称赞，他的编剧能力很大程度来自训练与观察，编剧必修。

Sylvia.Y：人性在道德面前进退两难，结果往往善有恶报。

法罗岛岛主：同是法哈蒂的奥外作品，《一次别离》的剧情就流畅到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推销员》相较之便显松散，唯一的优势是他跳脱出了《一次别离》中对伊朗社会的剖析，后半段对峙戏中连珠炮式的人性审判，视野从伊朗的人文、宗教一下拉升到普世性问题的高度，不留余地的将人这种生物最难以启齿的一面撕开让大家“观赏”，骤起骤落的节奏带领着观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刻准备直面失控。

血腥爱情故事：法哈蒂珍的很喜欢设计各种drama，但是在这部中略显刻意了一点。

我略知她一二：陷入道德困境的男人和惨遭恐怖袭击的女人，毫无意义的精神指控和冷漠暴力促成了天理循环的残酷报应。

事实与真相到底是取决于被害者还是施暴者，旁观者又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我们不得而知。

暴力的种子总会生根发芽，每个人的口水和眼神都是对它最好的肥料。

如果我们无法逃避，就让我们接受现实，而不是用牺牲道义来促成真相。

#FIFF6#DAY8的无人知晓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是这个社会让尹麦德变得刻薄，尹麦德作为老师兼职演员，有良好的素质，所住楼房由于政府施工成为危楼主动背瘫痪的邻居撤离。

在出租车上有个女人坐后排挨着他提出换座位，他也不曾计较。

他主动将前任租客的家居物品遮盖塑料布防止被雨淋坏。

他慷慨捐给学校的书籍，也不曾注意那些书不太适合学生阅读。

他教学开明、亲和，主动邀请学生们观看自己出演的话剧。

但这些都在他的妻子拉娜在洗澡时被一个陌生人暴力伤害之后有所改变。

妻子选择不报警，是担心被警察询问更多细节而无法面对那些尴尬和恐惧的回忆。

尹麦德在面对邻居对那天血腥场面的描述并坚持让他报警，一种无形的报复力量在心中形成让他去抵抗这种社会压力，他的妻子裸体倒在血泊中，是男邻居还是女邻居先把拉娜抬出浴室？

尹麦德开始心烦意乱，他暴力抢夺偷拍他在课堂打瞌睡的学生的手机，肆意侵犯别人的隐私。

在排查租住房屋电话录音，发现租给他们房屋的同事巴巴克与当时的妓女租客有来往，随后在话剧舞台随意更改台词辱骂巴巴克。

当判断出妻子用的买菜的钱是嫖客留下的嫖资，立即倒掉食物重新定了披萨，就像脏钱玷污了食物。

当发现真正的凶手只不过是个有着35年婚龄，有女儿即将结婚，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纳赛尔，他囚禁了纳赛尔，要把他的家属全部叫来当众羞辱他。

而妻子拉娜这时已经完全释怀，怀有恻隐之心的她不希望尹麦德当众羞辱这个老人，并表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完了。

尹麦德虽然没有当众揭露，但把纳赛尔叫到屋里，掌掴后将装有嫖资和避孕套的袋子塞到纳赛尔手里时，无疑是宣判了纳赛尔的死刑，纳赛尔无法面对家人的疑问，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楼道里，他背叛他的妻子找妓女这种丑事的秘密永远被他带走了，也永远也不会面对那种山呼海啸般的辱骂、蔑视和嘲笑。

报复完别人后，往往施暴者更加痛苦，貌合神离的尹麦德和拉娜，面无表情地呆坐在化妆间。

在这个父权、夫权强盛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低下，一旦受辱，既使是被害者，整个社会的道德审判再一次雪上加霜。

而父权、夫权也维护者他们那虚伪的外衣，一旦这种伪装被戳破，穷追猛打者挥舞着道德大棒横扫一切，而赤身裸体者只能选择逃离而永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