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灵之马

电影和哲学不同，电影的结构里有太多空白的空间，有人用影像去填补，但贝拉塔尔告诉我们，不用因此而焦虑，整个架子搭起来的时候，空白是合法的。

贝拉塔尔从来不做什么探讨，他站在世界的边缘，一个再没有后退余地的地方。

可以说，他已经对世界再无期待，所以简单的情节、简单的事件、简单的布景，一个懒得为世界再多说话的人，拍的电影也就是这样吧。

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热忱，相比之下，那些致力于精致的色彩、精妙的故事的导演，不管是好莱坞派还是艺术电影派，不管是歌舞升平或是道德焦虑，都还甩不掉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忠实、沉迷。

贝拉塔尔的电影，只是想表达一种结论。

一个来自伦敦的男人，我们还能看到人虽已经跌倒但还剩些挣扎的气力，现在贝拉塔尔似乎不再挣扎，而是得到了答案。

答案就是都灵之马最后的一片黑暗。

他是放弃了希望吧，因为在这个世界，希望和绝望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多费些力气。

最后唯一剩下的，就是一种光秃秃的意志力，一种英雄没落后残余的气概，在黑暗里忍耐，不要再粉饰在幻想。

这样沉稳的片子，让人不相信是去年拍的。

世界堕落的真快，但贝拉塔尔起码证明，绝望的清醒者还存在。

对于贝拉·塔尔，既不能将其神化，也不可贬污他。

前一种情况正在被“封镜”事实所强化，原因盖于凡是“盖棺定论”都是对亡者声望的加剧；塔尔毕竟还未亡去，因而他将会是极少于生前便享受崇高地位的导演之一：此为“封镜”之必然逻辑。

后一种情况来自于无法接受其风格，被其长镜头折磨得昏睡的观众，遂产生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这也是人之常情：否定比肯定来得远为容易。

为了避免这两类极端，公允地评析贝拉·塔尔的电影艺术因而具有义不容辞的迫切性。

以下这些文字围绕着几个关键词而展开：紧致影像、唯物主义、精神性。

希望是对贝拉·塔尔电影的一次理解尝试。

影像的紧致度并不是单看一个镜头里所出现的物象或镜头自身运动难度。

倘使以此观《都灵之马》，影像当归入松弛之列。

但实际上《都灵之马》中的每一个镜头并未因影像的过度稀释而松弛，原因何在？

比较贝拉·塔尔与侯孝贤创造影像的不同方式并可见出。

在侯孝贤的电影中，镜头中物象不断饱和，甚至过饱和状态，来获得影像的精致度；但也有例外，在《咖啡时光》中，侯孝贤反常地运用饱和影像来获得松弛影像，也许是处于对小津安二郎的致敬。

由此观之，饱和与紧致、稀释与松弛并不能天然地划上等号。

在《都灵之马》中，稀释影像获得的紧致度让人神经绷紧。

运用在于，当镜头的长度不断延长，其调控难度（对于人物走动、镜头本身运动、物象的入画等等）都在成指式增长。

这也许是让观众神经绷紧的原因。

贝拉·塔尔的电影如此一干二净地剔净情感介入，放在影史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反常的是这些丝毫唯有情感掺杂的影像却给予我们精神上的体验，其原因又何在？

这里，贝拉·塔尔再次向影像的自身逻辑挑战，其锐利无比的探索锋茅刺破对影像的惯常理解。

一个彻底由“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贝拉·塔尔的电影中出现：人物成为简单进行日常活动（架马、脱衣、吃土豆、取水、喂马等）的肉体，影像中的物显现出本性（桌、凳、置于桌上的玻璃杯等），还有自然环境仅仅以自然物的形态呈现（《撒旦探戈》中绵延不绝的雨、《都灵之马》中的暴风）……这一切都剔除了可以引申出象征、暗示、寓意等语言修辞学的庞大叙事。

贝拉·塔尔通过展示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世界来对影像的本质进行探索，这解释了塔尔的电影为何被认定为一种纯电影。

但对于这个彻底唯物的世界，我们又分明感觉到来自精神上的体验，又该如何解释？

对于现实世界广泛散布的物体系，我们可是丝毫也未能觉知到来自精神上的冲击，两者差别又有何在？

对此，如果将原因归之于宗教性，只能是误入歧途。

贝拉·塔尔也许是极少在影像中未曾掺进宗教性的西方导演之一，但如何将一个纯粹的物理世界连通于精神性，秘诀就在于配乐。

在贝拉·塔尔的电影中，配乐具有绝对超越之地位，它不是作为一种情绪辅助影像，而是作为将物理影像跃升为精神影像的跳板。

当配乐响起之时，便是影像升华之时。

塔尔不需要进行任何情节上的铺陈，只需将一段影像与一段配乐并接，这来自段日常生活的物理时空即刻与整个广袤宇宙相贯通，而影像的精神性并不是预先设定一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萦回于整个宇宙空间中的未知神秘。

这便是贝拉·塔尔的影像奥秘，也是他超越于他人的绝技。

对于一位执着于影像探索的导演，依凭其坚定意志与可敬勇气而获得了超绝成就，此一现象并不能归之于“天才”。

天才，是对某一领域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这显然与塔尔相悖。

仅从塔尔的拍片经历看，无非见证的是一位导演的成长，超于常人的是塔尔对影像探索的坚定意志与可敬勇气。

当贝拉·塔尔说《都灵之马》之后将封镜，我们可以解读为天赐责任之完成：谁都未曾将影像纯粹度探索到这个地步；同时，谁也不曾将长镜头的使用达致如此超神入化的境地。

但我们又何必因此封其为“神”，贝拉·塔尔更应该是一个榜样。

電影是有節奏的。

其實文字也可以是有節奏的，不只是小說裏情節的變化和鋪排，而是在描繪一件事時，文字的祥略、推進的快慢，都可以營造節奏。

故事的好壞，內涵的高低是一會事，而節奏的把握對寫作者來說，可能就是手藝精湛與否的體現。

這是我自己的解讀，而我以前認識一位80後作家，她的說法是，小說的關鍵在於結構。

我想一個故事整體的節奏是什麽？

就是結構。

那個作家她成名之時文字華麗，能文言能白話，辭藻浮華，盡顯家學深厚的功底，到了她大學快畢業時，文字反而樸素得和網絡小說差不多了，這個時候，她說小說的生命是結構。

而也有人說過，一首歌的好壞是看旋律，但成敗又在編曲的結構。

現在若還把文學和電影做比，似乎已經落後了幾十年，何况貝拉塔爾師承的，不就是宣告文學和電影决裂的塔可夫斯基么？

是的，電影和文學是兩碼事，但我卻忍不住覺得《都靈老馬》的長鏡頭，是文學性的長鏡頭。

你可以說老貝的鏡頭運動如詩，那麽如果把文字和鏡頭做類比，《都靈老馬》的鏡頭一方面看上去繁復而淩厲，但又直接準確。

但早把長鏡頭玩得爛熟的老貝封筆之作最值得稱道的可不是“文字”如何絢麗，甚至我不想去贊美導演的staging，或是電影漫長鏡頭中閃光的細節，那些留給别人去贊美吧，在這裏我只想爲簡單而精妙的結構鼓掌。

電影內容五味雜陳，故事卻很簡單。

讓尼采痛哭的老馬和馬夫回家後6天的生活，第一天，描述馬夫和女兒一日平常的生活，女兒在家，每日去屋外的井裏打水，準備晚飯，一成不變的全是煮土豆，馬夫則應驅馬出外工作。

但自第二日起，父女兩人不斷遭遇不幸，屋外的颶風已令荒原小屋有如孤島，而老馬突然不願再拉車，甚至不吃不喝，馬夫便不再出門工作。

第三日一班吉普賽人路過，不問自取的喝了井水惹惱了馬夫。

次日井水莫名其妙的就干涸見底了。

之後馬夫收拾細軟帶上老馬打算搬離此地，卻走不過一個山頭就折返而回，到了晚上，連油燈也不知爲何無法點燃。

到了第六日，父女原本規律的生活已經被破壞殆盡，父親一切如常，吃著碗裏的生土豆，對沉默不語的女兒說“你必鬚得吃。

”這正是女兒對絕食的老馬曾說過的話。

電影到這裏結束。

第七日會怎樣？

不幸會繼續奪走父女所擁有的平凡生活？

父女會堅守在家園直到連生土豆也沒有？

還是第七日便已到世界末日？

這個描述人類生存之道的絕望故事，簡單而讓人回味。

簡單的故事往往能包含無窮的道理，尤其是在人類似乎快要末日臨頭的當下看來，更是震撼人心。

說回結構，我相信電影藝術的好壞不在故事如何，而是如何說故事。

《都靈老馬》分章節而成，如同樂章般，原本的節奏便是父女倆曾十幾年如一日的生活，電影中的六日，兩人每日都欲重復同樣的節奏，但各種“不幸”卻化作變奏漸次加入其中。

父女面對變化卻沒有太多變通之法，唯有堅持如常的生存之法。

這種重復中變奏，變奏後又見不變，從而反襯出主軸，這樣的結構，印象在許多小說中都能見到，但這又像是音樂中常用的技巧。

道理似乎簡單，但如何在結構中巧妙而合理的安排，又是看得明白不易做到。

老貝不斷重復的描寫父女兩重復的生活，但隨著故事的變化，鏡頭的節奏也在變化著。

比如女兒之前打水時，鏡頭都會跟隨前往（但是是不同的角度），路程顯得艱難而漫長。

而在井水干涸的那個早上，鏡頭待在門裏，看著女兒走到遠處的景邊，再到女兒回來緊張的叫上父親，鏡頭才又跟著兩人到井邊，但隨著兩人焦急的步伐，鏡頭的移動速度已和前面不同，快了許多。

就這樣一個景别和一個速度的變化，就完成了情節到電影語言上變奏的同步。

而電影中看似冗長的鏡頭裏還包含有眾多細節——絕計不只是驚人的鏡頭移動——恐怕并不是看一次就能將他們完全捕捉到的。

我只能體會到大的結構，在回味中大致體會出許多細節的精彩之處，但恐怕仍未能及其深意。

相信無論是情節推進抑或鏡頭安排，都是貝拉塔爾花三年時間，殚精竭虑造就，更何况故事寓意無窮，以極簡及極深，難怪貝拉塔爾將這看作他最後一部作品，因爲他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一如往常的貝拉塔爾，影片的第一個鏡頭總是能夠讓所有人———哪怕是半小時後就會睡過去的觀衆拍手叫好。

他的黑白攝影也好得完全不像是同時代的人。

想想之前在文化中心看的《鬼子來了》，雖然姜文也是拿去歐洲沖洗，但是這個黑白啊⋯⋯和貝拉塔爾拍的真是差一截，究竟是爲什麼咧！？

影片有一處讓我無法不走神的地方，就是那個說最多對白的胖子，那個緩慢的zoom in實在讓人昏昏欲睡⋯⋯這麼直接的對白似乎也失掉了影像之美，何況⋯⋯這冗長的對白並不直白易懂。

另外，第一個長鏡頭中凌厲的配樂絕對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但幾乎完全沒有變化的在不同的情況下不斷重複使用——並沒有讀懂每一次音樂擺放的用意，但這激烈的旋律到後來實在讓我有些抗拒了。

在我的尼采阅读告一段落后，我看了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起初只是被名字吸引，后来觉得贝拉塔尔真的是个特别理解尼采的人，并且了不起。

不过我刚开始并不这样想，因为看完后我觉得和尼采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反尼采的，如果说有什么一致的地方，我猜测贝拉塔尔用“封境之作”去表达尼采所说的“无话可说是一种愉悦，也是一种权利，因为无话可说恰恰是形成了某种值得一说的罕见或稀有之物的条件。

难以忍受的不是干扰，而是毫无意思的命题。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其实是与拍摄影片相矛盾的，因为影片已经是一种表达。

我那天翻了不少影评，有一条让我印象深刻。

说贝拉塔尔在观众提问现场，也留了一个问题给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你感觉到虚弱了还是变强了？

这个问题他至少问了两遍。

正常的回答当然是虚弱，我想他也得到了这样的答案，但重复显然意味着对此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我搞错了，他应该期望听到变强了的回答。

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电影中只拍摄到了父女生存每况愈下、生命逐渐凋亡的五日。

我理解为这是“死”的第五日。

贝拉塔尔的上帝之死不是人的出现，而是人的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然而父亲总是特殊的，总是隐藏在儿子的普遍性证据背后。

所以一切后事件性的普世性，都要通过废黜父亲的特殊性来平等对待儿子。

只有罢黜主人，才能实现儿子间的平等。

这其实就是尼采的观点。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是一根系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的绳子，拉悬于深渊之上。

也就是说，人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渡，是一座凌空孤悬的未竟之桥。

动物性，或所谓生物性，在达尔文那里是一根链条的起始与颤动，在弗洛伊德那里则蜕化成了人性金字塔凝筑的广基，都是反动派。

人是未完成的，需要矢量充注。

而只有将所有命运的偶然当作强力尝试体验，人这种尚未定型的动物才能获得生机及塑造提升。

所以电影中“死”的过程即上帝死的过程、人获得生机的过程和虚无幻灭的过程。

我认为在尼采的理论里，虚无主义是一切价值重估的基础,而一切价值的重估又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必由之路。

这里就已经把虚无主义拔高到了他学说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我很早就感到尼采的超人哲学便是以彻底的虚无主义为基础，他所谓提升生命力的各类学说及他的思想深处正隐含了他极力抨击的这一毫无生气、虚空般死寂的前提，颇有些凤凰涅槃欲火重生的悲壮之感。

所以也可以说尼采是隐秘的精神分裂者。

尼采在给友人的书信集里说：替我说话，这完全无必要，也从不希冀；相反，一份好奇，就如同面对一种陌生的植物，带着些许讥讽的抵抗，在我看来，这是对待自我的一个无与伦比的较为聪明的立场。

我觉得这便是友人贝拉塔尔持有的态度。

当然，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作为最广食的食物链顶端，人类天然有独一无二的自我毁灭体质以平衡自然生态：我们天然喜欢有害自身健康的食物——全世界的小孩不分种族性别都偏好烂牙的甜冷零嘴，蚀钙的碳酸饮料，高热的油炸嘴。

经过后天的训练有些人能克制甚至进一步遗忘这自虐的乐趣。

可惜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倡导素食长寿的健康专家们痛心疾首。

幸好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至今热爱冰淇淋，巧克力和红肉的某只举臂欢呼。

不明真相的普通观众如果误入这位去年封镜的“大师”或者前不久才过世的安哲，根本是饿了三天的食客被领进一家菜单上只有低低盐生菜沙拉和青菜豆腐的素食店——连人造有机蛋白都不提供的哟，亲！

无论那些小部分的人用怎样的营养搭配或者味觉原理循循善诱“这其实是很好吃的哟，亲。

你多来吃几次就习惯了，就能体味出个中美味了”，自小乖张的姐几乎每次都横眉怒目掀桌踹椅——要姐特么吃这些东西，人生还有何乐趣，不如去跳海罢！

买书之前我们可以在书店翻阅全本，买CD之前我们可以在音像铺听取每首曲子的片段，去博物馆之前我们可以在网上或者目录里浏览展品的片，即使是音乐会体育比赛舞台剧这些现场节目，观众至少也可以用嘘声羞辱表演者以补偿自己损失在无趣表演上的金钱与时间，电视的话几个有线台全年才收一点费用节目还多样。

唯有电影观众是最弱势的，毫无还击之力。

即使在网上吐点不满，都有各种圣母君跳出来哭泣。

所以姐以为端个小凳子在这些被那些自称营养专家的家伙吹捧上天的店面门口挥春一张“肉食者免入”是吾辈“非典型影评人”（称“非典型”因为姐自认不是，也并不以此为生，但在某些同学的定义里姐也算是边缘人）的职责，一则是让吾辈浪费掉的票价和时间多少有些意义，二则是观影界这种专以违反天性为美的歪风需被顶上一顶。

作为以清淡江浙菜养大的南方人，姐进川则日日红锅，北上则天天酒肉，都磕得入味，自认已经对食物的包容性已经算普通人里偏高的。

虽然要试了几次非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才把《伦敦来的男人》坚持看完，但是之后还是多少有些乐趣——几天之后姐特么的还能在脑内从头到尾播放这部电影，长镜头如何移动怎样角度，镜头与镜头之间如何衔接，哪个场景配乐了哪个没有，全都清晰明了，甚至可以随意定格，从记忆里截取出这一格的画面，光影历历。

也算符合“极简”的审美，呈现出来的线条的确简单，但每根线之后的思量准备功夫还可以玩味。

所以姐常常自视过高，以为啥都咽得下去。

明明心里有张黑名单的，有时出于好奇心，有时碍于时间表，有时是被某一部影片所激励对自我的口味产生了极大的误会——比如这次就是从《伦敦来的男人》里得到画面逻辑的乐趣，就完全不记得当年看《撒旦的探戈》时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居然兴冲冲的想尽办法硬排时间去看这部封山之作。

这片甚至没有《伦》的干净明确。

姐有另一种自虐的倾向，就是无论多无聊，只要还在能撑住的底线以上就会坚持看完。

实在注意力涣散了就四下数看看有多少观众已经睡着了，然后以我数的次数和观众睡着的人次为反比打分。

能在Le Clef这种艺术院线里把专程闻名而来的法国观众弄到东倒西歪，这种威力如果尚未见识过又有好奇心的同学可以领教一下试试看。

故事以尼采发疯的传说为开始就有种大妙的预兆——据载尼采某天出门遛转的时候看到路旁有一农夫在鞭打一匹不肯前进的马，上去抱住那匹马大叫“我苦命的兄弟”（之类的），回去之后说出了那句名言“老妈，我想我是神经了”。

之后关于尼采的人生反正在江湖上广为流传，但是那匹马的命运如何泥……好吧，这多少还是有点悬疑的。

然后的塔式长镜因为有心理准备倒在承受范围内。

从马出场，到切到马夫，拉开到远景，移拍出马驶入浓雾（根据塔式传统雾就是“故事从此开始”的标志，隔开现实和孤绝世界的分界），马车停到农舍前，女儿出来帮助卸马具，镜头然后跟女儿进入马厩，再转到农夫推车入内，这一段的人物和环境关系介绍还是有《伦》一片里的清晰感，姐自以为终于能欣赏“大师”了有木有。

之后必须杯具啊有木有！！！

在其他艺术类界，比如古典音乐类，莫扎特的作品未必人人听得欢畅，但至少大部分人亦不会生出“这是座头鲸星来的外星人写的么？

”这样的频谱不谐感，即使不是红烧肉油爆虾，至少是清蒸鱼白灼虾。

而《月光下的皮埃尔》无疑是需要听众先学习一些低频鲸类的语言才能对得上号。

但古典乐迷鲜少有人称勋伯格比莫扎特“大师”——理由是前者更难懂和更违反人类的天然听觉。

绘画界也没多少人敢说某位后现代主义画家超越达芬奇。

但在文艺片这一领域里，被推崇为大师往往是以屠杀普通观众的观影乐趣为主要标志的啊！

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第七天果断休息了），塔尔用六天毁灭了世界——还有姐对“大师”们的所有兴趣。

两个多小时啊！

姐其间不停在想——为毛我要看这片？

为毛？！

这一切是为毛？！

究竟是为毛？！！

好嘛。

每天老爹在女儿的帮忙下穿衣服换衣服的情节是对照女儿套马的场景，以人比牲畜。

第一夜照出房间里空的鸟笼，道出昆虫的寂静，其后几天依次抹掉上帝六天内创出来的世界——尼采名言“上帝已死”有木有。

农夫和女儿每天早上饮酒，酒即圣灵。

从山上下来的秃头男是来沽酒的，该男带了一根拐杖——圣经有一节教人出门不要带拐，宗教也被称为“心灵的拐杖”（更别提秃头男说的那篇《查拉图斯特拉》语言风格的灭世预言）。

又从山上下来信仰依所居地而变化的吉普赛人，套着两匹白马——白马有一种解释是“敌基督者”，称农夫的女儿有“魔鬼的眼睛”，并叫嚣“土地和水都是我们的”，给农夫女儿留下了“圣地被玷污，必将灭去光”的新一轮灭世预言。

次日他们唯一的水源便干枯了。

农夫打算搬家，女儿取出母亲的遗照——故事中只有一匹马，一个左手残疾的鳏夫和他的独女，亚当和夏娃无法繁殖后代，连可被挪亚带上方舟的成双的动物都没有，是人类的灭绝。

在外面绕了一圈又从山上回来的农夫父女成为最后的灭世预言。

户外强劲的风是灭世的神力（秃头男称城镇都已被风刮倒）。

太阳消失。

风也平寂。

唯一剩下的光源是火。

查拉图斯特拉是祆教的先知，拜火教是最早的二元创世论宗教，所以当火种也熄灭（所以父女最后只能吃生食），就是世上再无善恶，重回混沌。

在两个小时里，要姐调动出各种记忆库才知道它在讲什么，这种东西有什么趣么！！！

塔尔大师的好处大概也就是OST向来很美（虽然每一部都只有两三支这样，大/低音提琴是指人，管风琴指信仰），画面也总是很有质感。

而且镜头真的非常节省，拍重复的场景都不会用同个角度（否则姐真的中途离场了），而且镜头从来不在轨道上做来回的移动，如果一个中景镜头定在那里，而人物活动到镜头外，观众就知道人物还会回来而且会沿回来的方向继续前进并发生事件，这种不做无意义剪接和多余移动的极简还是合姐审美的。

也只有这样了。

其他的，作为一个骨子里的肉食主义者，姐表示吃不出塞牙纤维的美味。

僅以此纪念这位曾经与姐相对无语十几个小时的大师。

如果这个世界上尽是您这种菜，姐果断会疯掉。

但假如从来没有您这样的菜，观众的餐盘也不够多样化太不健康——也许罢……

在匈牙利的平原上在匈牙利的平原上钟塔在远方震怒最后的三钟经无人跟随土地上没有庄稼只有石头没有男子和他的妻子放下篮子摘下帽子小心把叉子插在田埂上在俗常的暮光中弯下酸痛的脖颈专心晚祷只有饱含尘土的雾气中艰难行路的人用他满身的衰老和满溢的死亡和满皮囊的风角力随风颤动的眼屎比阴翳更遮蔽视线而老马的后踵戴上了风肿帽看着身边欢快驶过的茨冈马车它知道即便卸下虚无的货物它也跑不起来了在匈牙利的平原上车辙上踱步的男子走到了新年的尽头他低头看两只野狗为了陈年的骨头狂吠在彩虹惯常的位置上一座纯白的宣礼塔带来了一团罕见的信众没有战鼓没有军号无人知道战争何时开始现在究竟是停火还是决战前的上膛久候的决战也许不会到来天快要全黑了风永远像第一天时那么大等不到安息日的人为了离开返回断水断火的家永远行进在匈牙利无尽的平原上

我想起了幼时在老家的田地里，看穷人们割草收麦，打水烧柴。

微风拂过大地，吹散人的头发裸露出他们褶皱的脸庞，沉重的疲倦和迷茫使得他们命贱如草。

我深深地记得这些人的脸庞，可我从没能在电影里看到他们的身影，大多导演拍的底层都操着粗口，行迹浪荡。

可我知道，这些只是标签，满足观众的标签，满足影评人的标签，他们是验货人，看到这种悲惨后催生出廉价的怜悯便大肆夸赞，又加深了这种刻板印象！

苦难折磨心智，生存驯化理想。

本片里的父女俩是赤裸的两个人。

胡子拉碴粘粘衣服，腌制的食物僵硬难咽，一切的一切随着女儿在大风中牵扯木板达到顶峰。

真实的肌肤粗糙的暴露在尘土中显的那么真实和谐。

就连风都熟悉了卑贱的人，我们的电影人中却只有极少数的睁开眼睛的人意识到了这一切。

一.独特的长镜头美学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导演似乎都很喜欢使用长镜头，无论是米克洛什·杨索在《红军与白军》中运用长镜头调度不断变化战场上的主角，还是贝拉·塔尔在本片使用的长镜头营造出的一种永恒的绝望，其对于长镜头都有着很深刻的看法。

本片第一个镜头拍老人赶马车回家：悲壮且在后面重复出现的和弦乐搭配着长镜头调度，时而对准人，时而对准马。

该镜头不就相当于李白在《蜀道难》中开篇的一句“噫吁嚱”直接告诉观众我这是一部绝世佳作，需认真品味仔细体会。

本片通篇使用长镜头，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用了三十个长镜头完成。

在长镜头中，框架构图形成景深（从屋子的窗往外看）。

但贝拉·塔尔的长镜头使用是来表现父女二人生活的无意义之处，在总共六天的日子里，叙事是重复的，重复的便是无意义的二.隔膜与陌路在本片中，各种元素都是有着隔膜的，都是远离的。

故事发生的小屋是与世隔绝的，强烈的风在不断吹打着屋子，换句话说，屋子与世界是隔离的。

同样的，人与人也是存在隔膜的。

作为主角的父女本该很熟悉有着许多交流，但在本片中却意外的并未有多少对白，甚至我们听到的第一句对白发生在影片的21分钟（“吃饭了”）。

这二人的疏离还体现在他们的距离感上：二者之间始终没有亲密动作，在无事之时总是隔得很远。

买酒人，坐在马车上的人与这对父女之间也隔着很远。

买酒人的末世言论不被父亲接受，另一批人被父亲驱赶。

人与人存在着距离。

当然人与动物也是疏离的，马在第二天拒绝外出，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拒绝进食，甚至不给女儿面子。

不仅如此，就连最基本的人与物体，也似乎有着距离。

枯竭的井，吹不断的风，突然变暗的屋子，滚烫或冰冷的土豆，点不亮的油灯，他们与我们存在着隔膜与距离三.影片的存在主义倾向本片先是引入一个关于尼采的传闻之后开始讲述故事。

因为尼采对于意义，价值，存在的思考很深入，所以本片在开头便确立了其存在主义基调。

影片的剧情大多是日常琐事，且这些事不断重复（长镜头调度每次都不同）：吃土豆，给马喂食，外出汲水，女儿给父亲穿衣。

这一切似乎并无存在主义的迹象，但他们的多次重复叠加却有了清晰的存在主义倾向。

因为重复，所以无价值；因为无价值，所以不存在；因为自身的存在无法得到认可，所以人物隔离、痛苦，陷入永恒的绝望。

这种痛苦无法承受，因为自身在意义上并不存在。

四.电影的警告电影圈有一句话“即使你能忍受《都灵之马》，那你也不一定能忍受生活”。

而生活之中的我们每天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更加复杂而已。

由此看来，我们也陷入了无意义的怪圈，得不到自身存在性的认可。

我们似乎也会在明暗不定的房间里吃着冰冷僵硬土豆，在六天的时间里默默的重复着一切无意义的事情，最后无意义的死去。

本片虽处处有着长镜头美学，存在主义倾向，但他核心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末路。

贝拉·塔尔在电影中似乎化身为了一位父亲，轻轻地、耐心地，甚至有些喋喋不休地告诉人类这个母亲，或者说是孩子 “妈妈我好傻”。

生于1955年的贝塔拉尔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衰老，地心引力对他太强烈了，他的英语带着浓郁的匈牙利口音，在解释自己的电影为何只有黑白两色的时候，“COLOUR”一词被发成了“科龙”，而且他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的学生，全身紧绷，腿和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抖动。

这一切都无损他作为电影大师的自信和狂热。

全场都是观众的提问，他也留了一个问题给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你感觉到虚弱了还是变强了？

这个问题他至少问了两遍。

主持人忙着看表控制全场提问的时间，没有给观众回答的机会。

对于贝拉塔尔来说，这或许是解读这部作品重要的KEY。

《都灵老马》篇首以一段导演的自白开始，介绍的是大哲学家尼采在1889年都灵目睹一匹老马被马夫鞭笞，尼采抱着马脖子痛哭，回到旅馆之后静静躺了两天，然后疯了。

这段独白之后的镜头故事似乎与尼采不再有半毛钱的关系。

在我看来，没有尼采的故事就没有这部电影。

整部电影可以看作是都灵那位鞭笞老马的车夫离开都灵之后的生活记录，也可以看作是贝拉塔尔对尼采为何疯了的自我解读。

而这两者讲的还是同一件事，那就是尼采是因为想象到了那匹老马和车夫这样的生活困境而疯了。

在哲学家里，尼采一直像太阳神阿波罗一样光芒万丈，他的超人理论宣布上帝已死，人可以成为仅次于神明的超人。

但是就在都灵，在马夫鞭打老马的那场偶遇里，尼采崩溃了，一个桀骜不驯的大哲学家精神世界的崩溃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所建立的精神世界和王国遇到了来自他自己的挑战和诘问，他曾经信仰的东西崩溃了。

这才是尼采疯掉的根本原因。

我们看到的《都灵老马》里马夫一家的生活回归到了中世纪的物质贫乏和精神空虚，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叹息过的最穷苦的大众的生活。

这狂风肆虐的荒原上的石头屋子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铁屋子，人们困顿于此，生活于此，一日复一日，穿衣。

烧火。

喝酒。

吃土豆，点灯，上床……如同活死人的坟墓。

如果说生命力旺盛时期的尼采曾经生发出人类可以拔着头发离开地球的妄想，当他被病痛折磨，在忍受着衰老和疾病对他的摧残时，他发现了自己年轻时的谬误，这世界没有超人，只有病人和死人。

病痛和时间的流逝带来的精神折磨是尼采的超人意志也无法战胜的。

形势强过人，《都灵老马》里狂风呼啸的荒原展现了造物主的傲慢，突然消失的水和再也点不着的油灯，预示着支持生命的物质在一点点消失，生存的环境每一天都在恶化。

和上帝创世纪刚好相反，第五天没有了水，第六天没有了光。

世界重新堕入创世纪前的混沌。

片中孤寂的小屋来过两拨人，一个虚胖的酒客（尼采是酒神精神倡导者），他向马夫BLABLA了半天关于上帝已死的理论，马夫只有一句话“瞎扯蛋！

”。

这正是贝拉塔尔认为尼采静躺两天思考的结果，酒客和马夫都是尼采，曾经的尼采和疯掉的尼采。

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之后来了一群吉普赛人，他们送给了马夫女儿一本《圣经》。

那群吉普赛人在离去时说：“水是我们的，地球也是我们的！

”贝拉塔尔16岁时用8毫米胶片机拍过一个吉普赛人的纪录片，因此变成匈牙利当局黑名单上的人，在他的影像世界里，游离的吉普赛人代表的是最接近自然和上帝的一种生存的方式吧。

马夫一家的痛苦正是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家的执着，他们在没有水之后曾经仓惶离开，带着那匹不肯进食的老马。

但是很快他们又从荒原的尽头走回了老路。

他们无力离开，他们离不开那些生活里无用的仪式，他们有尊严地像一个人一样地在那里等死。

石头屋子或许象征的还有我们对物质的执念，我们执着的这一切正是捆住我们手脚的一切。

自由的吉普赛人也会最终面临一天比一天衰弱，最终死亡，但是自由的意志在于生与死是自然和上帝安排好的一部分，我们无需选择，只要接受。

贝拉塔尔毫无疑问是给予人类希望和力量的，悲剧的力量从来都是为了拯救和唤醒。

对于热爱哲学的贝拉塔尔而言，拍摄于2011年的《都灵老马》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因此当现场观众问他还会再拍新片吗？

他的回答是NO。

其实想评四星半，但豆瓣没有半星。

上帝死了，这是尼采创造的一个伟大事件，但信仰的真空无法由渺小的人类填充，所以人类也死了。

这部影片充满了矛盾，犹如尼采哲学一样，片头塔尔引用尼采对妈妈说的话：“妈妈，我真蠢。

”我想此时的尼采认为世事依然是他所不能挽救的，在过去现在将来皆是不可挽救的，最终尼采倘若不疯，也必将承受如鲁迅所说的铁屋子的痛楚。

他将绝望，或是默不作声，如他所批评的佛陀一样背过身去，面对墙壁流泪。

尼采疯掉了，或许是个解脱，不必再承受毕生努力化为流水的落寞，这个世界本不曾存在希望。

老马不再进食，车夫与女儿单调且逐渐入灭亡的苦楚生活算是对虐待老马的报复，也是逼疯尼采的代价，因为这承载着人类的未来向何处去，人类存在的意义，尼采如耶稣般在世间苦行着，（这样说或许不确切）替世人受苦。

买酒客作为一个矛盾的虚无主义者，他说的话可能连自己都不明白。

本片唯一可确定的就是那被尼采所批判的女人，女人承受着苦难，繁重的劳动，从不抱怨，也并不是尼采所说的只靠鞭子才可以驯服的下等生物 ，女人其实活的更纯粹，爱心未泯，老马不吃饭，她说你不会再出去拉车了，于是她替代老马拉起沉重的车默默地向前，生活无法继续时不愿意苟活（不吃土豆），而男人却变为残疾衰老的族类，连穿衣吃饭打水都要靠女人来实现，也证明了男权社会的衰落，最后伴随不久的老马死亡也代表着男权社会精英（尼采）的死亡，但女人有什么呢？

她们只会忍受，她们只为活着，世界即便尚可维持但也已失去意义了。

希望的火焰再也点不着了，在老塔乡愁中尚可点燃，而在贝拉塔尔这里却寂灭了，或许老塔尼采是知道不可为而为之，在灭亡途中却永不会放弃希望，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对的，人类是需要信仰的。

一切未终结，将来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