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30万华人在异国他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部反映印尼苏哈托时期930事件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

尽管这30万华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旧是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这是奥斯卡对中国的贡献，美籍导演的作品。

无论是在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都是制约正义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这股力量不复存在，正义便无立锥之地，或者正义也将沦为邪恶。

【巧妙的软广】https://site.douban.com/215175/ （我的小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朱晓闻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

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

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

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

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

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

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

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

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

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

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

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

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

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

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

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

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

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

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

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

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

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

”“噢，早死了。

”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

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

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

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

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

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

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

”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

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

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

”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

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

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

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

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

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

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

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

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

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

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

”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

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

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

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

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

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

“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

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

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

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

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

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

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

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

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

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

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

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

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

”阿迪不依不饶。

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

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

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

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

”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

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

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

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

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

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

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

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

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

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

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

你想要什么？

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

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

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

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

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

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

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

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

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

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

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

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

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

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

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

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

《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

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

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

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

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

对此，导演这样表示：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

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非常让人愤怒和作呕。

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

让我如此不适的并不是画面，而是那些昔日的刽子手对于自己的暴行，时隔五十年仍流露出的那份洋洋自得。

他们至今还被视为英雄，有权有势，有无数的崇拜者。

他们在镜头前，泰然自若的重演当年的那些杀戮行径，欢歌载舞绘声绘色的展示那些临死之人的绝望痛苦，不但没有一丝忏悔，反而带着兴奋和自豪。

最可怕的是，这帮罪人终将死去，新的一代印尼人在狂热中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这份极端的仇恨和愚昧，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华人和异教徒的敌意，至今愈演愈烈。

前两年雅加达市长钟万学，在他的指导下雅加达有了大的改观，经济稳定增长，基础建设腾飞。

但因为华裔血统和异教徒的身份，就被恶意中伤，甚至锒铛入狱，掀起了轩然大波。

雅加达的经济从此停摆，现在更是陷入大幅度倒退。

即使是面对摄像机，在普通的华人商铺，他们流氓地痞式的讨保护费，恐吓，欺压凌霸依在，肆无忌惮。

只要去过这个国家的华人都会有这种经验，从进海关的一刻，就被贪婪的官员索求小费，处处刁难。

若是在当地做生意，被滋事和勒索都是常有的事。

开口闭口就是讨红包，不给就找你麻烦。

报警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我始终深信不疑，只要时机到来，那些残忍的往事会再次发生在这个千岛之国。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

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

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

…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

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

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

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

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

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

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

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

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

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

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

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

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

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

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

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

」，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

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

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

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

那是一片混亂。

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

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

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

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

」，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

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

"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

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

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

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

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

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

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

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

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Adi：你是這麼認為的？

我可不會。

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

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

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

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

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

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

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

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

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

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

目的是…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兩人相視大笑…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

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

這很正常的，不是嗎？

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

憤怒。

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

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

甚至不讓我結婚。

這一切需要被糾正。

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

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

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

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

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

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

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

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

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

一直殺到亞洲街。

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

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

“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

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

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

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

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

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

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

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

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

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

“是誰啊”。

...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

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

”但他還是去開門了。

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

之後就沒聲音了。

他們把他給帶走了。

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這不可能忘記的嘛。

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

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

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

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

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

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

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

那時我還很小。

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

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

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

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

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

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

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

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

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

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

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

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

不是因為我們害怕。

主要是形象問題。

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

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歷史問題。

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

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

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

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

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

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

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

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

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

不是賠錢了？

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

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

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

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

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

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

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

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

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

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

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

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

美國人殺印第安人。

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

懲罰他們啊！

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

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

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

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

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

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

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

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

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

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

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

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

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

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

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

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

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

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

難道，我犯了罪？

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

我希望不會是。

我不想要遭到報應。

Joshua…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

導演是否殘忍？

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

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

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

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

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

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

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

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

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

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

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当流氓当了家，效果也许还不如土匪他们为了贬低共产党的形象，他们决定拍一些杀戮的影片，并引以为豪。

不禁让人想起了若干年前，无数小学生在影院看过的一些电影。

政权毕竟建立在杀戮之上。

作者拍这部片子，给西方世界震撼到了。

同样也给了世界一记重拳。

这些屠杀背后的‘自豪之情’和对‘睡眠质量’的担心，必将永远萦绕在刽子手身边。

一部好的纪录片当然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引起观者的反思。

的确，一件让幸存者与死难者的后人，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往事。

由在多少地方，多少历史上存在过呢。

当胖子赫尔曼坦诚自己竞选的目的时，不需太多联想，就会感到一丝凉意。

看着这几个老流氓在敞篷车上高谈阔论的谈着‘杀死所有中国人’的言论，我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杀死了中国人。

最残忍的惩罚就是在你死之前告诉你，你所信仰的都是错的，而根本不给你忏悔的机会。

最后安瓦尔·冈戈回到当初的行刑地，无助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屠杀的工具，问：为什么我当初要杀死他们。

没有人回答他。

他干呕的声音，正如被他处决的人死前发出的声音一样。

也许他怀疑自己了，也许他渴望一个忏悔的机会。

但，他永远得不到了。

在死寂的处绝地，只有他和梦中瞪着他的眼神。

回应他的是历史的沉默和内心的梦魇。

而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或嗤之以鼻，或是根本没有什么回应。

喝一杯咖啡，吃一片薯片，就这么看着，就这么冷漠地看着一个杀死无数人的老流氓，老去。

前年香港青旅和老板闲聊时，安利一部2013年香港电影节公映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关于印尼华人大屠杀，“看完就知道为什么香港电影里偶尔会有那些印尼华侨的片段”，去年有位高知亲戚也推荐了这部。

春节开始，想拉小伙伴下水，看过简介后都哈哈拒绝，不忍更不敢。

中午看完发呆了一小时后上IMDB，想知道世界各国的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决定花三小时写篇影评而放弃去影院看《阿拉丁》。

第一篇影评01

第一篇影评02

第一篇影评03

第二篇影评

第三篇影评努力控制个人情感，让文字不带种族仇恨和个人偏见，只讲述电影本身和他的历史背景来写下这篇文字。

英文名叫《The Act of Killing》，是一部2012年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印尼九·三〇事件。

该片在国际各大影节提名、获奖无数，更入围2013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

英国版海报一、 历史背景，苏美冷战时期下的九·三〇事件。

影片里提及的“共产党人”泛指共产党员、华人、左翼人士、反独裁人士、知识分子和农民。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军事政变，时任印尼总统兼总理的苏加诺政治立场倾向共产主义阵营，被倾向西方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推翻。

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

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

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

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

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村民。

“清共”持续了3年之久，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60万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牢里。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

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

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色土碗，都有责任将屋里的人赶尽杀绝。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被屠杀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呢？

影片里提到的，一年内100万，清洗运动结束后250万。

本片主角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印尼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

安瓦尔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

安瓦尔述了他的故事，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印尼五戒青年团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

印尼五戒青年团在拍摄杀戮电影

政要集会讲话肯定五戒青年团对国家的贡献二、美国导演没拍出来的，持续三年的大屠杀从起因到实施到后续都有外力的介入。

英国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

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

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

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

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美国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

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

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

澳大利亚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

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

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三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奥本海默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闻他们的故事，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背后的原动力。

导演拍摄这部纪录片时，起初选择从受害者角度讲述这段历史，当用镜头对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时，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

然后奥本海默开始寻访苏门答腊省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着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教父》，会学习影片里杀人手法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四、影片里的表达影片里屠杀者、支持者、各领域政要，包括国会议员、部长、副总统给gangster（流氓）的定义是free man（自由的人），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

政府不便出手直接清洗，免遭国际谴责，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会分子、流氓。

他们在印尼国家电视台接受专访，像国家英雄一样接受赞誉。

安瓦尔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一直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

他皮肤黝黑，满头银发，戴一副眼镜，喜欢穿着西服，像极了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带着两个小孙子在家门口喂鸭子，小孙子把鸭子的一只腿弄伤了，他对小孙子说：你应该跟鸭子说对不起。

从他现在老年时的样子猜想，他当年应该是一个挺帅的青年。

有种很温馨的画面，儿孙膝下，热爱生命的错觉。

安瓦尔和他的孙子们而这位老人安瓦尔就是最有名的行刑人之一。

他是印度尼西亚屠杀“共产主义者”的一名刽子手，他，一个人，杀了一千多人。

影片一开始，满头白发的老人步履阑珊带着导演爬上一幢大楼楼顶。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带着笑意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随后，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惬意跳起了恰恰舞。

他们在饰演受害者影片中其他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他们（印尼五戒青年团）仍都在谈笑风生的讲述当年“英勇事迹”，强奸妇女、儿童，并当享乐般对着镜头说“那时候我们就是法律，可以随意强奸、杀戮他们，如果让我碰上十四的女孩，那将是她的地狱，我的天堂。

”四十年，早已过诉讼有效期，他们都没有被起诉，他们至今仍掌权。

影片中，当下的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仇视与蔑视并未随时间消逝，他们仍公然勒索华人，而华人敢怒不敢言。

五、电影后续奥本海默2014年推出续作《沉默之像》。

一户人家讲述了自己的儿子被谋杀的场景。

而谋杀他儿子的人就住在街道的另一边。

直到今天依然权力在握，没有人敢于去追究他的责任，也没有人敢于去杀了他报仇。

在官方的报道中，侩子手成为了英雄，而英雄，又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传说。

在沉默中，家庭在哀嚎，而事实又消于隐匿。

沉默之象 海报不知道我们能为这些华人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得知道曾经发生的这段历史，别遗忘了它。

【6.8】1、这电影的评分多半来自其意义，意义是有的，记录嘛，但是真不好看2、印尼流民杀贡惨當，这些流民徒手杀人，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大的罪恶感，特别是那个男主角，他最后回到犯罪现场，那个呕吐我觉得应该还是真实的，至少看起来很真实。

但是真正的刽子手呢，那些憎渍家，赠腐，这些组织的头目，依旧没啥罪恶感，因为正如那个报社老板说的，他不用出手，手下自有人出手杀了他想杀的人，他没啥负罪感，这种才是最大的BUG。

3、人类因为群居才在自然界存活下来，所以人类的基因里就有厌恶族群相残的基因或者倾向，所以杀人狂魔人杀多了，也会内心不适。

4、整个电影比较无聊，一度看不下去。

历史上的屠杀太多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因为憎渍家的野心而死去的人更是比这多多了，一个人徒手杀一辈子，也不如憎渍家快

这篇文章主要想针对九苍老师对《杀戮演绎》的评价（http://www.douban.com/note/325288552/）讨论一下纪录片的制作者应不应该主动介入到事件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事件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

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

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

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

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

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

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

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

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

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

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

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

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

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

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

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

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

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

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

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

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

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

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

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

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

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

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

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