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全国副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您的论点很好，您也很会表达。

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博士：但是对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海德里希：有时候……请容许我坦白讲，有时我会想，您是否……为了辩论漂亮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施图卡特：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片面理解为您火车头的刹车片。

海德里希：我部里全都是学法的。

施图卡特：真是雪上加霜，就像舍恩加特博士、兰格博士之类。

海德里希：我欣赏敢打敢拼、积极有为的品质，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我很少用。

思考是好事，但是行动更重要。

施图卡特：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

想倒洗澡水，结果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海德里希：强制绝育，您是认真的吗？

还是只是随便提出来，知道反正我们做评估也要好几个月？

施图卡特：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

我不是要论证反对您的最终解决，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我对您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报以最大程度的敬意，您带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坚定、战斗铿锵有力的部门，且随时待命，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海德里希：受教了。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施图卡特：有劳。

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这个不用多说。

但是，在这次会议中展现出来的“开会”精髓，大概可以让太多的“会”汗颜。

如果，普天之下所有的会议都能有这样的效率和执行力，那估计承办会议的场所有99%都得破产。

万湖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解决犹太人的问题。

此后，才轮到《利益区域》，然后，才轮到《辛德勒名单》。

所以，这次会议的主题相当明确，就是要形成“最终解决方案”。

不过，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虽然“牵头部门”已经有了预案，但想在会议上通过，却是有点难度的。

毕竟，一个主题，涉及到多方博弈，这其中的利益，谁都想插一腿，这其中的麻烦，谁都不想惹。

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确定参会人员名单，这绝对是门学问。

安排座次，更是一门学问。

预料能在会议上“阴阳怪气”的，先放到旁边去。

为了加保险，可以在正式会议之前，开个小会，先争取到大部分的赞成票，也是必须的操作。

想要会议圆满举办，前期工作不可少。

如果选票结果出现了意外，那不是其他问题，必然是会议安排的问题，“跳票干部”，这玩意儿，只能出现在小说里头，真这么玩儿，整个组织部都得背锅。

当然，会场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盖世太保为了避免干扰，选择在了万湖。

这待遇，基本上也是属于五星级宾馆的级别了，还有集中供暖。

要知道，在当时的战时，这条件可相当了不得了。

这一招，很快可以试出来，谁对这次会议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样的级别，如果持“保留态度”的，必然会说几句酸溜溜的话。

顺便说一句，这万湖会场，也是盖世太保白拿的。

那些“没拿到”的，自然心里有些不平衡。

其实，这位主要的“反对派”对会议结果，心知肚明。

甚至，如果因为自己的据理力争，导致会议黄了，他得提着脑袋去见小胡子。

但是，不发表意见那绝对不行，这涉及到部门利益，可不是说放弃就放弃的事儿。

如果，在会议上就一个人发表反对意见，这绝对是不成熟的标志。

参会人员，能做到这个位置，个个都是人精，谁也不会当出头鸟。

所以，会议开始，基本还是盖世太保在主导节奏的。

为了这个会议，盖世太保也是“付出了太多”。

比如，在利用数据这方面，也是开了个非常不好的头。

这里，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陪同的县长在领导随意问起时，都能立马报出数字，而且相当精确。

这让上级领导大为赞叹，下一步，提拔。

事后，也有人非常好奇，私下请教了一下这位被提拔的最强大脑，究竟是怎么把这些数字背下来的。

当晚，这位被提拔的最强大脑，估计也是喝多了，把秘密说了出来。

就是盖世太保的这招。

这件事儿，已经不需要考虑“国际影响”了。

进一步说明，如果足够实力，其他的都是P，但如果没有足够实力，那就得装孙子。

既然实力摆在这儿了，会议也算是排除了一大阻力。

会议过程，和盖世太保的预计差不多。

这位大区代表，不是个善茬，会议提前翻了他的牌子，但是，大区代表一看，把我发配到边疆，那可不行，直接自己换牌子。

不过，大区代表争的，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处理犹太人时的那点小小的财富。

盖世太保表示，这块，可以放弃，都给你。

一招搞定大区代表，利益，永远是最重的筹码。

既然和大区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盖世太保也不介意和大区代表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调动会议气氛，这也是“开会”的精髓所在。

不过，盖世太保口中的“蚊子腿”，可不是个小数目，彼此心照就行了。

接下来，就要给会议定调子了。

这个会议，是成功的大会，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人类的命运，必将因为此次大会而改写。

这样的夸张，是必要的，会让与会人员油然而生荣誉感。

然后，就是“告诫”一下反对意见。

如果，你胆敢反对，那必然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不是“不合时宜”，是“你到底想干嘛”。

一切不和谐的音符，都应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

而且，这事儿，有着最高指示。

尚方宝剑在手，谁再提反对意见，这就是质疑最高指示的“指示”，你不会开这么高级的玩笑吧。

请注意，会议上虽然有很多反对意见，最反对代表是最强法务，但，至始至终，所有人对“清理犹太人”这事儿，没有表示过一点质疑。

大家争来争去，无非是在争个“面子”。

参会人员对于麻烦的“犹太人”，态度还是相当一致的。

不同意见，无非是“如何鉴定犹太人”、“如何处理犹太人”这些细节问题上面。

最强法务，其实介意的就是关于盖世太保在“如何鉴定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挑战了自己的全文。

毕竟，关于犹太人的相关法律，都是这位起草的。

而且，确实盖世太保在执行“如何鉴定犹太人”这方面有破绽。

比如，有时候“二分之一犹太人”在被处理行列，而“四分之一犹太人”却在不处理行列，这让最强法务很难理解。

最终，解释权就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那还了得？

从头到尾，参会人员都是在讨论“东部疏散计划”，和《利益区域》基本保持了一个调子，就是这字面下的“血腥故事”，大家都选择性忽略。

这光头，大概也是得力干将，脑袋绝对是被洗得干干净净。

在会议里头多次表明了“洗白”态度。

特别是对于“开民智”这回事儿，真是说到了根儿上。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光头，脑子确实被洗空了，这种事儿，闷头做就是了，哪有拿出来说的，最高指示不要脸啊。

会议最重要的是什么？

会议纪要。

对了，这玩意儿相当重要的。

比如，这华沙代表，原则上可以同意盖世太保牵头此事，但首先要解决 自己辖区的问题，这事儿，必须写进会议纪要，否则，反对票。

大区代表，对于管区内犹太人的压力相对小，所以关注的基本就是“钱”的问题，人我得送走，钱我必须留下。

其他的烦心事儿，我不管。

同意就写进会议纪要，不同意，就反对票。

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大家也觉得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

犹太人必须走，还搞什么官方文件，这完全是浪费笔墨，浪费人力。

但是，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的。

如今的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犹太人自己贴钱巴巴的前往集中营，感觉无比纳闷。

原因，在这里找到了。

这种执行力，让人毛骨悚然。

类似的事情，有没有？

自己好好想想吧。

不过，计划中还有一个重要漏洞，那就是太多犹太人还在为战争机器负责，如果把他们也干掉，那也是“裁掉大动脉”的节奏啊。

不过，精明的盖世太保是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的，做牛马的必须做牛马，直到在工位上耗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才会宰杀。

这里不得不说一个网上的段子，到了战争后期，德军战斗力明显下降，最大的原因，是后勤军火的生产出了问题。

看来，最后大动脉还是滋血了。

这里说的“自然减员”是个什么概念？

放在职场，那就是坚决不提裁员的事儿，天天给你996，逼着你自己走人。

这样，省好多钱呢。

即便如此，他们还会说，现在我们可是在负重前行，你们这帮废物，整天拿的工资，那可是我们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啊。

还在埋怨？

你还不赶紧感恩戴德一个？

犹太人中，还有一批是曾经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一战的。

这帮人怎么处理？

好办，建立一个示范社区。

别说，盖世太保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被后世抄袭得一毛一样的，得亏他们当时没申请产权保护，否则现在收版权都能收到手软。

想要会议按照自己主导的方向进行，时间也很关键。

盖世太保在安排时间时，可是用了心的。

大家饿着肚子，都想着尽快结束吃饭，议题就顺利好多啊。

好，大家吃饭。

饭菜的待遇上去，吃了人家的，口多少有点软不是。

大区代表此时已经完全被拿捏，自己争取的利益到手，这烦人的事儿，乐得推给别人。

作为会议牵头，盖世太保可没时间吃饭。

赶紧趁着终场休息的时间再过一遍议程。

会议进行到此，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接下来，还有一番苦战呢。

此时，最强法务，也趁着机会，争取盟友。

只是，肉眼可见的，这个盟友不好找，很大概率，最强法务需要单刀赴会的节奏。

好了，继续开会。

讨论了各方的利益，还有核心的问题没提呢。

众所周知，想要解决问题，首先得有执行力，还得有执行的部门。

到这里，盖世太保也是图穷匕见了，这主导权，必须在咱手里。

最强法务当场跳脚，然而，其他部门一句话没有就表示了同意。

最强法务有点郁闷，好歹也是国家部委的级别啊，说交权就交权，你们还有点部委的骄傲没有啊？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最强法务问到了如何驾驭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有国痛。

最大的疑问，就是明明就那么几个人，驱赶着上万人，这些人就乖乖得像头小绵羊，为什么不反抗？

这里，给出了答案。

实在不行，最强法务只能上价值了。

什么是法律？

这个问题，当下已经有了新的解读，流窜在各大短视频里头。

反正，不会对“人民的利益”负责。

所以，这个价值，也算是白上了。

盖世太保也是会甩锅的，你在这跳，倒是拿个解决方案出来啊。

别说，最强法务也有，那就是太监了。

看来，最强法务曾经考察过咱大天朝的历史。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小胡子对后宫三千没太多兴趣，也不需要这么多太监，而且，小胡子是对这帮犹太人是一眼也看不下去呢。

再这么闹下去，会议开到明天，也开不完啊。

盖世太保决定和最强法务单聊。

开小会，也是在会议进程进行不下去时最佳解决办法。

在小会上，只需要略微问候一下彼此的亲人，这事儿，最强法务就有数了。

好了，一切反对的声音都消失了。

这一切，被如实的记录在会议纪要里头，就铁板钉钉了。

会议进行到这里，所有参会人员其实只好奇一件事儿了。

就是盖世太保究竟想如何处理“犹太人”。

毕竟，就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也需要1100万发子弹呢。

好吧，即便是能忽悠犹太人自己掏钱买子弹，那也得士兵扣扳机啊。

里头有精明的数学家算了一下，要杀死这么多的犹太人，士兵得不眠不休的开枪448天。

那可是咱们自己的士兵啊，你不心疼？

好了，参会代表也就是好奇一下，既然已经确认由盖世太保牵头，烦心的事儿就让他们操心得了。

各位参会代表，在各自获得利益后，只关注一件事儿，说好的事儿，必须以会议纪要的形式确定下来，想反悔，那可不行。

最强法务也表示，大家都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嘛，会议上得吵吵闹闹，无非也就是走个形式。

既争取利益，也撇开麻烦。

达到这个目的，也就可以了。

好吧，会议开到这里，后头就是《利益区域》的事儿了。

这是一次圆满的大会，会议议题，是得到参会人员一致同意的，这，不是盖世太保在搞一言堂。

在这个成功的大会上，盖世太保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领导权。

其过程，是合规合法的。

然而，这事儿既然是大家决定的，那就大家都别跑。

会议的精髓，被盖世太保编成了教科书，这大概是莫大的讽刺。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

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

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

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

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

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

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

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

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

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

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

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

新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改编自真实事件，是纳粹帝国丑恶历史的记录，一群道貌岸然的帝国精英在那里策划如何“科学有效”地屠杀1100万犹太人，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也由此问世。

全片只有开会、茶歇场景，没有音乐，也没有血腥的暴力镜头，却如此的丧心病狂，尤其是海德里希等人的逻辑，比如：消灭犹太人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杀犹太孩子是为孩子好，因为没了父母孩子过不好等等，令人毛骨悚然，犹如一把把明晃晃的屠刀，砍向无辜的犹太人、老人、孩子。

我的眼睛看着银幕上的中文字幕，脑海里却不时闪现《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波斯语课》等电影故事和画面，尤其是那个红衣小女孩、穿条纹衫的孩子、坐轮椅的老人（被强悍的德国军人从楼上扔下去），恐怖至极，挥之不去。

观影回来的路上，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部可谓与《万湖会议》有鲜明对比的电影《柏林孤影》，心里才又有些许安慰。

《柏林孤影》反映的是纳粹恐怖年代，德国普通民众的呐喊和反抗。

男主目睹纳粹的罪恶，儿子又战死在莫斯科前线，善良又正直的他义无反顾地发出呐喊和反抗，在明信片上写下反战言论，或寄个政府机构和官员，或散发。

《万湖会议》里，德国高官冷酷无情地录着屠刀，《柏林孤影》里，善良的德国百姓暗暗帮助落难的一犹太人的老夫人，更有意思的是《柏林孤影》里负责处理明信片事件的警察局长下令绞死明信片制作人后，他自己也饮弹自尽了，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看过全部收缴的明信片的人，他或许就是被明信片上反纳粹反战的言论感化了。

党卫队二把手——“金发野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几个月后在捷克被捷克伞兵刺杀，纳粹为此报复杀害了340名利迪策村民，其中有87名儿童被送进了毒气室，战后人们为悼念这些遇难儿童，将六月一日定为国际儿童节），直接对希特勒负责，贯彻其灭绝犹太人的意志。

1942年1月20日，他在柏林万湖路58号别墅召开的万湖会议，讨论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揭开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序幕。

处理对象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到全欧洲的犹太人，处理方式从驱逐、集中管理、秘密屠杀到公开屠杀。

对混血犹太人的处置？

二分之一犹太人、四分之一犹太人。

从现行法律来看，混血犹太人只能跟日耳曼人结婚，从生物学的角度，犹太人血统会被逐代削弱。

莫如对犹太人进行强制绝育，成本低，能达到种族纯净目标，让时间解决问题。

你的论点很好，也很会表达。

但您的态度没有丝毫退让。

有时候我会想，你是否为了完成精彩的辩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提议，又或者因为我们的提议涉及的是你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看作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杆。

我欣赏态度积极、敢于作为的人，但那些无事生非、动摇人心的家伙在我这儿没有价值。

会思考是好事，但执行指令才是最重要的。

有勇无谋，什么事儿都做不成，蛮干会闯大祸。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75-284页，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伦理学术》第13卷实体书1942年1月，纳粹德国政权的高层决策官员召开万湖会议，讨论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2022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为我们呈现了会议的真实过程。

万湖会议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会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会前交流、开场致辞、茶歇闲聊。

可是，这场例行公事式的会议却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

消灭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他们口中只是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工作术语。

与会的纳粹德国官员们坚决而高效地贯彻了元首的指示，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落实。

这些政治精英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商讨了种族、效率、运输、人手分配等问题，冷静而不动声色。

他们是如此专业且敬业，经过细致计算与充分讨论，协调各方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灭绝方案。

整个会议严谨高效，可以说相当成功。

这个方案不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犹太人要在上车前签署财产放弃协议，履行手续会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目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在登车的时候还保留一种秩序感的幻觉。

在会议的整个对话中似乎没有一句流露出残暴和凶狠，却决定了所有1100万犹太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的、技术化的执行方案，使得种族灭绝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行为，问题是，他们谈论犹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论物资，这批物资需要怎么运输、如何隔离、如何消失、如何获得相关收益。

万湖会议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大面积消杀”，与会人员在冷静、理智的讨论氛围中，谈论“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进行大面积消杀”，似乎在决定如何处理病毒的健康卫生问题。

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些“政治精英”当作物品给完美处理了。

他们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样的感情，比如他们会心疼如果射杀1100万人需要用掉1100万的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干活也要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担忧射杀犹太人可能给德国士兵造成心理问题，而在提出毒气室的解决方案后，一切担忧又都消除了。

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日常决策。

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在那些“政治精英”眼里，人不被当作人，人消失了而只有物的存在？

他们只会科学地工作，而对“人”视而不见？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1认知与思考谈到纳粹之恶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但“平庸的恶”影响太大，已经被滥用，且充满争议与误解，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区分：知性是把经验直观的材料纳入范畴的框架中的认知活动，它善于分析，是把整体的世界分割为部分来研究；而理性是对整体的思考，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理性不会满足于仅仅成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总是具有超越知识的限制去思考的倾向。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

阿伦特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但进一步对康德做了新的解释：“康德也没有给信仰留下地盘，而是给思考留下了地盘。

”与康德不同的是，阿伦特认为知性是寻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理性从事的是思考活动。

认知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许多具体知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知性具有生产性，其求知活动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义，思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则可以不断积累和增长。

知性活动是顺从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现实，在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权衡。

现代社会过度崇尚实用知识，往往认为思考是无用的；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进步、发展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为知性就是思考，我们推崇的是聪明和有知识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导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不会思考，他们善于生产知识，忙于解决问题，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知识是排斥思考的。

因为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活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借助望远镜揭示了宇宙天体的奥秘，确证了原来只能靠假说和思辨为基础的认识，这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

同时伽利略又使得现代人有理由怀疑一切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现象和观点。

望远镜指向天空意味着人类视角的重大转换，我们从原来依赖感觉器官到从宇宙的视角来观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器官来了解世界。

随着天体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赖感官，而是通过精确的仪器来确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世界，一切都以还原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为目标。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自然科学开启了通过实验操纵自然的范式。

而笛卡尔通过内在的我思来确证存在，则进一步使人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

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却越来越感觉到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导致家园感的丧失越来越明显。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渐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剧萎缩，能够激发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人逐渐成为只会机械反应的生物。

于是，人们只能在被动反应中自得其乐，特别是随着算法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即是典型例证。

同样，时下流行的“小镇做题家”也是不会思考的人，他们只是具有丰富的解题技巧，能够在各种考试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和迎合出题人的想法。

“小镇做题家”只注重思维技巧的训练，以为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事先预制好。

他们却不会质疑题目本身可能是错的，进而跳出试题的框架和逻辑来思考。

思考是超越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狭隘认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离开意义的思考，人类的认知活动就很容易成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够使我们从狭隘的功利视角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动。

诸如考虑一道数学题怎么做，如何写一篇好论文都是知性意义上的计算，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思考。

思考并不寻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义，比如关于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是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这种探求并不形成稳固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产生不断变化的意义。

思考的重点并不考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对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确实存在，但仍然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思考上帝存在对于人的意义，其实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值得思考。

思考以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因为看到现实中幸福的人、正义的行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如苏格拉底那样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这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实践领域和思辨领域的截然分开，但阿伦特则把两个领域结合在了一起，认为思考并非纯然就是对世界的静观，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动。

“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挟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因为它不害怕外在的权威，不顾忌支持或反对人数的多少。

▲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2J权体制下没有思考虽然说，思考是高于认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强调思考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思的能力，只要有健全认知能力的人都有进行思考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或社会地位无关。

它并非少数人士的特权，比如职业思想家所垄断的能力。

而且，没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具有较强的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可能不会思考。

所以说，这些与会的高学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会思考，因为他们只会用知性解决问题，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杀简化成了数字和流程，把一件极端罪恶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拆解成小环节的工作流程，这样每一步似乎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因为看不到整体的罪恶，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知性的高度发达可以非常高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没有思考解决问题本身的是非对错，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也不会去思考命令规则背后的合法性与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进行思考，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来维护秩序，就会成为恶的帮凶。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万湖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思考，只有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计算，没有撤离世界的孤独的思，也没有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在J权体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合作，极权体制不可能成功运行，而且这个官僚体制会鼓励服从，使得服从上升为最高美德。

于是人们只需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就是说，仅仅是希特勒那样体制的最高领导者需要承担罪责，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是因为J权主义体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这个体制内所有的人都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

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一个机器的零件，个人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齿轮，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些被角色设定的人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J权主义消灭了人们思的能力，使人成为提线木偶一样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样只知道盲目服从上级命令，按照既定目标来高效地解决问题，却不会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当性，服从命令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这些人工作尽责、忠于上级，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似乎只是运气不好，碰巧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工作，本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就是一个模范公民。

艾希曼他们不是恶魔，似乎只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个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纳粹的J权体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吸纳进来，成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服从者，在复杂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个体责任。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似乎只是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本身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

杀人成为一项工作，艾希曼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安排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成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完美工具。

于是，屠杀变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项公务活动，这使得纳粹体制的齿轮能够顺利运转，使得“最终解决”这样恐怖的方案被转化为一个技术的操作问题。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单一的观念来完全解释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逻辑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比如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释，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纳粹的种族主义典型体现了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意识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问题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解释一切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并且结论具有不可妥协的极端性。

意识形态通过体系的严密性和语气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逻辑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

为了能够实现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需要消灭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它已经用一套思想体系解释了一切，它已经代替了个人思考，所有的人就无需思考。

而思考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满不确定性，它总是以怀疑的姿态来审视一切，思考者就会常常处于徘徊和犹豫的状态之中。

思考的怀疑精神正好是对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观察到，没有思考能力的显著标志就是只会使用陈词滥调，只会讲没有任何个性的空话和模式化的套话。

艾希曼他们使用的唯一语言是官方的语言，这种空洞的语言无法做到与他人进行真正的沟通，因为没有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

艾希曼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事先预制的套话，这是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的内在循环，他的话语严重脱离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他失去了用事实来修正自己观点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视角上去观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显的恶，比如杀人貌似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思考是从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

因为思考植根于经验，思考的对象是个体的真实经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思考。

而陈词滥调的俗套与格式化的语言，也不可能激发任何积极的反应。

思考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把经验意向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成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

但是艾希曼只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里，这使得判断变得没有必要，也无需承担思考的风险。

似乎无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只需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成为被称颂的好人。

陈词滥调不仅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使用J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就是与恶合作的开始，不能进行真实的言说正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体现，因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就打开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

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只会用官方的套话和那些陈词滥调进行言说，所以，没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诞，对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对错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那些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不会思考使我们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总之，思的能力与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紧密相关，没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从规定和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反思的服从可以酿成严重的恶行，而思则可能会阻止恶的发生。

虽然思考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结论，但可以避免没有反思而只会服从的可怕后果。

▲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角色海报3思考与对话思需要从世界中抽离，但并非逃避世界。

“思考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又取决于他人才得以可能。

”我们在世界中从来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单独存在。

思考需要言说，需要与他人分享，包括交谈时的表情、动作、姿势、听者的回应。

与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达成共识，而是因为他人是启动思考的契机，他人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命令和规则中摆脱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处于开放和运动之中。

和规定、规矩、命令这些封闭我们思考空间的要求不一样，他人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变得开放与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思总是包含他人、关照他人，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质疑可以激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熟悉的现象和观点，从而避免随波逐流。

相反，没有思考能力也与人们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状态相关。

纳粹的J权主义造成德国社会的相互隔离，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被切断，人们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样性，只剩下国家主导一切。

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崩溃，人们不可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共同言说，没有互相交流。

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无法想象他人的存在。

思考时的交谈和对话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实上的在场，而是可以让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现。

这种假想的与他人的对话可以避免思考的专断。

思考需要在与他人交往当中来进行磨练。

一个人若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扩展的精神”，就能够超越感知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识，即康德所说的共通感。

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连，思考意味着运用想象力，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通过想象，使得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在意识里，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他人会如何言说，这样他人就能够被听到和看见。

扩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场，需要与他人进行不断对话和交换观点，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各种观点互相冲击和融合，从而多样化的心灵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仅是一种与他人的对话，而且需要与自己对话。

思考是需要单独进行的活动，人们需要从世界中撤离转而与自己对话。

阿伦特将思考描述为“二合一”（two-in-one）的对话，即“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这种“二合一”需要孤独、自我和谐，以及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

心灵内部的两个自我互相成为朋友，平时他们如朋友般相互信任，处于一种和谐关系。

思考是一种内在对话，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当这个“二合一”的自我内部产生不和谐，也就是说产生差异和矛盾时才可能开启自我的内在对话。

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复数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思这种精神活动使我们成为复数性的存在。

不同的自我可以产生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角度进行对话。

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与自己的良心相伴，听从良心的声音。

思考需要独处，免于外界干扰的时候，在安静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思考，才能听见良心的声音。

“思需要独处，但并非孤单，独处（solitude）是与自我相伴的状态，孤单（loneliness）是当我一个人时，不能把自我分离为合而为一的存在，不能够与自己相伴的状态。

”良心的声音是良心不安的时候，良心说“不”的时候。

而为什么万湖会议上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因为从来没有谁质疑或反对过“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考虑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下，沉睡的良心就没有机会得到唤醒。

“可以说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对纳粹J权体制的具体运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听到内在良心的声音。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范。

苏格拉底害怕违背自己的良心，害怕与自己的良心相矛盾。

当苏格拉底从市场中撤离，与良心独处的时候，常常需要面临良心的严厉拷问。

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拒绝做某事，因为思考并不会直接产生具体的道德知识或价值。

良心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这么做，比如让他人遭受极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

如果这么做的话，生命将不值得一过，宁可去死，正如不能说“2+2=5”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实思考同样不可教，思考需要唤醒。

只有苏格拉底那样有觉醒的意识才可以唤醒他人，他并不会教具体的知识，也不是去灌输一些教条，而是帮助他人思考、启发他人思考。

就如助产士那样，帮助人们产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样刺醒沉睡的人们，唤醒他们去思考。

同时又如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

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种状态，一种困惑迟疑的状态。

思考从来不会让困惑停止，而是始终伴随着困惑。

思以惊讶为契机，因为对自然的现象或观念困惑就会引发思考，而且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束之后，困惑并没有消除，因为这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可以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4思考的勇气思考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可能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思的流动性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它会摧毁任何已有的东西，甚至摧毁美好的价值和秩序。

极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险性的典型体现。

思考也会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思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冒险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害怕思考、抗拒思考。

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气，需要勇于冒险的意识，这种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

正如康德在《何谓启蒙》里所呼吁的，启蒙就是大胆去思考的勇气，它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摆脱受监护状态。

同样，思考就是对主流说“不”的勇气，进行拒绝的勇气。

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义，比如对于进步信念的质疑，对于技术崇拜的反思。

相反，不愿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犹如时下陷入内卷的人，他们不会跳出现实的系统而陷入内部不断强化的恶性竞争中。

阿伦特又提醒我们思考需要记忆的支撑：“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一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一卷走。

”如果我们保有对极权主义的记忆、万湖会议的记忆，思考才有扎根的深度，才不会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

勇于记住所发生的，勇于反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 《万湖会议》剧照5思想的风暴思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很难进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伦特呈现了一种思考的现象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具体而生动的形态。

思考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中隐退，也就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让世界变得陌生化之后，思考才得以开始，为此思考不会被现实世界具体的时空所束缚，作为表象思维，思考的对象是呈现在意识里不在场的表象。

思考是寻求理解意义和建构意义，而意义没有真假之分。

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结论，即使有结论也是暂时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思考其实是打断日常生活的惯性，与现实世界断开之后，停下来去反思的能力。

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之后，就可以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暂停与所有日常现实的关联，重新审视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可以使人从偏见和麻木中摆脱出来，从而恢复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所以说思考不是为了寻求行动的指南，或者建立什么规范性标准，思考具有开放性，能够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这些特点和风吹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风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风的存在，思考也是运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风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

因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活动可以随时开始和随时结束，如风吹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满变化。

无形的风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样。

这种不可预测的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可能性。

如同著名的珀涅罗珀之网，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晚上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拆开重新编织，思考是一种永远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下的活动。

可能不在于对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多问为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地欢呼或喊打喊杀。

“思想的风暴表征的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别美丑的那种能力。

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所以说，思是黑暗时代的微光，能够带来些许希望。

如果思想的风暴可以经常吹动，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思考，那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会少一些盲从、少一些暴力。

▲ 《万湖会议》出场人物6结语思考并不寻求开花结果，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的思，永远不会凝固和僵化。

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指导行动，而是揭示意见的不可靠,揭露虚假观念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如果思考带来的是确定的结论，那往往会成为一种教义或教条，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动。

思考的停止或许能够带来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们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轻易被外力裹挟，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时也是生命力停止的体现，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缩。

如果没有思考的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所以说，积极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活着。

只有在思考中人才成为人，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思考就是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格。

2022年多事之秋，推出了这部德国影片万湖会议正当时，可称是对美国出品经典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年）的完美呼应 — 恰如其份的历史佐证题材附片。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二战前，我们谁都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前，我怀疑该有人会为此片里的人物振臂高呼支持（正如现人会跪舔高呼某大帝事如出一辙）。

影片所呈现出来第三帝国的“缔造者们”在未被世人审判之前，其是非价值那时是如此迷惑世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且昭然若揭（以从二战期间甚至没一部电影甚至书籍是来对纳粹呈现彻底批判的姿态出现为例，我想当时歌颂内核国家社会主义的片子和买我的奋斗的书的民众倒是不少，而其实现在所看到的流传至今的深刻的二战电影、茨维格、铁皮鼓这样的作品那都已是二战结束后经几代反思，刻意意识形态的教材式的产物了，才有让我们看过所谓强有力批判而显得我们现在意识立场是如此地正确乃至不容辩驳的可能。

这就如时下这场E W 战争，很明显的是非判断，都还能有人拿利益和立场说事去支持入侵者一样，等到普ting 被钉在耻辱柱上时，才会开始闭嘴一样）。

我要赞叹的是这部万湖的镜头和人物处理，不设立场，是如此地冷静，而其表现出来的每个参会的精英都是怀有“崇高”信仰以及光荣的历史使命感参会的，精神上基本都很“纯洁”，每个参会高层完全不会自我质疑当时的意识形态下所灌输的种族灭绝主张以及背后的全方位理论支撑，也丝毫感觉不到与会大员们觉得承受过有何自我审视下的违背道德的压力，每人都在开诚布公的会议气氛下发表高见，看不见有对灭犹的丝毫质疑，当然更不允许自己同仁之间存有任何攻伐异心，如同强大磁力场下的指南针一般地划一齐心。

在镜头里生动客观地展示高度的敬业和文明侵染的言谈举止下，观众能感受到这些人谁都不会意识到是自己是在为忠于的首脑操纵着这架精密的机器带着德意志民族走向深渊，反而会备感震撼的是目睹了一场以屠杀策划头子海德里希为领袖如何展现才华，交响乐指挥家一般地在调控和部署下出一次“伟大”、“成功”、影响深远（确实如此）的会议！

他还不时会深情且振振有词地反复强调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像是他们这一代为了保护下一代不再受杀戮侵染和煎熬，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给人以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般的神圣感。

所以，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纳粹在二战真获胜了（其实历史是偶然的，邪恶占主导不是不可能，就像斯大林、普ting上位掌权那样），如此“优秀”的伟人们是如何设计并呈现给世界的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是造成民众虚幻进入人间天堂感？

还是再次被拖入更悲惨的人间炼狱？

这其实都很难讲（想想若人种真被温情脉脉通过基因并无痛实现不断优化，现代人会接受吗？

），有无可能剩下略等基因民族绝对认可并服从，甚至是否会在为德意志歌功颂德（也许被沦为奴隶国度还将其称之为大救星。

纳粹的理想一旦实现，没准儿也能使现在的平民会感觉自己极其幸福和骄傲）。

我以为这是此片价值所在，真实且需要值得现人反思的！

影片的成功正是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看到，与会在座，无论是党卫队、盖世太保、还是部长、还是权威博士都是如此专业且敬业 ，几个小时的高效讨论与提议，即巧妙又高明地形成一个完美的灭绝方案，其间涉及复杂高超的权利重组与分配，异见如何被排除于无形，真真非常能体现历史上这个超级国家组织下的强大能力，凡是优秀的领导者能想到的、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无不展现到位：从驱逐本国犹太人到他国的预判、如何有秩序控制全球犹太人，到如何节约人力保证不影响战争进程，再到混血的绝育、到最终地从灭犹太扩大的灭其他种族的“伟大”设想，甚至到如何不违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以及保护士兵免受心理创伤的人性关怀，更甚连对犹太人都能被需要分出层次和优先级别以顺利无碍地被推入屠戮的程序中。

所有一切无不全方位多层次地接近完美，最终结果是令人“满（震）意（惊）”的交给最高领袖交的示忠诚的答卷，并且将振奋“民”（世）心（人）。

连会会后备忘录都想到人手一份（谁都别想跑）。

会议中场休息中的交流也相当精彩，其中一组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避免为优秀的人种，给自己的士兵带来创伤的桥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从对方角度，纳粹立场都完全不是反人性主张，何其温情脉脉。

总之，这场万湖会议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华、集体意志、专业能力、团队合作，从现代的组织管理学角度，堪称经典教科书了。

影片对而为何有此会议，究其根本所依据的以保持优秀人种为使命，德意志人种最优质是如何被这些精英自己证明自己的，灭犹是如何被元首希特勒的个人强大意志所说服的（是个人的心理创伤而终得机会释放仇恨，还是真心为了人类进步优化），我想不是电影所要表现的而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也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的默认了。

唯一一次相关对话只提到一个当时第一帝国罗马人即无比正确地驱逐过犹太人出境，而德意志民族仿佛是继承并为恢复古代的荣光，扛起人类进步的大旗，成为史上最强第三帝国。

越呈现事实反而越能引人深思。

全片的视角独特 — 那就是不带视角 — 镜头处理相当冷静，几乎没有任何立场，但是对历史审判所落的焦点性事件，其画面却已完全无死角展露无余。

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称道，故成此文。

———— 也非常佩服德国这个国家，自二战后率当其冲的不断反思，只有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国家，才能如此真实地自我呈现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根源。

万湖会议这种堪称优秀的和赞叹的历史再现的片子，真比时下一些自吹或自黑的片子明今更胜一筹。

尤其更值得拿此片来照见当下那些的依然良心泯灭，犯着有杀人诛心的人类的罪行而不自知的高位者的扭曲而丑恶灵魂。

附：万湖会议背景材料（来自wk） 1942年，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部委的高级官员和职能部门在柏林举行会议，组织和协调将欧洲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东方进行灭绝。

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又称万塞会议，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区的一个别墅。

这个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

万湖会议在这个别墅里展开，现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这个会议围绕于将所有阶层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人住的地方逐出。

这个会议也提出将犹太人“移送”到东欧。

参与的官员也点数欧洲的犹太人人口（大约1100万），以犹太人的年龄和国籍来考虑移送的方法和怎样处理“混血儿”。

德占波兰的官员催促海德里希尽早在德占波兰实行“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他们觉得德占波兰的问题是黑市贸易。

他们觉得“解决”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解决黑市的问题。

在波兰的犹太人不需要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波兰的犹太人。

大多数学者一度认同万湖会议是第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会议。

原因是因为会议所有的纪录都被盟军发现和在纽伦堡法庭用来作为证据。

[1] 这个会议是由艾希曼和海德里希准备的。

这个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

但艾希曼在1960年在以色列的审判中说，在会议中他们用更加直接的字眼，例如“消灭”（extermination）和“毁灭”（annih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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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

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

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

“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

恶法是不是法？

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

（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

好像是Stuckart？

还是另外一个人？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

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

有术无道！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

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

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

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

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

（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

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

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

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

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

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

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

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

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