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一老人主动投案杀了一长者，并不再开口为自己辩护。

法院给他安排的公益无偿律师是个菜鸟，这是菜鸟第一次作辩护的案件，而且被害人是领养过他若干时间的长辈。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故事轮廓清晰，涉及的面广，包括悬疑、复仇、纳粹、司法黑暗和公正、个人情感等等，本可以拍得异常悲壮、后劲十足，但是剧本和导演认知把电影拍得像红色题材的口号宣传片一样，恨不得每一秒都尽可能嫌疑化、沉重化。

从人物设定、台词交代、表演处理，都特别讲究得很外化，特别是男主律师，应该是个偶像需要他来吸引票房吧，处处强化若有所思和灵机一动，直接怀疑导演和他是从国内某影视城毕业出来的，硬生生把一部沉重的反思佳作处理垮了…PS：值得敬佩的是，德国作为二战的罪恶国，他们大部分民众并不回避曾经的过错，并积极反思。

这样的国家才是伟大的！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所有行为都是正确的，那如何正确对待和规避过错呢？

我想他们的权力监督管理和法律惩罚是尽可能完善的，首脑和民众都明确的知道国家基本情况，透明了几乎所有。

最最重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001年。

菜鸟律师莱恩（30岁），给一起凶杀案的嫌犯担任辩护律师。

而死者迈耶（84岁）居然是自己炮友姐姐的爷爷——一位德高望重、荣誉等身的大企业家——当然也是自己的金主爸爸，不，金主爷爷。

在英国的炮友姐姐——丢下丈夫——只身回国，继承家业。

为了让凶手得到惩罚，炮友姐姐主动找莱恩打了一炮——嗯，莱恩还是乖乖仔，很听话哈。

而莱恩为了取证，也主动找炮友姐姐打了一炮——如愿以偿，找到了证据。

莱恩找到了杀人动机归来，打算在法庭上放上一大炮。

而这一炮，会让死者迈耶（84岁）身败名裂，也会让炮友姐姐的企业声誉受损。

于是，炮友姐姐为了阻止莱恩在法庭上放炮，故伎重演，又来约炮——打算一炮泯恩仇。

结果，莱恩不干了——他要在法庭上放大炮，不能跟炮友姐姐放小炮——俩人炮没打成，不欢而散。

最后，莱恩终于在法庭上放炮了——他说出了杀人动机：爷爷迈耶原来是个纳粹战犯。

1944年，迈耶（27岁）残忍地杀死了嫌犯科林尼（时10岁）的粑粑。

1968年，科林尼（时34岁）诉诸法律，但法庭宣判迈耶（时51岁）无罪。

2001年，科林尼（67岁）只好自己动手为父报仇了。

科林尼到底有罪没罪？

法庭到底怎么判决呢？

这个问题很困惑哈！

最后，法庭宣布：案件终止。

因为嫌犯科林尼在监狱里自杀了！

==============================================================应该说，这个结尾也算完美了哈。

不过电影后面又放了一段，我觉得算是多余的了。

不再赘述。

总体感觉：一、复仇故事很多。

但以二战纳粹战犯作为报复对象的不多。

二、其实这不能算是一部悬疑片，或者法庭论战篇。

其实应该算是一部反战的伦理片。

三、里面的很多人物比较多余。

①莱恩的爸爸，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通过父子情，让科林尼开口；但即使没有这个爸爸的角色，也不影响故事展开。

②炮友姐姐的死去的弟弟，也可以删除——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莱恩跟迈恩和炮友姐姐相见——但为啥不能是迈耶直接带着炮友姐姐相见呢 ？

完全可以啊？

③那个外卖妹子，似乎存在就是为了给莱恩当翻译（炮友是不是不晓得，反正影片里没展现）——其实完全可以设定莱恩懂意大利语就可以啦。

④其实，炮友姐姐都可以不需要的，删除其实对影片要反应的主题一点都不影响的啦。

当然，如果把这些人物都去掉，可能就不能称之为一部电影了哈。。

我觉得，电影算是中规中矩吧。

我给本来给三星的。

结果发现，影评里没有一星的。

所以，这里给个一星看看哈。

多么标准的一部战后清算电影，所谓post war justice？

二战之后发明的电影类型？

聚焦于战后问题，德国在战争问题的反思算是在战败国中最深入的。

电影非常的德国风味，标准严谨克制，镜头语言漂亮，德国帅哥演员也好看，尤其最后一段庭审戏的时候的平行剪辑很漂亮，基本上挑不大出什么毛病，电影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我想是电影也由一条带缺陷的法案引出了对待历史的两种态度。

电影里面批判了德雷尔法案，德雷尔法案在当时帮助很多纳粹政府人员开罪，得以让他们在战后的新政府里继续官僚生涯，或者是像电影里面一样让纳粹军官继续在德国成家立业而免于审判。

查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战后的德国政府里许多纳粹官员官复旧职，一是因为新政府不是可以一下子就能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二是因为如果疲于审判，战争中的德国需要担负实施罪恶的责任的人不计其数，每个卷入纳粹机器的人都需要受到审判，那将是一件费时费力使国家停滞的工作。

“德雷尔法案”有其历史局限性和不正义性，可能是因为制定法案的官员就曾在纳粹法庭工作，他偏向于让自己的罪恶留在过去，又或者可以这么说，在1968年，整个新政府的态度大约与之相似。

这就要说到，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通常有两种策略，一是加速遗忘，二是直面然后前行。

加速遗忘的好处来自于快速甩脱历史的包袱，国家不致于停滞不发展，坏处在于，当历史被快速甩开，往往无异于助长罪恶长留人间，直面的好处在于罪恶被得到公正的审判，受害者得以受到应有的安慰，坏处在于，直面之后可能便更难前行了，德国历史的包袱如此沉重，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让所有人审判所有人。

电影里面出现了两次审判，第一次1968直接驳回，第二次2001正义似乎得到伸张，我很难说第一次就是非正义的，第二次就是完全正义的，只能说希望世界和平吧。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总体来说是好电影，节奏感好，镜头语言也很棒，唯一缺点就是详略不够完美。

比如被害人的儿子孙子一家的车祸事故，对剧情发展没啥推动作用啊，再比如男主的父亲和朋友们和披萨小妹可以融合成一个角色再多点剧情的。

男主和被害人孙女的感情线倒是有用的，毕竟男主要去被害人家翻东西。

有的地方太简略了，突然就找去被告的家乡，突然就找到了他的家人的墓地和在世的朋友，突然就反过来指控被害人有战争罪，“合理化”谋杀行为。

最有意思的最精华的部分其实应该是指控对方律师参与制定法案帮助战争犯们脱罪，这也是电影的核心思想：反对战争和此法案，笔墨却太少了（可能这样拍出来实在是无趣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算点小反转吧，而且人物都没有脸谱化，杀人犯可以是“好人”，而那个“好人”也可以是杀人犯。

看着自己的家人倒在敌人的枪下的那一幕让我眼泪直流。

最后的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战争！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

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

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

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

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

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

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

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

“反转”本身并无原罪。

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

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

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

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

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

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

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

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

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

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

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

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

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

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

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

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一名叫科林尼的意大利老汉冒充记者，枪杀了受人尊敬的德国工业大亨迈耶，而刚考上律师、的卡斯帕被指定为辩护律师。

卡斯帕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从童年到青年，迈耶给了他太多的帮助和慈爱。

科林尼拒绝沟通，直到律师卡斯帕愤怒地说出：你不知道，迈耶对我有多重要……终于，科林尼开口了。

事实让人震惊：二战中，迈耶曾是纳粹军官，驻扎在意大利，因手下士兵被杀，他依据“我们死一个，就杀10个平民”的“规则”，进行了屠杀，并当着童年科林尼的面，枪杀了他的父亲。

噩梦缠绕了科林尼一生，他试图通过法律来解决，但上世纪60年代，德国通过立法，免除了纳粹时期所有“从犯”的罪责。

无路可走，科林尼只好“一命换一命”。

在法庭上，律师卡斯帕的辩论对手是他的大学老师马丁格，他坚定认为：法庭只解决法律问题，法律之外的事，应交立法部门。

然而，在律师卡斯帕的压力下，马丁格不得不承认：法律之上还有道德。

就在科林尼即将胜定时，他在狱中自杀。

科林尼案成为又一个没有结论、没有下文的案件，很难说，人类将从中得到多少教训。

《科林尼案》改编自同名小说，后者2011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已被译成10多种文字，受其影响，德国司法部长下令重审所有涉纳粹法案。

电影正在丧失“感动”观众的能力《科林尼案》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故事，中国观众不易感同身受，且故事不太具有悬疑性，看到一半，大概就能猜出结尾。

如果我是导演，可能会拒绝接手它。

首先，故事太简单，撑不起一部故事片。

其二，话题老。

忏悔与反思是必要的，但没有新内容，只是讲一个新故事，观众能接受吗？

其三，内容沉重，娱乐性不足。

二战结束已70多年，通过教育，今天的年轻人被迫反省再反省，可总是老话重提，可能会让他们厌倦。

其四，原著偏纪实风格，改编空间小。

更重要的是，《科林尼案》是一个需要“感动”观众的影片，可在今天，电影正在丧失“感动”的能力。

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感动”的三大基础——崇高、毁灭与希望，已发生动摇。

现代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成长，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相同，这让我们不再相信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东西，我们正深深沉浸在丰富多彩，但只有平面的世俗中。

所以，《科林尼案》开始的前20分钟略显沉闷。

然而，越到后面，它的感染力越强，当对手的辩护律师马丁格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时，令人潸然泪下。

引人深思：在一个过多“煽情”“搞笑”的时代，《科林尼案》是如何复归影视“感动”的能力的？

新写实主义，优点在于不“过度合理”《科林尼案》采用的是新写实主义手法。

过去二三十年，这是欧美小说、电影的主流表现手法。

新写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流派，两位创作者的风格、观念可能完全相反，却都被归入新写实主义。

可见，很难给新写实主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可以大体描述为：写真实的细节，不带任何目的。

传统写实主义也强调细节的真实性，但都是意义筛选过的细节，务求每个细节都指向结局，起到烘托范围、强话主题的作用。

当主人公的命运发生改变时，这些细节可以证明，那是他应得的——因为细节展现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过度合理”的细节，因彼此雷同，给人以虚假感。

新写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去挖“无意义但有趣的细节”，之所以呈现它，仅仅因为它有趣、与众不同。

支撑新写实主义的，是海德格尔哲学。

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人活在哲理中，也没有人活在故事中，我们都要面对巨大的无序。

不是意义在指引我们，而是因活下来的方式，产生了意义。

《科林尼案》即如此，按传统的现实主义，片中至少一半内容是“无用的”，比如被杀者迈耶对卡斯帕的关爱；卡斯帕与迈耶孙女的爱情；杀人者科林尼反复回忆父亲被杀时的场景；律师迈耶与亲生父亲的紧张关系……这种乱七八糟的线索，至少有三个作用：其一，提高真实度。

其二，增加故事量。

加大悬疑度。

一个似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案件，竟然变成“剪不断，理还乱”。

崇高，为影片奠定基调有了足够的复杂度，就给故事的主角提供了选择空间，使“崇高”得以落地。

以律师卡斯帕为例，本是一个找不到生活目标的年轻人，接手科林尼案，仅仅因为它能让自己快速成名，保证今后能接到更多案子。

在老师马丁格的诱惑下，他一度决定放弃原则。

而和科林尼初期沟通不畅，更让他情绪几乎失控。

律师卡斯帕并不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同情心、意志力的人，只因争胜欲望，以及不满马丁格的傲慢，才逐步抵达真相。

他只是庸众中的一员，很容易被忘掉，所以《科林尼案》特意选了一位移民后裔来主演，如果不是那张“醒目”的土耳其脸，观众可能很难想起律师卡斯帕什么时候出场的。

然而，律师卡斯帕拥有一份清醒的良知。

这份良知曾经动摇，曾经惶惑，但卡斯帕最终却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给了他以高度。

常言道，法律是60分的道德，合法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

但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场景是：当职业需要时，良知常常变得不那么重要。

就像律师卡斯帕的老师马丁格，专业能力极强，却变成了一个讼棍。

马丁格反复提醒人们，当年立法宽赦纳粹“从犯”，是不得已的现实需要，他轻蔑地说，追究过去的人不知道当时的困难。

可良知也要加上时效性吗？

良知也要向现实低头吗？

良知也只是有限责任吗？

在复杂事件、复杂人性面前，“崇高”不再是一个大词，而变得真切可感。

贩卖毁灭，才能引人思考在崇高之外，通过新写实主义的手法，《科林尼案》成功贩卖了毁灭。

影片中，各种人物都充满反差：老年时与人为善、充满爱心的迈耶，与他当年开枪时的狰狞，截然相反；曾对律师卡斯帕付出爱与宽容的迈耶的孙女，在坚决捍卫爷爷的“名誉”时，又是如此狭隘、冷酷和无情；律师卡斯帕初期准备放弃该案时，马丁格拿出一副长者的姿态，启迪说，要像个律师那样去战斗，可案情出现转折，他竟试图对卡斯帕行贿……《科林尼案》描绘出一个让人绝望的大环境：作为有缺点的、世俗中的人，我们真能创造出一个公正的法律吗？

如果法律这个准绳也失准时，该用什么来校正它？

事实是，《科林尼案》式困境并不是翻一两个冤案、杀一两个坏人，就能解决的，它是结构性的困境——在人性深处，我们都有愚昧、反智，甚至是邪恶的种子，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恶性膨胀，曾经的悲剧不会卷土重来。

科林尼选择自杀，正因为他窥透了这层凄凉——冤案可以平反，坏人可以杀掉，但人性的愚昧、自私是无法更改的。

就算赢得了法律胜利，又能说明什么？

科林尼的杀戮中，不一样充满人性恶？

通过残忍的私刑，他得到的是解脱，还是作恶带来的兴奋？

靠希望，营造叙事高潮虽然《科林尼案》以悲剧结束，但在片中，希望无处不在。

不论是案情几次反复，还是那些不肯忘却过去的人们，当迈耶曾为纳粹服务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法庭上响起一片惊讶声，甚至迈耶的孙女也在追问，上帝能否原谅她，在上帝眼中，她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生活在多元化时代，但正如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多元化并非世界的本质，真相只有一个，只有当人类的智慧无法接受它，或者无法评价它时，才会出现“多元化”，“多元化”的潜台词是，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妨更宽容一点，暂时允许各种意见存在……多元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底牌只有一个，当它被解开前，才有无数可能，才有概率性分布，才要尽可能不把话说死。

然而，多元化从来不是逃避道德责任的借口，即使良知可能暧昧不清，可能无法给出正确答案，生而为人，我们都不应放弃良知的责任。

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道德面前，没有模糊、推诿和回避。

所以，连狡猾、物化的马丁格，也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应该视为有罪。

”虽然他曾是帮“从犯”脱困的立法人之一，虽然他一直在帮迈耶辩护，虽然他更喜欢用玩世不恭的、技术性的口吻谈论法律……哪怕是马丁格，良知也没有被彻底泯灭。

《科林尼案》因此走上叙事的最高点。

会讲故事，比故事本身还重要有崇高，有毁灭，有希望，传统写实主义所坚持的三要素得以汇聚，“感动”则是其自然结果。

而《科林尼案》用新写实主义笔调，不露斧凿痕迹，不掌控观众情绪，不试图以假乱真，不强塞概念，所以，它的“感动”不来自煽情，不来自卖惨，而是来自“真实”。

电影不应脱离现实，但随着人类日渐沉入景观社会中，“真实”的标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今天，动辄拔高、讲故事、催泪已行不通，它必须面对当代困境：少有人会主动反思自己，少有人愿意解开伤疤，少有人愿意形而上思考……《科林尼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用一个类型化故事，讲述了一个很难讲清的话题——当人性陷入集体幽暗时，我该如何？

不错，这是一段过去的故事，但通过新写实主义营造出的真实下，给观众以不同感受——片中的一切，“都与我相关”。

这世界上，大道理就那么多，好故事也只有那么多，更麻烦的是，听众的耐心同样也只有那么多，而那些会讲故事的人，永远有故事可讲。

于2021年五月份上映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讲述了一个律师如何一步一步揭开德国司法历史上巨大黑幕的故事。

人们对这部电影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影片叙事存在强行推进，剧情发展逻辑不明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人物塑造较为生硬。

但我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反映了二战后德国的司法问题，具有高尚的法律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

相信二战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场上无生命。

大炮、轰炸机、坦克、生化武器，它们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亲历过二战的人不愿回顾那段痛苦的记忆，学习过二战历史的人被旧相册、旧影像里的世界所震撼。

而作为这场战役的发起者，德国在战争惨败后选择向世界人民进行深刻的忏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德国拍摄了一部又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波斯语课》、《窃听风暴》、《冒牌上尉》、《决战斯大林格勒》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影片，它们从德国的视角来探讨了战争带来的危害，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景无死角的德国和世界战场。

影片开头便是一桩凶杀案，受害者头部连中三枪，颅骨被踢碎，可谓残忍至极。

凶手——科里尼行凶后却选择自首，并且在后续的案件调查中一言不发。

主角莱恩被安排给被告辩护，面对眼前的困难，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探究真相的不懈精神让他拨开重重迷雾，将丑幕映于众人面前。

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部叫“德雷尔法”的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所以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逃过法律追诉。

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战犯逃脱了本该承受的死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有甚者，就如被谋杀者——主角的养父一样，有公司、有房产、有豪车，生活得十分舒心；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的受害者家属通过法律的方式也不能制裁屠杀者，一次次提交法律文书，一次次被驳回，几十年过去，受害者的后代不是因故去世了，就是心灰意冷不再追究了。

但是科里尼无法忘记亲生父亲被无差别谋杀于面前的惨象，便花了多年设计了一场复仇。

科里尼的残忍谋杀凝结了600万受害者背后家属的集体缩影。

对于我们来说，二战是一段在今无法想象的历史，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二战是至亲之人的离开，寂静无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回音，土地上早已被冲刷净的血迹却在家属的心里催生出仇恨的种子。

外界并没有做出任何干预，最终，种子成长为吸食他们心灵养分的参天大树，而科林尼选择复仇来根除遮蔽心灵的大树。

值得注意的是，此片的选景蕴含着一定的阶级意义。

主角养父的生活镜头多选于别墅和高层，而主角一步步追寻真相时，镜头又多选于乡间、狭窄的小巷、简陋的房屋等等让战犯与受害者家属的生活质量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德雷尔法”法规的不公。

影片又名《罪人的控诉》，科里尼以谋杀控诉如此不公的法律，但是在电影结尾，他听到曾经的屠杀者得到法律的审判，自己无罪时，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律，本该是惩恶扬善的利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何变成恶人逃脱惩罚的保护伞？

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律师勾结一气，在1968年的联邦会议上悄无声息地通过了这部黑暗的法规。

而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科林尼案》，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故事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影片便是改编自此部小说。

可以说，《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它警醒着世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应该去关注它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精神折磨；法律的制定与司法程序应该更加透明，否则无法顺应民心；600万受害者背后是无数的家庭，他们的心理状况不可忽视，而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颁布贴合实际的法律······好的电影不但会给人带来美妙的试听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人带来深层次的思考。

而对于后者，这部电影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完美。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下文简称《无罪谋杀》）从一开篇就布下迷局。

时间是2001年，地点是德国某星级酒店，事件是一起残酷的谋杀案。

意大利裔的德国移民科林尼，是一家著名汽车公司的退休人员，他伪装成记者，进入酒店套房内枪杀了著名企业家汉斯·迈耶，并将尸身头部踩踏至模糊。

事发后，科林尼自首，却始终对杀人动机保持缄默。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海报这起杀人案令时人困惑。

因为科林尼与汉斯似乎没有什么交集或纠纷，并且，现实生活中科林尼与汉斯的评价都不错。

认识科林尼的人，说他品行端正、默默无闻，而汉斯功成名就、乐善好施。

科林尼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

《无罪谋杀》抛出这个巨大的悬念，牢牢将观众裹挟其中。

科林尼随着三个月前才取得律师执照的年轻律师卡斯帕·莱宁，成为科林尼的辩护人，观众才跟随他的视角，一点点抽丝剥茧靠近真相。

律师卡斯帕·莱宁卡斯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方面，他与死者汉斯是忘年交。

身为土耳其裔，他小时候遭受诸多歧视，幸好有汉斯慷慨友善的资助，他才能顺利完成学业并成为律师。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父子，并且，汉斯的孙女乔安娜是他的初恋。

而今他却要为一个行刑式枪杀汉斯的人辩护。

情感的天平倾向汉斯，但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必须站在科林尼这一边。

另一方面，科林尼一心求死地保持沉默，让他想要替科林尼辩护也无计可施。

与此同时，代表迈耶家族的原告律师马丁格是鼎鼎大名的大律师，也曾给卡斯帕上过课。

卡斯帕想要赢过马丁格，几乎不可能。

这场判决看起来，卡斯帕几乎是必输了。

《无罪谋杀》的第一个小时，就像进入一条漫长的且没有亮光的隧道，低沉、压抑、紧张。

但隧道终有尽头，从一把有着历史跨度的P38手枪——这是纳粹德国军队使用过的手枪，卡斯帕找到突破口，调查开始柳暗花明。

P38手枪原来汉斯的身份曾是一名纳粹军官。

1944年，意大利游击队在科林尼的故乡——蒙特卡提尼的一家咖啡馆引爆一枚炸弹，造成两名德国士兵死亡，纳粹军队未能找出游击队员。

彼时在当地执勤的党卫军少校汉斯，指使手下射杀了二十名平民男子作为报复，也即，死一个德国士兵就要杀十个平民。

这其中就包括科林尼的父亲，他亲眼目睹父亲被纳粹分子射杀。

年轻时的汉斯从这里开始，《无罪谋杀》就与一般的悬疑片区别开来，它有着更高的立意，进入对法律、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层面。

在纳粹覆灭后，很多国家的军事法庭开始对犯下滔天罪孽的刽子手进行审判。

1960年代，科林尼也曾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汉斯，但无功而返。

因为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项叫做《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法律，其中规定，任何帮助犯只要不具备成为正犯所须具备的特质，对他们只按杀人罪而不按照谋杀罪处理。

而普通杀人罪是有20年的诉讼时效。

这就意味着，1968年之后，几乎所有前纳粹军人都因为过了诉讼时效而免于法律的处罚。

他们可以像汉斯一样，摇身一变过上新生活，甚至成为社会名流，享受荣誉和爱戴。

法律途径被堵死，科林尼采取私人救济式的复仇。

这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电影也一再经由人物之口提出有力的诘问：法律一定是对的吗？

法律有没有可能是恶法？

马丁格为汉斯做辩护称，战争中报复杀害是很常见的，甚至国际法也允许战争极端情况下的杀人，前提是不杀害女人儿童、不以残暴手段杀人、处决前不可凌虐等。

但汉斯拿十命换一命的做法，俨然也超过边界。

《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非但没有追溯汉斯等人的罪行，反倒给了他们逃之夭夭的法律庇佑。

法律代表的是最基础的公正，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体权益的工具，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义务。

如果对待法律的态度是随意性的，那么社会秩序会崩塌，弱者也无公平可言。

但人们都默认的一个前提是：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律代表的是正义。

可法律是人制订出来的，人会出错，法律也可能会有不完善的地方，甚至法律会成为“恶法”。

当“恶法”伤人了，我们还要恪守“恶法”吗？

庭审中关于“法律”的辩论《无罪谋杀》以科林尼的自尽告终，它给出的是开放性答案，实际上也是将问题抛给每一个人。

究竟是“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

该如何避免“恶法”的产生和给人带来的伤害？

不同于日本对战争罪恶的掩盖和无视，德国是善于反思的国度，德国有大量影视剧直面这个国家错误的过去、错误的历史。

对纳粹的时时反思是如此，对《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的反思也是如此。

而电影最终抵达的，是对人性的反思。

汉斯是天生的刽子手吗？

显然不是。

当他脱掉军服、抹除污点开始新生活时，也许是出于天性使然，也许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需求，他成了众人眼中慷慨友善的好人，也帮助过很多人。

可能纳粹军队里的不少人，当他们作为普通人时，他们也是好人，可他们穿上军装时，当他们成为战争中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们可能就被“平庸之恶”吞噬了。

他们按照指令行动，但这个行动可能是反人类、反人性的，他们只负责执行，而没有一点点迟疑，或者提出反对。

在面对强大的体制或身处极端情境，该如何保留脆弱的人性？

人该如何避免沦为工具？

这是《无罪谋杀》留给每个观众的强有力的质问。

《无罪谋杀》值得一看。

它有优秀悬疑片的审美范式，同时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

在日本仍不愿意直面二战罪行的背景下，这部电影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德国导演敢于拍出这种类型的影片，值得日本人好好学习学习！

科林尼故意谋杀了大企业家迈耶，莱恩为他辩护，科林尼却拒绝开口，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事实上，莱恩年少时与迈耶的孙子孙女是好友，曾受到迈恩诸多照顾和恩惠。

但是，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接受了委托，并真心实意帮科林尼辩护。

一开始科林尼并不配合，对方律师是莱恩的老师，他提出让科林尼认罪，他负责减轻科林尼的刑期。

但莱恩从凶器手枪型号发现这把枪和迈耶图书室的枪是一种型号，由此怀疑科林尼杀死迈耶的动机。

他去图书馆和意大利调查，发现迈耶曾是是纳粹军官，屠杀了科林尼的父亲及其他乡亲。

科林尼是为父亲报仇。

法庭上，控方律师提出科林尼对迈耶提起过诉讼，被驳回，证明迈耶是无辜的。

莱恩调查发现，诉讼被驳回，不是因为纳粹无罪，而且国家出台了一部法律，将纳粹罪行降低到一般杀人罪，享受诉讼时效保护，而当时距离二战结束已经二十五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保护纳粹分子免受处罚，是保护加害者不保护受害者的法律。

莱恩质问，这样的法律正当吗？

当事情真相大白时，科林尼心无所恋，在狱中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