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几日以前，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在海滨小城戛纳正式闭幕。

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获得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叶成为戛纳历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而这距离上次法国女性导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实质性地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一个表象。

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

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旧汹涌，只不过在几年哄哄烈烈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之后，拍岸巨浪可能已经逐渐化为“暗流”。

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入围的女性导演占到了五分之四，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而他也凭借影片《多丹·布法内的欲望》获得最佳导演奖——单从现象上看，戛纳今年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大把。

不过可以肯定是，《坠楼》的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水准。

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女演员桑德拉·惠勒（Sandra Hüller）在影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然能够保持十足的理性，无论是内心的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但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刻不但能够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还能让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

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也可以在明年奥斯卡上有所斩获，惠勒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律政剧（legal drama）近一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破亿票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首作《圣奥梅尔》（Saint Omer）；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今年更名，之前称为“导演双周”）的《戈德曼的审判》（Le Procès Goldman）。

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它们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基本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质量往往都比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

究其原因，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往往比较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繁复，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非常之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要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上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

《坠楼》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近些年来律政剧的最高水准，既与她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

特里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的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又拍摄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她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

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

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

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以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的、毫不迟疑的面孔。

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

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

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

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同样来自今年的主竞赛单元，同样是大部头，都发生在下雪天，都有大量对话，同样关注男女性别以及成人儿童之间的关系，甚至也都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另一部来自金棕榈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的影片《枯草》相比起来可能更加愤世嫉俗，然而影片对剧作的片面强调既让视听上少有可观，又反衬出编剧上一丝可以感知的匠气。

某种程度上说，与是枝裕和近似，锡兰已经从最巅峰的创作状态上下滑，求新而不成的问题可能对他们都造成了巨大困扰。

反观《坠楼》，大量的文本信息并没有给特里叶造成什么困扰。

实际上，特里叶从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以来就比较擅长构建复杂的文本和叙事结构，它们都与视听表达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复杂多面的人物，也带来复杂的观影体验。

片中最重头戏莫过于夫妻的吵架戏，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

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区别不大。

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

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

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信任的难题。

特里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

《坠楼》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I love you.”在Samuel向Sandra抱怨时间不够，希望她多带娃遭到拒绝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后，Sandra走到丈夫身边安抚他并这样对他说。

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她的语气温和平静，和她大部分时候那样，即使是在法庭上的关键审判。

然而，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安抚冷静下来，他坚持己见，并表示不想再围着妻子的安排转了，要求Sandra把他认为原本属于他的时间还给他，“你欠我的。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Sandra，她马上回击丈夫，“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都是你自找的。

”火药味开始弥漫。

夫妻俩陷入了激烈的冲突，Samuel指责妻子自私、剽窃、出轨，Sandra则在辩解中指责丈夫装受害者试图对她进行道德勒索，战争一步步升级。

火药味越来越浓。

当Samuel又一次指责Sandra只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出轨行为给他与儿子Daniel带来的伤害时，Sandra彻底爆发，开始向丈夫猛烈开火，一串串话语如炮弹般射向丈夫，诅咒丈夫目前的一切困境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要怪就怪自己，怪自己放不下自尊，怪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怪自己做不成事。

在愤怒的相互攻击中，Samuel成了Sandra口里的“piece of shit”，Sandra则成了Samuel口里无耻无情的“monster”。

随后，这对作家夫妻在歇斯底里的怒吼声和一片玻璃碎片声中大打出手... ...再回头看看开头那句“I love you”，结局有多惨烈，它就有多讽刺。

这段10分钟的夫妻撕逼大戏，是整部电影的核心，它可能不是Samuel与Sandra婚姻生活的全部真相，但却将他们的关系本质，以及他们各自的人格特征呈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真实，如此残酷，绝望到令人窒息，以至于第二天，当身为双性恋的Sandra与一位女性采访者在家里谈笑风生过后，Samuel选择从阁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幕戏过后，我在心中确信，Samuel死于自杀。

前一天的吵架，是他试图为自己的婚姻与人生寻找出路的最后一次奋起，只是他又失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败，都绝望，他正是死于这种失败与绝望。

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无法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精神内核，又无法对外发出有效攻击时，他只能攻击自己。

而当他最后的防御被完全击碎，也就是他用最极端的方式攻击自己的时候。

而以Sandra的理性、冷硬与强悍，她可能在精神上杀死丈夫，但绝不会对他进行肉体消灭，实在没必要。

Samuel曾经风光过，身为作家、大学教师的他从内到外魅力四射，所以Sandra选择了他。

两位高知结合的婚姻，用她跟儿子说的话是：灵魂伴侣。

无论事后这句话听上去有多假，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曾经非常相爱，非常幸福，只是这一切都在儿子出事后改变了。

儿子Daniel在该Samuel接送的时间，由于他没有及时到场发生意外，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一年的医治又让夫妻俩面临财务危机。

在愧疚、悲痛与焦虑中，Samuel选择带着妻儿由伦敦回到法国乡下老家。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写作无法持续，开始与妻子分居。

他们的关系，在变故与冲突中失衡；他们的爱，在不断的磨损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Samuel出于对儿子的愧疚，选择减少课程，在家教育Daniel，同时操持家里的粗重活，Sandra则似乎不受他们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写作之路，一本接一本出书。

在Samuel看来，他在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努力付出，他在为妻子的工作提供了时间上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都在围绕Sandra的安排而安排。

这些认知背后，在向妻子发出一个潜在的需求：在情感与精神上满足他，并给予相应的回报。

在Sandra看来，丈夫选择回乡对她一个德国女人来说并不友善，选择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也不明智，他中断了写作，他郁郁不得志，这都是他选择的结果，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他的情感与精神，那是他自己需要处理的事，而回报，在她看来是道德勒索。

在隔阂与不满中，Sandra选择出轨，她的理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不足挂齿。

这段婚姻，至此已名存实亡。

我不知道好的婚姻该如何经营，但我敢肯定，不愿意相互满足、相互扶持，没有共同婚姻家庭观的两个人，一定无法维持健康、持久的婚姻关系。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突出，而我们也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抱持对方。

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变故，甚至跌入低谷，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对对方不满，同时也是最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爱，我们与伴侣的关系是否还能保持平衡？

我想，每一桩婚姻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考验，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能看到关系的最深处，看到伴侣双方的最低处。

Samuel在看似出色的硬件下，有一颗骄傲、敏感、脆弱的心（法式感性？

）。

当儿子发生意外，事业黯然失色，他在种种压力与自尊心的驱使下，退出了原先的生活圈，不得不说，其中多少带有一些逃避的意味。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自尊心，让他不甘于“退让”，他想重拾写作，夺回失地，但却总是不见成效。

在步履维艰中，他的自尊心进一步受挫，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困扰，甚至曾试图结束生命。

此后他也不断挣扎意图振作，无奈已经力不从心，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失败，他需要一个理由，去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时候，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容易成为他的理由。

而Sandra，她看起来独立、知性、冷静（德式理性？

），但内里不免有些冷漠、自私、虚伪。

在她眼里，婚姻就像一辆由两班倒的司机合作经营的出租车，我开我的，你开你的，你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自己去搞定，最好不要来影响我。

你要是搞不定，那是你的能力问题，要怪就怪自己。

她嘴里说着“I love you”，却不愿意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爱去支持他，反而选择出轨，被发现后又将这种行为对丈夫造成的伤害合理化。

对了，在她眼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她用自己的理性衡量婚姻关系，厘清责任，而忘记了，婚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爱，当责任在关系里的分量变得越重，爱的分量就会相应变得越轻，全然归于责任分配的婚姻，就宣告了爱的死亡。

因为没有爱，Sandra对Samuel的困境袖手旁观，她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缺陷与阴暗面，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同样有着这些东西，看不到丈夫阴暗面背后的正面需求，或者说对此不屑一顾。

我不想探究她要为丈夫的死亡负多大的责任（在Sandra之类的人看来，由Samuel负全责，谁让他自己软弱到要自杀呢），但正是她那番冷酷无情，直击丈夫痛点的话，将站在悬崖边上的Samuel那最后一丝求助、求生的意志彻底摧毁。

Samuel死了，自始至终看不出Sandra有任何悲伤或愧疚，似乎死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一个陌生人，她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从嫌疑中脱身。

她的眼泪，只有在儿子听完庭审，拒绝与她共处一室后，才第一次流了下来。

Daniel是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没有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Daniel面前，Samuel与Sandra都极力去做一个好父母，把自己与婚姻中好的一面呈现给孩子。

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当Samuel留给儿子的是一具血泊中冰冷的尸体，当父母婚姻的、个人的真实面目在法庭上被血淋淋地撕开，这种可怕的伤害，对于旁听席上年幼的Daniel来说，又该如何承受？

对于无限爱着自己父母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呢？

相比之下，用分离妥善解决无可救药的婚姻，何尝不是一种仁慈？

法庭审判最后，由Daniel的回忆与视角去看Samuel的死亡，那简短而平静的描述，仿佛这个几乎看不见东西的孩子，已经看透了生命，看透了生死，很沉重，很悲伤。

而赢了官司的Sandra，在黑暗中将儿子的导盲犬拥入怀中，安然入睡。

这个镜头，意味深长。

曾经自比导盲犬的丈夫已经死去，而真实的导盲犬还依偎在她身边。

也许，一只永远在揣摩主人需要，永远听从主人使唤的狗子，远比一个恼人的伴侣更受欢迎和宠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的悲哀。

后记：本片是我个人2023年度最佳影片，看的时候联想到前几年的《婚姻故事》，但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表演，我认为水准都在后者之上，除了死亡的悲剧意味和更为吸引人的悬疑氛围外，影片整体所表达出来的内涵也要比后者深刻得多，它不仅揭示了婚姻与生活难以言说的隐痛，还进一步指向人物最深层的人格精神，这是悲剧的根源，也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魅力所在。

另外，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也相当巧妙，将儿子的角色设定为失明，他几乎没有视力，只能靠听觉去感知，而法庭上播放的那段10分钟的吵架录音，全场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捕捉声音呈现出来的真相。

导演在最后夫妻俩矛盾总爆发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由事件回放画面切回法庭现场画面的做法非常聪明，这时候，连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判断，去感受那绝望到令人窒息的关系破碎（BTW：现场女主的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做法，更具思辨效果。

导演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真相，包括Samuel死亡的真相也一样。

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即使是看到的，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冰山一角，更多时候，我们得用心去感知，去判断，这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对事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女主这个段位的表演，值一个奥斯卡。

A couple is a chaos.雪白的山间木屋，安静的一家三口和一只狗，未曾想到混乱的降临会给每个人带来坠落和审判。

在全球范围内狂揽包括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等280项大奖及提名后，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带着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一同来到她所观察到的“映后讨论女性主义最多的”中国。

茹斯汀·特里耶这次，她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故事。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怀抱中，一座复式结构的木屋如孤岛般静默而立，隐匿于云雾缭绕的山间，仿佛被世界所遗忘。

没有邻居的喧嚣，没有朋友的足迹，只有夫妻二人、他们视障的儿子和一只狗。

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被不为人知的夫妻争吵和琐碎的日常所填满，继而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声的坠落所打断。

专注接受新书采访的妻子，忽然被楼上丈夫循环播放的强节奏旋律打断，伴随而来的是箭在弦上的紧张和冲突。

狭小的木屋依然安静，却见证了这场没有目击者、但终将被世俗的法庭用放大镜来审判的悲剧。

这场悲剧中的每一块木片、每一道裂纹、每一件物品，都被毫无预兆地沾染了现实的沉重与命运的无常。

还有生活其间的人，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言语，挣扎、沉默、悄然哭泣与内心绝望的呐喊，都在漫长的审判中无声地回响。

影片中的木屋与法庭，一个向内，一个向外，与世隔绝的安静与甚嚣尘上的争辩，构成坠落和审判之间彼此勾连又彼此互斥的叙事场域。

相比一般的法庭戏，茹斯汀·特里耶是用婚姻作为更深入的影像切口，探讨法律系统如何利用虚构的物理性“证据”来审理案件，以及在此背后的性别歧视与保守假设。

而剧本分工的精妙之处在于，法庭戏用大量的笔墨来展现检察官对桑德拉的审判，书写着当被审判者的犯罪动机不可证伪的时候，控方是如何妄加推测，以及这些推测可能如何地远离真相。

我们得以目睹，检察官是如何沦为主观释放恶意却不自知的“不可靠叙事者”。

影片《坠落的审判》堪称用人物情绪和氛围构建电影真实性的绝佳范本。

犯罪纪实和心理剖析的元素，在特里耶精密编织的叙事网络中被融合得天衣无缝。

作为观众的我们，则在紧张的故事推进中，一边不由自主代入推理角色，一边被提醒着不断反思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特里耶在采访中多次提到，她向来对犯罪纪实故事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一些非常复杂且模糊不清的主题。

即使当影片结束时，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与现实形成强烈的互文：它们嘘枯吹生，甚至在世界不同国家都有着极为复杂且得不到统一答案的理解偏差。

但特里耶并非是想以悬疑贯穿整个故事，正如她所言，她也绝不是想用一个形而上的或者泛泛的“女性主义”理论作为创作支点。

当一位女导演想要更具体、更近一步讨论夫妻间的亲密关系时，比《婚姻故事》更深刻的“坠落”之阵痛和“审判”之撕扯便徐徐揭开。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本就难以避免地面临种种偏见，在家庭关系的地位和选择上往往面临着更为露骨的生存困境：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成为案件中的不利证据，是社会对女性及性少数群体的不公评价和刻板印象；

回忆中最为狼狈不堪的木屋吵架戏，展现的是当男性被调换位置，置于传统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性别力量失衡带来的“坠落”会真正演变为戴锦华说的“跳楼”，而这也正符合弗洛伊德曾经提出的“客体性焦虑”；当桑德拉在中餐馆看似“庆祝胜利”结束后重回家中，儿子和她交流的语言已经悄然地从惯用的英语替换为法语。

这种由亲密关系羁绊离合导致的阵痛将永远持续下去。

相比厘清过程真相，收拾残局往往是更必须履行的母职。

特里耶最终向观众们所传达的是，女性主义之外更需要被剥丝抽茧、令人无限回味的人性议题：法庭上的审判看似是剥夺个人私密性的噩梦，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又何尝不是面临着法庭之外的审判，它们普遍地存在于网络或现实的一次次吃瓜中；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都在创造一种无意于接近真相的叙事。

当均质化的商业大片开始或多或少地关注起第二性，当教化性与符号化的口号、理论和概念，开始悄然越过第一性的叙事与创作，我们在当下所需要的又究竟是怎样的女性主义电影呢？

是《芭比》还是《热辣滚烫》......？

我们最需要的或许正是像《坠落的审判》这样，以女性的视角作为第一性主体，自动带出性别与人性的双重反思的相辅相成的作品——在我看来，女性被赋权或者女性主体本身的求权，并不会如想象中那样给现有的性别权力结构带来坠落的危机，也因此更不应该被人们用世俗的目光所裹挟、用刻板的价值排序苛刻地进行审判。

更深的广义是，当我们试图依靠窥视得出的“罪证”、不可靠叙述、主观想象与构陷去接近他人私生活之前，不妨请先尊重生活的真相。

带着以上的种种思考与疑问，我们跟电影《坠落的审判》的导演、编剧茹斯汀·特里耶女士展开了一次独家对话：看电影看到死：法庭电影的最好看之处，往往都在于叙事层面的分工，在于如何讲故事。

其间关乎所谓的犯罪事实和真相陈述，不同的证词给出不同的答复和陈述。

影片中有一位检察官的角色操控着所有观众的视点，就像我们通常所称的“不可靠叙述者”。

在创作剧本时，您是怎样利用拷问与证词去设置叙事分工的？

茹斯汀·特里耶：首先，我本身就对法庭、庭审这类题材充满兴趣；创作时，也跟一位著名的律师合作了很久，他是我们的法律顾问。

拍摄时，法庭戏的部分其实非常难拍，我也做过一些取舍，对人物有所删减。

为保证整体性，在影片所有的拍摄手法上，无论是通过对法庭上的证词的审判，还是通过桑德拉的小说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我都是不停地切换各种各样迥然不同的方式与视角来呈现的，这种拍法也会连续不断地带动观众的注意力。

因为媒介和公众只有通过不同的表达去寻找真相，律师其实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而他们所有人都不在场，没人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也许只有狗狗看到。

所以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如何用不同的视角去讲同一个故事。

关于检察官这个角色的设定，首先他就是一个很强势的男性形象，他是一个恶人。

从整体的戏剧呈现和编剧专业的角度来说，他的存在也会让主角的处境显得更加艰难。

同时，这个人也不是只代表他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态度，其实我也想通过他，去反映整个社会对桑德拉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的质疑和批判。

从社会层面看，她整个人就会由此被贴上种种不合常理的标签和负面的评价。

看电影看到死：影片中的丈夫是一个妻子的辅助者，他生气愤怒，在家开音乐打扰妻子接受采访，索性将自己人生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妻子。

为什么这样设置丈夫角色？

茹斯汀·特里耶：这次来中国，我听到不少关于男性与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职权与地位的讨论，我是震惊的，同时也是被深刻撼动的。

人们频繁地提到，男性与女性的位置在家庭性别结构中被调换这一点，这是贴近现实的意义。

而在《坠落的审判》当中，我认为挺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庭正式宣判桑德拉无罪之后，桑德拉也并不是真的就此“赢得胜利”。

因为男主角生前处于更弱势的位置的懊恼，还有他的死亡，都将会持续影响桑德拉之后的生活局面。

桑德拉将会持续处理丈夫的死亡带来的残局。

看电影看到死：直到片尾，最终都没有笔墨触及到女主角和律师发生任何关系，我长舒一口气，真的很感谢您这样的处理。

记得之前主创们在采访中曾就此充分讨论过，您最终是如何做出现这样的定夺和取舍的？

茹斯汀·特里耶：首先，桑德拉这位女主角的私生活本身就已经完全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连同她的私生活一起被凝视、被偷窥、被分析。

从剧作层面来说，确实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再提供给她和律师的感情线。

还有一点，事实上他们在结束庭审后去中餐厅那场戏非常重要。

表面上，他们看起来是在庆祝庭审赢了，但其实完全是充满着悲伤的气氛，甚至他们连个拥抱都没有。

这位律师以前很爱女主，他也许现在还爱着，但是我们无从得知。

但因为这场审判，因为这一系列事情，他们之间从现实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看电影看到死：我非常喜欢您这部电影的一个原因是：世界范围内，很久没人能塑造出一个如此复杂的身处家庭中的独立女性，而且能把为人妻、为人母、为女人、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属性都在同一个故事中表达出来。

是如何做到将女性在家庭中不为人知的隐痛如此缜密地在影像中揭开？

茹斯汀·特里耶：在写作之初，桑德拉·惠勒也赋予了我很多对于生命隐痛中的私密感的建构之思考。

影片中，虽然我想探讨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但女主角不管是基于妻子、母亲还是其他属性，她都不认为自己应该是完美的。

这非常重要。

我不愿说她是完美的，不管从任何一个女性扮演的社会身份或者角色来说，她都是复杂的、充满多面性的可能。

而社会总是这样：当一个女性拥有了权力，她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外界警惕，人们因为警惕而想把她拽入泥潭。

看电影看到死：桑德拉·惠勒把这个复杂多层次的角色演得非常到位，您当初为何选择她来饰演女主角呢？

想知道您是在看过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之后产生的意愿吗？

我相信，好莱坞还有许多优秀女演员等着跟您合作，比如同为探讨夫妻关系的《婚姻故事》中饰演妻子的斯嘉丽·约翰逊。

能跟我们透露您接下来想合作的女演员吗？

茹斯汀·特里耶：我的确看过《托尼·厄德曼》，那也是我最爱的四部电影之一。

但选择桑德拉的原因更多是因为，她的表演非常真实、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她平时演的更多是戏剧，所以那种在其他演员身上痕迹很重的表演方式，在她的身上几乎看不到。

其实我们俩认识的年份更早，大约是在十一二年前，当时是在柏林电影节上，桑德拉给我的短片颁奖，我当时就很喜欢她这个女人。

再后来就是看完《托尼·厄德曼》之后，我决定要找她来演我剧本里的这个角色。

我们在此之前也有合作过《西比勒》，那个角色就是为她而最终书写成那样的。

《托尼·厄德曼》中的桑德拉·惠勒

拍《坠落的审判》前，桑德拉·惠勒只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角色是否有罪。

她几乎要求素颜出镜，不要求精致美丽的妆容，也非常地投入。

拍完后我甚至觉得她的一部分进入了我，对我来说这是很稀有的体验。

我很喜欢《婚姻故事》。

但我觉得，斯嘉丽·约翰逊扮演的妻子在这部电影里仍然是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她同样是富有力量的女性，她可以显得更强势。

我曾经跟斯嘉丽·约翰逊私下见过一次，当时我们还没谈到合作相关的事，但我很乐意同她合作，她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希望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吧，谁知道呢？

《婚姻故事》中的斯嘉丽·约翰逊看电影看到死：近两年来，世界范围内涌现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打着“女性主义”旗号或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我认为您的《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很标准的女性电影，作为导演的您是女性，领衔主演是女性，叙事也是从女性的视角切入。

您也曾在戛纳拿金棕榈时说，“我想将《坠落的审判》献给所有女性”。

每个好剧本都需要一个创作支点，您认为您的创作支点是“女性”或“女性主义”吗？

在您看来，当下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女性主义电影？

茹斯汀·特里耶：我的这次创作，其实起源于生活在噩梦中的反思，我的女儿给了我很多灵感，所以我最早想到的其实是孩子视角。

我想拍一部男女关系的电影，而孩子是这段亲密关系带给对方的存在，也是离合得失的最大共享者。

影片《坠落的审判》当然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我感兴趣的是呈现女性的复杂性与她们所处的被社会强加价值观与道德审判的复杂的外部环境。

但我很反感在创作初期用一个论点或一套理论支撑起一部电影，我们不该只为了理念而创作。

我认为，真正好的女性主义电影最重要的是，不必去照顾男性的想法和视角，而是回归到女性作为自我的第一性去思考和行动。

因为男导演从男性视角切入的作品，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有时候也会不由地代入其中，并对此感到可信。

撰稿&采访| Celeste；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关于《坠落的审判》，我实在无法共情。

一个谋杀案的唯一嫌疑人，怎么能不被控制起来？

警方怎么能不“连夜突审”，熬上几晚，迅速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呢？

一个谋杀案的嫌疑人，怎么能不赶紧关起来，穿上囚服，睡在蹲坑旁边，背监规，坐板，接受教育呢？

一个案件，就算证据不足，既然警方已经抓捕了，既然检方也起诉了，怎么能就这么宣判无罪呢？

法院不考虑警方的威信吗？

法院不考虑检方的威信吗？

起码也判个无期。

这样就算将来铁证如山地翻案了，法院也可以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都没有判死刑，已经为未来的翻案留下机会了，法官可以问心无愧了。

一个谋杀亲夫案件的律师，怎么可以这么从容地辩护呢？

警方怎么没去挖掘律师和女主之间的旧情，怎么能让律师这样肆意干扰警方办案呢？

怎么能不把这个律师搞臭呢？

起码，也得把犯罪嫌疑人控制起来，然后告诉家属，本人不接受外面的律师，只接受官方推荐的律师。

法庭之上，怎么能有那么多的无知群众肆意旁听呢？

怎么能不安排好大批体制内人员把旁听席占满，让家属都无法进入呢？

法庭之外，怎么能让媒体这样随意采访无罪释放的犯罪嫌疑人呢？

正能量去哪里了？

喉舌功能去哪里了？

文化层面，怎么能在法国让一个讲英语的人耍威风？

是不是矮化法语？

是不是涉嫌影射辱法了？

几个人打赢官司去庆祝，怎么能去吃中餐？

是不是崇中媚外？

电影之外，女主角明明在《托尼厄德曼》中有裸体演出，应该列入劣迹艺人名单。

怎么还能光明正大演电影，还拿奖？

正确的导向还要不要了？

哼哼，这些问题你们都看不见，却假装热烈投入地讨论什么女性主义，什么戴锦华董强的言论，我只会觉得特别无法共情，我实在没办法假装关心你们设置的这些议题。

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认识不认识，瘐，这个汉字？

金棕榈得奖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就像一个同时抛着三个球的杂耍艺人，在叙事执行力方面令人眼花缭乱。

它既是讲述悬案的强剧情惊悚片，又是呈现一段破碎婚姻关系的家庭片，而在场景呈现方面，它还是让所有戏剧冲突集中爆发在法庭上的律政剧。

能同时完成这三重使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功不可没，戛纳评审团将大奖颁给她，也是为了表彰这些看得见的优点。

但在表层文本之下，《坠楼死亡的剖析》还隐藏着一些更复杂甚至更具理论色彩的知识分子课题。

当我们无法掌握事件全貌时，究竟该如何辨别真实和虚假？

当真相与叙述短兵相接时，我们究竟是能坚守对前者的追求，还是会被后者的情感力量征服？

从《索尔菲雷诺之战》到《西比勒》，导演特里耶一直痴迷于探讨文本和真实之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而在《坠楼》貌似直白商业的类型片壳子下，她却将自己对“叙述”的省思推向了极致。

一部重在“关系”的电影一位陷在不幸婚姻泥沼中动弹不得的成名双性恋女作家，正在抓住少见的机会接受一位文学系女生的上门采访，并借着酒劲与之暧昧调情。

但嘈杂的音乐恰逢此时在楼上响起：她的丈夫——一个刚刚辞去大学教职，试图像妻子一样全职写作的男人——清楚妻子的日程安排，他只是故意不想让妻子的（采访与调情）计划得逞。

采访不得不中断，女生与这一家人中的儿子先后离开，躲避尴尬且吵闹的情境。

当患有视障的儿子散完步回家时，引领他的导盲犬却率先发现了惊人事实：音乐依然在响，阿尔卑斯天空中的太阳也依旧在照耀，孩子的父亲却满头是血地坠落在苍茫雪地里，断了气。

男人的死究竟是出于自杀、意外还是他杀？

法医找不到充足证据证明或是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可能，于是妻子桑德拉被指控为嫌疑人，被迫接受审判。

在这部影片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我们不得不与法官、律师、陪审团和未能目击现场的儿子达尼埃尔一样，通过自己的目光和故事提供的线索寻找真相。

而在这个过程中，桑德拉和丈夫萨缪尔的关系也会像后者的尸体一样被冷峻的手术刀切分拆解，遭遇人们最严厉的检视。

从整体设定中，我们能看出全片的组织结构。

这是一张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错综网络，每个人都在与他人或是另一方的关系中试图确定自己的位置，却又常常在关系的流动多变中迷失。

片中最夺人耳目的，自然是桑德拉和萨缪尔的夫妻关系。

通过法庭上的只言片语和碎片旁证，我们能拼凑出这段关系在萨缪尔死前的些许面貌：它正在因为双方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平均、在世俗成功意义上的失衡、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在情感诉求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性格与处世态度方面的根本分歧，而日积月累地分崩离析。

我们像是在观看又一部《婚姻故事》或《克莱默夫妇》，在这对夫妇中双方都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错，大家各有各的道理与苦衷，即便如此，依然相爱的两人仍会走向互相怨恨和伤害，最终形同陌路，或是眼看着另一方走向毁灭。

但在表层之下，影片还有一层更微妙的关系：观众和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

占据影片大部分时长的律政剧形式，将观众牢牢定在了法庭中陪审团的位置上，我们通过事实、推理和情感的指引，将共情心倾注在控辩双方其中一方之上，并与之一起对另一方同仇敌忾。

但随着真相不断被揭露，谎言不断被拆穿，我们对其中各方的信任关系也在经历微妙调整：我们一开始会本能性地厌恶对桑德拉进行有罪推断、并对她横加质疑的检方律师。

但当我们发现桑德拉并不像我们一开始想得那样诚实时，我们的情感天平也会发生细微偏移：桑德拉此后说的每句话，都会在我们心中遭受更强烈质疑，与此同时，检方发出的每个刁难，甚至包括他们在之前提出的种种质疑，在我们的后见之明中也愈发显得合理。

片中控辩双方的策略博弈固然精彩，但存在于编导与观众之间，针对后者对女主角的情感认同所进行的心理博弈游戏，才更接近全片的重点，也是让影片将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甚至保留到影片结束之后——的秘诀。

而在它真正的核心地带，影片为不同材质的文本设置着暧昧复杂的关系。

全片整体上采取写实主义视听与叙事策略，但每当控辩双方在庭审中提出无法被事实验证的推测与回忆时，镜头便会从坐在旁听区的儿子达尼埃尔的视点出发，呈现出极具主观幻想色彩的“心理映像”（父亲自杀的画面、母亲在狂怒中猛击父亲的画面）。

随着这些映像的累积，它们在影片临近结尾处最终变成了“现实”：达尼埃尔亲自作证，在证人席上复述了父亲生前一段带有自杀倾向的独白。

但父亲的声音从未在导演拍摄的闪回段落中“现身”（它被达尼埃尔匹配口型的声音所替代），儿子的转述也因为这个精心设置的错位细节，添了几分真假莫辨的暧昧性，让我们不禁好奇：这段独白究竟是儿子的真实记忆，还是他为了挽回这个有可能彻底崩塌的家庭，向法官编造的叙事？

影片直到结束也没向我们挑明答案。

但真相或许不是很重要。

法官显然在情感上被达尼埃尔的说辞打动了，局势因而翻转，桑德拉被无罪释放，达尼埃尔也重新接纳了这个他或许并不信任，却足够爱的母亲。

而《坠楼》最耐人寻味之处，也正关乎它对于“叙述”本身的复杂情感：一方面，它对所有叙述保留着本体意义上的怀疑，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条件地确信人类的情感动物属性，从而相信叙述本身的无限力量。

对“叙述”本身的省思，也刚好确认了这部电影能够超脱于同类婚姻故事、独立存在的意义；至于整个案件的真相，或许仅仅掌握在那条不通语言，却洞察一切的边牧心中。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带着复杂且缱绻情感的影片，它讲述一对夫妻的关系走到“尽头”，也通过法庭，这样一个无情冷漠的机器去剥离掉这个家庭所剩无几的温柔。

我们见证了一场关于坠楼身亡事件的庭审是如何反复揭开家庭的伤疤，用没有感情的证据“理性”“客观”地去剖析，用频频落下的法槌敲碎所剩无几的情感温存，给这场事件的受害者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余后创伤。

于是标题中的这个“坠落”，便不仅仅是丈夫的坠亡，它同样是一场人生境遇的下行，对一个家庭摧枯拉朽的审判。

1.人生的下坡路男主萨穆埃尔人生的下坠，尽数浓缩在了他与妻子桑德拉的那段录音对话之中。

这个近十分钟的夫妻争吵，可以说是我年度最喜欢的片段之一。

它巧妙地从一个小小的分歧发端，逐渐变成了夫妻之间的互相攻伐。

曾经的过失，内心的不如意都被呈现/放大出来。

我们或许很难将萨穆埃尔走向人生低谷的路程归罪于单一的某人，这或许也是人生中最为悲凉之事，你看到不幸接踵而至，但却无法找到任何一个能为这些不幸负责的罪者。

儿子的眼部受伤，妻子的渐行渐远，自己努力改变回到家乡却仍被琐事缠身的烦躁，灵感枯竭后自己的创作不受认可的绝望，他因此开始嫉妒，开始后悔，并试图为自己的愤怒找到一个宣泄口。

我们可以称其为无能狂怒，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处处碰壁无事顺心之人在自怨自艾的情绪中迷失的恶果，他面对自己的心理医生仍要表现出对人生的希望，但他早就知道自己走入了一场无法脱离的困局，任何一点压力或许都会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生命的死胡同那么这根“最后的稻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无法确认。

当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接受采访时，他可能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灵感被妻子“剽窃”，可能又想到了妻子曾经背着自己和别的女人欢好，对儿子的歉疚，自身才华流失的不甘，空耗时间却无法改变的无力……

在这过于短暂的坠落过程中，萨穆埃尔想必也无法闪回自己的一生，他或许也不会意识到，“坠落死亡”后的弊端——他的坠落，对妻子桑德拉和儿子丹尼尔来说，则是另一场坠落的开始。

3.审判的坠落影片中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讲述这场庭审对这个业已残缺家庭的二次伤害，法庭成为了揭开夫妻彼此苟且的论战场所，又因为片中丈夫角色的坠亡缺席，法官、检察官、陪审团的目光便尽数落在了桑德拉与丹尼尔身上。

乍一看，法庭似乎在试图从家庭关系的复杂脉络，从命案现场的蛛丝马迹中揭示真相，但它如此冷漠无情。

从一开始找到夫妻争吵的录音后便已然对桑德拉做了有罪推断，于是庭审不断挖掘出本应被掩埋的家庭历史，并以这些作为武器，去猜测，去设想，去指责这个并不完满的家庭，去攻讦这个不完全忠诚、不完全诚实、更不完美的妻子。

当夫妻之间连性生活姿势这样的私密问题都成为呈堂证供之时，哪里还有什么私密与尊严可言呢？

更不用说夫妻之间的猜忌与谩骂了。

桑德拉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逐字解读，并以这种解读去影响丹尼尔的认知。

这便是这场坠落的审判最为可怕的地方，司法的质询符合法制，公众对知情权的需求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正是在这种一切合规的流程之中，某个无辜家庭的琐事便被近乎透明地展现、被审视，这何尝不是一个比坠亡本身更为可怕的伤害呢？

正是这样的深究与公开，让这个家庭也开始坠落，尤其是对于刚刚丧父的丹尼尔来说，他在反复细节的核对中逐渐迷失，不再笃信自己的记忆，也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是妈妈害死了父亲，一个家庭中仅剩的两人本应报团取暖，但在检察官的诘问之下，两人却被彼此孤立，形单影只。

虽然最终桑德拉胜诉，获得了无罪的宣判，但这种胜利没有带来任何实感。

审判后，家庭仍旧失去了萨穆埃尔，家庭的琐事与矛盾被公众看了热闹，丹尼尔也知悉了这些父母一直试图掩藏的家庭不和。

本应客观的审判/评判/言说被一种主观的臆断所取代，这场审判似乎并没有任何赢家。

于是在我看来，《坠落的审判》不仅是在讲述一个关于脆弱的婚姻或者是坠亡审判的故事，它也是在探讨我们对于司法公正与家庭隐私之间的权衡，当正义女神擎着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天平，以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为代价去探究真相之时，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公义之路上的“小小”代价呢？

狗子：别拿我乱试药欸《坠落的审判》通过一场场法庭戏，拼凑出“真相”，也“掩盖”了那个或许就不曾拥有的真。

庭院之下，两性之间，夫妇二人，又有多少经得起审视的东西呢？

片中的细节，人与人间的微妙，或许还得你我于大银幕多看几遍，才能得出那个自己所相信的真相。

《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特里叶上一次也是第一次入围主竞赛是2019年的前作《西比勒》，影片讲述一位女性心理咨询师西比勒罔顾朋友的反对决定暂停心理咨询工作转而重新投身写作的故事，而她新小说的灵感恰恰来自其最后一位客人玛格特，一个深陷情感纠葛无法自拔的年轻女演员，在两人的接触过程中，玛格特的此刻不断侵入西比勒的彼刻从而在后者内心形成越来越难以回避的回响，而在创作焦虑和更多复杂力量的驭驶下，西比勒无法阻止自己在虚构，过去以及现实间愈来愈复杂的诸多叠映中终于越陷越深。

但这部前作在彼时的反响并不乐观，不仅在主竞赛颗粒无收，在影迷中的评价也不温不火最后以两极分化告终，而这与本次《坠楼》自首映来便斩获场刊高分和几乎清一色的观众好评显然恰恰相反。

当我们比较两部作品而试着弄清个中原由时，会发现两者间的割裂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一方面，诚然，西比勒中汹涌的欲望异动和波动无常以致要流于过度戏剧化的人物关系都令这部前作与《坠楼》贯穿始终的冷酷分析和生气殆尽的中年婚姻截然区分；可另一方面，虚构与现实的角力以及不断被召回的过往残片，都令两部作品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那么，在掌控力等诸多技法的客观成长外，真正另《坠楼》一跃登顶金棕榈的究竟是什么呢？

影片整体其实可看为“刑侦”和“庭审”这两大经典电影类型的结合，但最终又分别对两者都进行了各自意义上的重解和超越。

本片的原法文片名Anatomie d’une chute也许能给我们的理解更多指引。

用来代指“坠楼”的名词chute在原本的语境中其实具有更丰富的广沿，它在中性地描绘着“坠落”这一实质性的物理动作同时，也完全可贴切地适用于一切对具有突然性下行现象的描述，置于其前的不定冠词une显然也强调了它的随机性和非特指，而anatomie则相反，本意会更贴近医学领域的专有，用来表示“解剖”这一医学行为。

两个名词和它们的并置方式最终分别概括了本片的主题和方法，而它们都在影片中被几乎苛刻地执行了，这也正是这部金棕榈作品根本的运动方式：特里叶通过竭尽特效摄影，VR重建，现场排演，庭审录音，证词博弈等一切可能性手段对单一“实证”（它具有和遭解剖的身体一样的物质性）进行了彻底剖析，而这一切偏偏恰是为了抵达一种反剖析，也就是说她意在勾勒的其实是一个非实质的地带，它正是游走在亲密和法庭，虚构和事实，而后艺术和生活间的，就像我们还记得片中那刻的宣言，它只留下chaos（混乱）。

这也恰恰是本片剧作的真正魅力所在，因为它的渐进是否定式的，它的张力不像传统悬疑片一样建立在一种“藏”与“露”的逻辑上，它不关于一片缺失的拼图，没有一个早已伏伺的真相要靠更多线索的补充来交由观众确认，正像影片的第一场戏本身就已是周全的展演，特里叶在这里极尽客观地放进了原有的一切：它既包括事实的局限（第三者的缺席）也包括了事实的暧昧（嘈杂歧义的音乐），在影片后续漫长的庭审程序里，我们才得以和音乐本身的loop一样一面以繁复的手段反复地重回同一现场而一面也同样地一无所获，因为法庭错要追寻的真相抑或正义在生活的混沌维度中本便是非实质的，不在的，它寄居在物质性围剿的失利里，盲眼的男孩儿看不见，语音备忘录的话筒也没能录下，而导演的摄影机呢，只摄下了确凿的第一幕。

于是，正是也只有同时在这否定的增生和枯竭里，最确切的证词（也至此是非证词）才可能脆弱地浮现。

可以说，特里叶在这部杰作中所找到的，令她能在保留前作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冷冽凝练地完成表达的，正是这珍贵的矛盾律。

所以在高密度的辩驳和话语权争夺的战场中，表面的战斗姿态下，她最终给出的并不是一个战士，而是一个被迫战斗的疲累的形象，桑德拉的胜诉中也许并不存在胜利可言，她所面对的真正指控也并不来自谋杀，而是事实和力量的逻辑对爱与歧义乃至生活本身的强暴。

被“他者”审视联想起同样上映于今年的电影《奥本海默》，印象深刻的同样是战后奥本海默被施特劳斯授意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内部审讯的场景。

法庭/类法庭这样的场所，本身便具备着强戏剧性、多内容量的可能。

一方面它成为多重时空的交织点。

在调查的过程中，既往的一切都会因媒介的存储而再度重现，强逼着被告反自然地清晰回溯过往。

最惊人的片段莫过于那个装有Sandra和丈夫Samuel争吵录音的U盘，在法庭上当众外放，同时另一边的电脑实时转译成文字记录。

日常生活的随意口述，甚至是在非全理智情况下的愤怒言论立刻被冷冰冰地记录，呈堂供证，让人不寒而粟。

审讯的过程之所以让人痛苦，正是在于它以细枝末节为基点，充分向外延展（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多向层面），不仅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同时要经受着每一个细节的被众人“精神分析”，对这种感受最直观的显示便是《奥本海默》中面对着众人审讯，突兀插入的那个超现实镜头——奥本海默全身赤裸，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这个过程，被Daniel最后出庭时说的话所点破：“当我们缺乏证据时，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

”另一方面，法庭能够将众多话题放置于同一空间同一平台讨论。

在《坠楼》中能看到夫妻交流、家庭教育、工作、性取向、女性生存困境等等话题，原本并无绝对关系的两件事，在一种后置视角下，似乎都成为了冥冥中的注定——命运的齿轮在悄然转动。

这种后置视角的狭隘——似乎一切都是连续性发生的，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果前一天夫妻俩发生了争吵，那么第二天丈夫的坠楼妻子便是凶手——这种强烈的、必然的联系是反生命之流的。

对于Sandra来说，她所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没有作案这一行为，而是需要为自己一生的所有行为，乃至为这个社会很多现象做出解释——为什么妻子工作顺利，而丈夫江郎才尽？

为什么丈夫没有性能力，妻子就可以身体出轨——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信任的牺牲者。

那么多证人，愿意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一个死人，而将矛头指向活着的人。

实际上，站在审讯台上的Sandra，何尝不是替所有人站着呢？

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Samuel生命中的过客陡然间都成为了“重要”的证人，片刻的交际便给予了他们此时“登堂”发言的权利，随意“入室”了一个家庭复杂的内部构成，并企图赋予一个充斥着个人偏见的、宏大的、普遍的结论。

此时便会提出一个很朴素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被“他者”审视，甚至以他人看你的方式审视自己呢？

实在界侵入这样的经历——即无辜的人开肠破肚自证清白——不妨看作是一场实在界的入侵。

《坠楼》的英文译名叫做“anatomy of a fall”，这个“fall”既在电影中直接指向Samuel从屋顶坠落，同时它指代着人生中那些随时的、突兀的、意外的实在界入侵。

对于实在界的定义可以参考齐泽克，他举了许多大众文化的例子来解释。

引用他在《斜目而视》中的一段话：符号大厦试图修补裂隙，最终无功而返。

这道裂缝还时不时地以颇为壮丽的形式爆发，提醒我们符号大厦是多么的脆弱不堪。

依赖于某种“抑制”和对欲望之实在界的忽视而建构的“社会现实”，只是脆弱的、符号性的蜘蛛网，它随时可能因为实在界的入侵而土崩瓦解。

丈夫的坠楼便是实在界偶然向Sandra展开的狰狞面孔。

坠楼意外发生后，本就在异乡没什么朋友的Sandra遭遇了符号大厦瓦解——所有周围人的指责，无论认识与否，以及最重要的——儿子Daniel的信任危机。

这种实在界的侵入表现在媒介的冲击上。

以文字为生的作家Sandra在这场危机中，不仅在审讯会上面临着两段录音的逼问（女学生的采访及与丈夫的争吵），审讯会后仍被法院外追逐热点、卖点的新闻记者举着直播摄影机包围。

因此出现了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传统媒介文字在新媒介面前式微。

当生命之流中那绵延的不可掌握在法庭里逼迫被告用话语去组织结构，重述历史与“真相”，无疑是一种反自然的不可能，即使在两种语言间的跳转（从法语到英语，有趣的是实际上Sandra是德国人，但她始终没有用“母语”为自己发声）也无法宣告胜利，因为无论是什么语言都没有逃脱这个结构。

当我们认为“词”（语言）与“物”（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似性的对照时，实际上便是产生了一种幻觉，即认为在语言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真理（在本片中，表现为“真相”）。

但我们会发现“没有真相”（电影中强调的），同时我们永远无法严格地或确切地言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们的发声、思考，只是在将流动的现实替换为固化的图像（《导读德勒兹》），这也是Sandra一直在重复的“那些只是片段”，因此也只是“扭曲的描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Samuel死前一直在企图夺回这式微的话语权。

他称Sandra夺走了他的作品——这里无意也无能力展开一场文学辩论，即对于300多页的完整小说来说，20多页的大纲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敏感地感知到，这里争夺的不单单是一本小说，似乎涉及到家中所属结构位置的话语争夺，又或是社会声誉。

虽然基特勒一再强调对“理论”对使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因此即将的理论引用似乎不太适宜，但我们仍可以从话语网络1800的封闭回路中一窥两性话语权争夺的悠远历史：现代的男性个体从女性那里接收语言。

但自然或者女性并无法清楚地说话，所以必须由男性主体，如他们的父亲或是林德霍斯特那样父亲般地权威人物来教授写作，从而将女性或者自然的话语转化为诗歌与文学。

首先，这个产品反过来会被许多女性读者阅读，她们因此将学会如何说话，而后能够教授语言。

其次，这个产品会被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阅读，这些哲学家依赖于浸透在体系中的意义之充盈的保障，将为那些从新的教育和文学实践中产生的主体提供形而上学层面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基特勒谈媒介》）。

无法得知Samuel是否怀揣着浪漫主义时期男性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美好愿景，但在《坠楼》中我们能看到女性的音量超过了男性后所引发的不满。

女性导演、女性视角？

于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第三个获得金棕榈的女导演，对茹斯汀·特里耶导演作品的分析，总是很难彻底剥离对其女性身份、女性导演的指认。

作为一部“大女主”电影，实际上Sandra和丈夫Samuel的争吵，对方律师的咄咄逼人，无疑都为当下“成功女性”们面对的现实质疑提供了坐标参考。

当丈夫死了，妻子首先遭到指控，这种“弑夫”而非孩童“弑父”的假设，我们很高兴，看到“母亲”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