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

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发动了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攻击，新加坡、香港、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先后发生了金融风暴。

史称“亚洲金融危机”。

危机来临，每个国家竭尽所能地平息危机，恢复生产，其中，韩国民众自发 “捐金”，用个人财富帮助韩国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沼。

五年后，韩国偿清外债，走出危机，而“捐金救国”也成了历史课本上的一段佳话。

“危机游戏”周而复始，从不停止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韩国电影人可以以政治事件、社会问题为话题，创作电影。

权钱交易、热点问题、官商勾结，只要是公众关心的问题，韩国导演便能将其改编为电影。

2018年11月28日，韩国导演严成民执导的《国家破产之日》上映。

这次，镜头对准了十一年前韩国金融风暴中的“危机游戏”。

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崛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南韩”奇迹。

进出口额超1000亿美金；经济增速领跑“四小龙”；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

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从政府决策者，到企业家，再到普通公民，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无法自拔，渴望在经济浪潮中一显身手，创造自己的价值。

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生机勃勃之时，一场金融浩劫却骤然降临。

长期无监管的信用透支让韩国背负了近百亿美金的国际外债，国际金融做空韩国货币，让韩国的待还贷款瞬间超出了外汇储备量。

即：韩国资不抵债，国家将要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即将来临，社会各界走上了艰难的求生之路。

以韩国银行通货政策小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救亡派，期望通过经济措施有效的干预经济，让韩国经济平稳过度。

她努力寻找真实的贷款数据，却发现所有人都在算着“糊涂账”，透支国家信用，所有人都清楚最终的结果，却没有人想要改变它。

更可怕的是，经济次长早已决定与IMF谈判，根本没给韩诗贤施展的机会。

以投机商人尹正学为首的投机派，他们预先知晓了经济危机的降临，提前兑换货币，购买期权，做好了应对准备。

危机降临，所有人财产贬值时，他们狠狠地发了以一笔国难财，成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尹正学是危机中唯一的“投机者”吗？

当然不是，比他成功的还有成功摆脱贷款的大企业，成功整治金融业的经济次长，成功做空韩国的索罗斯，血洗韩国经济的IMF，以及其身后的美国。

以岬秀为首的普通民众则是危机的承受者，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预知危机，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危机，更没有足够的财力熬过危机。

他们祈祷决策者救市，等来的却是监管机构的不作为。

他们希望能够有人扶持，却只能独自熬过寒冬。

三位主人公保持着独立的故事线索，直至危机结束，也未能像历史课本中那样众志成城共抗危机。

他们在危机中艰难摸索着自己的出路，摸索着家庭的出路，摸索着国家的出路.....最终春天来临，生活回复平静，可岬秀却谁也不相信了。

影片没有将危机归因于索罗斯为首的金融炒家，而是找到了更为根本的主体因素：当时糟糕的经济政策。

以汇票为代表的金融工具透支民众的信用之时，决策者不仅置之不理，还官商勾结，用“合法”的方式侵占国家的贷款。

危机将至，决策者竭尽所能的隐藏消息，仍旧高调的赞赏韩国经济，仅将外汇亏空归结为公民的高额出国消费。

危机到来，大厦将倾之时，决策者又舍卒保帅，以民众权益外代价争取国际借款，让数万小企业破产，无数民众被迫下岗。

危机过后，一切种种随风而逝，糟糕的决策者继续决策，普通民众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有一千种方法可以阻挡危机，或者降低危机的破坏程度，但决策者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

岬秀不满，可他无能为力；诗贤不满，但她有力难为，尹正也不满，他渴望更大的危机让他拥有更大的机会。

如片中所言，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规则吗？

显然这不是。

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只是案板上的鱼肉，他们没有丝毫的知情权，更谈不上信息的对称。

他们只是“危机游戏”的牺牲品。

当岬秀将这种情绪通过电话告诉下一代时，它就被无限放大，成了一种波及面更广的社会情绪。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一切事情都丢失了价值。

或许他们可以如《咏鹅》中的允英，通过追根，寻找自己的来处，也可以像《燃烧》中的李宗秀，点燃自我，用熊熊的火焰证明自己来过。

或者他们打开韩剧，为欧巴疯狂打call，过完幸福充实的一天。

“为刘亚仁打call”诚然，这不是一部足够优秀的电影，其对经济政策的有意贬损也让电影的人物多了一份脸谱感，少了一丝真实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危机游戏”的深度剖析。

它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亮了韩国，也照醒了我们。

《国家破产之日》，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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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破产之日》以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中韩国几乎国家破产而导致其不得不接受IMF的援助为背景下，演绎了一个“阻止危机的人和追逐利益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保护平民权益与出卖国民获利的争斗是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主题，不过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观看这部片，即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于过去这几十年中在韩国的消长态势，以及现在韩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外交甚至于国政方针的。

首先需要解释一下“事大主义”这个由日本人发明的，一开始是专门用于指称历史上朝鲜或者韩国外交方针，其后经过演变甚至用于概括朝鲜半岛民族性的名词以及它在韩国历史中的地位。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这是儒家礼义制度要求的大国与小国相处之道。

中华内部是讲正统的，儒家对中华的要求是讲正统，求道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所以事大除了在小部分乱世时有人会稍微利用一下以外，其他时间里这不是一个常规选项。

但作为中华的藩属，事大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了。

朝鲜明确事大为国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李成桂时期。

李成桂原本是王氏高丽的一个将领，当时王氏高丽依附元朝，奉其为宗主，元朝时有制度，高丽王后必须是蒙古贵女。

有一部电影叫《霜花店》，讲的就是这个时期的故事，里面宋智孝饰演的就是一个蒙古籍高丽王后。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要求将当时的铁岭卫东、西、北三面划入明朝，南面留给高丽。

高丽国王据此准备攻击明朝，所以派遣李成桂为将，带领军队攻辽，李成桂吓的够呛，觉得这是去送死，所以上书国王提出“事大”。

国王不同意，李成桂就只能带兵出发了，走到半路想了想：攻击明朝没胜算，回去造反有把握，那还犹豫什么？

于是朝鲜版陈桥兵变就上演了。

李成桂自立之后，完全确定了对明朝的“事大”，这时期朝鲜的事大到了什么程度。

“朝鲜”这个国名是明太祖选的，明太祖不赐给朝鲜国王印信，搞得李成桂只能用一颗自己刻的小木印来颁布命令。

因此李成桂更是天天向明朝上书要求给自己刻一颗王印，搞得他们自己人都特感动于这种锲而不舍的事大精神（谓之“我太祖有百折不挠之毅”），但是明太祖就是不给。

朝鲜有专门负责事大的工作部门叫事大司，位列礼曹所有司之首。

朝鲜世宗大王是他们民族独立的象征，他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谚文，这是后来被朝鲜万民敬仰的伟大创举。

可是在当时被骂的够呛，有大臣上书说：“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

……若流中国，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

”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这项根本原则。

李氏朝鲜的事大政策一直贯彻其始终，不过到了清朝末年时另一种倾向出现了，那就是独立主义。

当时日本迫切想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暗中扶持朝鲜国内独立意愿比较强烈的激进改革人士，使其组成所谓“开化派”。

而希望缓和改革的人士则组成了另外一派，即“事大党”。

（跑题说几句：当时朝鲜事大党的灵魂人物有两人，其一是闵妃，好多年前中央八套曾经引进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明成皇后》，说的就是这位闵妃。

当时年纪还小，只感觉这部剧的主题就是生儿子，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闵妃生了一个貔貅转世的儿子。

还有一位灵魂人物叫袁世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纵横睥睨的人物，何况只是个朝鲜，袁世凯在朝鲜的时候把开化党打的哭爹喊娘，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在开化派和事大党争斗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事大主义这个名词，并且将朝鲜的这一外交手段，不断拓展其内涵，终至上升到民族特性的高度。

日本将事大主义解释为半岛民族性有他特殊目的，他希望借此渲染半岛居民有服从他人的本性，有为其殖民统治寻求根基之意。

最终清朝输给了日本，朝鲜终于被日本殖民统治。

而大部分具有独立倾向的独立派也摇身一变成了奉行对日本事大的“事大党”。

二次大战结束后，分治的朝鲜半岛又一次走到了独立与事大的抉择时刻，可惜深知朝鲜半岛只有统一才有希望实现独立的金九在1949年被暗杀。

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持续多年的冷战，使得韩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事大，这次事大的对象是美国。

在二战后民族独立的风潮席卷全球，使得独立的意愿一直根植于韩国普通民众的心中。

可惜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把韩国推向了事大。

在这部《国家破产之日》也能看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之争，女主代表的是平民阶层以及独立主义，而那位财政局次官代表的就是精英阶层与事大主义了。

纵观全片，必须得说在韩国的精英阶层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秉持独立主义的群体，他们只是一群持有事大主义并汲汲以求从事大中获得更高地位的人，剩下的精英阶层则是一群已经获得了极大利益并随时准备转向事大政策的人而已。

看得出在韩国民众心中，事大基本等同于卖国求荣，独立才是民心所向。

当本片开始进入与IMF主席谈判的情节时，其实就能说明韩国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安于现状，面对挑战一味寻求他人援助，不惜出卖民众利益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不满了。

可是纵观朝鲜半岛近百年的历史，其实独立主义在精英阶层只是寻找下一个事大对象的借口罢了，从来就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目标。

这也导致了韩国民众对于精英阶层过于注重事大而忽略独立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因为这实际上代表了整个韩国精英阶层只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甚至出卖他人权益所造成的其与普通民众之间巨大鸿沟。

由此说明，事大主义在韩国也从一种外交方针变成了精英阶层利益的代名词，相反独立主义则成为了普通民众心中表达自身利益的具体方式，由此事大与独立也就成了精英与平民博弈的具体战场，不再仅仅只是两种外交方针那么简单了。

此外，对于影片中首鼠两端、摇摆不定的其他韩国高层人员之种种行为，个人觉得与其说这是事大主义在具体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如说这是一种运用特权来保障自己地位的情形。

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越试图用干涉市场制度的方法来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有些人就越缺乏保障；并且，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

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

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

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其一生。

而女主在影片结尾中所说的：要时刻怀疑，时刻思考，并以醒悟的眼光看待一切。

算是导演给出的关于如何摆脱集体无意识和逃离体制束缚或者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方法吧。

《国家破产之日》是韩国自己正视自己以往历史过错的一部电影，面对危机，曾经的方法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愈演愈烈。

韩国把这样的现实拍出电影来，可以说是自揭伤疤的一部影片，但同时又去深刻刻画了不同阶层所处立场而采取的应对之道。

电影通过三条主线同时推进，一方面展示了高层的无知和无能，一方面展示了底层劳苦大众的无助，还一方面展示了投资家嗅到商机成功发家。

三条主线都有各自的特点，虽然相互摩擦和刺激性不高，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载入史册的电影。

对于电影的分析和角色的刻画其他人已经讲的很多了，这里不做过多赘述。

本文主要分析一下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是从何从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被金融危机所吞噬的。

了解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对观看本片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简单的画了一个图，稍微解释一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因经济的快速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而按照当时经济实力来划分，被称为“四小龙之首”的韩国，发展的基本方式政府为企业开道，通过大量的资金注入为企业提供资本驱动，企业在政府强劲的后备保障之下蓬勃发展，出现了三星、现代、LG、韩宝等大型企业。

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

在这种模式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习惯了靠政府资助，自身技术能力得不到提高；二是国际环境恶劣，美国贸易战冲击一波接着一波。

在这两方面影响下，因为重资本轻自主研发技术，所以只能从外国进口零件生产，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受到美国贸易战影响，很多卖不出去，就产生了进口＞出口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贸易逆差。

买多的卖的少，加上很多韩国人无节制的海外消费，外汇储备就大幅度减少，为接下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然而韩国政府并没有及时的意识到危机并进行调整，全国沉浸在加入先进国家行列、人均收入过万美元的错觉当中。

欧美及日本投资者在意识到风险后，陆续将资本退出韩国市场，导致韩国企业无融资来源以维持巨额负债。

在此情况下只能进一步借银行的钱，进而导致银行外债居高不下，进而导致韩国的国际信用度降低，进而导致韩国银行在国家上借不到钱。

最后，银行无钱可贷，企业无钱生产，只能选择破产。

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破产，该还给银行的钱还不上，银行最后也会被连带着倒闭，银行一倒闭，韩国的股市瞬间暴跌了70%，外汇储备金只剩下了79亿美元，韩国33家大型银行中，破产了15家。

人民开始疯狂的兑换美元以求保值，11月24日，1美元可以兑换1139元韩元，金融危机在韩国开始蔓延。

后来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选择了接受IMF的援助。

在12月拿到了一笔58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条件是韩国需要放开自由贸易和资本账户限制，并改革劳动力市场和国有企业。

韩国选择了将30%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经济一度得以恢复发展，还清了很多债务。

但随着1998年1月5日贷款到期，政府无力偿还此前借入的IMF贷款，韩国陷入了又一场危机，也被韩国人成为“IMF危机”。

于是，为了应对IMF的追款，韩国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运动。

将近350万民众，占韩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参加了运动，人们排成长队通过收集黄金来克服国家遭受的外汇储备危机。

不到两个月时间，政府就收到了226公吨的黄金，价值22亿美元。

虽然依旧杯水车薪，但这些最终帮助韩国在2001年8月还清了所欠的580亿美元贷款，比原计划提前将近三年，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此后，韩国除了金融和工业的改革以外，也大力刺激文化消费，包括后来三星的快速成长也是和韩国的经济改革有关系的，通过硬经济和软文化，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第一个脱离金融危机的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部电影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了解了背景之后大家可以看一看。

喜欢韩国电影的可以一起讨论哦

影片中还提供了另一个危机解决方案，就是拒绝IMF援助，而向其他国家贷款。

这就幼稚了，IMF好歹还是中立机构，换成其他国家难道提供的条件能比IMF还好？

实际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马来西亚就拒绝了IMF的贷款，但让自己走向了闭关锁国之路。

马来西亚的对策是进行资本管制和财政扩张。

(我告诉作者了)

本文首发于电影公众号《云何电影》，有部分剧透，综合评分6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讲述国家破产的韩国电影——《国家破产之日》。

从剧情上看，本片颇似一部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低配版《大空头》，看似聚焦国家金融危机，实则走的还是揭示政府高层、富商们损民肥私，阴谋窃国的老套路，不免有强行煽情、讽刺之嫌，而本片提出的朴素的理想主义解决手段则更是凸显了创作者的无知和滑稽。

本片是三线并行结构，分别是政府高层、银行高管进行危机应对的决策线，投资经理和投机者的做空国家线，以及小企业主深陷债务危机线。

三条线展示了三类典型人群，极少数的掌握国家前途命运的高级政府官员和大资本家、少数的靠发国难财致富的投机分子，和最广大的蒙在鼓里的劳苦大众。

国家经济高层决策者见危机已无法避免，反而意图借此机会勾结国内顶级企业，不惜以出卖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将整个国家的危机转嫁到中小企业身上，并借此摧毁中小企业，让大企业们可以高枕无忧、轻易垄断市场，而高层决策者最终也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寡头，继续和大企业们掌控国家命脉。

刘亚仁饰演的投资经理，则是类似《大空头》里布拉德皮特的角色，他发现了国家即将破产，于是找来投资人做空，可以说是发“国难财”了，并借此成功跃入社会上流阶级。

小企业主则是被忽悠接受了大商场发行的汇票，而将产品供给了对方，转头来经济下滑，商场倒闭，汇票成为了一张一文不值的废纸，整个企业被逼上了绝路，多年以后，熬过经济危机的他仍在小作坊一线辛苦劳作。

讽刺与批判的刻意迎合三条线的设计，看似涉及了社会的不同阶层，似乎对每个层级人物的刻画也颇为真实，实则是故意满足了普通观众的阴谋论想象，是一种对大众情绪的刻意迎合，毕竟对于对那个年代有过深切感受的普通韩国民众而言，这种高官富商的为富不仁可以成为他们一种对过往苦难的情感宣泄出口，亦或是一种心理慰藉，将社会环境的剧变归咎于几个人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大众利益的自私和寡廉鲜耻，其本质与将同时期国企工人下岗潮归咎于少数决策层的昏庸一样显得滑稽可笑，不过虽然可笑，老百姓却最吃这一套。

而作为电影创作者的这种刻意逢迎，则显得颇失水准和道德了。

说电影有这种刻意逢迎之嫌绝非空穴来风，其最明显的部分就是第三条线小企业主的故事，其作为最不明真相的劳苦群众代表，电影对他的着墨最少，而影片对他如何一步步进入资本的狂欢几乎闭口不谈，反而处处刻画他面临破产危机时生活是如何的困窘与绝望，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受害人形象，与此相对的政府官员不是后知后觉的饭桶就是窃国的罪人，只有一个无法蚍蜉撼树的良心女主，眼睁睁看大厦倾颓却束手无策，完美受害人加完美恶人，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完美逻辑”。

可这一切真的如此完美吗，美国次贷危机难道是因为几个大资本家玩脱了造成的吗，历史早已一次次证明，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必然是资本的狂宴，而这狂欢的缔造者，是整个社会，让雪球滚大的，是千千万万的雪花，韭菜不进场，何来大佬收割，即便被收割，韭菜就是无辜的吗？

人总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与错误归因于外部因素，本片则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为那场惨败中的失意者，找一个合理的借口。

对危机本质的肤浅认知看到傻白甜女主提出要向国民公开国家即将破产的事实时，真的忍不住笑出声，一个能提前分析出金融危机即将到来的金融从业者，说出如此幼稚的提议，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该说她是聪明还是傻，不过想想本片也没有对女主如何得知大厦将倾做详细叙述，也就释然了，专业性在本片，不存在的。

云城当然也不是什么经济学专家，但作为一个曾经的金融工作者，还是能轻易的看出本片显而易见的漏洞，公开国家破产的事实，你猜群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难道是待在家里准备勒紧裤腰带，再摩拳擦掌准备与国家共度时艰？

都不会，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所有的银行门槛踏烂，取出他们存的每一分钱，换成外币，最好是美金，然后一起把韩元砸出一个坑来。

其实片中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信用，国外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最多只是让韩国丧失了国际信用，从外国借不到钱，如果韩国自己宣布国家破产，那就是国家对于国民信用破产，那么相应的，也就意味着银行啊、社保啊这些玩意都变成了一纸空话，你还敢把钱存在银行吗？

前两年卢布狂贬时，最高时贬值了百分之五六十，你何曾见过普大帝宣布俄罗斯破产？

可能有人说我这种推论未免把国民道德想的太过不堪，有些见多识广的群众可能还要拿出97金融危机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的事迹来反驳我。

首先，我并不对这种行为持以道德批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了国家破产这份上，也不过是人性使然，本质并无对错，更谈不上卖国，就像你不能说在二战时期日占区拿了“良民证”的老百姓都是汉奸一样。

至于韩国民众捐金救国，有多种历史原因综合影响导致，首先是刚刚上台的金大中接受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并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定了国内局势，再者金大中作为军政府下台后第一位深得民心的民选总统，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在韩国非同凡响，所以捐金救国并不是可复制的例子。

说回本片，女主提出的向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求援借钱，而不是接受IMF的救助，也是相当的荒谬可笑。

IMF提供援助带条件，难道日本、美国借你钱就不用条件，凭啥就借你100亿美金？

任何国家间的利益输送，必然伴随着政治交换，每每看到网上有喷中国光给非洲黑兄弟瞎捐钱的，都不得不苦笑，借用长者的话，有些人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整体来看，本片回避了对97韩国金融危机本质的深度挖掘，而是落脚于政客逐利、民众受难的抨击政府的老套路来，抨击政府不是不行，但要说实话，不要胡编乱造，不要刻意逢迎。

为讽刺而讽刺、为黑而黑，这就有违一个负责任的电影创作者的初心了。

韩国电影拍的好的根本原因 不是人家多了什么文学艺术细胞是因为 他们现实生活和历史魔幻又狗血《国家破产之日》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结局和未来但真实拍出来实在过于心惊社会制度是骨头但是制度也是人执行的 只有执行的人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 这个制度才能做到 他的好虽然一边感叹 RMB没有大幅波动 我们依旧把握住国民经济命脉也一边心惊一旦我们中有人妥协 为了私利让国家人民陪葬 希望可以不要轻易放弃 永远坚信人民的利益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知道这些制度 信仰 花了将近50年要毁灭它那就是0.0几秒的事情最后 韩国的问题 看了那么多韩国关于他们这个国家的痛点问题新闻和文艺作品我自己感觉 他们大多两个方向一个就是 完全历史虚无主义 否定人为的主观 否定信仰 否定他们整个民族 所以他们的“自杀率”居高不下 另一个就是把所有问题归结于资本 好像杀了财阀就可以解放 杀死财阀很容易 可杀死一个 还会有十个 无休无止 国家的大资本 前期没有ZF 和外国资本 也是吃不成胖子的 如果他们建立了强ZF干预 那就简单了 就像教员说的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把那些所有丧权辱国的条约 债务全部废除 可是他们似乎意识不到这点 包括新闻媒体 （“美式”殖民已深入人心）老文 在国内互联网上颇受追捧 他的确是人权律师出身 但是建立国家和打官司是不一样的 打官司可以与法律讨价还价 ZZ不行改良是没办法救韩国的 美军驻扎一日 南北韩不统一一日 就永远不是主权国家 永远跪着 24小时像机器一样地活着 也只是给漂亮国攒的养老钱扯远 就像片中所说 这些危机是反复的 可是这个危机真的是因为没有人站出来吗？

电影最后给了一个非常主观的未来 的确 像女主这样的人 现实中真的发生怕是没有的 但他们的国民依旧拿出自己的黄金来换取国家 可是人民不该永远承受厄运 他们要的不过是和平的生活 站的赚钱养活自己 不光是片中女主这样的人 能多几个 就连那位大发国难财的另一波资本 也有过良心受责的一瞬 这段不能说 是没有希望的靠热血 冷漠都无法斗争到底 靠的依旧是解放全人类 才能解放我们自己

最近在看韩国经济学家 张夏成的著作《韩国式资本主义》，当中很多韩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与《国家破产之日》情节是相互呼应的，比如非正式雇佣。

我觉得可以把《国家破产之日》当成是《韩国式资本主义》的前传来看。

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后传吧。

即国家破产之后，韩国的经济发展如何？

到今天形成了什么样的现状。

所有内容均节选于《韩国式资本主义》。

*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外汇危机后，同样面临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问题。

然而，韩国在克服了外汇危机之后，1999年至2012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刷新了OECD国家的最高纪录，为其两倍之多。

当时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仅为2.0%。

*OECD国家中，韩国是全职正式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水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2011年韩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最顶端10%的收入为最底端后10%的收入的4.8倍，收入差距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三。

另外，低于中间工资收入水平2/3的低收入人群占全部劳动者得25.2%，这一比例与美国相当，在OECD国家中比例最高，且该比例在2000年以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1997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层急剧缩小。

2000-2010年，韩国的中间收入层减少5.8%，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比例减少11%。

在减少的中间收入阶层中，62%下降为低收入阶层，38%上升为高收入阶层。

在韩国如此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工资收入的两极分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2002-2012年的十年间。

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

者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

（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政府和财阀拿走了大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26个OECD国家中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也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影响小于其他国家，但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不成比例的现象反而尤为严重。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

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与正式就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差异也非常巨大。

*OECD统计下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在概念上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有所不同，以临时性就业劳动者的概念来看，韩国的临时性就业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24%，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

而韩国政府的统计显示，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32.6%，工资性劳动者总数中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如果按照企业界的统计方法，非正式就业中还包括临时工和小时工，则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比例应该为45.9%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2007年随着《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的实施，这一比例有所下降。

然而，不就之后这一比例便恢复到十多年前的水平，而且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规模居高不下。

*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平均工资的一半水平，为56%。

*以国民年金为例（国民年金制度相当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

*2007年韩国制定了《非全日制劳动者保障法》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就职的非全日制员工，工作时间满两年以上就必须强制性地转为正式员工。

然而，一直到2013年，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占全体员工的比例并没有下降。

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佣合同，改为雇佣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有《大空头》的模板在前，加之人们对97亚洲金融危机长期而深刻的反思与沉淀，《国家破产之日》显然具备了极大的后发优势。

这是一部较之《大空头》结构更完美的作品。

从国家战略、投资者、企业主、国民多维度重现了当年那场世纪危机，最终恰如其分地与民族命运搭桥，并借助韩诗贤这个虚构的人物展现正义与情怀，将“当年究竟该不该让韩国破产”的诘问时隔多年后再度摆在世人眼前。

这些都是单纯从Game Theory角度构建起来的《大空头》力所不逮的，毕竟，97之痛影响了两代韩国人。

尽管就东南亚体量较小的诸国的危机而言，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始终都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但我一直说，那场危机之于韩国，其根源却在于“向好的经济预期下信贷体系的脆弱性”，这给海外游资极大的操作空间，尤其是以做空为主要手段的索罗斯，他能够快速完成部署，在很小的周期内不惹眼地分散流入并潜伏在某国有价证券等高流通金融市场，当该国以外汇储备为后盾的国家信用体系一旦降到临界点（当年这个临界点是90亿美元），游资便看准时机爆发性迅速抽离，并配合资本市场早有预谋的大举做空交易，从而引发一国经济的熔断性崩溃。

这些当然不是片中虚构人物金融才子尹正学所能预见到的，换言之，除了韩国央行与财政部参与决策的要员之外，若连民间都能感知索罗斯的存在，那么索罗斯一定无法得手。

某种程度上说，《大空头》的模板对《国家破产之日》起到了负面影响，见诸于经济的微观细胞的角度，尹正学作为先知先觉的投机者形象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假如一定要提供一个投机者视角，我觉得笔墨也不宜过重，不像《大空头》，人家讲的就是那帮空头们如何狙击猎货的故事。

危机之下，破产与否是高层的第一轮争论，到了第二轮交锋，韩国的命运最终被IMF扼住了咽喉，寻求SDR面临着霸道的先决条件。

此片通过内幕交易的手法，含蓄揭露了上世纪末韩国的政治黑暗，与大企业眉来眼去的财政高官，同时也是热烈拥抱趁火打劫，背后闪烁着美国政府影子的由我很喜欢的文森·卡索饰演的IMF谈判代表的那个人，这其实影射了IMF和华尔街那帮人也是马前卒的角色，他们的背后有更大的利益诉求等着介入。

本片对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博弈的展现，堪称成熟，却并不老道，仍是借助韩诗贤这个关键人物之口公开或私下道出。

大幅开放资本市场准入的背后是有着大举抄底收购（甚至恶意收购）阳谋的美国国家利益；雇佣制转型的背后是FDI的灵活用工需求；斩断综金社与小企业的债权债务瓜葛是出于止损需要，并以救大舍小为原则向大企业主输送利益。

一时间，韩国成了IMF和美国砧板上的肉，在IMF列出的所有方案中，只有大幅提高利率一条是方向正确的选项，即无论基于哪方利益都不得不做出的决策，收回货币流动性，阻止韩元进一步大幅贬值，避免未来的巨额债务。

假如说《局外人》与《大空头》不分轩轾，那么本片的格局显然是大过了《大空头》，不局限于专业性方面，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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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巴尔扎克1尹正学成立JH公司，成了到处讲学的老师，就连和他吃饭都得自付费用，他正在准备对下一场经济危机的狙击；岬秀的小工厂雇佣了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他拼命压榨他们的劳动价值，来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次官朴大荣成了CEO，总长在富二代的帮助下转投资银行……电影结尾，所有过上好日子的角色，无一不犯下了原罪。

现实中，从牟其中到周正毅，再从摩根集团到三星、SK，几乎没有哪个资本家不是通过“原罪”手段发展起来的——全世界都惊人的一致。

当富人的“原罪”没有被及时追究时，社会对成功的标准使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负面的变化，“原罪”不再是可耻的行为，相反“原罪”者就像电影里的尹正学一样，成了大众眼中的老师，学习的对象。

“原罪”者成为世俗“成功”的标准，而诚实者即便没有像电影中的郑社长一样，上当受骗之后上吊自杀，也会在“原罪”者携资本碾压式地竞争甚至恶意并购下，成了落魄的失败者、流落街头的穷人。

这是现代社会的缩影，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本质原因。

2“通过通货信用政策的设立和执行，来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

”如电影里韩组长所说，这是韩国银行成立的目的。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用愚笨的头脑思索我们发展这个国家经济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让每个人老有所，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在我简单的理解里，一个人付出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上的），以此获得相对应的报酬，也许会因为供需关系，在某个时间段里他付出的劳动格外值钱，得到比正常该有报酬多一些的利益，这点我可以认同，也可以接受。

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我们认同这样的现象，等于在认同这百分之二十的人，足以支撑起整个世界的运转！

我不懂资本的运作，也不懂经济杠杆之类的名词；我身在这个国家，过着小康家庭的生活，我满足、快乐；我只是不能理解，一个人怎样的付出，才能配得上获得上百亿财富报酬。

现代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识字却不懂思考的人。

当你看完这部电影只是感觉紧张刺激爽，当你看到一篇篇成功学的文章被洗脑成为向往成为那百分之二十的人，当你看着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仇富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文盲。

“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这是巴尔扎克在1841年写在《人间喜剧》里面的话。

一百多年后，我们依旧眼看着“原罪”者而不知其根本，并心向往之，这是人众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在春节回家的高铁上看完。

一部很规整的韩国电影，用三条主线讽刺政府的懦弱无能。

看完有几点延伸思考。

1.普通人的无力感（民营老板）：当初面试时领导问一个关于悲观与否问题，他解释说意思是是否经常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渺小和无力。

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中闪回，也许当时并非只是考察性格的测试，也许真的只是长者看到新人突然有了些想表达和分享的欲望。

在目前的人生阶段我甚至还没有体会电影中群体灾难前的机会，只是在小伤小悲后发出无病呻吟的感慨。

有时我会想象影视剧经常出现的场景，在一个挫败的晚上只身站在高楼天台，俯身看着闪着零星灯光的钢筋水泥森林，与最后一根稻草抗争。

然而更可悲的现实是，我只能在压抑的出租屋对着白墙发呆。

2.体制内的抗争者（智库中层）：我怀疑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是否真的会做出超脱个人得失的抗争行为，以及成功的概率何如。

可能大多数拗不过国家机器，或者直接被人利用。

韩组长下定决心把关于IMF携手内幕透露给媒体的情节出现后，我一度以为会有《聚焦》《华盛顿邮报》等美国电影里媒体顶住压力对抗公权的后续。

“识时务”的人果然还是占大多数。

3.投机倒把者的原罪（投资代表）：权力阶层熟谙挟国家之名损个体利益之道，甚至不惜两败俱伤、一损俱损，却能始终义正言辞站在道德高地，这是大恶。

有趣的是当IMF和美国势力出现时，韩国政府也只能妥协，裹挟于亚洲兄弟国家的危机之中，这是大大恶。

韩组长有种兼济天下的品质，所以不难理解导演把她和民营厂长设定为兄妹，在最后辞职时刻，两条平行支线相交。

作为唯一独立的剧情线主导人物，尹代表有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亦正亦邪，喜怒无常。

扇对股市狂跌作出过分狂喜表现的投资伙伴耳光和在购买的住宅发现自杀的前户主镇定无情的矛盾表现，让我我没有完全读出导演设置尹代表这条线的褒贬态度。

但和为国家大恶买单的对象一样，尹代表借国家愚行大发横财，最终压榨的也都是盲目相信国家的普通民众，这是小恶。

也许导演想表达的是只乱世的残酷生存之道，借民营厂长之口说出的血泪教训，“谁都不要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