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跋涉于自由中廖伟棠黄金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中国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吗？

或者说，萧红那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何谓？

萧红在自我放逐的日本写信给萧军，说：“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

”，看了电影去查找萧红书信集，才看到后面还有一句：“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中过的。

”这难道不完美地阐释了狄更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吗？

这句话或许不是并列的结构，而是在最坏中才能逼现出最好的意义来——在一个讲座上，许鞍华说如今是拍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时机——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这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挣扎于一间间新造的铁屋，这时回看萧红的自由选择与承担，我们起码得以闻见犹如鲁迅所喻那一柄在黑夜里敲击城堡的铁墙的匕首所发出的声音，可以知道无论什么时代，怀抱自由的人并不孤单，即使此音寂寥，但始终存在。

关於时代，鲁迅还有这一句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想必萧红也熟悉这一句话，鲁迅先生说的简直就是电影《黄金时代》里的萧红丶萧军丶端木蕻良丶白朗丶聂绀弩丶蒋锡金丶骆宾基等等。

时代永远都是可诅咒的，而恰恰因为这些青春的搏击把它锤炼成为黄金时代。

刚看完《黄金时代》时，我颇有无语凝噎之慨，不但为萧红耿耿於怀，也为了那个被战火腰斩了的时代。

四十年代是一段精神的夭折史：一个青春的时代如此夭折，萧红也是其象征。

纵衣冠南渡，河山的沉沦终无可挽回，《黄金时代》中间有一个镜头，也许是从漂泊南下的萧红眼中看出去的，一条挤满了浮冰的大江——就像萧红曾两次引用的《吊古战场文》里那句“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黯兮惨兮，风悲日曛。

”的景象——看到这个镜头，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强悍的，那个青春的时代与奋力追求自由的萧红是伟大的，一部自由的电影，才称得上两者的伟大。

许鞍华的电影，是真正的为萧红一辩，为被否定了的那个“旧时代”一辩。

依照成皇败寇的逻辑，一生陷於情感纠纷丶死於31岁的丶“半部红楼”未能写完的萧红是失败者，同样，那一个脆弱的黄金时代也是失败的。

然而在电影中，即使最灰暗的日子也有生机，即使是将要死去的婴儿也曾伸手证明着生的有理，这也未尝不是萧红的力量，这力量源自《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里的草莽与天真，也源自《商市街》里波希米亚人那样的任性狂狷。

鲁迅先生和萧红们奋力在这千年铁屋凿开了一星星的气孔，后来铁屋又以另一种形式建起封上，到底是活下来的人失败了。

萧红的文字或者许鞍华的镜头里，即使是冰寒的商市街依然有盎然春意，我不忍看的，只有这一两个场景：晚年的萧军或者端木，在典型的老干部套间里，仅以追忆萧红为余生寄托。

但电影中更多的是这样的瞬间：每一个人都回到了他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中，共赴国难，此间相携相呼相闻，莫非友声。

骤山骤水，每一地的辗转都带来新的聚合，聂绀弩在西安的豁达丶蒋锡金在武汉的仗义丶骆宾基在香港的忠诚，这些都是萧红从那时代得到最温暖的回馈——不只是回馈她的才华，也是回馈她为人的真实坦荡。

电影强调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知，也正是强调那个“黄金时代”唯一符合古人为“盛世”设下的条件：“天下朋友皆胶漆”（杜甫《忆昔》）。

而镜头背後的导演，从一开始访问式的叙事，也是杜甫“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的恳切，那些会突然在故事中停下来进行独白的角色，既是共患难者也是最终超离生死场的鬼魂，他们全知全能的叙述和评点，不只是为了“说此平生”，在他们梦寐一般的神情和语气之间，可以感到萧红的鬼魂也与他们同在，只是最后“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的不是早逝梦回的萧红，而是这些在岁月蹉跎中垂垂老去的战士。

萧红与民国同龄，逝於亡国前夕，她的传记注定是一个人担当起历史的史诗，但萧红向来对现实与历史有其极其独特的书写方法，正如鲁迅在《生死场》序言敏锐地指出的，是“越轨的笔致”。

《黄金时代》中，许鞍华的电影语言也尝试秉承这一“越轨的笔致”，自由穿梭於某种相对於主流电影的陌生化间离效果（颇得布莱希特之风）丶不使用点与线而是用分岔的网络来组织时间，这样下来的三小时绝不冷场，而是在在都有缘起缘灭，就像海上不息的浪头一样。

这样大手笔，“心窄”（萧红语）的观众可能就接受不了，以致於竟然有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观影之后，认为这样一部追忆似水流年的电影琐碎丶缺乏所谓的戏剧冲突，此论颇能显出小时代的小观众的眼界。

这倒让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茅盾曾在其深情的《论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为《呼兰河传》的风格一辩：“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的，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这不像极了诟病《黄金时代》的那些小影评吗？

——茅盾继而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於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黄金时代》也像一部叙事诗，不少镜头甚至能让人想起苏联时代某些好电影，有了亮有沈郁，有犀利有温柔，终究超越意识形态的捆绑——就像萧红本人一样。

这是一部真正从风格上呼应萧红的写作风格丶呼应《呼兰河传》的自由的电影，正如许鞍华自道是“是岁月带给我了自由。

所谓六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一切都是自由的——萧红和她的黄金时代”北京单向空间的讲座上的发言），萧红也如此，流亡到香港以後，她潜意识里感觉到自身生命与国家命运的急不及待，所以拼命地写作——也随心所欲地实验语言的自由。

书写，这是介乎于沉默与呐喊之间的一种“必要”，“一切都是自由的”，包括驶离临汾革命根据地的列车上的萧红与端木，也包括留下丶日後默默记下延安日记的萧军。

在别人期待她拍摄时代的喧嚣的时候，许鞍华拍出了大时代的寂寞来，也许亦是萧红的啓迪，正是那源自东北漠漠雪原包围中一个后花园里的寂寞，使萧红始终有别於同时代左翼作家的乐观好斗，冷静地审视人性在极端条件下那些丰富的矛盾。

萧红故后又七十年，中国文化还有黄金时代吗？

也有很多文学人期许甚至认定，这些年中国已经进入文艺复兴，回归一个本来就没有的“黄金时代”。

我不能不说这是微博时代的幻觉，微博上面各种信息汹涌，各种意见领袖和被领袖者也非常繁荣，大有民智已开的错觉。

普遍犬儒的作家们以为一个不劳而获的好时代来了，他们只需要在微博上丶网路上就可以擭取时代精神，只要记录一切乱象，就自然成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大师。

他们忘记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严峻，始终追随着我们。

认定了这是一个“铁渣的时代”（语出自木推瓜乐队《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倒是有可能觉悟文艺何为。

萧红她们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其时乱世政府尚存审查漏洞（不是民国怀旧者想像的健全民主）丶民间对写作者也尚存基本的敬重，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代人的狂飙突进，不甘心在中国困顿的一滩死水中沉沦，她们以知识份子本应持有的独立丶高贵精神，自己把自己打造成白银或黄金，继而赋予了一个本质上也是铁渣的时代一根骄傲的脊骨。

今天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这一部《黄金时代》，也让我们问一句香港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吗？

容留过流亡至此的萧红和戴望舒等人的香港似乎有过黄金时代，而把一代代理想主义者逼入虚无的香港又似乎没有。

黄金时代毕竟是自证的，如此关头，我们也正好像萧红那样省察这个时代为什么可诅咒，而其可诅咒中又有什麽可以被撞击锤炼，使我们得以跋涉于我们的自由。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

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

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

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

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

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

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

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

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

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

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

——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

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

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

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

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

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

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

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

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

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

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

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

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

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

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

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

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

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

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

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

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

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

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

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

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

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

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

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

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

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

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

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

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

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

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

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

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

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

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

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

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

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

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

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

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

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

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

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

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

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

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

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

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

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

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

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

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

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

（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

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

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

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

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

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

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

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

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

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

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

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

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

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

——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

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

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

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

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

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

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

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

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

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

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

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

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

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

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

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

”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

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

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

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

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

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

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

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

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

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

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

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

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

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看完《黄金时代》出来，我按电梯，手上有伤，还不停颤抖，引得左右人悄然侧目。

一部分因为心情上的不平静，另一部分因为饿，低血糖，三小时时长的电影，要保有文艺青年不在影院吃东西的气节有些难度。

电影好奇妙，看完《速度与激情》，只觉满街车都是乌龟爬行，看完《地心引力》，好半天不肯相信自己是真的着陆了，而看完《黄金时代》离开影院，正午时分，日光投射，步行街上树影斑驳，明明灭灭都是命运。

看一部好电影，人总是要沉闷好些日子，对于敏感多思的人而言，这种沉闷几乎接近于抑郁，又过瘾又伤神。

但我还是决定要看两次《黄金时代》，为惨淡票房尽绵薄之力，它是当得起的。

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萧红的哪部小说？

我说，我一部也不喜欢。

这个回答顶狡猾，因为迴避详谈，其实看萧红的书是好几年前了，无多大别的印象，唯有寒冷和饥饿，强烈到令人避之不及，誰又喜歡餓與冷？

看完电影出来，我也是饿，立即坐电梯到底楼餐馆吃了份石锅拌饭，囫囵塞下，浑身仍是发抖。

电影可以单独看，它是另一个艺术品，取材于人物，只要自身够饱满，完全可以获得独立。

而我本身对有旁白的电影特别喜爱，国外许多这样的电影，伦理片、传记片居多，都是我偏爱的题材。

从旁白先谈到演员的台词功夫，我以为郝蕾表现最佳。

演员表现都不错，除了田原的开场白略唐突，王志文的文艺腔稍稍过火，以及被人盛赞的张译讲着讲着哭的那一瞬，我觉得并不很好以外。

说到台词，对白，还是郝蕾给我留下了最深闪光印象。

同时我也相信，让郝蕾演萧红，或许比汤唯扮演更合适。

我喜欢汤唯，但她身上所具备的气质着实太过凉薄、不安，发音上与众人一比略逊一筹，输在有现代感，多多少少的港台味，使人容易出戏，其中对白最明显，而独白尚可。

郝蕾那种不要命的气质，豁得出去的火的绝望，以及她的那张脸，可以写满的倦怠凄凉，更贴近于我所理解的萧红。

冯绍峰比想象中演得好些，这个演员的演技被俊俏的容貌拖累了，一直有些被小看。

而素来不太喜欢的袁泉，在这部电影里，浑然天成。

“我叫萧红，生于……死于……”开场白。

这种开场，平静而悲哀。

电影做的功课非常足，据我后来温习萧红的传记再看时发现，其中的文字内容、情节，大多有翔实出处，托了片中一干人都是写作者的福，总会留下些什么，不至于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

虽然难免各说各的，但能从不同的角度中提取出一个较为统一的画面，就是不幸中的幸事。

叙述节奏平缓，间插了旁白，让人有思索和停顿的空间，旁白间插的频率也挺好，不同的角色独白承接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以萧红为中心，话题的插入点，而这些声音和声音的主人，担当了电影的群像，将时代的画面一角显现得更为饱满。

看电影的过程中真觉得，萧红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得到传递，其中有热度，有厚度，听者安心。

不管喜不喜欢萧红的小说，她的才气与悟性毋庸置疑。

电影里她与端木在河边聊天，说，“我不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那种自信与端然。

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对于“上战场高于一切”的主流观点，她说：“作家是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可知她成为左翼作家实属无奈，因为时局，因为身边人，但自由的心性她是很分明的。

所以电影里也有两三次，她说：“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写作。

”人作家性别，恰恰也是我心里的顺位排列，再往后，才是政治属性。

而作品更在这几者之上，甚至于可以跳脱道德框架，以及人性的有限范围。

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是心自由，遗憾的是，人无法不从属于时代的裹挟，更不可能脱离于政治之外生活，尤其生逢乱世。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上天所给予的每一份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码，萧红从少女时开始显现叛逆，与表哥私奔，与家庭决裂，遭到表哥的背叛后投奔未婚夫汪恩甲，这就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一笔账单。

有人要问了，她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一再投奔男人，并且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同居。

先说在武汉时，萧红与梅志曾经打听流产事宜，惊闻需要一百四十元手术费，不得不这个念头，这才有电影里后来在香港重逢，梅志说“幸好当时在武汉没有把他流掉”（不然就没有襁褓里的那个小婴儿了）。

萧红托蒋锡金帮忙找医生堕胎，但此举是犯法的，没有几个医生敢接，终于未能如愿。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尴尬的现实，萧红不是没有作出努力。

而第一个孩子，她喊了声“不要”，连一眼都不想看的孩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伐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天生就喜欢孩子，也不是必须喜欢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得确实直叫人觉得恐怖。

这种恐怖的根源是，生活的艰难。

要是物质饱足，能请个保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相信萧红纵使再冷酷，也不至于送掉自己的孩儿。

意志的理想高度，先是作家，再是性别。

但现实里，意志却很难不受制于性别。

萧红是个女人，只身漂泊，身怀六甲，身体羸弱，没有钱没有朋友。

没有钱真的很重要好吗？

没有朋友的情况下，被囚禁于仓库的孤独无助，她读了萧军写的那篇《孤雏》，单这名字就叫她有共鸣了，所以她叫住要离开的萧军，“我们谈一谈。

”有两个画面我印象深刻，如果没记错，一是萧红东渡日本，船只在大海上漂泊，雾霭沉沉。

二是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于深夜担着重病的萧红用小船偷渡到港岛，船上灯火幽暗，似要熄灭。

人浮沉于世，正如船只行于海，为风浪所迫，身不由己。

烛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有一只手伸过来，当然立即抓住，哪怕一点点庇护也是好的。

人同此心，从道德的角度去苛责萧红，实在没有必要，那些用难堪的字眼天天声讨审判的人，恨不得隔空去矫正他人的人生，却不太喜欢观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标准。

况且我们看到了，并非完全怪罪于人性软弱，萧红所处的年代，女性刚刚知晓精神独立，而远远达不到真正的生活独立，萧红所拖欠的第一笔账单，使得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负数，要挣脱这负数，本可以写文章勉强活命，但报馆一间间查封，东北又不如上海北平这样的具有相对开明的写作环境，于是一路被命运放逐流离，她所经受的太多，理解和陪伴如此可贵。

感动于萧军刚当了家教，两人去外面吃饭，萧军兴奋地说：“这个馆子味道很好，洋车夫和工人们平常都爱到这里来吃。

”车夫和工人爱吃的馆子就是上好的馆子了，文人落魄如此，能不心酸？

他们要了肉，又忍不住要了“肉丸子还有汤”，还要酒，我笑起来，人一高兴啊，总是会忘却理智，突破承受范围。

你不能指望他们刚有两个钱就变成实惠精明的生活家，忘形才是人的本性。

两人喝醉了，走在街上，萧红像个快乐的摇摆的企鹅，忽然叫住萧军，道：“我鞋带断了。

”萧军蹬蹬蹬跑回来，在路边捡了瓦片隔断自己的鞋带给她系上。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对你好，就是把我不多的部分分点给你，你也短一截，我也短一截，我们拥抱彼此的残缺得到安慰。

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经济状况，有余钱周济文学青年，有餐饭给他们饥肠辘辘以饕餮，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位呢？

萧红是个大麻烦，走到哪里都给人添堵，聂绀弩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会很难受的。

”许广平说：“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她孤独，寂寞，我能表示不欢迎吗？

”武汉要沦陷了，她将唯一的一张船票给了端木，因为出生良好的端木，布尔乔亚，软弱，在萧红心里近乎无能。

但她留下来，去找蒋锡金，非得要在杂志社打地铺，于是又成为蒋锡金的麻烦。

总有人爱谈萧红的“悲剧”，但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弱。

汪恩甲离开她，是家庭压力社会不容，她与萧军的分手，是二人在出现裂痕分歧之后尝试努力修复感情，终未成功的结果，至于端木，虽然一个人先去了重庆，虽然让她独自去江津生孩子，虽然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想过要逃离，最终没有丢下她。

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是没有错的，对于萧红这样一个有才的，甚至是”天才“的女性，他们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也本能地想要逃开。

才华是利器，拥有才华的人好比猛烈燃烧的火烛，常常不自知地殃及池鱼。

电影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独白，还原了一个相對完整的轮廓。

胡风对萧红的激赏，聂绀弩兄长般的鼓励，蒋锡金跑到书店去为她借钱，并且承诺让她用稿子还，这是多大的信任……他们爱才惜才，思想开明，懂得尊重，纵然萧红性情乖戾，私生活颇不平常，仍旧包容了她，帮助她。

萧红跳窗的那段，背后没讲的故事，是她在窗口等萧军去接，看到船先跳了，二人错过。

这在萧红后来的小说和萧军晚年的回忆里都有印证。

而并非人们以为的，遇人不淑，萧军不管她死活了。

在香港，萧红被误诊，嗓子上开了洞洞，很难愈合，端木附身为她吸痰，然后仔细地擦拭酒精，那样的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彼此支撑，看着她的伤口，以及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突然哭了出来。

可能是联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了吧，我竟然抽噎到不能控制了。

我常在想，那些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的人，是有多顺风顺水的人生？

他们大抵真的没有吃过苦，所以才轻视他人的苦，萧红即便不是萧红，只是乱世中的一个风流不羁的荡妇，那样的情形，也足以令人原谅她的全部了。

性情若是能更改，就没有这个人物，没有她留下来的文字，更没有这部电影。

三个小时的影片，看到后来我竟会觉得短，许鞍华力图刻画时代的群像，不太容易，于是她表达的只是作为时代背景一小片的彼时作家暴风雨里辗转的命运。

必须要说，作家因为有笔，有话语权，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悲惨的阶级，他们擅长撰写自己，擅长修饰现实，能够留下让人纪念的凭证。

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呢，无一例外地淹没了。

没有人会记得。

因为流言不得不几次转学的萧红的弟弟，被连累失去工作的萧红的父亲，“从此销声匿迹”的汪氏一家；在武汉码头牵起大肚子的萧红的残废老军人；被她拖欠了房费、在洪水来时不得不弃了旅店逃命去的老板一家；凄风苦雨的夜晚，港岛之间伸手要了钱才准他们上船的泛舟人。

平凡的生命在战火硝烟离乱人世中苟且偷生，有多少悄然死去了，从来没有名字。

影片里面，这些人作为模糊的背景色，同样在汪洋里载浮载沉，我只觉得，没有一个生命难以被理解，一眼看去都是可怜人，这些人相互支撑着，在承担他人生命的同时获得一些自己生存下去的动力，我看着端木一次次为萧红换医院，不离不弃，虽然明白他拘于时地无可奈何，却不能不为之动容。

或许为此，萧红才是值得记取的。

因为有她那样勇于突破的写作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出眼前看到的一切，她写生活，真实得几乎将整颗心挖出来送到你面前，她的笔下饥饿就是一副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模样，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冀，仍旧张望着，张望着，一边吞口水，一边张望。

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我们对于世间人事的理解和体谅也会更多一点。

萧红的生命长短，相较于她的文字多少，是很惊人的比例。

动荡不安中，文字就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日本，她写信给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了。

是啊，平凡如我，也会突然如她所言，仿佛有警钟来到心上，在深夜里，清晨里，忽而灵魂清冽地醒来，觉得这日子真好，我经济无忧，有勉强维持的健康，有食物和书籍，何其自由富足，真是黄金时代。

“如果我有飞翔的翅膀，为什么还要脚呢？

”这是弗里达必须截肢的时候写的诗。

弗里达的飞翔在绘画里，而萧红则是在文字中。

黄金时代，要创作，将生活的一切都向创作献祭，这是属于创作者特有的本领，能帮助他们超脱于痛苦，至少，是暂时的超脱。

“太疲倦了，来拉着我的手，让我打个盹儿，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萧红对骆宾基说。

在病中，得知端木一定要突围（大约是争取离开的意思），她脆弱地哭出来。

她一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不知对萧军说的那句台词是不是有出处），而那时刻，想必是身心疲累到了极点。

“苦得很。

”鲁迅在与萧红聊天时谈及人生曾说道。

这两句话我都说过，很平常，看到仍禁不住为之一颤。

PS.关于电影中稍显精致的衣着，后来查证的过程中发现， 符合当时情形，是依据照片还原的。

萧红的的确确能做出漂亮衣服的。

真是一双巧手啊，她在西安和端木谈话时候的红帽子，是用萧军早年的破毡帽改的，在香港的旗袍，也是自己做的，那么美。

对《黄金时代》，我的看法是：很难写，写得及格。

很难拍，拍得足够好。

为什么本子难写，编剧在采访中说：“萧红这个人物在剧本创作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

萧红研究的素材主要包括：萧红作品如《呼兰河传》、《商市街》中对个人经历的回忆；萧红周围重要人物如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回忆萧红的文字；萧红与周围人物的通信。

“人的真相是很难复原的。

”李樯解释说。

这些来自萧红或旁人的描述中，有太多主观的猜测、修正、粉饰、篡改，也有自我遮蔽，别人的遮蔽。

这直接导致萧红的“悬案”相当多，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版本的“真相”。

在创作剧本时，选择某一个“真相”，也随之会产生一种对萧红及相关人物的判读。

”随便找一段故事来应证吧：“端木蕻良夫人钟耀群在其《端木与萧红》（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一书第45―46页写道：　　没有几天，曹靖华坐周恩来的汽车从武汉来重庆了，端木以为萧红也会来的，谁知曹靖华说，在武汉的时候曾问胡风，和鲁迅关系近的人，还有谁没走，可以坐这车一起走。

胡风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没人了。

”但这件事被萧红研究者秋石反驳道：“在诠释这一事件前，笔者先说明一个事实。

一个当时武汉左翼文人所留存的资料都能印证的事实：1938年8月，置新婚不足三个月又有孕在身的萧红于武汉，端木蕻良先行去了重庆。

而此时的武汉天天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

端木此举受到了几乎所有在汉左翼作家的责难。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端木没有给萧红留下生活费。

对此，胡风先生率先表示了异议。

有关端木自己先赴重庆及不留生活费的事，当事人蒋锡金（他不仅与冯乃超等人承揽了萧红的食宿，而且为萧红担肩筹足了去重庆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1998年5月、7月，锡金先生在电话中向笔者证实了此事）、高原（萧红哈尔滨早期好友，1997年10月9日，在其南京虎踞路寓所，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并印证了一个事实：时高原自延安抵达武汉，见萧红身无分文，就把自己身边仅有的5元钱留给了萧红）等人都曾撰文予以说明。

那么，胡风到底有没有“明知萧红没走，却说都走了”，从而让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冒险乘坐拥挤不堪的轮船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由于胡风的蓄意隐匿，使萧红失去了与曹靖华一起“坐周恩来汽车”撤离武汉的“福分”？

　　事实胜于雄辩，有关胡风隐瞒“萧红没走”的说法，是一个彻头彻尾子虚乌有式的杜撰：因为武汉“八办”和《新华日报》大撤退时的1938年9月下旬―10月中下旬，曹靖华根本不在武汉！

而且，曹靖华由他任教的“西北联大”所在地的汉中举家搬迁至重庆的日期已是在一年多后。

（引文略）”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都需要辛苦的考据才能接近真相，可以想见，编剧在面对萧红的各种谜团时抉择的艰难。

所以编剧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既然有那么多因素组成了一个人，那一切都是不确定的。

我想写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历史“悬案”的处理，李樯会安排多个版本的“真相”。

比如丁玲和聂绀弩为了让萧军和萧红复合，把萧军从延安拖回西安，却“撞”到了萧红和端木蕻良一块从房中走出来。

对于这个事件，三个当事人讲法都不一样，李樯就很客观地把三种讲法依次写在剧本上，以突出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

“这是我对历史、人物的一种态度。

”在李樯看来，人们时至今日所获得的萧红形象，是经过旁人的演说、各种修正更改等等，逐步过滤而来的。

萧红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李樯兴趣所在。

“我知道没有真相，一万个人心目中有一万个萧红的形象。

”李樯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种过滤，也想将过滤的过程表现出来。

”这种做法，我认为是合适的，对萧红也最为尊重，但是，也有很大的遗憾。

这种客观谨慎、不敢多加演绎的态度，让影片过于克制收束，只能在细节上稍微做些补充，人物不够立体，情节里也没有一个集中的段落能更深入地感染和打动观众，观众不是文学研究者，并不会满足于“考据和过滤的过程”，其实可以在大体客观的基础上，重点发挥一两场的戏把整部片子“拎”起来——“艺术的真实”也是真实。

总的感觉，编剧还是有点被故纸堆打败了，说“越接近萧红越觉得虚无，原来那个饱满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平凡的、碎片化的人。

”问题也在这里：《黄金时代》里的萧红，的确不够饱满激烈，而过于秀气、文雅、平凡和碎片化了，更多的是一个凄凉的女人，而不是又天真又复杂、又直接又敏感、富有才华的作家。

所以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保持对人物的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

萧红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长大，是一个无根的、不会回头的人，年纪轻轻就果敢地跟有妇之夫私奔——除了爱情，还因为无家可恋可归，让她可以全然地豁出去，随波逐流也好，只要离开家就好。

她有时是“低”的，但绝非忍气吞声的弱女子，除了在政治和写作上自有主意，即使是在二萧爱情中，她也并不那样“温顺”，是有着自己的骄傲，敢于当众驳斥萧军的，这在蒋锡金的回忆文章中有所体现： “饭后闲聊着有时也抬杠，有一次竟把萧红气哭了。

那是萧军故意发的谬论，他提了个问题：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最伟大？

大家就闲聊起来。

可是他忽然发了个怪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小说为最伟大，中篇小说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剧本要演出来看，不算它；至于诗呢，那最不足道了！

他又联系了在座的人，举例道：“我写长篇小说（他那时正在续写他的《第三代》），最伟大；Domo（指端木）的长篇小说给日本飞机炸掉了（这大约是指他的《大地的海》，已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听说在江上被炸掉了，他正唉声叹气，下决心要重写），那要写出来再看；萧红也要写长篇（那时她已经开始写她的《呼兰河传》，写了一章多了），我看你没有那个气魄；锡金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

”他翘起了个小指头：“你是这个！

”我懂得他在逗我，没理他。

可是萧红和却与他争论起来，萧红最激烈，用许多理由对他进行驳斥，也说了些挖苦的话；Domo不搭他的茬，却绕着弯儿说萧红是有气魄的，不过那气魄还没有充分地显现出来。

我也搭上几句，说他简直胡言乱语。

抬杠抬得很热闹，大声吵吵得有些像吵架了。

这时胡风来了，问我们吵什么，问明白以后，他笑笑说：“有意思，有意思，你们说的都有合理的地方，下一期《七月》可以出一个特辑，让读者参与。

可以写出来，加讨论。

快发稿了，你们都写出来，三天后我来取。

”“争论”结束了，他也告辞离开了。

三天以后的上午，胡风来取稿，谁也没有写，可是萧军却交卷了。

胡风坐在我的床上翻阅着萧军的稿，边看边点头，说：“对呀，对呀！

”我们惊讶了，问怎么能说对呢？

胡风说：“读几段罢：衡量一个文学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二是认识生活的深度，三是表现生活的精度，……这对嘛！

”萧红一听气坏了，大叫道：“你好啊，真不要脸，把我们驳你的话都写成你的意见了！

”说着就涕泗滂沱地哭了。

萧军大模大样地说：“你怎么骂人，再骂我揍你！

”萧红还是哭着，握拳狠狠捶他的背，萧军弯腰笑着让她捶，说：“你们要打就打几下，我不还手，我还手你们受不了。

””这一段如此生动，也能突出萧军萧红在精神上的交流感，比单纯让萧军说一句“我一直是欣赏她的创作才能的”有力得多。

片中那段搞笑的话剧也完全不能体现作家群的才气，其实编剧可以精心设计一场热热闹闹的、有深度又有生活感的谈话群戏，这在蒋锡金的同篇文章中有现成的素材：“我们的生活仍是很和睦的。

有时还唱唱歌（中国的、外国的，萧军还会唱京戏、评戏和大鼓书），跳跳舞（二萧都会跳却尔斯顿，还会学大神跳萨满舞），引得同宅院的邻居孩子都扒着窗户看；也时常开玩笑和抬杠。

我们议论中外古典名著和文艺问题，讨论时事和分析战局，谈到如果武汉守不住，大家怎么办？

有人说，可以组成个流亡宣传队，虽然只有四个人，倒还多才多艺，能唱歌、朗诵、演戏、画画，能写标语和传单，还能写文章写诗，大概流浪到哪里都能拿出一手；有人说，如果不行也能开个饭馆，干重活萧军能包了，上灶有萧红，Domo和我可以跑堂，保证能把顾客侍候好，我们还能创出几样名菜来，比如说“萧红汤”。

其实那就是一种俄国菜汤：白菜、土豆、番茄（或胡萝卜）、青椒、厚片牛肉大锅煮，也可以加些奶油和胡椒面。

这在上海叫“罗宋汤”，哈尔滨叫“索波汤”。

易做而好吃，营养也丰富，内地人不懂得做，可是他们还喜欢吃。

”生活贫瘠困窘，但在精神上，他们是富足的，年轻人，又是有才华的年轻人，应该留下更兴高采烈、火花四溅的场面才对。

这也才更符合许导心目中的那个时代精神。

【补记：看了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发现这一场戏其实是拍了的，但从片段看来冯绍峰和汤唯都演得不是很好，很可惜。

最终也被剪掉了。

】尽管本子整体有点平淡，但好在细节细腻、丰富、生动，画面优美有诗意，拍得足够好，演员也很努力，制作相当精心，所以《黄金时代》仍然是一部值得去影院观看的片子。

有一场戏印象特别深刻，萧军从当铺赎回棉袄，萧红喜滋滋地穿上，抬手穿袖子的时候不慎碰到头顶的吊灯——接下来是一个仰拍：俩人拥在一起，明晃晃的吊灯在背景来回晃动，整个画面一下就活了，如果把吊灯的动感引申为俩人生活的动荡，也很贴合。

还有一个细节，香港即将沦陷，骆宾基和端木抬着萧红上船，黑暗中船夫做了个要钱的手势，点好了才让他们上。

形势如此危急，细节却仍然一丝不苟。

真实感，时代的真实感，就是靠这些一丝不苟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还有影片常常出现男人随手给萧红捎来几个水果，那么平常的苹果、梨，在影片中却格外鲜亮，是困窘暗淡的乱世里一抹亮色和温情，很自然地就把当时的时代氛围传达给了观众。

更不必提最后骆宾基买糖、吃糖、流泪、回顾的那几个镜头，是又自然又巧妙的设计。

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读到《生死场》的情景。

还是高中生的我，在书城晃荡，随手拿下一本萧红，坐下来，一气读完，惊为天人。

那样触目惊心，却又那样美，被扎扎实实地击中，前所未有。

《呼兰河传》更让我确定，这是我最喜爱的女作家。

她的短篇虽说没有长篇那样惊艳，但她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无改。

至于那些风花雪月，当时就搜看过她的传记，所以这次也并不新鲜，对她的理解也没有新的视角，我想，大概这部《黄金时代》于我，只是完成一个久远的心愿吧。

即使如此，这部有缺点的电影，已经非常努力。

《黄金时代》绝不是什么烂片，而是有诚意、有门槛、不媚俗、坚持并完成了自己的创作理念的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并不能因为不符合部分观众的预期，或者与某些创作者的理念不同，而被否认。

但愿票房好一点，毕竟文艺片能找到7000万投资不容易，希望用心和努力的电影人能得到回报，让他们有机会可以继续做、更自由地做、做得更好。

ps.写完后看到一篇专访：萧红侄子独家点评《黄金时代》，里面也提到此片不容易，有遗憾——尊重史实，但创作不足，对于萧红作为创作者的刻画不够，具体可见：http://www.dzwww.com/yule/yulezhuanti/mtcbg/201410/t20141002_9803334.htm10月8日补记：没想到这篇文字引来这么多有质量的评论，再加上这几天看的其他的一些道德批评或者史学文学批评，更加体会到了编剧的难处，也更加理解了他的创作意图。

史料客观谨慎地呈现，一方面是尊重历史人物，另一方面是引导接受者来填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看起来更具召唤力的结构。

但是，编剧称想摆脱“以往传记片的漩涡”，认为“像和不像”是“特别表面和肤浅”的问题，而观众参与建构的多面化的萧红才是历史人物真正的面貌——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即使编剧再怎么自以为客观谨慎，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主观选择的，目前这样“平凡、碎片化”的萧红同样接近编剧心中最像的萧红，注定会以一种强加的先期的方式引导观众，这样依然会落入传统传记片的窠臼。

要做真正的实验，要从形式到内容一并进行，而非以看似先锋的形式，仍然服务于内容传统依赖史实的传记。

而即使是李樯所谓的“传统的传记片”，主观性故事性更强一些的传记片，就不会引发观众的建构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铺直叙没有高潮，编剧说“不是非要给你一个肉身的情感和激荡才叫高潮，高潮是你看完这个电影，可能几天以后仍然萦绕在心头，这才是最高级的高潮。

”他的“高潮”大概指的是看完后有情感上的余感，思想上有追索吧。

可事实上是，很多观众刚走出影院就已经没多少印象，也没有多少回味了。

观影中没有一个情感的激荡，“余感”从何而来？

本来就不是以思想性为主的题材，又想让人进行多少追索呢？

还能“萦绕心头”的，大概是像我一样，因为评论而出来评论，要评论而必须要回想的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编剧接受的采访：http://www.entgroup.cn/news/Markets/0822106.shtml）

上次看三个小时长电影，还是看《霍比特人》，音响效果和打斗场面轰轰烈烈，看完倒也没有觉得累，可是这部片看完，感觉都需要担架把我给抬出去了。

大概还是太心塞，心理活动影响到血液流动，影响到身体机能了。

如果没有读过萧红的书就贸然来看片，恐怕会纳闷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拍悲惨的时代里这样一个悲惨的女子，整部电影的重点都不在她的才华，藏起了她的这个利器，你只会纳闷这从北到南的无尽漂泊是为了什么，这凄风苦雨的感情生活是为了什么，这些朋友接纳她照顾她又是为了什么；想看美女的人也注定要失望，大银幕上的汤唯苍白失血的两颊满是痘痘和雀斑，她总是那么苦，开头是穿着脏而旧的棉袍棉鞋，打着两条小辫子，后来是穿着极为朴素的不显身材的旗袍。

只有和端木在西安好起来的时候，因为端木是全剧里最布尔乔亚的一个，那时候的她穿着西装裙和高跟鞋，斜戴着窄边小红帽，是相当美妙的。

郝蕾演的丁玲非常丑。

田原演的白朗，袁泉演的梅志，也都非常不好看。

想看三十年代的旖旎民国风情的观众，注定要失望，大银幕表现的是肮脏、敝旧、落魄的民国——那也许是一个更为真实的民国。

原来编剧是李樯，这些肮脏敝旧的场面和人物，也都可以从这个源头去理解了。

他写过的最好的人物，是《立春》里面，破败的北方工业小城里的唱高音的王彩玲，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面，肮脏的上海楼道里面闪过的小骗子潘知常，写这些有弱点的、善良的、滑稽的、失败的小人物，是他的拿手好戏；然而萧红、萧军、端木他们，则在这些困苦、痛苦、在对普通生活的愚蠢和无能为力之上，有一个更为核心和宝贵的东西。

“那一种东西”，很遗憾，在这部电影里并没有真正表现出来。

就更别说鲁迅了。

这部电影里的王志文版的鲁迅实在太糟糕。

一个扁平的、话剧体的、刻板印象里的鲁迅，他说着鲁迅书里的句子，一个字都不改的，非常非常拗口，非常非常别扭。

抽烟啊，咳嗽啊，然后再像念话剧一样念出一句“鲁迅名人名言”，戴着慈祥的面具，完全是假人一样的鲁迅。

啊，对了，这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最糟糕的印象。

里面很多人物都像是假人。

好像他们说着“名人名言”，穿着旧衣服，知道自己“在装一个三十年代文化名人”。

回到萧红这个人本身，她两次怀着孕换情人，对小孩也完全没有感情，这肯定是要受人诟病的。

可是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很强的母性，她没有也就没有吧，要怪就怪没有避孕套的时代太可怕。

她其实一生都还是个小孩，渴爱，身边不能缺男人，感情也处理得不利落，永远需要人善后。

她当时和萧军关系不好了，就从早到晚待在鲁迅家里，善良的鲁迅和许广平都有点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她才好。

所以也许她31岁去世并不是早夭，因为那是一个31岁的孩子。

有天才的，可爱的，也很残酷的孩子。

转 原作者刘姨摘要：萧红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

——评电影《黄金时代》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

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

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

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

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

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

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

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

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

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

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

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

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

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

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

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

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

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

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

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

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

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

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

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

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惊世骇俗的主角。

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

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

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

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

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

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

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

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

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

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

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

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

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

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

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

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

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

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

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苏区内部的清洗，不会有著名的保护人为他们留名。

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

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

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

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

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

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

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

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

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

《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桑干河》之于国共内战。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

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

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

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 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但她却在困境中追求爱与自由，写下 一篇又一篇的经典的小说。

萧红二十岁逃婚，从哈尔滨到北平读书， 山穷水尽之时，家里包办的那个男人找到了她并强迫发生关系并同居 半年，说回家取钱，却拿着行李一去不回，留下她一个人大着肚子， 被当成人质扣在旅馆的阁楼，房东只盼着等她的孩子生下来，卖到妓 院里，多少填补那个男人欠下的六百元房租。

没有阳光、没有饱饭的 阁楼里，她孤独、饥饿、无聊、窘迫，只能在墙壁上吟诗作画打发时 间，万般无奈之下向报社打电话求助，报社记者萧军来到阁楼像一束 光，点燃了她的人生。

这算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与萧 军在困境中挣扎——他们努力地创作小说，接受着鲁迅先生的指导。

很快，他们走出了困境，萧红以为从此以后过上平稳的日子了。

却没 想到萧军背叛了她，萧红当然十分地生气，但它却无能为力，只能用 写小说来舒缓她内心的忧伤，而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 真实写照。

后来，萧红认识了端木，他们结婚了，可是端木却是个没 有担当的人，很快，萧红病倒了。

萧红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也 是普通人，一样会肚子饿，会受伤，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操守，在最困 难的时候萧红就算是那么饿，也不会去偷邻居的列巴圈，这是很能表 现气节的事情。

还记得电影中最后的一句台词：她是一个很有魅力 的女人，魅力强大到哪怕贫病交加，身怀六甲，生命垂危，也一样有 人爱。

这是阿洛对她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萧红拥有着与别 人不同的气质，有人问她：“为什么写作？

”。

她说：“因为没有其 他更快乐的事情去做。

她的一生是孤独的，寂寞的，而她是不羁的， 有才的，鲁迅先生称她为“一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而端木也评价 她说是靠感觉和天分去写作。

所以她埋头于写作，创作出着名的长篇 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其中《呼兰河传》 中的火烧云这篇文章仍让我历历在目。

在民族灾难的大背景下，她 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终究在风华正茂的第 31 个春秋输给了命运。

临死前她曾经在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 冷遇，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甘，不甘。

” 萧红虽然输给了命运，但她却 拥有着不屈的灵魂，是她的灵魂造就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知道，在小说里，人物往往是抓对出现的，比如《红楼梦》里黛玉和宝钗、尤二姐和尤三姐、芳官和龄官，比如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李碧华《青蛇》里的青蛇与白蛇，法海和许仙。

抓对出现的方式更易突出鲜明的人物个性，这种模式在影视剧中也有很多体现，比如都教授和富二代，花泽类和道明寺，弑君者和小恶魔什么的。

巧的是，萧红的生命里两个最著名的男人也是抓对出现的，那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

按照武志红老师的理论，成年后的感情经历是对童年的重建。

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写，也如影片所反映的，在萧红的童年真正带给她幸福感的似乎只有祖父一人，而她的父亲暴戾冷漠（在电影里唯一的出场就是踢了萧红一脚），实在称不上什么父女情深。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在萧红的情感线索中，与萧军这个粗线条的、家庭（可引申为家族）强有力的保护者、有暴力倾向的、不善于情感沟通的男性形象相爱，其实是她对童年的重建——重建与同样具备以上特点的父亲的关系。

这种重建最终以失败告终。

于是，萧红转而与端木在一起。

在我读到的诸多萧红传记、书信集以及其他文字中，萧红为什么会突然与端木相爱，实在交代得不怎么清楚，以至于我不太认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爱情。

我相信一种更合理的解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正好捡到了彼此。

端木代表的男性形象完全站在萧军的对立面，他懦弱却温柔，退避却细腻，是重建童年宣告失败的萧红抓到的一棵救命稻草。

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端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贴合了萧红的祖父——她虽然疼爱萧红，但因为在萧红记事时便年逾古稀，很快就去世了，而且在家族中并没有话语权，所以仍旧无法依靠。

所以，萧红与端木的结合，是另一个维度上对童年的重建，即借爱情名义重建与祖父的关系。

我们知道，这次重建又失败了。

观影时传来几次笑声，其中一次是萧红与萧军彻底分开后，告诉端木她怀有萧军的孩子。

端木一脸纠结的怂样惹得影院里的江湖儿女们大笑不止。

那些笑声非常年轻，无所顾忌，说不定脑中已经闪过“接盘侠”、“喜当爹”等字样，欢乐得不得了。

在一片笑声中，端木不解地问萧红：“你怎么能跟这种人在一起？

”萧红没有回答。

萧红弥留之际，端木不见踪影的几天，骆宾基照顾她左右，问她：“你怎么能跟端木在一起三四年的？

”这两个问题，如同萧军与端木这对冤家一样，也是抓对出现的。

联系到之前种种——既然包办婚姻是错的，那么与爱慕的表哥私奔该是对的吧；既然私奔是错的，那么回归包办婚姻该是对的吧；既然与抽大烟的纨绔子弟在一起是错的，那么与有理想的热血青年在一起是对的吧；与莽夫无法厮守终身，那么翩翩少年总是可以相濡以沫的吧……结果，却总有人在终点处不解地问为什么，点醒萧红，原来摆在她面前的选项统统是错的。

但这一次，萧红没有沉默，她回答了骆宾基的问题，大意是说：当一个人骨肉很疼的时候，皮肤的疼也就不算什么了。

显而易见，萧红对于端木自始至终的不信任，不抱希望：：冷清的新婚宴席上她便说对端木希求不多，只求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端木给怀着萧军孩子的她一个名分已经非常满足；千辛万苦搞来一张船票，端木走了，留下怀孕的萧红一人在兵临城下的武汉，没钱没米没住处，人问为什么端木自己走，她打个哈哈过去，不解释；产下第二个孩子，端木没有陪在萧红左右，承蒙白朗照顾，临别时，萧红说自己将孤独终生；弥留之际，萧红对骆宾基说，她与端木“终究是不能共患难了”……萧红从未真正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一样需索端木的保护，因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端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品质。

然而，关于萧军，病重时的萧红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萧军，让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的。

不过，无论是出于自尊还是爱情的覆灭，又或者根本是不自信，萧红并不曾发出这样一封求助的电报，所以我们将永远不能知道萧军会否真的如萧红所愿，穿过战火去救她。

当然，现实残酷，不知是福。

拣遍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红玫瑰与白玫瑰纷纷凋谢在了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眼前。

天下之大，她却无处可去。

如果不在乱世，如果不是贫病缠身，萧红或许有足够的时间走出命运的迷局，可惜她没有这个机会了。

大轰炸到来前最后的宁静里，端木终于回来了，面无血色的萧红拿起他放在床头桌上的苹果，努力地啃上一口——见汪恩甲时，萧红在吃；偶遇弟弟时，萧红在觊觎别人的蛋糕；在关于萧红的文字中，我们知道，被丢弃在东兴顺旅馆时，萧红被别人门上挂的列巴和牛奶香馋得心猿意马，甚至想去把吃食偷来；萧军刚刚有了点小钱带萧红去开荤，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捞出的肉丸子；电影中，生命的最后，回光返照的萧红说：“好像完全好了一样，吃了这么多。

”吃，是一个人对生存怀有渴望的表现。

如萧红自己所说，这世界上终有令她不能瞑目的东西在，所以她并不想死。

她奄奄一息地对端木说“我也舍不得你们啊”，这个“你们”，未必实指病榻前的端木和骆宾基，而是指这纷纷的人世，和她三十一年的虽不漫长却格外艰难的人生吧。

就此，又要说到一次全员笑场，是聂绀弩旁白说萧军离开萧红后与王德芬相遇，二人厮守终老，养育八个子女。

“八个！

”我听到观众席上的小姑娘惊讶的低吼。

是的，即使在那样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也永远不要低估人们对生的渴求和热忱，无论萧红，萧军，影片中的任何人，或者我们自己。

为什么几乎所有跟萧红有过一点点瓜葛的人后来都那么热衷于用文字悼念萧红？

当然，首先是因为萧红的文字穿越了时代和战火，最终留了下来。

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批人中，只有萧红曾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个贫病交加生如转蓬的当下，已经是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她认出了风暴，这场风暴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命运。

生，固然可爱，却极其艰难。

所以，劝萧红放下爱恨，专心创作，“越飞越高”的聂绀弩，临终前对妻子说：我想吃一个蜜橘，我很苦。

大多数人的是被时代推着走，而在这个电影里的萧红是走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有人说，电影里没有时代，只有人物。

这不正是编剧和导演所要的吗？

只是大家习惯了用男性视角看大时代，看大开大合，看热血沸腾。

而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就让大众觉得冗长、不适、冷淡。

她是如此追求自由，她背叛家族，她怀着孕抽烟，她跳窗逃走，她把第一个孩子送人，她给鲁迅寄去生死场，她只身去日本，她说她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写作，她不想政治，她随意花钱给高额的小费，她第二个孩子的莫名死去，她为自己的肿瘤手术签字。

她有小女生的烂漫和脆弱，也有女人的坚韧和柔软。

她在漫天雪地里说，鞋带散了，带着少女的顽劣的态度。

她在火车的窗口深情地劝箫军跟她一起走，带着女人独有的温柔。

她挡在端木的前面，面对动手的箫军，带着她独有的侠女的气度。

电影里说，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个异数，大家都在写革命，她在写故乡。

而当多年后，人们远离了战争的满目疮痍，才发现这颗明珠般的作品。

电影里的萧红用一生都在证明她这种逆时代洪流的性格。

最开始，通过鲁迅讨论上海左倾作家就是墙头草的时候点了一次，当她在日本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她说她在笼子里又点了一次，当她选择懦弱的端木的时候再凸显了一次，而对《呼兰河传》的评价继续点题。

记得妹尾河童在自传体小说里《少年H》有这么一段：“H观察人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发现众人都很巧妙地随波逐流。

就如同H潜入海中所见到的裙带菜一样。

裙带菜会随着潮流晃动而不抵抗。

可是根部仍然附着在岩石上。

或许应该活得像裙带菜一样才自然。

“不过我办不到，我不要当裙带菜，我又得继续当抵抗水流站立的木桩了，”H心里想。

现在我们也是一群裙带菜。

”成长好像是一个妥协地过程，而在大时代里，萧红却没有做裙带菜，没有随波逐流，她安静柔韧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像一个木桩一样。

尽管一路漂泊，从呼兰河－青岛－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九龙－港岛，她却一直没有改变，她还是凭借自己天生的才华谱写自己的黄金时代。

她也受了很重的伤，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她仍然坚强面对。

身体上她有肺结核，还有肿瘤。

心理上，在面对背叛、暴力、懦弱的时候，她还在婚宴上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被许多人怀念人，热爱着。

有鲁迅，有作家，有编辑，有恋人。

虽然她说你们都是箫军地朋友，但其实大家更深深爱着这个才华横溢和敢爱敢恨的小女孩。

从这个角度，电影里采访式的镜头，正好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萧红的爱，而镜头前最有力的两次哭泣也是为了说明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被她人格的魅力所感动，连吃下糖果都无法阻止由于失去她，带来的苦涩和泪水。

选择汤唯来演这个角色是绝妙的，她也不负所托。

萧红的安静、自由、任性、才华、美好、敏感和坚韧也一定程度上与汤唯的经历共鸣。

没有一定经历的女人，演不出“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的萧红。

汤唯眼底不灭的倔强和嘴角那一点清浅，是萧红最好的诠释。

本科的时候上香港电影赏析，知道有个女性电影很强的导演，叫关锦鹏。

上课的老师很爱他的电影，给我们看《阮玲玉》和《胭脂扣》。

而许鞍华和李樯跟他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黄金时代》也是这种女性电影的一种延续。

它叙事缓慢，它注重细节，它神秘朦胧，它平静却炙热，它脆弱又坚强，它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

很多人说他们不适应这样的电影，这也确实是由于主流社会对于物质、欲望、权利、政治、功利这一切男权的东西看得太重，而对于人性、情感、细节和体谅这些女权的品质看得太轻。

看完电影11点，一个人坐着凌晨的公交车，在十一国庆北京的小雨下回家，跟喧嚣和拥挤完全隔绝。

心里却是十分安静，感谢这部有内心力量的电影，修改电影里面丁玲的两句话来结束——“站在这个伟大的作品前的时候，应该忘掉自己的渺小，坚守自己而又坚强面对”；——能在这个时候，“与这部电影相识，就是三十而立的人生，最好的纪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