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

换名字意味着什么？

就这部《最爱》而言，意味着换掉了主题。

虽然原来的名字《魔术外传》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最爱》这个名字却有些过于轻描淡写地把一部主题深刻的电影淡化成了爱情故事。

片头字幕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

在改革开放渐渐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蔓延的年代里，即便对于一个偏僻的陕北农村，对于钱的渴望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琴琴为了电视里的一瓶洗发水去卖血，结果染上了热病；得意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卖血，自己也跑到别的村子去卖，同样也染上了热病；他的大哥齐全靠做血头生意赚了钱，但是和家里的关系却日渐冷淡，最后搬离了村子，去了县城。

《魔术外传》中这个魔术的意思，并非是现实中的各种魔术表演，个人认为更接近于表现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状况。

在钱的冲击下，似乎所有人都达到了丧失理智的意识边缘：小海为了得到得意家的房子，用琴琴来交换；那两个没了良心砍伐木材的村民，虽然最终没有交代他们的结局，相比再多的钱也无法换来生命。

而在这疯狂的世界里，得意和琴琴的爱情却那么“不合时宜”地开放了。

尤其是结婚的那场戏，琴琴一身的红妆，得意戴着红领巾，所有的红色映在周围斑驳的灰、旧色彩中，显得十分扎眼。

但是即便是这样纯洁的爱情，也难逃最终病魔的侵扰，终于两个人可以葬在一起了。

《最爱》突出了这条爱情主线，并把它当作了本片的主题：趁活着，我们结婚吧。

虽然这样的爱情故事很伟大，尤其考虑到是在两个患有绝症的病人之间，生活中的分分秒秒都是那么的珍贵；不过，我们是否也有些许的遗憾呢？

究竟什么才是这部难得的反映艾滋病人生活的电影所追求的？

仅仅是一段伟大而又短暂的爱情就足够了吗？

一个热病患者，让一个家庭形同瓦解；一村热病患者，让周围村子的人几乎不愿接近；而目前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比十年前又快了多少？

当我们看到供销社的人用钳子夹着钱递给得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掉了香烟的人慌忙地逃走时，当我们患病的人宁可一起住在小学校、而不愿意回家居住的时候，艾滋病似乎在把一个正常人“妖魔化”，虽然皮肤接触不可能传播，但是那些“正常”的人还是宁愿不去接触；虽然在病痛未发作时，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他们的世界却没有人愿意走进。

本来有2个多小时的片子，最终减到了“适合放映”的101分钟；虽然这是顾长卫磨了好长时间的作品，但是最终也难逃向市场妥协的命运。

还好参与演出的每一个人，都表演的十分出色，多少弥补了一些遗憾；否则这样一部打磨已久的电影，换来的可能是更让人伤心的结局。

只是我们真的希望，在电影审查的过程中，能够再放松一些，不至于发生更多的悲剧故事和遗憾结局。

得了热病的人，注定悄无声息的离开，这部电影也是。

我写影评的这天，电影第三天上映，就撞上了《速度与激情5》这部大片。

没几天功夫，功夫熊猫2，加勒比海盗4该上了。

很难想象那时还会有谁会关注这部国产电影。

一部电影，先被强剪1/3，又被安排在这种档期上映，换成别的导演，怕都会在媒体前小媳妇似得控诉这种不公平待遇。

但顾长卫没有。

或许，和片中那些因贫穷而卖血，却感染艾滋的病人相比，我们每个人都会忘记自己的那点不公平。

毕竟这种不幸，绝不仅仅发生在电影中。

不幸，从老柱柱说起。

老柱柱是娘娘屯这座陕北山村里唯一的教师。

从两个儿子名字可以看出，这兄弟俩的出世曾给他带来怎样的欢乐。

齐全，齐全！

这日子不缺吃和穿，白天有一群娃娃等我教书，晚上有个婆娘等着我吃饭。

本来就受全村人敬重，现在又有个大胖小子能传宗接代。

这日子齐全了，就起名齐全吧。

得意，得意! 咱婆娘的肚子真争气，没几年又给添了个儿子！

老子真他妈的得意啊，这老二就叫得意吧。

那时的老柱柱一定想不到，这是他好日子的尽头。

婆娘几年后就走了，而这两个儿子长大后，先后摧毁了一切他所珍视的美好。

老大当了血头，老二搞了叔伯兄弟的媳妇；老大变成传播艾滋病的灾星，老二自己得了艾滋；老柱柱失去了老大生的长孙，又将失去自己生的老二；因为老大，娘娘屯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艾滋村，小学里的孩子们都被吓走了。

老柱柱固执的守着学校的财物房舍，期待有一天孩子们会回来，却又因为老二的丑事，不得不眼睁睁的看着学校被洗劫一空。

但在片中，他却还算得上一个幸运的人。

他还能好好活，他们却只能死。

有些人甚至是急着死。

若是能像癌症病人一样，亲友在床前围绕着，那他们也会留恋生吧。

可这被当作瘟神的日子，唱小曲的老头二骚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在死前他曾高兴过，老柱柱带来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有新药了，热病能治了。

这药能不能吃上倒是小事，重要的是有药可医，那他们就是一群普通的病人，就像是得了感冒或者梅毒一般无害，还能活在正常人中间。

那天他不再是瘟神，又变回了受人欢迎的艺人。

一个唱曲儿的老瞎子，那种没有人敢围过来听的日子，还是一天都不要过得好。

当谎言被戳破时，他倒头就死，干脆利落。

所以这当然不是一部爱情电影。

它是一副群像，面对最悲哀的死亡，有的人拼命去挣一副棺材板，有的人耳后边枝花对你回眸一笑。

当大多数人都在默默等死时。

有两个人却想好好活着。

堂堂正正的在一起，活半年，半个月，都行。

得意一天是一天。

当这种愿望也只能是奢望时， 就让人难以释怀。

最后说句跑题的话。

艾滋病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横空出世，无药可医。

那时人们不知它为何而起，只见其从何而来，便将之归结为上帝对人类性乱的惩罚。

将绝症与罪孽联系在一起，其实颇让人心理上过得去。

死出游因，总好过飞来横祸让人死不瞑目。

可在中国，艾滋病随着非法采血在最贫困的农村传播时，却没有相应的罪能给予人这种虚妄的安慰。

这些人有什么罪呢？

卖血换点钱，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算得上贪婪之罪么，吃两袋城里人才吃得上的白面算得上骄奢之罪么，买些生活必需的药物算得上贪生怕死之罪么。

如果真得要为这种灾难找一个相应的罪的话，那也许应该是，有人很穷，有人很富，他们近在眼前，远在天边。

却没有一种正常的渠道，让穷人变成富人。

这或许称得上该遭天谴的罪孽，也值得有些人来承担。

可就像大变活人的魔术，一阵眼花缭乱的烟雾之后，才发现被关起来受刑的，已经换了一拨人。

PS 小孩儿的旁白好像陕北版麦兜。

左小诅咒的配乐很赞，不过完全被脱胎于陕北民歌的《吹牛》抢戏了。

这小曲儿是这么唱的：孔老二，给我管过账。

张天师，给我看菜园。

…老婆子，我有八万六啊。

好儿孙，我有十万三。

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

你看我体面不体面。

当时听着挺开心，回去才想明白，这说的是身后事。

唉，吹牛只能在阴间. 活着难得体面的时代，只好希望死后真有一个过得上体面的生活的世界。

要是还有来生，再投胎时记得别选very hard模式。

很久不写这么长的博文了，只为了深夜里不能平复的心绪吧。

——题记去看了顾长卫的《最爱》。

去年就看到《魔术外传》的片花，农民扮相的郭富城和章子怡，花枝招展的在小巷里傻笑，当时以为又是哪个烂片出来吓人了，毫不在意。

直到两个月前，在百老汇当代MOMA看了纪录片《在一起》以后，我便发誓一定要看一看《最爱》，纵然这是一个被河蟹过的版本。

顾长卫，对他的了解源于《孔雀》，以及与张艺谋的同学关系。

看《孔雀》的时候我还太小，挚爱《哈利波特》的年级，尚不能理解这样一部小人物命运故事的文艺片如何捧得满堂彩。

然而，《最爱》确实是顾长卫的一个巅峰。

先说说《在一起》吧，一部82分钟稍显凌乱的片子，《最爱》片场艾滋病患者志愿者的感人故事、国内爱滋病患者群体的悲情描述，以及各种细节。

作为文明社会尚未完全发育的中国社会，人们如何去坦然的以科学的视角和正常的心理去接受艾滋病这样一个说可怕也不可怕，说不可怕也可怕的顽疾。

医疗技术的限制、伦理道德的障碍、社会舆论的偏差……造就了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目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象征着所谓的“不检点”，甚至“灾星”。

扯远了，抛开上述可以长篇大论叙述的艾滋病患者群体生存状况不谈，单就《最爱》来说，视角和立意都是独特的。

一个与艾滋病患者有关的故事、农村题材、爱情、乐观、偏见、歧视、命运……中国元素的混合，很难说这部片子究竟是文艺片、是商业片、是爱情片还是什么片。

在中国舆论管理的大环境下，仅以导演个人的情趣和视角去描述艾滋病是不可能的，主旋律的色彩必然会有意无意的穿插其中。

150分钟版的《魔术外传》我没有看过，120分钟版通过审查的《最爱》，呈现出的是一个多面的世界。

首先，农村背景的故事，让我们最先看到的是长久的农业文明孕育下的中国社会，种种人性、食宿与文化情感。

顾长卫对片中农民的刻画是深刻而生动的。

抛开他们是不是艾滋病患者不谈，单就“农民”这一个标签贴在他们身上时，他们就有血有肉起来。

农民是善良的，因此粮房婶才会主动请缨为大家煮饭，老柱柱才会为了赎儿子犯下的罪而主动在学校开辟爱滋病患者之家（暂且这么称呼吧）；农民又有自私性的，小农意识的一面：比如为了给老妻子履行结婚时送一件红棉袄的誓言而去偷窃、为了多分财产而要挟老柱柱让出学校管理权瓜分财产；农民又有无知的一面，表现在他们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远离；农民又是有敬畏之心、敢于自省的，比如将瓜分的财产送回来，比如面对妻子的痛哭和孤助无力。

抛开艾滋病元素之外，片中农民角色的刻画是足够饱满的，也是真诚而生动的。

而加入艾滋病元素后，一切就变得更加无法控制，恶疾与他们自身的农民性结合在一起，早就出了性格各异的几个人物。

有好心人、有趁人之危的恶人、有自私自利者，也有会忏悔惋惜者。

或许在他们眼里，艾滋病并不仅仅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命。

面对命运，与其说去抗争，或许更现实的选择是，只能去接受。

片中的每一位患者，都很坦然的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像世界末日来临前的人们一样，头顶悬着一把随时可能坠落的利剑。

他们没有长远的规划，只有现实的考虑。

而这种现实的考虑，则夹杂着人性、欲望、私利、信仰和所有的向往。

剧中人物无不鲜明的体现着这一点。

郭富城和章子怡的几次野战，从一开始，似乎只是一群被孤立的寂寞的人排解寂寞发泄欲望的方式。

被社会群体抛弃的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自救，或者说，让自己短暂的余生活得像个人样。

既然命运给他们的生命开了玩笑，他们也自己给自己争取一点点为人的权力。

因此，这种或者说是爱，或者说是欲的情感，最终发展成了一种依偎，一种怀抱，一种无助的相濡以沫。

郭富城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既源于他时日不长无可畏惧，也来源于对命运的无奈。

而内心的赵得意其实是脆弱的、孤独的、渴求爱的。

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年少无知而卖血患病。

卖血也并非为了挣钱，只是一种逆反心理作祟。

“我哥不让我卖，我就去别的村子卖”。

在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切烟消云散，世间只剩下孤助无援的自我。

所以他愿意称呼商琴琴为“妈”。

这种恋母，或许并非是俄狄甫斯情结，而是人在遭到同类群体抛弃后，对最挚爱的最不会抛弃自己的母亲的一种无比迫切的怀恋。

商琴琴则是另一种人。

为了美丽而卖血染病的她，无疑是高洁的，有崇高的生命追求的。

对美的追求，让她坚强，让她敢于自救。

在遭到家人抛弃后，可以无视舆论的非议和谴责，义无反顾的与赵得意在一起。

因为她明白，任何时候都要有尊严的活着，而这种尊严是自己给与自己的。

即便遭到命运的抛弃，即便遭到群体的抛弃，内心不能抛弃自己。

或许，商琴琴需要的不是关怀，而是理解。

因此，她才会在生命的尽头，如此重视结婚证这一纸公文，才会在赵得意发病时，用一种自戕甚至以命抵命的方式来拯救他。

都说女为悦己者，其实，有时候女子也会为知己者死的。

《最爱》，展示的不是海誓山盟的爱情，而是对命运的抗争。

面对残酷的命运，他们都在用一种方式聊以自慰，笑着哭。

最后说说其他细节吧。

黄鼠狼这个人物，最开始通过敲诈要挟老柱柱而夺得学校的管理权，继而以此变卖学校财产获取私利，这是他自私的一面。

后来又通过为赵齐全盗伐树木，只为获得一口真皮棺材，这是他无知的一面。

然而亮点在最后，当喜结连理的赵得意、商琴琴上门送喜糖的时候，这个自私自利又无知贪婪的人，突然崩溃了。

他也是人，也是一位不久于世的爱滋病患者，看着曾经的结婚照，思念曾经幸福的家庭而如今烟消云散。

在命运面前，他尚不如门外傻笑的赵得意和商琴琴，至少他们会主动寻找幸福，而黄鼠狼只会在命运的逼迫下让自己越陷越深，最终一刻人性的回归让他的形象再度饱满，也更加突出了悲情色彩。

赵齐全同样是个复杂的人物。

他怕穷，因此不择手段，闹得全村人染上艾滋病，又出来卖棺材，甚至和县长攀亲戚，搞墓地开发扬言让人们“生不能在苏杭，死也要进天堂”。

在剧中所有人物里面，他是抗争命运最积极也最卖力的一个人。

然而，在告别了贫穷、获得了所有想要的一切之后，任何人都可以问他一句：“你幸福么？

”我不知道看着儿子和县长女儿结阴亲的“体面”队伍渐行渐远的时候，赵齐全的内心是什么滋味。

或许，在命运面前大家都是无助的，而更无助的是，走错了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纵然结局是悲情的，但是片子过程中穿插了不少笑点，最经典的或许是粮房婶骑着猪跑那一段，还有大喇叭的搞笑等等。

让我想起一句话，命运，纵然结局是杯具，但生活应该过成一场喜剧。

送给所有的人，送给在命运赐予的悲剧下，依然顽强的找寻着幸福的人们，生命纵然短暂，每一秒都可以熠熠生辉。

祝福所有的爱滋病患者。

商隐俊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04:00:46

结构太松散，像是生活片段精选集，场景之间没有太多联系。

前半段说一群艾滋病人聚在一起的狂欢生活（事实上只有火车那儿才有这样的狂欢强度），后半段说的是没有铺垫的煽情故事。

作为文艺片，没有半点人物内心纠葛和内心冲突，作为爱情剧，两人感情没有展示给观众，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痛，也不轻喜。

大部分人物走马观花，上场不久就死了，而且死得毫无价值，什么也没干。

艾滋病村的大背景和开头死去小孩一看就是制片商的商业卖点，几乎没有融进故事、人物当中。

　　好的地方是前半段细节很好，郭富城的角色相当有意思，细节丰富，人物突出。

但是不能因为细节好就不需要结构。

电影不是小说，拼贴是没有意义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应该是这个影片的创意点，不是不能把沉重的拍成浪漫的，但是忽然冒出魔幻范儿就不是高明的做法。

依我之见，要就把病痛下压抑的欲望释放做足了，要么就是那帮等死的人在山上燃烧自己，活得更大胆更离奇一些。

如果每场戏都跟火车那儿一样具有诗意和生命体验在里面，就算搞笑，也是沉重而且意义非凡，不会变成前面说段子后面呻吟的文艺、科幻、爱情故事了。

这部片子是一位童鞋发豆邮喊我去看的。

戛纳回来刚好有几天真空期，手上没有大的project，就抽时间下载了看完了。

因为片名的缘故，再上海报只有男女两位主角一脸幸福的笑容，于是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一部大体言情的片子——确实也真的就是大体言情，只是万万没有想到顾长卫把这个言情的背景放到因为《颖州的孩子》和《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两部记录片而在网络上一时引发过热点观注而在网络之下除了每年12·1之外仍旧属于敏感话题的艾滋村影片用小鑫的os串起，一来这样确实方便在叙述中使用上帝视角，二来由一个被人害死的孩子来解释人性中的贪婪自私与欲念，生与死，爱与恨，使得开场非常显气质.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在中国导演中并不常见——陈凯歌曾经想显一把，结果没显好，裸奔了，《无极》了。

摄影出身的顾长卫可能不如陈凯歌喜欢满嘴“人文关怀”的挂着，却善于利用镜头语言。

影片用小鑫的死做序幕——这桩到最后也没抓到凶手甚至根本也没见人真去查过凶手的悬案因小鑫手中的放大镜，致他死命的苹果和拍他绝命场景的极大广角镜头而给全片铺了一个超现实与荒诞的基调，因而姐姐很自然地让这场戏认作一个预言式的序幕。

当穿着校服挂着红领巾的祖国花朵躲在棺材里，镜头从他的主观视角拍到棺盖合拢一片漆黑时，姐姐以为顾导这下rp爆发了——这种场景都能通过审查！

本片上头有人啊！

后势可期啊！

接下来一场众人齐聚看坠子戏的场景虽然有点干——说干，因为这场戏颇长，而分明底下就坐着后面将粉墨登场的主角配角们，镜头却似无处可去一样，只是来回地拍唱戏的二骚爷和底下黑乎乎的人群（连角度都是同一个），又显出搞摄影的于细节互动上的不足来，但唱词实在又厉害了——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

我冷不丁想起以前读过贾平凹一篇说村里看社戏的散文，姐姐立马把〈废都〉的调调和本片的编剧联系上了——可惜后来证明我这联想能力也是超现实与荒诞的。

自从赵齐全（好名字）父子的一场大闹三言两语道出“热病”普发的缘由之后，直到商琴琴赵得意发病之前，整个主体故事与艾滋病村这个背景的关系并不大，只要创造出一种隔绝的小社会，所有后面要讲的事情都是说得通的，瘟疫也可以，麻疯也ok，其他厉害的传染病也并非没有。

只要是能把这些人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后面的事情全都可以发生，并不一定非艾滋不可。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觉得没劲——〈鼠疫〉看过没有，〈百年孤独〉读过没有，观点都不是自己的，角度也不见新奇，如果说得还云山雾罩不能见血见喉，那就比较没劲。

另一方面，既然并非这样的背景不可，而且从实际效果上讲影片也毫无增加观众对艾滋病了解的意图，更无想经引发观众对病患及其家属的同情怜悯，那就难免要怀疑顾导特意选择这个敏感话题是为了噱头呢还是为了噱头呢？

千人喊万人骂的中国某总局从两条路上对国产电影进行绝育手术。

一是在现实中对电影的制作设下重重关卡，有各种怪奇的理由不发准拍准放证，致使一部分电影人为求省事，宁可在送审之前先行自宫，从而各种和谐诸多美好完整高大全，是为“去势”；二是在观众心理上造成了某种猎奇——你不给看的我非想看，从而引致涉及敏感话题的电影皆成热门。

最近有看到的就有〈夹边沟〉，听说的则还有〈无人区〉。

〈无人区〉已宣告死婴，不得而知，但〈夹边沟〉着实拍得一塌糊涂，摆明了导演除了向河蟹挑战的勇气外其他真是一无所有。

这样一来，题材就成了块遮羞布，好赖都去拍，好坏都去看。

拍的没有诚意，看的主题先行，把许多很值得深入蛮可以细说的题目都生生的浪费了，是为“引产”。

顾长卫也不是第一天拍电影，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有〇局的存在，也不是第一回送审片子，确实中国的导演都在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你既已明知想要跳舞是要戴镣铐搞不好还要踩火堆的，你也晓得镣铐大概长什么模样多少斤两，假设真是在跳舞的过程中被砍断了手脚，从神仙姐姐被迫剪成了天线宝宝，那也是斗争水平不够，智谋出得不足。

而且从上文讲到的影片序幕，还有影片中间夹杂的某些镜头（比如盲流双人组在棺材旁看赵齐全坐在“宝座”上），能够通过〇局这些“审片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学电影搞电影出身的，而且常年就这几个人审片，只有比我辈火眼金睛的）的法眼，我想不通剩下是有什么样的剧情才导致片子只要做到“大体言情”，非要“大体言情”，就能，才能，通过审查。

不厚道的猜想，只怕又像某些噱头片一样，想讲的观点拉拉杂杂一堆，能讲清楚的一个都没有，反而因没有主线而更显冗长松散，故此剪成这个言情版本，最后外加一个煽情结局，既满足现在市场上非大制作的几乎只有“言情片”和“煽情片”可卖的商业规律，又能拉出〇局这种让观众恨得咬牙的靶子来挡箭维护自己的艺术形象，顺便还能给将来的导演剪辑版dvd打个广告（我觉得除了因片长时间而导致更多杂七杂八的事情乱入之外，在“言之有物”这一方面的缺憾性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弥补）。

本片唯一一个与背景密切相关，且能十足体现此片黑色面的角色就是赵齐全——他是血头，而因卖血而导致一个村的人集体染上艾滋本身是个很有和谐特色的事情。

在得病的村民一个个死去的同时，身为祸源的赵齐全非但全无悔过之意，且靠着这笔人命财做起了棺材生意——类似杀了人以后还把棺材卖给死者家属，还拿棺材收买了被他害病的村民帮他砍村里的树，进一步危害村民的生存，后来他发了富，搬到“城里”去了（话说在本片中“城里”是一个抽象的所在，商琴琴卖血也只是为了买一瓶子“城里”女人用的洗发水），与领导拉上了关系要搞起房地产，想用村里的地造陵园。

不难想见在不久的将来，老柱柱和赵得意都死透了，他将家财万贯，吃特供食品买lv把女儿送出国最后自己再移民出去。

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转变，简直就是农民在城市进程中被一步步赶上绝境的历史。

濮存昕大叔也演得非常给力，我总有好几个场景怀疑这人不是濮存昕而是一个长得非常像他的真实生活中的血头。

如果电影能把其他拉里拉杂——尤其是赵得意和商琴琴因同病相怜+生理需要+隔离效应而产生感情云云——先放到一边，想办法把赵齐全的故事讲好（是不能讲明的，因为讲明就真的阉你没商量了，但是可以避讳，本片既然走荒诞路线，完全是可以避过去的，都不要一开始就把观众想得太笨——虽然我最近发现有些人的确是不懂“反讽”是啥意思），然后再把其他的辅料加进来，特殊的事件背景，特色的人群，特有的切入角度才能耦合，而不是彼此分散掉能量。

另外一个让姐姐很在意的，就是孩子们。

艾滋孤儿是游荡在艾滋村背后最大的隐患，除了父母双亡无人抚养造成的社会问题外，还有更严重的甚至毫不夸张的说是足以威胁到民族兴亡的生理问题——如果有人有兴趣去搜一下中国目前的hiv感染人数，再想一下艾病的潜伏期，母婴传播后产下的孩子很有可能及至成年都没有发病的症状，很可能结婚生子……赵得意和商琴琴他们都是“现在时”，艾滋孤儿则是“未来时”。

因影片开场便摧毁“祖国的花朵”，姐姐一部以为片中至少会影射地说一下艾滋孤儿与中国的未来。

影片中商琴琴是新婚，赵得意却有一个孩子，后来被他老婆带回了娘家。

赵齐全的儿子被毒死了，女儿照理应该没有被传染。

但是剩下的村民呢？

他们家的孩子呢？

除了赵得意和商琴琴派喜糖时那一句惊得姐姐毛炸起的“我们将来还要生孩子”，其他则是一字未题。

小鑫的死不过就是小鑫这一个孩子的死，是我想得太多了。

最后必需要提下本片的阵容——实在强大！

顾导在业内ms很吃得开。

但真演到入味的，其实也就顾太太和前面已经大大表扬过的濮大叔（我都觉得大叔有点宋康昊的意思了〉。

其他诸人，也许是因为戏分确实被剪得比较多，也许是因为后期配音没对上口型看着别扭，总之全像在演小品一样。

其中又以两位主角为最。

拍这个片子找来郭富城和章子怡也是我怀疑顾导选题动机的原因——演员根本没有要“靠谱”的意思。

姐姐在城乡结合部住过几年，那里的人怎么说话怎么表情怎么动作，姐姐可是明张张的。

若说演员不可能真去村里找，但你看看王小棣拍〈飞天〉的时候怎么整治收拾的钮承泽——况且钮承泽本就长得比较像农民（既无抵毁豆导亦无贬低农民的意思，但是“黑”、“干瘦”和“早衰”这几条是必须的）。

商琴琴本身性格没什么塑造处，章子怡白就白吧，嫩就嫩吧。

但是赵得意绝对的是个小农形象，他言语上调戏粮房嫂，对着媳妇喊她改嫁一转头就想老爹阻她改嫁，婚还没离呢就开始对尚是有夫之妇的商琴琴动手动脚，一到学校就蹭去他爹房里搞特殊化，等等等等，一言一行都太典型了，郭天王是一点边儿都没沾上啊。

顾导这都能让戏过了，摆明就是冲票房来的

跟《孔雀》、《立春》一样，《最爱》也始于一段画外音旁白，讲起了不算久远的故事。

从天堂到喜马拉雅山，看得出顾长卫喜欢旁白叙述，说它文艺腔或者艺术性加工都不为过。

本来爱添旁白的电影也很常见，但是，旁白出自谁口，这个很重要。

出现套拍纪录片《在一起》里的小孩，很熟悉。

用小孩口吻说出一堆深沉旁白，这个真没想到。

之后问题愈发严重起来，每告一段落，就来一总结陈词，听着相当突兀。

顾长卫先前的作品关注不被理解的小人物，现在它产生了改变，主人公希望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认同，这跟顾长卫试图走近观众的意图是一致的。

事先埋设好的旁白，它把观众引向了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

这般拔高的处理手法，个人实在不喜欢。

《最爱》有好几段拍得不错，像姜文开着他的火车来，蒸气鸣笛，见证了爱情的喷发。

一只好奇、贪吃又特立独行的猪，它带着人跑，患上热病的，还不如猪自在。

电影摒弃了常人预设的人伦悲剧和道德灾难，努力去营造荒诞夸张的黑色氛围。

在一个封闭的小村，病人们组建了一个更加封闭的村中村，偷吃偷情偷东西。

苦中作乐，生死度外。

然而当黑色变成了悲戚，当影像风格发生明显转变，镜头焦点游移到了主人公身上，他们的爱情被放大，《最爱》就多少变得有些一厢情愿。

影片尝试用国人传统的美好愿景，达成内心的告慰，让观者和主人公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这就如同那个彩蛋结尾，孤独的烟花为谁而放，意义胜过一切。

能想象《最爱》的最初面貌，在热病来袭的背景下，它应该是一个村庄的全貌、一堆人物的群像。

现在，《最爱》空剩下了一份爱情的特写，余下人物支离破碎，完整性受损。

他们赶场一般，陆续死亡。

很多时候，《最爱》的剪辑显得有些混乱，跳着往前走，暴露出一块块的空白。

不由想起去年的《碧罗雪山》，里头也是封闭村庄，危机降临，多方矛盾。

一堆人物，线索穿插。

一份无望的爱情，虽有挣扎却归于冷静。

于是可以说，《最爱》里，爱情本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一笔，结果面对孱弱的躯壳，它现在反倒成了雪中送炭。

没有苦巴巴的爱情，主人公就拿不到象征合法的婚姻证——这是男女结合的合法证明，也是热病病人身份的合法证明，他们微薄的生存权利被官方和世人认可了。

最讽刺的一点则是，两个主人公都不是死于热病，一个死于受冻，一个死于心碎，这不能不说是有意的美化。

表面来看，五月档期里的《最爱》和《不再让你孤单》撞上了，二者都是苦情大戏，一段多舛爱情。

然而试看《最爱》里的郭富城，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还是相当“乐天”的，老天拿他没办法。

他大胆去追求身份等同的爱情，这份爱情又迅速被催化为变异的亲情，血浓于水，很是新鲜。

章子怡身上的红袄袄也是标志存在，它表现为色彩上的连续，热病的血、女人穿的衣裳、结婚证的本本。

既是绝症，又是爱情。

一时的美好，却终归会走向残酷。

如果撩开《最爱》里的红袄袄，我们看得见正常的情欲，看得见拥有正常人情感的热病病人。

那就像年轻村民看到章子怡露出一屁股，性急难耐。

那也可以是死后有可埋之土的祈求，归于风俗。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红袄袄换做黑幕或者遮羞布，从中看到人性的丑恶、世俗的冰冷以及某种力量的缺席。

最重要的一点，还有那些被删去的、看不见的断片残卷。

我在情感上支持《最爱》，但在理性上，又必须正视被损害了的创作本身。

进场的时候，sugar对我说，据说很虐。

参考了豆瓣的评价，我很得意的说，没有关系，我带够了纸巾。

谁知道，我猜中开头，没有猜中这结尾，我带够了纸巾，却不是用来擦眼泪，而是用来捂着嘴巴，省的恶心的呕吐出来的。

章子怡出场的第一个镜头是相当给力的，在那个灰头土脸的小学里，连最漂亮的雯丽大妈也是常年一件军绿色外衣，泼辣彪悍而土气。

一身红衣、年轻貌美，打扮娇俏章子怡出现了，这是最直观的性别符号，对这些压抑绝望的男人们的刺激是赤裸裸的，我们甚至能听见那一扇扇玻璃窗子后哗哗的口水声。

这是所有黄土地里的爱情故事最常见的桥断了。

接下来，应该是也流着口水的郭富城上场了吧。

故事是怎么开展的，还是一个俗气的桥段，章子怡的红袄袄丢了，老实正直的校长想了办法：让小偷半夜悄悄放回来。

但是好奇害死猫，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章子怡想抓小偷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一年多没有性生活的郭富城的闲的蛋疼。

于是俩人在房顶相遇了。

哦，接下来呢，如果是烂漫爱情剧上演，他俩就该看月亮看星星，谈诗歌谈人生。

如果是正直革命剧，俩人就该在痛斥小偷品性败坏，捎带痛斥一下濮存昕的人性泯灭和与小偷斗智斗勇的艰苦斗争中产生同志般的情谊。

如果是狗血伦理剧呢，就是哭诉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的冷漠和命运的不公中，惺惺相惜，产生同命相怜的爱情。

可是，顾导还是延续了你期待美好，他给你猥琐的极品路线。

偏不让你猜中这结尾，接下来上演的是，日本爱情动作片。

郭富城果断果敢，直抒胸臆的表达了对于妻子不和自己性生活的饥渴，还对章子怡不和丈夫性生活表示了不解。

然后，直接急吼吼色狼上身，上演了霸王硬上弓，可怜的美丽的矜持的章子怡，无力抵抗，无奈就烦。

让我们相信那是无奈就范吧，那绝对不是欲拒还迎，半推半就，矜持的章子怡连台词都是：不要，不...要...啊...那静谧的夜晚中想起来的绝对不是饥渴男女荷尔蒙激增的声音，而是纯洁男女心灵碰撞出的火花。

勾搭成奸，啊不，猩猩相惜的俩人开始了美好的热烈的谈情做爱，啊不，谈情说爱中，你看，那废弃的仓库，无人的山坡，到处都是他们爱的见证，总之，就是他俩的爱，被全村人都看见了。

那个凶残暴力的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过去对患者不同情不怜悯，对患者实施拒绝性生活的冷暴力，后来又亲自驮着米把章子怡送进了小学这个患者集中营，在这时又对她进行了泯灭人性，野蛮低级的报复，让她游街。

而郭富城呢，这时候，英勇机智的采取了战略躲藏的作战方法，对被抓奸在床的章子怡被赶回娘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事实证明，这是伟大的战略，正确的战略。

因为爱美的章子怡要回来取夏天的衣服啊。

于是一年之后的郭富城截住了章子怡，先是上演了一出动作片，一年多了么，你懂得，然后俩人时髦的私奔了，虽然还在本村，但是私奔的时髦本质不能变啊。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啊，私奔的俩人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走路也有劲了，光天化日下洗衣服都可以直接穿蕾丝小吊带了，连做爱都可以一天两次了啊。

由此鉴定，最近颇为轰轰烈烈的二王私奔，绝对是看了最爱之后，对私奔生活激起了美好而纯洁的向往，顾导，一定要记得问王功权要版权费啊！

物质基础有了，一天两次的俩人不饥渴了，终于开始琢磨精神层面的追求，于是俩人做了个伟大的决定，趁活着，结婚吧。

郭富城这个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为了追求真爱，毅然决然的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枷锁，把自家的小院送给了章子怡的丈夫蔡国庆，至于郭富城死了他的孩子怎么办，这么俗气的问题，就留给他那个对他性生活暴力的前妻好了。

结了婚的俩人生活更加和谐了，除了探索一些生理知识外，也开始了对医学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你看，对于发烧了降温这个问题，就不仅可以采取打针吃药冷敷的手段。

聪明的章子怡探索出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泡在冷水缸里，通过把冰冻自己的身体贴上对方，来对郭富城降温。

可见，我们平时老讨伐那些狗血电视剧是不对的，谁说那些电视剧没用，你敢说这个办法，不是顾导在看了狗血武侠剧里，女猪脚主动脱光衣服，用火热的身体温暖冰冷的男猪脚的办法后想出来的。

不要说那些向郭富城身体上泼凉水的俗气办法，首先，美丽而柔弱的章子怡，抬得动那么沉重的水缸吗？

其次，不这么办，我们这些庸俗的观众怎么会有不光看到了郭富城的裸体之外，还看到了章子怡裸体的福利？

得了便宜而卖乖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办法是伟大的，正确的，当然了，科学尝试总允许出点小差错的，于是，美丽的章子怡啊，就冻死了啊。

接下来我们必须相信郭富城对章子怡是真爱了，他自残了，他不是自杀了，他自残了啊，你敢说那血淋淋的镜头暴力，残忍，恶心？

真是没品味，这是多么浓烈的爱情的表现形式啊，简单的殉情自杀绝对不能表达郭富城对章子怡的爱，必须要用这种血腥的自残才能表达那漫山遍野的赤裸裸的爱啊。

综上所述，这绝对是一部感人的，深情的爱情（动作）片。

来，让我们一起喊：趁活着，做爱吧最后，我忒真诚的希望顾长卫老老实实的当摄影师，给他老婆掌镜吧，起码蒋雯丽一部我们天上见便可以将他甩到拍马都赶不上。

看完《最爱》，失语。

我曾经坐在弥留的艾滋病人的床前，也曾经听得病的朋友讲他们家乡的状况；但我也只能想象但无法感受这些命运的重量。

一个因为在黑医院治病输血而被感染的朋友问我，你知道我一天里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醒来，摸摸身边，知道自己还在的那一瞬间。

影片结束，打车回家，经过国贸的灯火。

我们这座城市啊，制造了太多的爱情，却经历了太少的故事。

我们从欲望到爱情只有一步；但是那一步之间他们的孤独、认同和恐惧，我们几乎没有触碰过。

我问我认识的另外一位感染者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

他说，最想要一份无拘无惧的陪伴。

说完一笑，背过身去。

那次见面，在酒吧里。

他不喝酒，他禁止自己喝酒。

他要自己保持清醒。

他手里拿着矿泉水，看着酒吧里的暧昧或者爱情发生。

他告诉我，他只是看着，虽然不能参与，至少还有羡慕的权利。

我知道，他想要的陪伴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太难了。

太难了，他也不想寻找了，就这样，一个人，看一个小时的喧闹，然后走出去，走进夜色里，回到自己的床上。

这是一种偏执。

我那个因为输血感染的朋友，坚持读完了大学。

期间本来藏着掖着的事，最终还是被走漏了风声，身边的人都迅速地离开。

他坚持吃药，药物是他最信任的唯一挚友。

这是一种偏执。

我也听说过这样一个女人，知道自己得了病，忽悠自己的丈夫儿子也去做了检查。

确认家人都安全之后，毅然离婚，拎着行李和一张全家福，离开了她爱的那个家。

这是一种偏执。

影片的前半段，那些看似令人发笑的偏执，其实是他们仅有的能依靠的信仰。

当你提前知道自己的结局，当你无罪却被判了极刑，让你能坚持下去的，就是这点偏执。

已经没有人守着他们，他们也无能力守着别人，也就这点念想能让他们守着生命。

爱何尝不是一种偏执。

影片的末尾，他们拿着结婚证大声地念，一遍又一遍，我的眼泪和他们一起流了下来。

我不敢说我理解他们，但是我知道这个仪式对他们有多重要。

对他们来讲，失去虽恐惧但太平常，如此难得的得到，就是他们的一整条命。

……最后我想说的是，死亡也许会传染，但是幸好，爱也会，希望也会。

难道，你这太幸运的生活，你不应该珍惜？

谢谢《最爱》，期待完整版本。

PS. 听说未剪切版本中得意和琴琴的戏份只占30%，关于其他人，讲得更多。

那将会是何等沉重的一把锤……关于HIV和艾滋病的一些基本知识（来自爱白）：http://www.aibai.com/booksview.php?id=19273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顾长卫，长期以来身处“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团队中，曾担任多部“第五代”电影的摄影师，堪称“第五代”阵营的中坚力量之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顾长卫又开始亲执导筒，随着《孔雀》、《立春》和《最爱》三部导演作品的相继问世，顾长卫完成了跟他的同学张艺谋一样的华丽转身，成功跻身一线导演的序列。

不过从作为导演的资历来看，顾长卫显然不能算作“第五代”，而他与学界通常所称的“第六代”导演在成长路径和创作背景上亦有着大相径庭的差异，因此，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来指称顾长卫导演在内地导演群落中的代际身份——“新生代”。

当然，“新生代”有时会被用作“第六代”的另一个指称，不过由于“第六代”的组成者“向来都以松散的形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美学纲领”（1），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在新世纪才迈入导演行列的顾长卫归于“新生代”，亦无甚不可之处。

有论者在评述新生代电影的艺术特点时曾指出：“新生代电影着力描写社会底层处于文化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世相”，“以其独树一帜的底层影像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2），这一特点也贯穿在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里，尤其是2011年公映的《最爱》，更是把顾长卫电影的“底层”特质推向了某个极端。

所谓“底层”，在当代理论话语脉络中，一般认为是肇始于意大利左翼理论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葛兰西将“底层”（subaltern）用作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产业无产者代名词，不过进入1980年代以来，葛兰西的这一概念逐渐被一批南亚学者所借用，（3） 随着这批南亚学者（“底层研究小组”）所撰写的《底层研究》系列著述的推出，“底层”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根本置换：除去阶级斗争、民族独立斗争以外，妇女运动、农民起义和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斗争都被“底层研究小组”看作是“底层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有效扩展了“底层”的人群所指。

（4）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学者对于“底层”的关注与本土社会文化语境中近年来的“底层”热潮形成了某种饶有趣味的呼应。

不过在当下的本土语境里，“底层”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都非常低的阶层统称为“底层”，在职业分类上，这些人群主要由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构成。

（5）应当说，“底层”概念的登场与当下本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转型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底层”正在成为内地文学、文化场域中的醒目话语符号，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中，有论者甚至直言：“90年代至今，没有哪种写作能像底层叙事这样成为众人参与、众人关注、众说纷纭的重大文学现象。

”（6）如今，文学场域里的“底层”热也延烧到了电影中，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就是这一态势的典型代表——考虑到《最爱》与阎连科的“底层小说”《丁庄梦》之间的互文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把该片视为当下文学场域中底层叙事的一次影像实践。

《最爱》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国内地的一个贫瘠山村里，因为村民集体卖血，造成了被称为“热病”的艾滋病在村中肆虐，那些感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不得不在村民、朋友乃至亲人歧视的目光中艰难求生，《最爱》的叙事主干，便聚焦在村中这一群艾滋病人里展开。

显然，无论从哪个层面定义，《最爱》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底层”电影，不仅其叙事空间集中于贫穷、封闭、落后的内地农村这一典型的底层空间中，而且其主要人物在底层空间中亦处于底层的生活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已经构成了一部极端的“双重底层”文本。

正如斯皮瓦克所指出的：“底层人不能说话”。

（7）既然被称为“底层”，这显然是一个丧失了话语权的人群，于是，在当下的文化场域中，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底层叙述抑或是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莫不是叙述主体基于自身需要的某种文化想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叙述者的道德水准，而是因为“底层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的阶层”，底层的存在正表明了底层的不合理，我们表述底层乃是为了给底层以话语关照，从而使得其组成者有可能从底层中逃逸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底层乃是一个“他者化”了的阶层，所有关于底层的表述也只能是底层的“被表述”，而“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8），也就是说，底层叙述中的他者化底层想象不可避免，同样，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底层叙述影像文本的《最爱》。

必须强调的是，与关于城镇底层的叙述不同，内地艺术家们在叙述底层的农民生活时，往往愈发的极致化，他们常常将这些人物“置于极端的愚昧、狭隘、贪婪甚或暴烈之中，无法看到底层百姓在传统文化长期注塑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之光，更不见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承受的价值分裂和心灵梦想。

”（9）应当说，这一批评对于《最爱》也是适用的。

从影片中来看，当身染“热病”的病人们在“老柱柱”的带领下，在村里废弃的小学里共同生活时，导演并没有着力表现他们的互助和友爱，而是刻意强调了病人间的种种勾心斗角甚至尔虞我诈。

正是在这个“隔离病区”里，老村长视之如命的公章被偷，公共厨房里的大米失窃，甚至连年轻姑娘琴琴的棉袄也不翼而飞。

如果说，这些情节的安排尚有先抑后扬的艺术考虑的话（譬如偷棉袄是“老疙瘩”为了在临死前满足妻子的愿望），那么两位病人利用“老柱柱”之子赵得意和琴琴偷情的“丑闻”，篡夺了“老柱柱”在这个“隔离病区”里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将原属学校的公共财产搬运、变卖的这一系列行为所折射出的，则只有自私和堕落，毫无善良的人性可言。

而“老柱柱”的大儿子赵齐全更是贪得无厌的卑鄙之徒，作为一个组织村民集体卖血导致艾滋病感染发生的“血头”，赵齐全几乎没有悔恨之心，眼见自己的亲人染病住进学校自我隔离，他除了象征性的拿出点食物周济以外，并无任何关心之举，反而迫不及待的做起了棺材生意，其人性之堕落，可见一斑。

事实上，整部《最爱》中的人物几乎都是这样极端“阴暗”的人物，对普通村民来说，他们对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凡艾滋病人出现之处，普通村民大都会落荒而逃。

而在配角以外，影片的男女主角赵得意和琴琴身上的人性闪光点也乏善可陈。

从影片中的叙述来看，赵得意跟琴琴从偷情到逐渐公开乃至最后结婚，主要的原因应当还是基于纯粹的性吸引：由于沉疴在身，二人都无法跟配偶行正常的房事，于是，在辗转难眠的夜间，二人踱出房门，遂成苟且之事，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父亲，赵得意自从与琴琴交好之后，便沉醉于二人世界的鱼水之欢中，不再理会妻儿，彻底放弃了作为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而身处底层农村之底层的琴琴，即使罹患恶疾也无法逃脱宗族“夫权”的罗网，当其与赵得意偷情被撞破后，便被丈夫当众失暴并挂上破鞋示众，而在此一过程中，赵得意毫无保护琴琴的举动，当他面对诸多围观村民（主要是艾滋病人）时，更是面露尴尬之色，拱手说到：让大家见笑了。

由此可见，赵得意完全认同琴琴丈夫的举动，此时在他的心目中，琴琴无非是一个欲望发泄对象而已，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相对而言，倒是“老柱柱”身上些许体现出了善良的人性光彩，正是因为自己的大儿子组织卖血引来了“热病”，“老柱柱”对村民们始终心存愧疚，才组织众病人来到废弃学校里同舟共济。

而赵得意和琴琴终能成秦晋之好，太半也要感谢“老柱柱”的鼎力襄助。

当琴琴遭遇来自前夫和婆婆的压迫时，也是“老柱柱”苦口婆心的前往劝说琴琴的前夫。

相较而言，赵得意与琴琴似乎并未做出什么自我牺牲，当琴琴的婆婆来兴师问罪时，赵得意只是无赖般的利用自己的艾滋病人身份耍“横”，便轻易吓退了她。

而为了跟琴琴结婚，赵得意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房产，此时，妻儿的利益早已被他忘至九霄云外。

最终大哥赵齐全利用各种手段为赵得意和琴琴办理了结婚证后，二人欣喜若狂，开始沿村逐屋散发喜糖，而在这一再婚事件中，赵的前妻一直是缺席的——显然，当她带着儿子离开赵家后，已被赵家“除名”，从而丧失了在家庭中的任何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赵得意虽然罹患艾滋重病，但他对前妻的夫权压迫，始终是不言而喻的。

有趣的是，对于赵得意和琴琴的情感刻画，导演顾长卫也表露出了某种浓烈的“第五代”情结。

首先，野合成为了二人最初的情感表达方式，从学校里的苟且开始，赵得意和琴琴一直在众人不注意的角落里“恣意妄为”，铁路上狂奔，草丛间放浪，这些无不让人想起“第五代”常用的高粱地、“西北风”等意象，当赵得意和琴琴双双冲破性“枷锁”而享受鱼水之欢时，几乎让观众忘记了这是两个艾滋病人。

其次，在强势的男权逻辑下，赵得意和琴琴表现出了某种畸恋的乱伦意味，两人频频以“爹”、“娘”互称，赵得意发病高烧，琴琴更是用“喂奶”等挑逗性乱伦语言来“刺激”赵得意的生命意志，这些情节仿佛都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第五代”风格。

当然，在底层叙述中注入爱情叙事的成分在当下的本土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有论者就曾指出，相对于亲情、友情，时下在几乎每一篇底层作品中都包含着爱情叙事，从客观上来说，爱情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委实为充满苦难、贫困和屈辱的故事添加了一抹亮色和柔情。

（10）但在《最爱》中，影片的爱情表述却更多的基于市场的逻辑而进行，基本丧失了其对于底层故事叙述的艺术价值。

无疑，作为一部云集了大牌明星，在国内院线正式公映的电影，《最爱》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市场的漩涡里，于是，为了向市场献媚，我们看到顾长卫导演更多的把底层爱情表述成一种野合与乱伦的奇观，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里，故事基本上局限在赵得意和琴琴的二人世界里展开，而在这些段落里，充满性意味的床笫挑逗成为了影片叙事的主体，为了让女演员通过展示“裸体”来满足观众的窥淫癖，顾长卫导演甚至不无牵强的给琴琴加上了一场赤身露体的戏分。

坦率的说，这些情色镜头极大的伤害了影片的底层叙事基调，使得《最爱》开始呈现出某种类似于都市爱情片的不伦不类气质——不过这些处理对影片的票房应该是多有裨益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最爱》的宣传海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与前不久上映的另一部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极为类似，而这种宣传策略无疑也映照出了《最爱》叙事重心的倾斜。

作为当下电影市场上的一部快速消费品，《最爱》在营造底层影像的同时，也着力将苦难叙事凸显了出来，从而明显的体现出影片的“苦难崇拜”倾向。

在影片中，顾长卫导演不厌其烦的强调着人物的苦难境遇，而且跟许多当下本土的底层作品一样，《最爱》中的“苦难崇拜”也呈现出畸形的片面状态，人物陷入了无边的“苦海”之中，在影片中，“所有的弱势者始终处于被伤害被侮辱的地位，他们的尊严被不断践踏，他们的反抗充满绝望，他们的不幸永无止境”。

（11）显然，这种对于苦难的迷恋式展演已经不再具有道德审思和权力批判的充分力量，感官刺激已成为切中观众心理的主要依托，在这一创作逻辑中，苦难叙事被希冀为能够有效的转化成电影的消费动力，从而使得影片在观众们面前幻化为了一道供“苦难消费”的怪味光影大餐。

为了进一步渲染苦难消费所引发的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导演甚至给影片添加了一层悬疑色彩，全片以赵齐全的儿子被毒杀为叙事开端，使得影片在一个充满惊悚、悬疑的氛围内展开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惊悚式苦难叠加”其实是当下底层小说中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惊悚、血腥、堕落和挥之不去的绝望”（12），毫无疑问，《最爱》沿袭了底层小说中的这一叙事模式，但惊悚和悬疑只是障眼法，当导演引发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后，故事根本没有在寻找杀人凶手这一线索上展开，影片所着力营造的，还是充斥着血腥和堕落的冲击性画面。

随着剧情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离世而去，利欲熏心的赵齐全依旧只手遮天，无论是道德高尚者还是道德低劣者，“热病”引发的死亡是唯一的结局，在这个贫瘠的小山村里，村民们既没有自救的可能，也看不到外力拯救的希望，“挥之不去的绝望”贯穿影片首尾。

而在最后琴琴病发身亡的戏分里，赵得意痛苦的挥刀自残，导演让摄影机冷酷的对准汩汩流出的鲜血，特写镜头使得整个银幕成了一幅饱蘸血腥的画卷，也让影片煞费苦心给观众营造的“苦难消费”体验最终转换成了廉价的视觉感官刺激。

在笔者看来，《最爱》中的底层叙述是扭曲、片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他者的底层不应该被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们所表述，正如前文所论，绝对“纯真”的底层叙述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与其想象某种独立的、纯正的、不折不扣的底层经验，不如在社会各阶层的比较、对话、互动之中测定底层的状态。

底层并非事先独立地存在，底层是多重对话之中产生出来的主体。

”（13）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对《最爱》中的底层叙述做出何种评价，导演顾长卫将底层视角纳入新世纪的中国电影中，并尽力的将其与市场－观众相耦合，这些努力都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

只有当充分数量的底层影像登上大银幕，并尽可能的进入观众视野后，关于底层的良性多重对话才有可能在电影场域中展开。

注释：* 本文评论的《最爱》以内地首轮公映的版本为准。

（1）聂伟：《“假领子”、底层奇观与大银幕生产——近年来第六代电影创作的几个侧面》，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第141页。

（2）朱洁：《中国新生代的电影观念、审美追求和艺术创造》，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56页。

（3）[印]查特吉：《关注底层》，载《读书》2001年第8期，第13—14页。

（4）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52—53。

（5）参阅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李运抟：《中国新世纪底层叙事的意义与问题》，载《广西文学》2010年第1期，第90页。

（7）[美]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陈永国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8）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载《天涯》2004年第2期，第47、49页。

（9）洪治纲：《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第43页。

（10）陈棽：《身份认同与爱情叙事——当前“底层小说”的两个关键词》，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139页。

（11）杜琦慧：《浅议“底层写作”中的“苦难崇拜”倾向》，载《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6期，第239页。

（12）黄鹄：《论“底层写作”的叙事陷阱与主题缺席》，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第25页。

（13）南帆：《五种形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现在还是美西时间的情人节，不甘心寂寞的小朋友们已经约好了晚上要过个合家欢的情人节。

正如四万姐所说，“ 情人节的普世价值在于，看看人们手里还有多少闲钱，和他们想啪啪啪的意愿呈怎样的正比。

” 所以童童小朋友，不是你心痒，是你钱包痒。

或许因为我没有情人？

所以我不觉得《最爱》感人？

说实话我觉得赵得意和商琴琴对于爱情的筹码是一样的，这本就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合理互惠的交易。

只不过，平常人说，爱你爱到不怕死，《最爱》，横竖都是死，不如在死之前开花结果折腾一下。

双方都在最不好的处境的结合实际上是win-win。

否则，按都市盛行的爱情逻辑，爱ta就让ta幸福，那么得意不该早放走了前妻，琴琴也应当主动离婚才是。

可惜，两君非圣人，占有和私欲到底占了上峰，蹲着茅坑便秘是人家的事，可茅坑的所有权还在。

昨儿看公子写了丘比特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不仅感慨一下自己的爱情观都快向神看齐了。

分手之后哥们问我有没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我想说，有什嘛好总结的，恋爱不是找工作，既没有公司行为准则，也没有企业文化。

真的要有神的智慧，武士的勇气，以及，中国人的忍耐力才能制造了山崩地裂还能说要坚持海枯石烂。

不然，大家都是凡夫俗子么，时间久了互相看不顺眼很正常，不想做partner就一拍两散么。

至于筹码？

比较理想化的状态就是情人节999朵玫瑰这样的投资，生日节日再买买钻石首饰。

比较不理想的情况么，你穷我穷，财散情淡。

也不是我不相信爱情了，我相信爱情都是等价交换，我相信爱情是多次博弈。

这次一方吃亏不要紧，下次对方还回来就好，可如果总是一方吃亏另一方赢的爱情，我没见过的。

现在中国人自己都嫌自己浮躁，觉得感情都要用称量，你有多少存款，我有多少房产。

实际上这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经历么，这个阶段的人们还意识不到除了金钱又如何丈量人的价值和筹码，也不知道除了金钱要怎么才能衡量是否等价。

等到咱天朝也发展到了帝国阶段，人们内心世界也五彩斑斓起来，思想也千奇古怪起来，那衡量的尺码就不单单是房啊，车啊滴。

不过那时候，未必比现在好，因为，很可能都摸不到边，对方在用什么来衡量你，以及你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