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公元前138年·西汉一个风轻云淡的日子。

距离汉帝国首都长安西北120公里之外的甘泉宫里气氛不同寻常。

—个使团即将出征。

朝廷侍从官张骞郑重地从汉武帝刘彻手中接过象征授权的符节。

他将率领使团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

这一年，他们都很年轻——刘彻19岁。

张骞27岁①。

对于距今2100年前的这个帝国来说，“西域”，无疑是个风险重重又令人向往的地方。

张骞一定知道，西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

但他无法知道的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的出行就将注定被载入史册。

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省级行政区划。

甘肃省，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份，形状犹如一支如意，它的中段，是一条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

这条通道东西长约12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

因为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于是被人们称作——“河西走廊”。

东起乌鞘岭

西至星星峡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

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

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

在祁连山脉的北麓自然形成了这条咽喉般的狭长走廊。

它南北沟通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东西连接着黄土高原和塔里木盆地。

青藏高原的隆起，切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使西北地区形成了大片的戈壁荒漠。

但幸运的是，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

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

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

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成为孕育生命的摇篮。

这个星球上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在这条走廊上呈现。

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

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1年。

西汉。

公元前141年，作为汉帝国创始人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年仅16岁的刘彻登上皇位。

此时，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个年头。

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铲除了异姓王。

平定了刘姓诸王叛乱，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

但是军事和外交的羸弱却让这个国家被北方的匈奴王朝袭扰和压制了几十年。

年轻的刘彻自登基的那一天起，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

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西南方向是犹如天然屏障般的青藏高原；向北和向西都是强大的匈奴势力。

匈奴，始终是东亚大陆诸国的噩梦。

他们曾经是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部落，成为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可怕力量。

这是一个由众多游牧民族逐渐演变、融合而成的部族，发祥地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

从先秦时代开始，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无所顾忌地劫掠安定富庶的农耕国家。

秦末汉初之时，趁着中原形势混乱之际，匈奴杰出的军事统帅冒顿单于杀父自立，驱逐东胡、月氏等邻族，一统大漠，建立起庞大的匈奴王朝。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匈奴王朝勾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控制的地域东起辽东，横跨蒙古草原，西与羌、氐相接，北达贝加尔湖，南抵河套及今山西、陕西北部。

这个王朝雄踞在高原大漠之上，俯瞰着东亚腹地。

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公元前201年，一支匈奴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城，随后又南扰太原。

刚刚统一全国的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营救，不想却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虽然军中猛将谋士如云，“马上天子”久经沙场，却险些全军覆没。

“白登之围”是汉匈正式交锋的第一战，竟以如此惨败的结局而告终。

这是汉高祖刘邦始料不及的。

一统天下的豪情化作英雄迟暮的伤感。

为了休养生息，刘邦只能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每年还要源源不断地送给匈奴大批生活物资。

但是，匈奴带给汉帝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无奈的屈辱已经延续了五代皇帝，年轻的刘彻决心改变这一切。

就在汉武帝刘彻登基不久，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帝国边境部队俘获。

通过对这名军官的审讯，刘彻得到这样一条情报：当时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被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所控制，其中比较大的是月氏和乌孙部落。

月氏部落赶走了乌孙人，而匈奴单于进入河西走廊后又杀死了月氏的领袖，甚至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

新的月氏王渴望报匈奴的杀父之仇，但力不从心。

于是，月氏人只好向西迁徙。

刘彻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假如能联合西域的月氏，形成东西方向的联合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遗憾的是，在年轻的汉武帝麾下，几乎所有谋臣武士，对遥远的西方世界一无所知。

但他们知道，向西渡过黄河之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一个解除来自北方匈奴威胁的战略构想被提上汉帝国的日程表：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愿意冒险出使的人，穿过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寻找月氏部落，说服他们和汉帝国东西夹击，赶走匈奴。

但是，作为此时中原通往西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河西走廊控制在匈奴王朝右贤王部的浑邪王与休屠王手中，而且月氏西迁后的下落也无人知晓。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许出使的人还没有走到西域，就会被匈奴人杀掉。

但还是有勇敢者站了出来，他就是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

张骞是汉武帝首创察举制之后被推举出来的孝廉，并且刚刚成为帝国宫廷中的侍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朝廷行政事务见习官。

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汉武帝非常高兴。

他不仅亲自为张骞挑选了勇士随行，还让一个归顺的匈奴人堂邑父给张骞做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刘彻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这里是祁连山脉中段一条长约28公里，贯通南北的大峡谷——扁都口。

今天，扁都口仍然是由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

两侧山势陡峭，奇峰耸立，发源于祁连山脉黑河水系的大大小小20多条河流，沿峡谷蜿蜒而下。

远近的牧民在此放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

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两千年前，张骞和他的使团渡过黄河后，就是由这里进入河西走廊的。

当张骞使团走出了扁都口的葱郁山林，来到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之中时，他们距离帝都长安已经1000公里了。

对于长期生活在富庶汉中平原上的张骞和他的使团来说，尽管对于穿越这条通道的艰苦与险恶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日渐深入河西走廊，他们还是感到了自然环境的压力——戈壁坚硬，黄沙漫漫，阳光炽烈如火一般燃烧，走上很远才能看见一片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荒漠，戈壁，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通道。

而强大的匈奴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对立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若是不幸撞到匈奴士兵，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平静的午后，在炎热的戈壁滩上，伴随着呼啸声，剽悍的匈奴骑兵冲到了眼前。

没有任何悬念，张骞和他的使团被俘虏了。

在被押解的漫漫路途中，他们惊恐交加，饥渴难耐，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

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即今天的呼和浩特附近去见当时的匈奴王——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使团打算前往月氏部落之后，阴沉着脸对张骞说：要是我们穿过你们国家去南方的越国，你们会同意吗？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

毫无疑问，等待他们的结局必定凶多吉少。

公元前135年五月。

权倾一时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

这一年，刘彻22岁。

张骞出使西域已经3年了，没有任何音讯。

此时，张骞仍被困在匈奴营地。

三年前，当他在河西走廊被匈奴人抓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

但匈奴人并没有杀掉这些俘虏。

他们希望能从张骞口中套取更多关于汉朝的情报，并试图说服他和他的使团为匈奴效力。

张骞拒绝了。

他的不合作与不妥协导致他长时间失去自由，被匈奴士兵软禁。

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的机会。

在匈奴人的营地，张骞发现，这个民族有着不那么严密的军事组织，但是他们却具备在当时来看更先进、更具攻击力的军事装备与战术，特别是他们的骑兵。

马匹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平时是作为交通工具，战时则成为战马。

匈奴骑兵不像中原士兵靠盾牌来保护自己，而代之以更轻便也更坚固的盔甲来装备自身，战斗中既机动灵活，又有更强的攻击性。

貌似归顺的张骞让匈奴人感到自己的策略是奏效的，于是他们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戒备与管制。

这也或许是因为张骞的性格和为人。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

蛮夷爱之”。

但是，匈奴人并没有放弃对这个来自中原王朝官员情感瓦解的努力，经由单于撮合，张骞娶了一个善良的匈奴女子。

这是张骞在单调枯燥的戈壁生活中唯一的一抹亮色。

尽管所有的历史典籍里都没有记载他们的情感故事，但，穿越两千年的时空，我们依然相信，或许正是这段爱情带给了张骞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时间在缓缓流逝。

被长时间滞留在匈奴人军帐中的张骞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在匈奴人眼里，祁连山是神圣的，匈奴语中的“祁连”就是“天”的意思。

这片神圣的土地曾是月氏人的家园。

在那个纵横驰骋的时代，河西走廊丰美的水草，培育出优良的战马。

拥有了优良的战马，也就拥有了向更远处开拓的力量和速度，这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从公元前201年开始，野心勃勃的冒顿单于就不断领兵南下。

不堪袭扰的月氏人被迫西迁。

从此，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成了匈奴人的天然牧场。

他们由此握住了一把直插汉帝国西部边境的利剑。

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

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与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

此时已经是公元前133年春，张骞出使西域的第5年。

汉武帝失去了耐心，决定不再等待张骞使团的消息。

他召集群臣，就如何应对匈奴的战略进行廷议。

5年来，汉武帝锐意改革，大力削藩，巩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实力。

在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

汉武帝刘彻决心已定，即或是张骞杳无音讯，或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要开始对匈奴的反击。

这次廷议中，汉帝国的文武大臣们一致同意停止执行先帝们奉行的防御战略，反击匈奴。

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在马邑围剿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汉帝国自此揭开了对匈奴战略反击的序幕。

刘彻，这位年轻气盛、胸怀宏图大略的皇帝，将把汉帝国快速带入一个开疆拓土，威仪天下的崭新时代。

一幕围绕争夺河西走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行动的大戏逐渐走向高潮。

“马邑之谋”过去4年后。

公元前129年，当匈奴又一次对汉帝国的北方发起袭击的时候，汉武帝决定派出四路大军回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但结果却是，四路大军中一路无功，两路折损，唯独车骑将军卫青领衔的一支，出其不意地深入险境，直捣匈奴祭天圣地，并且在汉帝国历史上首次俘虏了匈奴将士近千人。

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这让汉武帝感到振奋。

但另外三路大军的失败，却让汉武帝陷入沉思。

对于匈奴的不了解和缺乏必要的情报成为了更加迫切的问题。

9年前，当他选派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他满怀期待。

此时，杳无音讯的张骞不知是否还活着？

时光匆匆，转眼间，张骞已经在匈奴的监管下生活了9年。

9年时光，足以磨灭一个人的雄心壮志。

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

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

一个平常的日子，张骞带着自己的随从堂邑父像往常一样外出打猎。

但他的匈奴妻子还是察觉出一丝异样。

她知道，此一去，自己的汉人丈夫将不再回头。

张骞和堂邑父穿着胡服，穿越匈奴人的关卡一路狂奔——但他并不是要回长安，而是选择了继续西行，完成汉帝国交给自己的使命。

此时，月氏人早已在匈奴的数次打击下，分裂成两支一大部分月氏人选择西迁，他们背井离乡，途经大宛，迁居到中亚阿姆河流域，他们被称作大月氏。

而少数则留在敦煌南山地区，与羌人杂处，被称作小月氏。

当张骞得知这一消息后，毅然折向西南方向，继续寻找大月氏。

他们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库车、疏勒等地。

这是一次艰险的跋涉。

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

张骞他们风餐露宿，备尝艰辛。

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沙漠。

两千年前，张骞和随从堂邑父曾经从这里穿过，前往西域。

茫茫无际的沙漠中时而飞沙走石、时而热浪翻涌，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在强大的信念支撑下，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大月氏的。

这相当于从今天的内蒙古，走到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当大月氏王见到这个来自遥远中原的汉人时，他格外地惊奇和钦佩，但对汉武帝联合攻击匈奴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他告诉张骞：这里土地肥沃，大月氏部落已经逐渐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安居下来发展农业生产的状态，已经无意东还。

张骞在大月氏滞留了一年多，再三邀请大月氏王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

尽管他感到有些失望，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觉得不虚此行。

他途经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西域数国，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深入了解了西域社会。

这里人们的风俗习惯以及草木、畜产都与中原不同，更有一种名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种，高大俊朗，绝非中原所见。

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沟通汉帝国与西域的咽喉要道，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就可以畅通无阻，汉帝国的视野也将更加开阔。

带着这样的想法，张骞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为了避开匈奴控制区，张骞决定改变路线，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遭到匈奴人的拦截。

他们再次翻越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也就是今天的和田。

迂回北上返回长安。

意外的是，此时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骞实在是时运不济，再次成为匈奴骑兵的俘虏。

这一次。

张骞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但，令人惊奇的是，匈奴首领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汉人使者。

在匈奴人的营地里，张骞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妻子——那个善良的匈奴女身边。

公元前126年春②。

匈奴军臣单于病逝，张骞抓住机会，再次出逃。

这一次，匈奴妻子义无反顾地和他一起踏上了东归的行程。

从甘泉宫出发那一刻算起，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几乎被遗忘的男人，突然像穿越时空一般，活着回来了。

当这个男人再次望见巍峨的长安城时，匍匐在地、长跪不起。

公元前126年，张骞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京城为之轰动。

此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英姿焕发的青年变成年近不惑、饱经风霜的中年人。

当年出使的使团，今天回来的也只有他和堂邑父、匈奴妻子，还有他带回来的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将西域诸国丰富的物产、奇异的风俗，以及山川地貌，向汉武帝和众大臣做了详细汇报。

张骞的讲述，让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

张骞13年起伏跌宕的出使经历，对于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

这位探险家的独特经历及其一番域外奇谈，立刻引起汉武帝的强烈兴趣，并被史官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成为后人了解西域最宝贵的资料。

司马迁称赞张骞通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绝非妄言。

张骞的所见所闻让地处亚洲东部的汉帝国视野大开，他们的目光已经可以越过巍蛾的崇山峻岭，穿过河西走廊，看到了西域、中亚、南亚，一直到罗马帝国。

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那么振奋。

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授堂邑父为“奉使君”。

但跟随张骞的匈奴妻子在历史典籍中鲜有提及，我们只知道，一年后，她染病故去。

在漫长而艰辛的出使西域途中，因为这个女人，张骞不再孤独——两千年后，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

这些宝贵的情报使得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

尽管距离分出胜负还为时尚早，但打通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必经通道，斩断匈奴右翼，并且让它永远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成为汉武帝的国家战略。

3年后。

公元前123年二月到四月。

已经晋升为大将军的卫青率六路大军先后两次进攻匈奴。

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军衔跟随卫青出击漠北。

张骞利用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

为汉朝军队做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

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③。

张骞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个星球的亚欧大陆上，几个国家的兴衰故事正在轮番上演——亚洲西部的恒河平原，古印度的孔雀王朝刚刚落下帷幕；波斯，生机勃勃的安息王朝正在崛起；而在欧洲南部，一个名叫“罗马”的伟大国家已经诞生。

历史的巧合，让罗马的东征与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汉帝国的西征，在几乎同一时期遥相呼应。

此时，汉帝国与匈奴的对决已愈演愈烈。

打通河西走廊，挺进更加广阔的世界正成为这个中原帝国越来越清晰的宏阔梦想。

勘误：①张骞27岁——张骞的年龄史无记载，此是推论。

②公元前126年春——军臣单于死于公元前126年冬天，不是春天。

秦汉时代以十月为岁首，一年的季节是冬春夏秋，故公元前126年春发生的事在冬天之後。

③“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的意思——此误，博望是地名，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市东北六十里，汉代侯爵皆赐封邑，其号都是地名。

现在怎么不爱写东西了，书看多了该想要输出才是，许多观点总觉得它们还未形成，因为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就不敢说，怕它们漏洞百出，比如上一篇未完成。

所以就在博客写一写吧，这大概是个只有韩寒还在怀念的地方。

下午没去和朋友们K歌而是看完了这部十集纪录片，其中多次感动流泪，现在写读后感的冲动已经过去了，就是和自己聊一聊。

西北是我的家乡。

之前长安与河西走廊是对立的，一个是中原都城，一个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宋迁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长安和河西走廊就成一体了，落后的西北五省。

虽然作为一个西安人，从小并没有对故乡感到有什么自豪的，生长在古城又不是就代表我有底蕴有文化，相反我倒是觉得身边的人天然有种固步自封，毕竟八百里秦川是富饶安逸之地，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大兴趣也情有可原。

可是每每看到唐朝的文字或者画面，总是忍不住落泪，好怀念那个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我几乎确信现在这里的人没有把当时的精神继承下来，虽然城墙还在，不是唐朝的，虽然西市重新建起来了，但只觉得蹩脚，还有曲江、大唐芙蓉园，即便就是大明宫也被复原出来，这个城市还是不及当年长安的十一，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长安，包容万象，万国来朝，天下第一。

当年长安城的少年，一胸腔的山河锦绣，心系苍生，广博而自由。

那种自信是因为大唐引领时代的风潮，代表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发达的生产力，就如现今的欧美。

人类文明数千年，多少朝代更替，人们还是在不懈地违反着发展和繁荣的定律，也许就是人性吧，然而世界大势偏偏是逆着人性而行的，所以繁荣和倒退才能如此匪夷所思地不断更替。

我总希望那股千年前的汉唐心气还是存在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虽然也说不上那到底是什么，就比如大唐的自信豪迈如今体现为不卑不亢，自由广博体现为温和宽厚，虽然被时代被环境压抑制约，但内核的东西还是一路的。

只要内核的东西还在，千百年后仍能回到文明的最前列，但如今这内核已经不见了，我再没有见过心中山河锦绣的少年，人们竟不再宽容自由而是相信绝对真理，不再勇敢探索追求真知而是习惯于照抄照搬，感觉像是自折双翼而不觉其痛。

前两天偶然看到微博上有网友盛赞《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称其品质之高堪比《舌尖上的中国》，尤其是音乐，制作方居然请来雅尼大师给它配曲，这手笔，实在太大气了！

出于对雅尼的喜爱，我立刻点开预告片欣赏，初心只是为了听音乐，没想到只看了短短几分钟就陷进去了，完全无法自拔，三天之内，十集全部看完。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地域风光推广片，也不是一部枯燥的历史记录片，它是一部用电影手法将历史人物、地缘政治、风土人情、国家经略融为一体的新型纪录片，片中有故事，有人物，更有恢弘的叙事，每一集都是一次知识爆炸般的享受，让人既期待又满足。

片子以张骞受命出使西域拉开帷幕，然后汉武帝，霍去病，鸠摩罗什，杨广，八思巴，忽必烈，林则徐等等重要历史人物逐个登场， 逐个闪耀，时间纵横两千年，从汉朝、魏晋十六国、隋唐、元、明、清，一直讲到现代，八个小时的长度，史料丰富，脉络清晰，文字优美，镜头生动，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金戈铁马，时空流转、商旅绵延，文化交融，潮起潮落的历史画卷，看得人心驰神往，无限澎湃。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纪录片，它立意高远，视野辽阔，摄影手法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快速流动的白云，不断旋转的星空，形象诠释出沧海桑田、转身千年的寓意，镜头所到之处，不仅可以看到广袤的大漠，壮美的雪峰，肥沃的草原，奔跑的骏马，和谐相处的百姓，还让人深刻认识到汉民族独有的远见卓识和博大胸怀，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看完之后，我感觉有一股久违的民族自豪感在心中悄悄涌动。

当然，雅尼的音乐更是这部片子的一大亮点，它大气苍凉、激昂雄壮，优美动听得耳朵都要怀孕，这样的音乐再配以片中数不胜数的壮阔画面，还没看完全片，我的大漠梦，敦煌梦，酒泉梦（卫星发射中心，此片未提，估计不方便提），还有更远的楼兰梦，龟兹梦，乌孙梦等等，已经开始熊熊燃烧了。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

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

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

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

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

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

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

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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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棉道（来自豆瓣）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585675/很多人只知道汉武帝刘彻。

却不知汉宣帝。

对外，汉武帝只能说是大伤匈奴。

而汉宣帝，这个在中国史料上记载甚少低调的皇帝却正式的把西域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

而且正式的打败匈奴。

让匈奴俯首称臣。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话是汉宣帝时期，引用陈汤的名言：凡日月所照支持，皆为汉土。

可见当时汉朝军事名族自豪感是到了极点。

而汉宣帝也把屯田，养民做到了极致。

是汉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

个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宣帝其实是个外儒内法的实干家。

他的很多策略不被儒家认同。

所以后期在儒家占主导的中国评价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么优秀。

不过现在汉宣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伟大的帝君。

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广泛接触当地民众，约谈地方官员，特别对来自西域的商人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动了解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漫漫商旅之路上的艰辛故事。

这位看上去诚恳亲切又豁达睿智的帝都官员很快就贏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这条大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输网络；沿线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更是因为这条运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重心。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视的隋炀帝当然也不会忘记辽阔的西部地区，很快，他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

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国版图后，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跃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关于合适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裴矩。

裴矩，祖籍山西。

他精通经史典籍，并有着丰富娴熟的政治经验。

隋朝建国后，裴矩就受到隋文帝重用，参与了隋朝礼仪制度的建立。

公元588年，裴矩跟随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皇子杨广参加了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

此后，他通过精准的政治谋略，兵不血刃地让突厥归附隋朝。

隋炀帝登基后，他成为朝廷五位重臣之一。

裴矩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及他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了解，赢得了隋炀帝的赏识。

隋炀帝召见裴矩，询问西部疆域的经略思路。

裴矩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恢复丝路贸易，并加强与西域诸围的政治、文化交流。

这个思路与隋炀帝不谋而合。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虽然这是裴矩第一次来到河西走廊，但他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他的祖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直到后来苻坚灭前凉国，才迁回山西。

初到张掖的裴矩，很快便被这里的繁荣所吸引。

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来自西域的胡商，他们的长相、服饰都明显区别于中原人。

他们带着香料、手工艺品、地毯等内地不常见到的货品在这里买卖。

之后又采购当地的丝绸、茶叶、土特产，销往广阔的西亚和欧洲各地。

古老的商路已经逐渐恢复，边贸互市以及民间的贸易交流正在兴起。

这给了裴矩很大信心。

他放下朝廷重臣的身段，主动寻访商户，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胡商。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

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

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

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了解日渐深入，裴矩也发现了此地商贸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正在苦苦思索的裴矩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曾经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难题。

这个人，就是仓慈。

仓慈，淮南人，三国曹魏时期的敦煌太守。

敦煌郡在河西走廊西段，自汉帝国以来，作为丝绸贸易集散地的敦煌运行到东汉末年已变得破败不堪。

到了三国时期，更因为连年的战乱而与内地隔绝。

虽有西域商贾来这里进行贸易。

但也因时常遭到豪强的阻挠和盘剥而怨声载道。

仓慈到任后，为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贴出告示，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贸易的，由政府发给旅途补助；如在敦煌经商，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同时派吏民护送商队。

以保证客商的安全。

河西走廊在他的管理下。

达到了商贸繁荣的一个高峰。

仓慈当年治理河西走廊的经验给了裴矩很大启发。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而这些被称作“胡商”的西域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粟特人。

据考证，粟特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昭武城。

又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他们居住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没有自己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民族。

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犹太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消失了的神秘部族。

由于擅长手工艺制作，他们的陶器、银器、丝绸，甚至盔甲都是当时的畅销品。

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很善于把自己的货品变成钱。

据《唐会要》记载，他们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读书识字，稍微认一点字便开始教他们经商之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并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还几乎垄断了当时河西走廊上的国际贸易。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物中想象他们的形象，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繁荣丝路。

对于粟特人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经商，是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幸被盘踞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突厥、吐谷浑等势力劫掠、盘剥，他们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这也是裴矩所担忧的。

他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汇报给隋炀帝。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的这些话让隋炀帝大喜过望，他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再次返回张掖。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这一仗对吐谷浑打击很大。

万事俱备，隋炀帝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国家计划。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只是，这样的一次巡视，势必耗费巨大，再加上路途遥远，还要冒兵戈之险。

是否有这个必要？

大臣们的担忧和疑虑对于杨广来说毫无意义，繁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随即有序地展开了。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作为横贯祁连山脉的高山峡谷，这条古道海拔三千多米，与终年积雪的雪山为邻。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扁都口始终是祁连山谷中距离西宁最近、唯一穿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通道。

每年的7月是扁都口最美的季节，万亩盛开的油菜花使千年古道扁都口成为今日河西走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焉支山，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黑河发达的水系孕育了这里丰富陶茂盛阴植被，山上林海松涛、碧波无际，山下沟壑纵横、清泉淙淙。

不远处辽阔的天然草场正是盛会的绝佳地点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高昌和伊吾等西域圉家的贵族也来到了张掖，表示愿意与隋朝交好。

尽管刚刚经历了扁都口的艰险，杨广在接见高昌王和西域各国使者时，依然不失大国之君的威仪。

他下令武威、张掖两地的仕女盛装出席，充分彰显大隋朝升乎盛世的景象。

来自中原的宫廷乐手，以及来自西域各地的民间歌舞艺人，在会场上争奇斗艳，为这场盛会带来了浓郁热烈的欢乐气氛。

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

陈设着中原的手工艺品。

西域各国的使节被眼前的雍容华贵折服，对隋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叹为观止。

自然，当地不少粟特商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盛会。

他们不失时机地从骆驼上卸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到张掖城里的大小集市上，向来自各国的客人兜售他们的货物。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当年，河西走廊盛况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那场气势恢宏的“万国博览会”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在张掖盟会期间，隋炀帝杨广登临焉支山的峰顶参天禅地。

当年汉朝将军霍去病曾越过焉支山，击败匈奴，夺得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

自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而载入史册。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

丝绸之路又一次向中原大地敞开。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经略，为后来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河西走廊上的盛况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念，繁华早已随风而逝，但岁月并未掩埋一切。

这是一座以“骆驼”命名的古城遗址，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丝绸之路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

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的中段，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

它建于汉朝，曾是魏晋时期北凉的故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镇。

今天的我们穿行于厚厚的城墙间，依然可以回想当年河西走廊的丝路盛景。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西域各国商人，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沿着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为中原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面貌。

丝路的畅通，让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商旅便利，关税的降低，也使得来中原做生意变得更有吸引力。

丝绸之路再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杨广仍不失为一代有为之君。

河西走廊理应铭记他。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便在长安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年逾八旬，此时已是唐帝国户部尚书的裴矩，也接到了赴宴的邀请。

宴会上，乐师们在铿锵有力的《秦王破阵乐》后，又演奏了一曲由西域传入的《西凉》大曲。

这熟悉的音律，让裴矩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他想起了第一次前往张掖之前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编撰《西域图记》时的艰辛，更想起了大业五年，焉支山下，他为隋炀帝安排的贸易盛会，当时的宫廷乐师，似乎也演奏了这曲《西凉》。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曲终人散，已是夕阳西下。

裴矩走上了长安的城楼。

他向西眺望，仿佛看见一队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西域胡商，正伴着夕阳，从金光门走进了长安城的西市大街。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很快就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大通道。

政治的稳定，开放的政策，让河西走廊商路上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也变得多元起来。

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唐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焦点所在，并由此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正在迎来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

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

1247年，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两人为蒙藏关系史上的拓荒者。

蒙藏两族的最初交往得益于藏传佛教。

正如乌力吉巴雅尔所概括，假如蒙古族和藏族都不崇信佛教，那么，在历史上他们的关系或许是以另一种情形发展。

以佛教为纽带开始的两个民族的来往，特别是格鲁派出现之后，以宗喀巴为旗手，以达赖、班禅为精神领袖的藏传佛教的共同信仰下，两个民族找到了相互利用、彼此照应的契机，共同建立和培育了特殊的关系。

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起了重要作用。

不懂蒙藏关系史，就无法弄清西藏是如何统一于中国的道理。

西夏被蒙古灭亡后，蒙古的统一战争由成吉思汗的子孙继续进行。

成吉思汗的孙子，即窝阔台之子阔端经略西夏故地河西凉州，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领兵入藏以探虚实。

1240年多达那波返回凉州向阔端报告西藏的情况说，噶丹教派的寺庙最多，达隆教派的僧戒律清整，止贡教派的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派的班智达学问最高，并请阔端选邀萨迦派首领萨班到凉州商谈西藏归附蒙古事宜。

阔端接受这一建议，命多达那波为信使前往藏区邀请萨班。

1246年萨班等到凉州，次年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会谈，达成吐蕃归附蒙古之协议，与此同时，萨班向阔端讲授藏传佛教教义，阔端接受藏传佛教及灌顶仪式。

在蒙古诸王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并确立其在蒙古思想统治地位的是忽必烈。

在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时，萨班的随行八思巴就初会忽必烈，并授以喜金刚法。

1251年，忽必烈受命于蒙哥经营汉地，次年经藏区攻大理，与八思巴会晤，洽谈藏传佛教宗派首领与蒙古皇室关系。

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一家灌顶。

1254年，下诏保护后藏佛寺，宣布八思巴为上师。

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开平主持释道辩论，八思巴作为佛教代表对佛教获胜起了重要作用。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玉印，令其统一释教。

1264年，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区行政，命八思巴以国师领总制院事。

八思巴按蒙古制在西藏设置万户、千户、百户，建立税赋制度，由国师提名报请朝廷任命地方官员，仿照蒙古怯薛制度建立宗教领袖的十三种侍从官职。

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在西藏形成了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统治。

通过藏传佛教的联络和沟通，加强了对藏区的管理，从而也使蒙古集中力量实施对南宋的战争并赢得了胜利，为蒙古最终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自阔端始，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灌顶，不能不是他们内在的一种需求。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步伐有了一个大力扩展的环境。

各教派高增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

萨班生活的时代，青藏高原地区正处于分裂混战时期，各地的王公贵族、诸寨酋帅们为着各自的家族利益，“迭相雄长，不存王臣之分”，彼此角逐，互相斗争。

同时，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先后派生出许多佛教流派分支（如噶当、噶举、萨迦等），他们形成割据势力，互不统属。

世俗利益结合神权斗争所导致的混乱局面，几乎构成了这一时期西藏地区的历史中心。

这就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诚如藏人福幢所言，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溪水；十善王律，如腐朽之草绳；藏民福分，如油尽灯昏；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恶劣行为，如恶的暴风雨之来袭；善良意愿，如夜梦之消失。

”此时的中国内地，自唐朝崩溃后，历经五代十国、宋、辽、金长达三百多年的发展，到13世纪初叶，也仍是群雄并竞、地方政权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

与中国内地及青藏高原地区不同的是北方草原的蒙古军事势力迅速崛起，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并在此后不断地向四方扩张势力，先后灭亡西夏、金国，大有统一中国之势。

阔端与萨班的会谈，确定了西藏地方和平统一于大蒙古国的条件。

因此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晓谕西藏僧俗各界归顺蒙古。

其主要内容有：意识叙述了蒙古人对佛教的敬重和对自己的优先。

而是向西藏各僧俗首领晓以归顺蒙古的利害和必要性。

三是声明蒙古已经授予萨迦派代其管理西藏的权力。

四是详述归顺蒙古的条件。

五是开列向蒙古纳贡的贡物清单。

经过商谈，西藏地方各政教势力达成一致，接受双方达成的条件。

阔端与西藏宗教领袖正式建立了政治关系。

使蒙藏两族间的密切交往不断加强，将中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三大地区牢固的连接在一起。

1251年，托雷的长子蒙哥即位称汗，蒙古汗国的汗位继承人便由窝阔台系转至托雷系，漠南汉藏地区的统治权也从窝阔台系的阔端转归蒙哥汗之弟忽必烈。

随后，忽必烈向萨迦派教主发出“愿见之”的邀请。

同年，接替萨迦班智达而成为萨迦派新教主的八思巴与忽必烈首次会见于六盘山。

忽必烈十分喜欢年仅十七岁的八思巴，二人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之后，忽必烈的正后察必也以宗教的礼节礼拜八思巴，这就更加太高了八思巴的地位，且为以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以及中原内地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便立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的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师八思巴的荣誉，赢得了吐蕃僧俗的拥护和信任，同时也为以后历代元朝蒙古皇帝所效法。

这对以后的西藏萨迦派法主兼领世俗政权的政治制度，影响极大。

蒙古皇室为了笼络藏族上层贵族以巩固在西藏的统治，除了在宗教和政治上扶植和利用萨迦派款氏家族外，同时还与款氏家族结为姻亲，互为舅甥，以婚姻的手段来增强藏族对元王朝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公元前61年汉·元康五年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悬泉置行政长官置啬夫从梦中惊醒。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置啬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凭信，他随即命令值班役卒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

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悬泉置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筒牍便有15000余枚。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

从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置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置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置啬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置嗇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

他们在与月氏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麓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

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骞在第二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猎骄靡派使节去往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猎骄靡。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

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靡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

时光流逝，军须靡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靡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靡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异乡，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置。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问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他想到了常惠。

常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他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员大将兵分五路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悬泉置。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七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

两千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

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食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常惠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惠的请求。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置啬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悬泉置。

置啬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悬泉置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氐池到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置啬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悬泉置。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置啬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置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筒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宫、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冢主权。

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52年。

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靡，常惠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

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

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啦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置。

这次，常惠多待了一天。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置。

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51年。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刚刚册立不到三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置，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置啬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置，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置，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

而历经两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因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

去年十一黄金周和老婆犹豫不决去哪里旅游，最终定下河西走廊，因为自己是个历史迷和书法迷，河西、敦煌是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总想找个宽裕的时间再去，这次决定不等了。

去之前看了这部纪录片，过程中两人落泪数次，音乐、摄影俱佳，后来还看了井上靖《敦煌》，斯坦因《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现在准备啃《汉书》《剑桥中国秦汉史》。

这么一块土地，参与了多少次历史的演替、兴衰，多少人的故事被风沙掩盖，从熙熙攘攘到黄沙漫天，一回头已千百年，注定此生迷河西

一个月前，看了这部豆瓣高分纪录片，一直想来写写影评，然后一直拖延到了今天才来写。

抛开这部纪录片的画面、配乐、文案这些优点，我单独来讲讲我的几点感受。

1、历史人物也是人《河西走廊》采用的是演绎纪录片的形式，让纪录片多了一丝人情味。

很多时候，我们讲述历史往往会沉浸在宏大的叙事当中，但实际上，历史人物也是人，就像纪录片里面写到的张骞与匈奴妻子的故事，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但我相信这背后一定会有温情的陪伴，在他被匈奴俘虏的最艰难的岁月里，这位匈奴妻子一定给过他爱与温暖，所以最终他才会把这位匈奴妻子一起带回长安。

看多了历史故事，会发现许多人性的残忍，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那些隐匿在史书背后的也有许多人性的光辉，毕竟大家都是人。

2、历史是有“无名者”推动的《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述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这些名人故事外，还讲述了许多无名者的故事，比如驿站那一集中的“置啬夫”，置啬夫并不是人名，只是一个驿站小官的官名，还有敦煌一集中的“李工”，同样没留下名字，只是一个模糊的代称。

但纪录片别出心裁地通过考古信息以及史书典籍努力去还原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追求。

这些人不比帝王将相，没有在史书上留下名字，但他们存在过，生活过，一定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时势造英雄，而推动时势的正是每一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个体的力量。

最近了解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一种是英雄史观，一种是人民史观。

儿时读历史，喜欢看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这几年，更喜欢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阶级秩序等等，了解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他们如何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3、许多事情，功在千秋，但利不在当代就像《河西走廊》这部纪录片里讲述的，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隋炀帝征讨吐谷浑毫无疑问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维持了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进而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等等。

但站在当时人的视角，汉武帝时代穷兵黩武，民不聊生，隋炀帝从甘肃张掖回来之后，隋朝就开始由盛转衰，走向灭亡。

许多事情虽然说功在千秋，但利真的不在当代，生在当时的人不见得愿意为了所谓的千秋万代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

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