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标题有开玩笑的成分， 拿《我不是药神》对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是不公平的。

让-马克·瓦雷当然要比文牧野高明得多，《达拉斯》无论从各方面来讲，也都完爆《药神》。

但是那部奥斯卡名作毕竟是大洋彼岸的故事，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太远。

《药神》就不同了，它是一次对我们身边人情世故的生动再现。

甚至，你能从中看出《辛德勒名单》的影子。

当徐峥饰演的程勇准备重新卖药时，找出那份当年的患者名单，让刘思慧（谭卓）帮忙联系。

在场的人问他：“你这次准备卖多少钱？

”程勇斩钉截铁地说：“500”。

这个在工厂里的戏，无论从运镜、剪辑、场景设计还是表演来看，像极了斯皮尔伯格的黑白经典。

因为《我不是药神》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虽然本篇还是要着重聊聊这部电影本身，但也会不可避免会说到陆勇药案这件事上。

《药神》是那类典型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价值的影片，题材是它得以取胜的不二法宝。

当这个选题被拍在制片方的桌上时，任谁都能看出来其成为爆款的潜力。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戏剧性，对慢粒白血病患者命运困境的描绘，还有其中流露出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隐约可嗅的敏感性，都将成为影片的卖点，保证其热度的持续。

包括徐峥和宁浩二人，对这个项目也是一种重要的加持。

徐峥之前的《幕后玩家》让人感到失望，虽然票房到了3.6亿左右，但是相比同期的《后来的我们》，还是被碾压了。

不过，徐峥在《幕后玩家》栽了跟头，又《药神》重新站了起来。

《药神》有着观众们喜闻乐见的一切元素，包括宁浩与徐峥的那种幽默感，故事本身流露出的苦难观与现实性。

确实，这部电影将引发人们对慢粒白血病和陆勇药案的新一轮关注，会让某些社会问题重新被人们重视，这是影片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影片本身高开低走的质量，以及其在题材上的挖掘程度，又让它显得并非那般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药神》只能称得上半部好片。

前面说了，身边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拿它跟《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比，当然是比不过的。

如果在对题材表达的充分和深度上分成五个级别的话，《达拉斯》基本做到了底，《药神》大概也就是二级水平。

这一点并不值得拿来大书特书。

在相对敏感的题材上欲言又止的片子也不少，很多也能给人留下持久的深刻印象。

另外，光是以对题材的挖掘程度去评判，无疑也是片面的。

但是《药神》在表达和艺术效果上，差《达拉斯》很远，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它所呈现的故事看起来如此贴近，如此真切，自然就能将其本土性优势尽数发挥出来。

本质上，这就让它看起来有点像LGBTQ题材兴起之时的作品那样，基本角度是对边缘群体挣扎的关照，以及不平等社会规则的批判。

此外，它还遵循了现实主义框架中塑造英雄的手法，并以这种方式去表述更大的命题。

这一点与许多韩国电影不谋而合，既以一个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一个社会性的普遍问题。

不仅如此，本片在服化道等许多方面都非常“韩影范儿”。

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通过一个极其和谐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少了许多余绪，消解了类似韩影中那种温暖与冰冷交织的纠结况味。

因为素材的缘故，《我不是药神》自然有着非常强烈的严肃性，但它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电影或纯粹的现实主义电影。

主要在于其对一众小人物的把握，是完全遵循类型片范式的。

程勇从一个只为赚钱的神油店主，到真心真意帮助病人的无私善者，就是John Truby所谓的“从成人到领袖、从玩世不恭到积极奉献”的主人公转变原则，也可以被看做是Cynthia Whitcom主角六层次理论中“自我、家庭、社团”的递进。

并且实现的非常工整，几乎没有作者自己的改写或拓展。

这种类型化的角色弧光，我们在好莱坞等主流电影中看到过成百上千遍了。

但它仍然奏效，仍然能打动我们，就在于其建立在对观众心理的漫长研究和揣摩基础上，几乎是唯经验论的。

这个基础就是同理心，因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情感的存在，所以电影便可利用这些类型化角色让观众产生共情。

但是，《药神》在人物塑造上仍会给人浅薄刻板的感觉，有功能性的意味在里面。

程勇作为主角，再加上徐峥还算到位的演出，称得上是类型角色中较为饱满的刻画。

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章宇的黄毛，谭卓的刘思慧和杨新鸣的刘牧师，通过几次块状化的重点着墨，也算是立住了（牧师要显得单薄的多，多数时候承担次要笑点），只不过显得比较过火，并且还是免不了陷入人物的符号化塑造。

《药神》在故事建置的阶段还算尚可，虽然没有任何新颖的叙事手法，但是分寸拿捏的好，足以让人看得津津有味，几位主要角色的登场也都显得错落有致。

结果到了一年后的情节出现之后，影片作者似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于向观众输出边缘群体那所有的挣扎、无奈、艰难与彷徨。

从吕受益，到黄毛，再到程勇自己，几个煽情段落的编排相当激进，毫无保留，而且非常密集。

直到程勇最终被抓捕归案，那拥有主旋律配乐的“十里长街送药侠”的结局，其影像效果简直令人胆颤。

偏激点说，已经属于“狗血”了。

所以，影片最大的问题是不够节制，尤其后半段，几乎不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或者说，后段所表达出的内容和大量的情感宣泄，只想留给观众一种思考结果，里子仍是将事件二分化的简单趋向。

对于一个复杂严肃的原始素材，尤其是在现实世界正在进行时的真实事件，影片这样的处理手法值得商榷。

不说与现实的关系，单就这种方法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让本来更高级的一部作品，自降了几分水准。

所以《药神》在我这只能被视为半部好片，因为我看到影片作者因为表达上的急切，最终牺牲了叙事应有的节奏和韵味。

他的形式基本是流程化的，也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手法，人物算是生动，但很难说多么独特而深入人心。

作者的观点铺的太早，讲的又太满，却仍嫌欠缺深度。

故事很扎心，容易让人共情。

尤其后面大段大段的煽情，有种强扭之感。

至于题材上的敏感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事件本身早已被广泛报道，再加上如此规规矩矩的本子，过审空间本就很大。

它的冰雪聪明不仅在于对审查红线的规避，同时还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料理故事。

本文提出来的这些遗憾之处，而作者本身也许并非没有意识到，却仍然这么做了。

因为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项目开发本身来讲，这样做是最保险的。

一方面，一些“要求不高”的观众对此完全不会在意，他们只需要看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足够了。

所以《药神》天然有着话题性极高的故事，只需要本分地讲出来，让最大多数的观众看的舒服，同时为了挤占票房空间，还不能做的太过沉重，得适当加点娱乐底料，齐了——这不就是那种老师傅手艺的“行活儿”么。

因此，还未上映便口碑爆棚的《我不是药神》，无疑是一部精打细算的电影。

它在某些时候当然能打动我，却无法让我为之难以忘怀。

它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但很难让我承认是一部好电影。

延展一下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与影片本身没什么关系。

《我不是药神》将陆勇塑造成善人、英雄，基本上与几年前主流媒体的套路一样，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位国内印度仿制药代购第一人，首先与影片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个慢粒白血病患者，而片中的程勇只是一个普通的神油店老板。

其次，现实中的这种药叫“格列卫”，片中改成了“格列宁”。

而真实情况是，陆勇曾先后代购过两种印仿药。

第一种药是其2004年代购的Natco公司的Veenat，四千块一瓶。

影片里的药应该就是这种，这种药与国内患者服用的天价正版药效果一样，他也因此被视为拯救了上万患者的生命，成为慢粒圈的英雄。

但是七年之后，他突然将代购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的Imacy，后来因为这种药的购买者太多，陆勇网购银行卡才被抓。

当“陆勇假药案”曝光的时候，也正是《达拉斯买家俱乐部》问世没多久，所以实际上在这部影片被改编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将陆勇比喻成了中国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问题就出现在这个Imacy上。

如果说Veenat是货真价实的印仿药，是被我国法律强行按上“假药”标签的真药的话，那么这个Imacy就很可疑了。

首先，这个药在印度的药店都买不到，而制药公司Cyno的地址，要么找不到，要么找到之后根本就不对，一些药店的老板还说这是一家“坏公司”。

其次，在2017年3月底，该药被拿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份的检验结果显示，该药每100毫克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

再加上Cyno公司混乱的资料、奇葩的汇款方式和期限模糊的生产许可证。

这些都意味着，Imacy很可能是真的假药。

但是因为陆勇已经在患者圈里被神化，再加上慢粒白血病患者和家属们普遍缺乏了解渠道，造成信息的严重不对等，因此几乎没人质疑他代购的新药Imacy。

去年六月份，GQ发布了一个专题报道《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一篇非常高水平的文章，也是乏人问津。

现实永远比作品更复杂曲折。

相对于《药神》，我更想看看这篇报道的调查写作过程将如何被电影讲述。

《我不是药神》正式跟大家见面挺久了。

看到自己参与的电影被这么多人喜欢、讨论，很开心。

作为一名演员，出演了这样一部电影，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触，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拿到剧本时只知道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剧本写得很好，一下子把我吸引进去。

尽管编剧对人物做了改编，但那种“真实感”仍然铺面而来。

我看过不少同样现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剧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我的戏份几乎都是在南京拍的，一进剧组就觉得它跟以前呆的剧组不太一样。

现场很多工种，场务啊、副导演啊都很年轻，整个工作气氛很活跃，就像一群年轻人在拍毕业作品。

这种气氛也很快感染了我们这些“老人”，没几天大家就很熟络了。

我演的这个角色叫思慧，一个被老公抛弃的东北单亲妈妈，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上海赚钱给孩子治病。

为了来钱快，她选择去跳钢管舞。

她这样一个处境，其实有一万个理由绝望，堕落，或者一走了之。

但她没有，她身处在这样一个绝境，没有去诉说哀怨，而是说，行，我自己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酷的地方。

这个角色主要的对手戏，都是和徐峥老师演的药商程勇，每场戏都很拍得很过瘾。

比如他们赚了钱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庆祝，经理过来找思慧上台跳舞，勇哥说不跳且把一叠叠的钞票“砸”到桌上让经理跳的时候，思慧在旁流露的一抹浅笑。

那是一种女人感受到被在乎和被保护的幸福，是她的生命里许久没有过的。

然后他俩就一起回了思慧家，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都不好意思说破。

那场家里的戏分寸也非常难拿捏，我们放到最后才拍。

就是要演得能看清两个人的态度。

思慧的态度就是我懂游戏规则，我懂事儿。

因为你给我药，给我额外的好处，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她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表现得自己很弱势很被动，她在这种状态下依然保持了一种尊严，就是我明白这些“规则”，但是我不怕，来吧。

编剧的台词对我们拍这场戏帮助非常大。

上来思慧就说“勇哥你先等会，我洗个澡”，就这一句把勇哥给说懵了，等她洗完澡回来，自己一关灯，唰地把衣服一脱，说“快点吧勇哥，孩子一会儿该醒了”，这一连串的主动，懂事，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心酸，而勇哥也为此更加犹豫有了负罪感，最后他说我先走了你休息吧。

碰见勇哥这样一个心存善良的人其实也是思慧的幸运。

徐峥老师，山峥大哥，真的是很厉害的演员。

从他带着我们开始对剧本、排练，就知道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是真的很懂电影、很懂表演。

因为我是学习型的演员，所以遇到徐老师这样的“高山”我就会很high，觉得自己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

古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实跟厉害的人一起工作，等于走了捷径。

作为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监制加主演，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好的，怎样对电影提供最大保障，让我们心里也更踏实。

这部戏之后，大家都会知道文牧野导演。

他在剧组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文保保”。

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保一条”、“再保一条”，意思就是让演员再多拍一条，做为保险。

文导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在说“保一条”的时候，语气都非常恭敬。

类似“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老师，刚才那条我们拍得特别好，那我们再保一条”。

开拍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个套路了，可能一保就多保20条。

所以之后再听到“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再放松了，一直要听到“过”才是真的放心下来。

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他，但就像宁浩老师说的，他是最适合拍这个电影的人。

他看上去感觉挺书生气，其实心里住着一个“社会人”。

他非常擅长现实主义题材，从剧本的整个精准度，到他对于故事和人物的理解，就能感受到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有关照、对苦难有感受。

他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里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根的东西。

同时，就像电影里的刘思慧一样，其实什么都懂。

他非常明白，要达到目的，需要付出什么，需要和周围团队怎样去配合，和演员怎么去沟通。

想清楚之后，他会无比果断，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冷酷。

他对自己和他人都很严格，有自己心里的标准，这也许就是他能成为一名好导演的原因。

在拍摄前期，我们任何一个人问他任何一个剧本里的问题，都能马上得到答案。

也就是说准备的足够清晰详细，一切你想到的他全想到了，你没想，他也想到了。

到了现场拍戏，他让你一直保一直保，但其实是在调整，给你讲戏的时候，他会给出很明确的调整方向，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精准地知道自己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出演这样一部与现实、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电影，很难不去考虑它会给这里的人、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就像我们在每一场路演最后大合影时说的口号那样，作为一名演员，“票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

就像勇哥最后说的，我们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呵咯吱窝的时候会笑，切洋葱的时候会哭，敲到膝盖下面就会有膝跳反应，这些都是被刺激到了，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给这本电影好评，可能也是出于这种类似的生理反应。

开头的上半场还有一些，类似于呵咯吱窝的剧情，我其实并不太喜欢徐峥的囧途系列，我的笑点准确的长在宁浩的疯狂系列上，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扭动不停活像是被电影院的4D凳子打了一顿。

笑容很快会收住。

即使面对的是徐峥，其实徐峥演这种严肃的题材，有点吃亏，他这些年演的喜剧太多，生活里的喜剧也太多，别提还有童年时光的猪哥哥滤镜，他就是我小时候的小猪佩琪，我看着就想哼两下，对着这张脸很难哭出来，但他成功了。

别的演员都并不太熟悉，连周一围这样的著名优秀演员，当我们提到好演员时我们在聊谁的榜单人物，在电影里被我叫不出来的演员演技艳压了好多次，都没有大喜大悲的演技，也没有这种设计，大家都很平静的悲伤，就像真的一样。

回到电影的下半场，没有惊喜的时刻，也没有吃惊的转折，没有特效也没有特技，剧情在小小的高潮以后就是急转直下的发展，甚至连失望和死亡，你都并不吃惊，毕竟失望和死亡像是前情提要一样被焊在了电影的前提里，注定发生的剧情展开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简直像是感觉还能问下好——“啊，来了啊？

”“来了来了。

”你几乎猜得到每一小段故事和镜头的结尾，因为事实上故事的节奏设计相当老套，不仅是我电影看得多了我知道会这样发展，而是导演在设计上还加入了一些"倾盆大雨象征着主人公的凄凉内心"之类的明显暗示，以及一些"千万不能说是最后一次，说完就会死的啊"的观众熟悉的环节，比如橘子，比如回家。

而最熟悉的，贯穿全部电影的，是那种蛮长的没有尽头的，镜头之外都能感受到无穷坠落感的，穷和钱的痛苦故事。

每一个还在考虑电影票价是20还是40的人，对于病的窒息感肯定还没那么深入骨髓，但是穷的感觉，穷的感觉还能不明白么？

很难给出这样的故事差评，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而你没办法给自己的生活一个差评。

所以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差评，我觉得挺好。

以上是对电影112分钟之前的感想，最后5分钟的剧情是电影给了生活一个好评么么哒～

我的先生在印度工作，两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都会有人托他带药。

托他的人里，有普通职员，也有BAT的前高管。

治病难，治病贵，对于平民和有钱人都是一个难题。

用以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到疗效、成分一模一样的药，穷人和富人一样需要。

电影里，徐峥第一次去印度拿代理权的时候，说“Life is money”。

是为这部电影的注脚。

生命权很庆幸生活在如今这个年代，经过了启蒙运动后的世界，生命变得无比重要，而在二战之后，随着生活质量提高，科技特别是医学的发展，人的寿命大幅提高。

翻看了下数据，以中国为例，民国时期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即使到了解放后，1958年，也只有57岁，改革开放后的81年为68岁，而2015年人均寿命是76.34岁，女性接近80岁。

这种提高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让人难以描画一个人均寿命35岁的年轻世界。

正因为如此，长寿便成了民众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

活着，活得更久一些，因为未来会更好。

如果生命是个股市图，我们的预期是他会持续走高，物质条件会继续改善，因此没人愿意抛售。

遇到了要平仓的风险，也要大量投钱，让仓位重新回到正轨。

Life is enjoyable. 谁都不想放弃。

金钱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发明就是将资本、金钱与人的社会地位挂钩。

至少对于99%的人如此。

你的资产每增加一倍，就能体会到不同的待遇和周遭人的目光。

虽然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但是金钱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成了问题，它就真的成了问题。

金钱续命的玩儿法，有很多种。

日本各种全筛查体检，单人2万以上一次。

硅谷大佬们玩儿的给自己注入年轻人血液续命。

Google的创始人，则用母公司，疯狂的投资生物科学。

刘慈欣曾经写过一篇《永生的阶梯》，被采访的时候毫不讳言要努力赚钱，用钱续命，踏上永生的阶梯。

知识产权抗癌药贵，是事实，也是无奈。

新药研发周期往往十余年计，期间还有研制不成功的风险，而研发人员往往都是博士起，国家社会培养一个博士也是要倾注大量资源的。

而新药研发后，销售周期往往只有几年，因为很快就会有别的类型同样效果或者效果更好的药物问世。

药品研发往往是商业公司行为，极高风险，在商业社会看来，只能用极高收益才能弥补。

因此药物贵，罕见病的药物更贵，便成了商业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

而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保护研发，如果收益被破坏，就不会有商业公司投入研发，而新药的研发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剧集里面，瑞士的医药代表要追查印度药，被艺术化的黑化了。

而事实上，从商业文明角度来看，他们是合法的，印度制药商才是非法的。

三岔路口只可惜，印度穷人太多，病患太多。

任何时候，数量多过了一定阶段，他们的诉求就会把规则踩在脚下。

所以，印度公司大量极低成本仿制药，把商业文明践踏在另一种粗暴的野蛮诉求下：我们想活命。

而政府对此基本上是默许态度，这个三岔路口，极其有趣，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生命的繁荣，而反过来，因为生命的繁荣导致人们对生命的渴望，又一次将商业文明踩在脚下。

电影里有个片段很有趣，就是徐峥第二次去印度的时候，路过了印度人拉着湿婆的造像从市集穿过，周围都是围观群众。

最后一幕，徐峥在囚车里，如同湿婆一样，从人群穿过。

虽然身在囚车，但是两个意向相互映衬，让徐峥的角色有了神性。

中国电影要学习的是伊朗电影和日本电影，而不是韩国电影和印度电影。

在《我不是药神》中，患病的普通人是缺失的。

他们艰难地活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一方面是药厂把药价定得过高，使得他们买不起原研药，另一方面贩卖仿制药的药贩子因为能为他们提供负担得起的平价仿制药，而成为了“英雄”。

两者都以自己利益出发，但对患病的普通人来说，前者的恶与后者的善形成了鲜明对比。

电影将造成患者困顿的责任完全推卸到了药厂身上，是他们定的高药价让患病的普通人陷入了倾家荡产的深渊。

电影没有提及药厂的原研药价格之所以这么高的原因——药厂研制新药要花费巨大财力——这个价值导向是没有的（它本应该有科普义务）；同时对于中国政府在制定药价方面的强力介入也丝毫没有涉及。

这就是说，问题产生其实有政府的原因是被遮蔽的，而可怜的药厂被当作恶的靶子抬举了出来。

这个靶子的树立无非是为了引出它的对立面——药贩子。

原本作为非法行为应该遭受谴责的贩药举动现在变成了救治劳苦大众的英雄壮举，药贩子顺理成章成为英雄。

这是观众击节称好的地方，它看似在反抗强权，为百姓谋福利。

可以说，《我不是药神》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总与政治相关；况且，为非法的贩药行为“树传立碑”也恐尚在政权的允许范围之内。

想想去年《大护法》的上映吧，大家都觉得这部电影是对极权政治的批判，但我觉得这很可能是陷阱（见此）。

电影传递着扭曲的价值观：救患者的是药贩，而不是药厂，只要不是政府背锅就行。

创造英雄向来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专利（后来是韩国电影和印度电影），这位英雄往往由问题一大堆的普通公民在陷入特殊的危难情势后转变而来。

《我不是药神》步了微末的后尘，陈勇就像那位著名的大饼脸🚕司机，由谋私利的普通公民变成了拯救（民族／）弱势群体的平民英雄。

在药厂和药贩的两相博弈中（通过政府在中间协调，这不是还给它说好话了吗，还能不过审？

），患病的普通人没有立身之地。

《我不是药神》中的他们是一群戴着口罩、面目模糊的群体，他们谴责药厂的高价药让他们倾家荡产，赞赏药贩子的违法举动，称呼对方是恩人。

每个人只为自己的私利驱动着。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这样表现：患病的普通人徘徊在购买原研药还是仿制药交织下的道德两难困境之间（电影根本没有表现）。

购买原研药是合法的，但太贵负担不起，购买仿制药是非法的，但价格低买得起。

如果一个公民接受过专利制度的知识，知道原研药药价奇高的原因，同时他们对法律规定也是认同的，当他们钻空购买仿制药的时候，不会不产生问题。

矛盾应该从这里入手，去表现患病的普通人陷入的这种两难困境（同样也可以是药贩，在良知和律法之间）。

这就不再是好莱坞电影或韩国电影拍摄的套路，而变成了伊朗电影的模式。

伊朗电影里没有英雄，只有实实在在生活着的普通人。

但即便是普通生活，也够我们每一个人挣扎的了（“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这样拍丝毫不会影响到电影的社会价值，相反它还能“以小见大”。

对患病个体的深入描摹，连带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即便不明确涉及，观众也会发问为什么原研药价格那么高？

政府能对此做些什么？

为什么现在没做到？

老百姓为什么宁愿犯法购买仿制药，为什么印度有仿制药而中国没有？

我想，这是伊朗电影可以为我们带来的遗产——去展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而不是去创造什么“英雄”。

英雄只会煽动虚假的情感，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能静静涌流入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这会是真正的日常生活的颂歌，即便流淌着悲伤的曲调，但也比激起民族热情的眼泪要好。

影片原型陆勇案之所以曾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该案件的发生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乃至普世价值中的道德观念——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众对好人好事抱有的期待始终是善有善报——然而行好事却反遭惩处的陆勇，却让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在本源上，与其制定的初衷产生了背离。

说白了，本案当中引人纠结气忿的矛盾关系，实质上是伦理与律法就公平问题出现的矛盾关系。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本案造成轰动效应的缘由以及引发社会议题的价值所在。

然而，出于商业电影的噱头与戏剧化改编的需要，在影片最终的呈现中，原型事件里的核心矛盾关系却因为主角身份的调整而无形之间发生了转移：同样是因个人财力有限而触发的压力，原型陆勇救命的动机被主人公程勇生活上的拮据与家庭关系的失败所替换，沉重、原始的求生欲也因此被争取为父为子尊严的欲望所取代，变得轻浮而不再纯粹。

尽管这样让《药神》能够从普世的情感出发而触动观众，比其他近年来利用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或大国沙文主义等生硬元素来发动观众认同心理的华语电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也暴露出了目前国内大部分影视工作者对现实生活依然普遍缺乏个性化、多元化的观察与捕捉，只能用雷同的人物身份与矛盾关系来架构戏剧冲突的事实：为什么绝症患者一定得是舞女、盲流、老人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物？

为什么不会是高校教师、记者、警察局长这样的舆论监督人与执法人？

为什么掌握执法权的警察局长必须要以「法不容情」的死板形象呈现？

现在还是20世纪60年代吗？

经由这般脸谱化的角色群像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只能上升到「只有一种病治不好，那就是穷病」的自怨自艾，强行放大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反映社会痼疾、提出质问与解决方案的现实主义题材降格为悲戚而无用的愤青式呼号。

而原型事件中，由我国根盘错节的医疗服务系统与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造成的纰漏等种种因素，在影片之中则彻底失去了曝光：实质上，制药公司并非都是黑心商人，只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他们购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被研制出的代价是数十亿美金；而所谓的消费者用不起平价药，也并非一以概之的版权问题，而是我国出于鼓励新药开发而对专利的利益保护，使得我国并没有建立像印度一样为仿制药提供支持的法律制度，从而导致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

因此长期以来，比起印度等国，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

编导在影片中过于简单粗暴地在患者同制造厂商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用闹剧化的情节（打群架、制药公司经理旁听刑警会议等等）来呈现戏剧冲突，不仅令人难以信服，且难逃激化本已扭曲的行业误解的嫌疑，更说明了创作者们在剧作改编的前期缺乏对相关领域足够充分的调研，是不够专业的体现。

无怪乎有网友会发出疑问：「看完《我不是药神》，大家会想起《辩护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想起阿米尔·汗……但是我们看《辩护人》的时候，会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

看阿米尔·汗的时候，会想起《辩护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如此，就这条改编之路走下去的结果是，《我不是药神》并没有真正实践其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媒介形式对意识形态超乎寻常的宣传效力，如《天才枪手》、《摔跤吧！

爸爸》、《神秘巨星》那样，完成对观众基本价值观塑造的导向，而是回到了更早之前国产电影容易犯的误区——滥情之中。

程勇的浪子回头与大公无私式的救赎成为了影片煽情的最强点，政府最终一步步地完善、弥补体制漏洞的努力停留在冷冰冰的片尾字幕中。

药有真假、命无贵贱；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差异；法律对社会秩序管理的责任理念以及法律本身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才是属于《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原本应该普及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我不是药神》依然能收获无数好评，成为了新千年以来，自《鬼子来了》和《无间道》之后第3部豆瓣评分破9.0的华语剧情片，再次证明了半年多以前我对《嘉年华》的论断：中国观众真的不需要电影，只需要题材。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曾留给世人久颂不衰的法谚。

而正是这锱铢必较的程序正义的理性，才是法律高于道德的动人之处。

最后，用原型案件中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的节选来结束此文吧： 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1. 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个方面，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从根本上讲也是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需求……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和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2. 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

在刑事司法中，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孕妇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在刑罚适用或诉讼权利、诉讼程序上，适用相应区别对待的规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所彰显的就是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行不悖的。

本案中，陆勇及其病友作为白血病群体，也是弱势群体，陆勇的上述违反药品管理法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发生在自己和同病患者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寻医求药过程中，并且一方面这些行为发生在其实有能力难以购买合法药品的情形下，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给相关方面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危害，如果对这种弱势群体自救行为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以犯罪对待，显然有悖于刑事司法应有的人文关怀。

3. 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载入修改后的刑诉法，保障人权成为刑诉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与惩治犯罪共同构成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从保障人权出发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视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规范刑事司法权运行。

既要强调刑罚谦抑原则，真正把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的手段、不得已才运用的手段；又要严格规范执法，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严守法定程序，准确适用实体法律，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

本案中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如果不顾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对陆勇的上述行为运用刑法来评价并轻易动用刑事手段，是不符合转变刑事司法理念要求的。

综上，陆勇有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行为，如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39条第2款有关个人自用进口的药品，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的规定等，但陆勇的行为因不是销售行为而根本不构成销售假药罪；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了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属于购买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支付白血病患者因自服药品而买药的款项，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本案的客观事实出发，全面考察本案，根据司法为民的价值观，也不应将陆勇的行为作犯罪处理。

冲着中国版达拉斯买家去看的，而且徐峥+宁浩本来就是我心中的王炸组合，外加王传君、周一围这么扎实的卡斯。。。

抱着非常高的期待去看电影点映，结果电影实在远好于预期，口碑会爆。

我预测这应该是今年电影最大的惊喜，虽然今年才过去一半。

真是庆幸中国也有了这么好的电影。

电影表面是的确很像达拉斯买家，讲述的是一段卖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宁”的故事。

在电影开头，老板程勇本来是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贩子，迫于生活，开始贩卖印度仿制药“格列宁”。

“格列宁”是治白血病的药，但由于高昂的进口价格（4万一瓶），国内大部分的病患无力负担，只能等死。

而印度的仿制药，药效一样，但零售价格只卖2000元，出厂价格更便宜只要500元。

在程勇决定去印度走私药之前，电影来了一段众多白血病病患抗议天价药品公司的情节。

于是程勇去走私药品变得合情合理，可以赚钱，并且可以帮助更多白血病人。

后来程勇的确靠走私药品赚了不少钱，也确实帮了很多病人。

之后的故事，有一定看片量的朋友都猜得到，程勇害怕法律风险，停止走私，用赚来的钱开厂做正当生意。

一年后看到了往日朋友因买不到药而病逝，人生触动，开始寻找自我救赎，不仅重新开始走私药品，而且不赚钱卖药，最后甚至一个月赔上几十万卖药给病患。

影片的最后处理的非常真实，程勇并没有因为个人英雄主义而免于牢狱之灾，但是他的行为的确触动了政府，影响了社会， 医改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进行，更多的抗癌进口药开始取消关税、纳入医保。

电影牛逼之处太多，逐一数来。

首先电影立意之高，格局之宏大，实在让人望尘莫及。

这部电影并没有把故事进行简单的二元是非处理。

而是从头到尾对任何机构和政府没有作出任何评价，没有爱恨，也没有对错。

“卖这么昂贵的药，谁TM吃得起啊？

”问题一：制药机构有错吗？

“法大于情的例子比比皆是，身为执法机构，应该依法处理。

”身为警察的曹斌请求不要抓药贩子，抓了药贩子就是断了病人的命，但局长要求必须按照法律执行。

问题二：政府执法机关有错吗？

“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吃没了， 家人吃垮了。

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问题三：买卖走私仿制药有错吗？

回答问题一：制药机构有错吗？

以下回答转自Enjolras的豆瓣影评。

究竟如《我不是药神》中的“天价药”是怎么来的？

其实原因远比“无良药企大奸商”要来得复杂。

首先从药企的方面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这其中不仅涉及到至少十几亿美金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

一种新药，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再到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的验证，再到剂型的选择，最后把“活生生”的药做出来——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是漫长的临床研究。

在动辄十几年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还要需要根据临床反馈，不断改进制药工艺，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差错，就可能前功尽弃，新药胎死腹中。

好不容易熬到临床研究结束了，药企又要面对新药注册的严峻任务。

要知道，一份新药的注册材料，有时能够多达十万多页，虽然美国FDA的审核期只有6个月，而中国药监局的审计时间最短也可到4个月，但实际上，新药注册长达数年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一种新药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巨大，事实上，除了国际上屈指可数的那几个历史悠久的巨头药企之外，几乎没有公司有能力独力开发一种新药。

所以，人家大药企千辛万苦做出来的特效药，卖贵点，可以理解吧？

毕竟需要足够的盈利来开发下一个新药啊！

另一方面，一个进口药的价格构成也很复杂。

从国外药企生产到中国病人买到药，这其中要经过关税、增值税、进销差和批零差种种手续费用，我国虽然一直致力于“零关税”政策的形成，但到如今为止，因为种种原因，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关税。

此外，外国进口的“原研药”在国内是享受“单独定价”特权的，所以因为较高的关税，再加上国内经销商层层过手的利润加成，最终原研药的价格往往是仿制药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由于我们的国家几乎无力研制开发种种特效药尤其是抗癌药，往往就会出现进口药“天价”的情况，但从《我不是药神》中得知，同样的药品，印度就便宜很多，为什么？

凭什么？

这是因为印度人民实在是完全无力消费昂贵的正版特效药，于是印度政府执行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也就是不经过专利人同意，由政府授权制造仿制药。

回答问题二：政府执法机关有错吗？

政府机构执法从一定程度保障了民众的利益和制药企业的利益。

电影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假药贩子，真的是卖假药，警察的确把他绳之以法，是很正面的影响。

人情无法度量，法律不能够因人情而随意篡改，即使可以在法庭求情，但是在执法过程中绝不能有丝毫偏差。

回答问题三：买卖走私仿制药有错吗？

我觉得这是最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只是想活命而已。

影片可能有些许瑕疵，就是没有解释制药企业为什么会制定高昂的药价，会让有些观众对制药企业产生偏见。

但总体来说，在整个格局把控上是非常好的，几方人物和利益都是客观又饱含深情的描写。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问题，更是全世界的问题。

不仅仅靠一个人的努力，或者某一方利益的退让而简单粗暴的解决。

所以说，导演在这部影片里更像一个宣扬者，让所有人看看这个社会，看看人生百态，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

其次，角色和结构设计的太好了。

达拉斯买家刻画的是一个英雄，而这部戏描写的是一个团队。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团队绝对比是比个人吸金能力大很多。

因为团队里的每个角色都很立体，都有自己的故事，都能引起情节起伏，也都有泪点。

所以这部戏的剧情非常紧凑，抓人的泪点一个接着一个，高潮迭起。

而且每个角色之间的化学反应，也是非常奇妙，令人动容。

另外，本片的选角非常厉害。

除了徐峥一如既往的好演技，本片最让人惊喜的就是王传君。

王传君在电影里的第一次亮相，着实把我惊了一下，这竟然是关谷？

这牙和头发也太丑了吧。

随着剧情的推进，最让我揪心的就是王传君，尤其是最后他割腕自杀未遂，躺在床是挤出微笑的神情，如果中国有奥斯卡，最佳男配一定非他莫属。

经此一役，王传君的选片和演技着实让人侧目，也难怪没和陈赫他们一起去演疯疯癫癫的爱情公寓了。

此外，周一围把一个充满江湖气的警察演的入木三分，要是演不出那股江湖气，后来他不想干的剧情也无法推进了吧。

其实剧中没有好人、坏人，被捕也不招供的假药老板、面对警察沉默的病友等等，每个人只是为了活着。

这篇影评写的真是够长的，但是最后我还是想再说一点给我最大的感触。

本片的导演是文牧野，这部电影是他的处女作。

能把处女作拍成这么好电影的导演，简直可以说是奇才。

他背后的监制是宁浩和徐峥。

当初宁浩想自己亲自操刀这部戏，最后还是和徐峥一致决定，支持年轻导演，两人一起监制这部影片。

两人在影展看过文牧野的短片，觉得此人绝对是天生拍电影的，于是有了这部影片。

跟着大佬，成长真是不一般的大。

片中有浓郁的宁浩风格，快节奏和黑色幽默。

文牧野把宁浩的风格和徐峥的表演融合的相当好，恭喜他，在这么年轻就有了这么好的作品。

我想说的，其实并不是抱大佬大腿这件事。

而是这件事情背后反映的：1. 想抱大佬大腿的前提是，自己有真材实料，大佬不傻。

2. 其实宁浩、徐峥也算不上大佬，和赵薇的《致青春》相比，动辄万达压倒性的排片数量，他们只是真的有才华而已，他们既没法保证一定过审，也无法保证排片量，在电影圈也充其量是一般角色。

之所以这部片子敢于这么拍，敢于不宣传只点映，是因为真的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

站着把钱挣了，关键是自己真的有货，能站起来。

这个世界永远欣赏有才华的人，永远欣赏真正创造价值的人。

最后，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影院看看。

给《我不是药神》打了三颗星。

能看，还行的意思。

对新导演文牧野来说（不考虑宁浩与徐峥的护犊保驾），电影拍成这样，已经是一种美德。

我突然反应过来，翻了下被宣传营销方反复拉出来作比较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打的也不过是四颗星。

这个时候，《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美国好电影的形象，尽量往它靠拢，就有了一道免遭批评的金牌。

只要提到价值，中国电影的标准便会坍塌。

这里的价值，可以替换为“良心”，“真诚”，“勇气”，“不容易”，“排除万难”等一类词汇。

不难发现，它们的确是《我不是药神》所讲述的主人公事迹，也被有意凸显放大。

因此，给这部电影提不同意见，变成了有风险的一件事：你要承担道德压力。

事实上，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样的褒赞：比如王传君被徐峥骂完一个“滚”字，无需台词，红了眼，对眼前人的突然魔怔，感到难以置信。

天上落雨，他最后一个走人。

电影在这里，拍得好。

但我不喜欢的，是前后大发感言的两名老太（前一个被叱喝为托），她们的表演模式，与横店片场大呼青天老爷的群演模样，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我不是药神》是有野心的。

徐峥这个半路出家、亦非完人的投机药贩子，却帮助了许多病患。

电影并非原型人物的翻版，他是否被美化，无需追究。

但有个事实被电影模糊掉了，真正救了病人的，依然是那款被研发出来，攻克了癌症的仿制药。

再看下其他人物设定，他们是如何变成一个个无处不在，打通阶层地域，连接家庭脉络的中国病人形象。

王传君的角色，是个一朝患病，跌落谷底的上海人。

重大疾病面前，表面风光的城里人，一样倒血霉。

谭卓的角色，是个爱护女儿的妈妈。

孤儿寡母，有反差，有同情，求生不易，无可辩驳。

黄毛的角色，是个农村来的，没文化，眼神杀。

充满希望，但已被大病抹杀了可能的年轻人。

神父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里常见，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基督教力量（《我不是药神》也多重借鉴了与抗争有关的经典韩片）。

无医可靠时，信仰能暂缓痛苦。

据说，主流观众在心理上，大致是会排斥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电影。

面对这些电影，他们需要正视整个社会已经被撕裂，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阶层，许多群体，正遭受着非人、不公和就地死亡的待遇。

这种观影感受的痛苦折磨，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种是人心肉做的同情，也是“谁不会得病”的吁天感慨；另外一种，是引发每个人对自己不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漠然以对，选择无视的羞耻，刺痛和罪恶感。

《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反作用力影响。

所以，即便组成了父子、母子、夫妻、全家福合影的中国病人团，电影要做的商业化（通俗化、戏剧化）还远远不够。

追逐、打闹、飙车和就义，它们都被加入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组更好看、更有卖相的群像脸谱。

我甚至怀疑，连夜场疯狂砸钱钢管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这个段落，同样是有辅助徐峥与谭卓情感线索的功效，但后来无疾而终不得见的处理，导致我对这个段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无论参照原型人物的深度报道，还是单就结尾黑底白字的普法进程教育，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黑，哪是一脸奸相的瑞士大药厂，又或者，结尾的辩方律师，底气敢再不足一些？

我知道，我在这里抛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能，就正如当下中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神作”。

徐峥的偏向虎山行，面对法律的示弱，抛弃病友的闪躲，目睹惨相的偿还，本质上还是用同情来带动剧情，感动了执法者。

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行。

只是，电影真的只能这样子？

那牺牲何用，愤怒何去何从。

这样一部偏写实风格的电影，最不缺的就是惨。

一个观众突然被打动，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原来片中人物会突然挂掉。

《我不是药神》切入现实，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可能，这会让许多观众受到内心震动。

你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中国病人——没有任何穿越，或者再来一次的可能。

如此阐述，可能还是不够严谨。

当下中国，不说大病，很可能一个顽疾，就会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

这个时候，医疗体制，医保医患之类的现实问题，立马山塌雪崩。

呵，原来是早已经写好的魔咒。

病只是引，死才是结。

所以，被消灭的，被铁拳击倒的，何止是戴口罩的病人。

《我不是药神》点到为止，要求他们冲上街头的做法，显然不可行，也不可为，若依此就说，它有《辩护人》或者《一九八七》之类的勇气，还是有点太造神了。

从放弃治病救人的鲁迅，到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眼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说明人与人，还有存在起码的共情能力。

但不得不小心，眼泪同样可能成为资本的麻醉品，正如资本在电影里，“荣幸”背锅。

你也无法否认，为了扶正主人公，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要找个撒气对象。

但这不代表药监局就不应存在，法律就不会出疏忽漏洞。

穷，就真的有道理。

因为各种原因，《我不是药神》都没有走得更深。

如果穷病是中国的专利，那面对隔壁的印度，我们是否还有体恤病人般的同情。

多数人拒绝了解，因为太远了，不相干。

而观众为《我不是药神》落泪，只是因为他们进了电影院。

但我想说，穷病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正如不要因为王砚辉在审讯室总有过人表现，就认为他事实无罪。

这句话，搁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乐园，放在达内兄弟的比利时，也会很有道理。

人与人是不同的，比如以穷富作为显性标签，但人与人的性命待遇，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

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更不是国家的。

所以徐峥赶紧做的事情，是把儿子送出去。

对于命运已然注定的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放弃对安全的幻想。

这不是过时的幼稚天真，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许多人甘愿为之牺牲的崇高天性。

说到底，救人的，还是药，而不是别的，泛滥的同情，还是撞车的精神。

如果一个体制只欢迎你束手就擒，那么，无论贫穷贵贱，下场都是死——只是死法有所不同而已。

穷，刺痛了国人。

死，才是没得救。

这药能吃，但一点也不神。

关注卫星号，大于整个宇宙

观众对《我不是药神》的期待更多源于两位黄金监制宁浩和徐峥，他俩都是在商业喜剧电影领域获得大批观众的认可。

宁浩从最早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开始，就确立了自己在华语圈独树一帜的黑色幽默风格。

徐峥在许多宁浩作品里以及在《囧》系列中展现出扎实的喜剧表演水准，他能“抓住人物的整体性格，并加入自己的个性”。

也正是经过他们这一批电影人的奋力耕耘，喜剧电影已经成为大陆商业电影最突出最卖座的一个分支。

《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也是宁浩坏猴子72变计划中的一员，加上老熟脸徐峥，很容易让人认为这会是一部有着强烈宁浩痕迹的电影。

的确，影片不断穿插的喜剧桥段是有观看宁浩《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时的感觉。

但导演文牧野将类型元素和自身的表达区分开了。

其实冷静的去看，你会发现《我不是药神》的喜剧成分是相对次要的，它的笑料更像是艰难生活中溅起的些许涟漪，让屏息着的人们得以喘息。

电影的主线是一个严格的现实题材，在情与法边缘展现生命的真实。

剧情也并不复杂，讲述了徐峥所饰演的神油店老板，在替白血病人从印度偷运药物“格列宁”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影片的最初阶段，徐峥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在观察世界的普通的人，将影片起伏真正的串联者“病人”呈现出来。

而每一个病人角色的设置也生动描绘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群像，如不靠谱吕受益，横冲直撞的黄毛，总是重复祷词的牧师，这些人物身上的喜剧桥段，像是一种亮相，给予观众强烈的性格印象，也让他们所化归象征的病人群体显得真实可爱，更为结尾悲剧做情感对比。

这些服务于真实感的喜剧桥段设置是与黑色幽默或者闹剧都相去甚远的，即使是两位监制曾合作的现实题材喜剧作品《无人区》，衬底的也是荒诞而非现实。

《我不是药神》中对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同情，想来更多是文牧野导演的表达。

这一点可以在导演先前的短片作品中初见端倪：《石头》中老房拆迁的农村青年，《金兰桂芹》中的两个孤寡老人，《安魂曲》中的县城修车工。

尤其是在《安魂曲》中那个县城修车工等待手术费的女儿，让我们看到与《我不是药神》中相似的情感来源。

这一点是有别于前辈之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那部作品中简单地把美国药监局当成问题的罪魁祸首，主角就是一个有强烈求生欲的病人与体制展开黑白斗争。

《我不是药神》中则更多的是记录，将曾经的那个故事还原，让人们看到手中平凡的力量，比如医药代表追查走私药物是为了保证药企的利益，尊重知识版权才能让药企良性发展研制出更好的药品；比如警察，严格按照法律条款来执行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根本。

甚至最后向警察举报的保安都是说“我是看到报道说现在有这个假药，伤天害理，你们赶紧抓了就好”。

就像片尾曲所唱的那样“握紧手中的评分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而在此时导演讨巧的将程勇设置成一个局外人，用他的视角与旁白带着你我，进入到这个被记录的故事之中，也用其他人不同的表现，烘托出他的变化与价值，所以程勇的转变实际上也是观众情感的转变。

观影的你我，情绪也随着人物命运的走向，有着感同身受的体悟。

主角程勇首先是个商人，现实里电影也首先是笔生意。

病人想活便有了药商，观众想乐便有了喜剧。

假药从来没有在市场上消失，也有大量糟糕的喜剧片占据了银幕。

《我不是药神》有着大量喜剧元素却充满了悲悯，程勇自己卖着走私药却打了在片中同样卖假药的张长林。

在电影中张长林接手卖药生意后不久，因为没有病人维护他，很快就被警方通缉。

程勇却在吕受益死后如同化身了普罗米修斯，为了病人甘愿牺牲自己，当他被判决后在去服刑的警车上，漫长的病人队伍摘下口罩为他送行。

其实在当下许多恶搞式的喜剧片也因为观众口碑惨淡票房不佳。

是的，虽然你首先是个商人，但是电影和卖药一样，是一场与他人的共谋，电影尊重观众，观众自然也会尊重电影。

这可能是《我不是药神》点映期间近乎疯狂口碑与市场认可的来源，虽然期间的参差与不完美，也有人可以发掘，但似乎人们更愿意为这不完美的现实生活摇旗呐喊。

宁浩盗来了文牧野这颗非喜剧电影的火种为大陆商业喜剧电影的灯塔点亮了一个现实主义方向，而这片电影之海还等待新一代的电影人去远航。

“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早点来”。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