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去年台湾最受好评的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讲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以疫情时代为背景。

《瀑布》以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现实为题，而《美国女孩》则指向了 2003 年非典爆发时期。

无意从导演的资历去做比较，只能说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相信都能吸引各自的支持者。

相比起扣人心弦的惊悚悬疑剧《瀑布》，《美国女孩》则是一部自传成分浓厚的导演处女作，在温馨真诚的叙事里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敏锐和细腻感。

同样是关于青春期的女儿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同样是一位身患疾病的母亲，这部《美国女孩》还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危机等元素，成为潜在的叙事冲突。

建构在多重矛盾的剧本之上，本以为影片会有激烈的戏剧化情节出现，却发现导演渐渐搁置起社会、文化、政治这类宏观话题，渐渐转向家庭内部矛盾的刻画。

▲林嘉欣再次奉上出色的演技也许是这部处女作融入了不少导演自传经历的内容，剧本特别注重母女间的情感演变，从亲密羁绊到激烈对峙，母女之间的争吵对骂场景此起彼伏。

林嘉欣和新演员方郁婷碰撞出火花四溅的演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女导演的敏锐和细腻全然灌注在生活琐事、青春期叛逆行为，以及惊喜的千禧年代符号（流行歌、拨号上网、网吧等等）里，让不少80后观众猝不及防陷入到美好怀旧的氛围之中。

尽管电影片名强调了文化冲突下的身份问题，但整部作品看下来亲情伦理才是基调，这种身份冲突的内涵并没有充分展现。

这位新导演并未如李安、杨德昌等前辈那样，借助这部家庭剧去剖析人性、审视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她选择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叙事，从青春期女孩的视角去观察与回忆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她更乐意与观众一同分享她的亲身经历，体味她对华人家庭关系的透彻理解：不论多激烈的争吵，总会有和解的时刻；爱与恨总是一体两面的。

大体上这就是一个传统华人家庭的画像，不管是在 2003 年还是 21 世纪的当下，不管是遭遇瘟疫、疾病侵袭还是经济危机，一切都似乎没发生太大变化。

出生在台湾的两姐妹，在美国长大，由于妈妈生病，回到台湾上学。

两姐妹回到台湾后，立即感受到两地在家庭、文化、语言、同学、学校的冲突，特别是姐姐和妈妈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

在我看来，妈妈其实是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母亲，重视家庭，重视教育，甚至可以为孩子牺牲自己，只是，这种理念，对于美国长大的姐姐来说，很难被认同。

最后一个镜头，姐姐在阳台上满含期待地等到妹妹病愈回来，看到后高兴地喊了妹妹的名字，打开门，跑去楼下接她。

门一直开着，然后出现的是演职员表。

姐姐认不认可台湾的家，会不会回美国，片中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本片应该算是女性电影吧，姐妹和妈妈当然是女性，就算是姐妹的同学们，展现的也大都是女同学。

故事展开细腻温和，就算是冲突，也体现得隐忍克制。

查了一下，导演阮凤仪，也是年轻的新锐女性导演，本片差不多是她的个人真实经历的银幕化。

1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

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

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

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

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

《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

“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

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

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

《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

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2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

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

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

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

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

《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

《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

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

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

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

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

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

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3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

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

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

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

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

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

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

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

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

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

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

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

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

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

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

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看到中间，老师打芳仪手心。

那一刻我也是讲台旁边的梁芳仪。

我初三班主任也打手板。

当时他把我和另一个男生叫到讲台上默写化学知识点。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扯走了桌上写着我还没记住的化学知识点的便利贴。

他在下面出考题时我就偷偷看。

但是还是错了好多个。

班主任说，错一个打一下。

我伸出手，掌心朝上。

教鞭一下一下打在我的手心上，声音和片中打手板的声音还要大一些，听起来更加凄唳。

班主任称他打手心用的教鞭为“戒尺”。

他连续打了五六下，我的掌心连着整个手臂都纠心得痛。

到最后我的身体已经控制不住缩成一团。

然后，我捧着通红的掌心回到座位上。

我说不上这种教育方法是什么，应该是中国或是东亚地区特有的吧。

我仍记得当时打手板的时刻，我感受到全班同学的目光，我觉得有些害臊，这不好说。

我初三成绩不好，在这个非常好的私立学校，我当然自卑。

当然当时班主任的教育方法也不止打手板这一种，我经历的不好的事也不仅只有这个。

在这种有些侮辱人格的初三教育中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和任何初中同班同学联系过了。

刚刚过去的冬奥会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一举斩获多枚奖牌，成为了本次冬奥会最耀眼新星。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她，即使是说惯了英语，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努力的坚持着用着自己略带北京口音的中文回答。

即使身在异乡，仍不忘赤子之魂，令她吸粉无数。

今天要讲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也是这样一位从小跟随妈妈去到美国长大的——

此片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和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在本周口碑榜位列第一，讲述了一个动人细腻的家庭故事。

03年，莉莉罹患乳腺癌，已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了五年的她，带着女儿芳仪与芳安回到台湾，接受治疗。

两姐妹刚下飞机，踏上祖国的土地，相互之间还用着流利的英语交流，一旁的莉莉提醒她们一会儿见到爸爸记得说中文。

显然，芳仪、芳安对突如其来的返乡有些束手无措，同样，面对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与丈夫宗辉多年的分离，回国的莉莉经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情绪极端消极。

阴霾不止笼罩了莉莉一个人，这个墙上爬满了壁癌的小家一时间都变得风雨飘摇。

丈夫宗辉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常常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工作繁忙的他在上班间隙还在看抗癌的书。

心系生病妻子的他面对不断地出差也显得心烦意乱。

和许多粗神经线条但心系家人的丈夫形象一样，与妻女分离多年的他早就已经忘记了女儿们已经过了喜欢去动物园的年纪，也不知道芳安最讨厌番茄酱。

他会在面对女儿要东要西的时候勃然大怒，也会悄悄的把脚踏车买回来；会抱怨妻子信仰基督无用，但在朋友送他观音时，他却会因为莉莉的信仰而拒绝。

面对成年人如山的压力与挑战，女儿们的烦恼显得稚嫩又无奈。

芳仪回到中国的第一场战役就是面对没有发达互联网的老式电脑，除了互联网，芳仪其实时时都记挂着美国，记挂着邻居家的朋友杰西和她的小马水花，时刻想要回去。

因为在美国成绩优异才可以转学进当地中学的芳仪，还没入学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上学需要穿统一的制服，甚至是一样的发型，在自由成长的环境下长大的她，一时间难以接受。

同样面对身份认同困惑的还有更小就在美国长大的妹妹芳安，被路边的小孩讥讽“英文好了不起啊，不还是要补习”。

妹妹更多的难题是源于家庭的分崩离析。

作为在家中话语权最小的“旁观者”，她试图揣测着这个家的一切风吹草动，叛逆的姐姐试图激化父母的矛盾，使他们离婚后，自己得以回到美国。

对死亡的恐惧，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一切的一切，家中的各位无一不是精神敏感，在爱与恨之间游离徘徊。

爱与恨是矛盾，也是共生。

莉莉会无端地向女儿抱怨，甚至将自己生病的原因都推卸到女儿身上；但是面对家长会上，其他家长对芳仪的指责，莉莉也会跳出来当众据理力争。

03年，一个与当今时代背景烙印相同的年代，SARS的蔓延也侵入了这个小家，但他却成为了这场家庭矛盾的粘合剂。

妹妹芳安因为一次发热，在医院里被要求集中隔离治疗。

宗辉取消了大陆的工作，芳仪也失去了自己努力了很久的演讲机会。

在脆弱到极点，只有爱才可以将家庭凝聚在一起。

面对在阳台束手无策的莉莉，躲在一旁的芳仪第一次直面妈妈的脆弱，她也毫无保留的将自己对妈妈的担忧，自己的脆弱展露给妈妈。

从以《妈妈我恨你》为题，却不愿说与妈妈听的演讲稿，到主动让妈妈帮忙掏耳朵的促膝长谈，家人永远是最特别的存在，血缘关系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纽带，而沟通才是加固这一纽带的唯一方式。

《饮食男女》中朱老曾说：“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个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

”

《美国女孩》选择了最能代表台湾电影的家庭片风格。

说到台式家庭片，我们最先回想到的应该就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的杨德昌、侯孝贤、柯一正等。

他们将镜头主要集中在家庭的年轻人身上，尖锐地观察台湾青少年由现实所导致的心态上的变化。

在对于家庭的表达上，他们采用冷静沉闷的镜头书写家庭叙事主体的变化，对于台湾“在地性”的表达也由政治、经济、社会转移过渡到文化领域。

《一一》杨德昌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等作品以两代人的视角探寻“大陆的意义”以及“根”究竟在何方，以“我”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对“大陆”的概念是一种模糊的状态。

《风柜来的人》里青年一代终日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边缘人物的挣扎，伴随着台湾子一代人精神与身体的尴尬处境；

《风柜来的人》侯孝贤时间来到90 年代，以蔡明亮、李安为首的“新生代导演”延续对台湾家庭中青年一代的“注视”，并加入了一种“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冲突描写，对传统社会与中国父权文化的思考和探寻。

对于“在地性”的情感表达也趋于平静、温和。

《喜宴》李安李安家庭三部曲中所塑造的三个“父亲”都由郎雄饰演，实则为同一形象，从《推手》中父亲老朱对传统伦理的坚持，到“跨地域”《喜宴》中的高父内敛沉默、妥协退让，再到最后回归台湾的《饮食男女》中朱老爸彻底无力放弃父权。

原先电影中展示的绝对性的“父权社会”的形式被打破了。

《推手》李安侯孝贤、杨德昌、李安到近几年新生代导演张艾嘉、钟孟宏、林雅喆等台湾影人，均以不同的身份体和个人情感倾向，直击东亚社会的内核。

从宏观角度看，家庭是社会中最小的单位，是人类生命进程的起点，情感建构的基础。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家庭片的“复兴”好像悄然来临，《孤味》横空出世，一举冲上了豆瓣21年评分最高华语电影的榜单；由钟孟宏执导的《瀑布》（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也长居口碑榜；更不必提，《你好，李焕英》以54亿人民币春节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前三。

《瀑布》 钟孟宏后疫情时代带给大家的生命的感悟，成为了家庭片复兴的助燃剂。

与此同时，令我们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生命，更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本文作者：浅浅

感恩讨论里的豆油，让我能在第一天就看到正片TT 回家计划和妈妈妹妹一起重看！

（有部分剧透喔^^）

导演自编自导，改编自己的成长历程。

真实最动人。

阮凤仪导演和演员们都很棒！

看到了大家的用心！

美中不足就是ending太仓促了，总觉得哪里没交代好（仅代表个人看法）。

也许是导演特别的设置，戛然而止也不一定，理解理解～落泪三次... 其实妈妈很温柔，就是有点情绪化，但不知为何我感觉，这是生病给她带来的。

小妹妹芳安好可爱，说英语也可爱，还会反击嘴欠鹦鹉学舌的无聊小男生！

芳仪可能因为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性格比较直，不遮不掩。

自私，其实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再因为青春期，就更是可以理解了。

我和她的生活有某些片段类似（吵架、怄气不理人、一度家庭关系紧张、一样有一个小妹妹、去西餐厅、吃冰淇淋，还有体检结果让人担心，那时脆弱爱哭的妈妈，以及彼时无助的我），看到就特别有感触，会哭。

另，爸爸做番茄酱蛋炒饭的情节太好笑了，妹妹的形容也好玩：“看起来像蛋死了，把血喷在饭上”（后面妈妈才揭晓，原来妹妹最讨厌番茄酱，委屈她了，哈哈）。

机智厨神

可爱妹妹SARS已经是我出生年代的故事了。

前些年问过妈妈，她说那个时候自己觉得没那么严重，天天上班。

和当下的视觉结合起来看，不禁感叹：已经过了二十年了。

p.s.实话说，是因为绮贞的歌（《尽在不言中》）才来看的这部电影，也期待了很久。

从上学期末到现在一直都只能通过mv后台播放听歌，第一次听是在中午没人的教室。

当时天气有点凉了，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够。

把窗门紧闭，外面是呼呼风声，每听一遍都被感动到无声落泪。

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17。

cheerego.com的邮件啊，写到这突然明白为什么歌名是《尽在不言中》了！

剧情里，芳仪虽然写出了老师赞许的演讲稿，但因为还没看清自己的内心，也有点怄气的关系，不希望妈妈来。

只能在全家因为妹妹隔离的事情慌乱时，不赶巧地旁敲侧击一句“妈妈，你不来吗”。

术后恢复期心累体虚的妈妈每次被芳仪激到，都完全抛掉温柔关心的形象，和女儿陷入争吵。

和“一根筋”的爸爸也是一样，虽然彼此依赖、心怀对方，还是免不了嘴硬、误解的僵局。

这样一看，好像就剩下妹妹最坦诚了。

还好，最后大家都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坦白了心底的话。

And，幸运的是在不幸的疫情下一家团圆！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

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

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

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看完【美國女孩】，不禁想到母親與奶奶，他們用盡一生來疼愛自己的小孩。

奶奶在失智前，每次回家都會關心我們有沒有吃飽，是不是變瘦了。

媽媽即便洗腎，也還是很關心我的氣喘，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就像片中的媽媽，罹患了癌症，心思還是放在家中的女兒。

有場媽媽與小孩吵架的戲碼，母女在過程中，都覺得對方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脫口而出叫對方去死，最後，爸爸衝進來拉開的她們，對女兒一陣毒打。

媽媽卻又緊緊抱住爸爸，希望別再打下去了！

好像小時候也經歷過場景一樣，為什麼我們這麼愛對方，卻要用傷害的方式，來得到對方關注，其實心裡，只是希望對方關愛我們，卻又難以表達真實想法。

愛的反面不是恨，恨就是愛的本身。

導演拍出華人世界，父母對於小孩細膩的情感。

就像戲中，炒飯上錯誤的番茄醬，健康卻難喝的新鮮果汁，我們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愛對方，卻不知這樣愛是否能讓對方承受。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

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

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

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

青春期的姐姐跟随治病的妈妈和尚处在儿童时期的妹妹一起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家中，他们的留守父亲是个中规中矩的好人也懂得怎么做父亲。

电影当中有很多点可以转变成悲剧或者让电影更加辛辣，但是这位导演还有编剧并没有这么做，故事除了那位母亲患病之外，没有人出大事，有惊无险。

比如在妹妹忘记带钥匙后和喂鸟的陌生人相遇，比如姐姐在学校里面因为同学家长导致的同学间的疏离，比如姐姐夜探水花，比如妹妹因为肺炎被医院强制隔离，比如父亲出差离开家，比如母亲做化疗生命走向不明等等……感觉这个家庭再多加一个重量就会走向解离分裂的边缘。

但是仿佛有一个力量在为他们保驾护航，安全走到影片结束。

电影里大女儿的马名叫水花，大女儿离开了水花就如同她离开了曾经的生活，她有点找不到自己了。

这其实是一个讲述青春期的少女适应异文化——实际上是回归母国后，学习调和异文化和母文化、学习处理过去和当下关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