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柱

文字狱么，不过这是在抗日期间，被镇压！

说实话，就是被倭寇镇压了，杀害了。

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爱国主义始终是与反日联系在一起的。

为不忘“亡国”之耻，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韩国始终抓住两条线不放：一是清算历史，铲除“亲日派”，为抗日功臣正名。

在韩国，凡是“亲日”派人物，一律不许进入政界。

在国家机构中，政府专门设有一个特殊的部级机构“国家报勋处”。

其职责是表彰在抗日独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抗日英雄和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人。

这些人在乘坐飞机时可拿经济舱的票坐头等舱，还可以免交高速公路费和停车费等。

1、東柱（동주，2017）中，尹東柱是一名詩人，於革命無所貢獻，既沒有參與文宣傳播，也沒有實際暗殺、組織、策畫、集會等行動，卻作為朝鮮民族獨立運動鼻祖之一而被讚揚，在其百年誕辰之際，李濬益導演拍攝了這樣一名人物的傳記以茲紀念。

文學，尤其是詩，被視為百無一用感傷情懷的呻吟，被稱作壯夫不為的彫蟲篆刻伎倆，實際上，卻是行動的靈魂，沒有這樣的靈魂與心智，革命行動不過是說漂亮話的冒險主義。

尹東柱作為一名詩人，是民族之心，保留並傳述了時代的情懷與對世界的憧憬與理想。

2、台灣今日所不碰觸，並且強力稀釋的日本殖民史，可以由韓國的一系列抗日題材的歷史片中補充。

在日本對朝鮮的皇民化運動後，如今韓國人仍存有一種民族的氣節，這是獨立性的表徵之一，特別是殖民史、獨島主權與慰安婦問題上掐住日本的咽喉。

以往文天祥不任蒙古人（遊牧民族掠奪式經濟）的官，梅蘭芳蓄鬍不給日本人（軍國主義殖民經濟）唱戲，也都是這種氣節的表現，在我們台灣政府官方與民間媚日之際，這是應該反省的。

電影中，尹東柱身為二十出頭的孩子，不以日本姓氏發表詩作，表現的不僅是作為一「文人」，更是作為一個「人」的骨氣。

電影中段，尹東柱將踏上遠赴他鄉留學路之際，寫了一首詩〈弟弟的印象畫〉：冷清的月光映照著紅紅的額頭，弟弟的臉是一幅憂傷的畫。

停下腳步，悄悄抓起小手：你長大了想做什麼？

做人。

弟弟的回答是真正的答案。

3、當尹東柱會見鄭芝溶的時候，正值一九三九年創氏改名時期，鄭芝溶差不多在這個時期停止了創作。

這是什麼原因呢？

在他們的對話中有了答案。

尹東柱告訴鄭老師，認為在日本姓氏之下寫詩是丟臉的事情，他想停止寫詩。

不再創作的鄭芝溶告訴這名青年學子：如果你覺得丟臉，那麼，你可以繼續寫。

這裡頭有很深的意含，可以玩味：如果你知恥，那麼，什麼都可以無愧的做，最怕的是人而不知恥。

4、最壞的時代與最壞的地方，作為一個人的條件是以血換取的。

換句話說，我們沒有生在最壞的時空中，我們的餐桌上並非空有湯勺，我們的基礎十分優渥。

知道尹东柱，是因为读了李正明的《编号645》（The Investigation) 也听说这部小说会被改编成电影，所以开始留意（现在仍不知道它的改编情况）。

但是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大约会一直记得那个姗姗出场的青年，在地狱一般的监牢里，放着风筝，看着天空，说着诗和星星。

在维基查了诗人的生平，出生于中国吉林，国籍是日本，民族是朝鲜。

这是一个身份的模糊，也是一种时代的乡愁，可以想象，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自我的认知都让人犹疑。

比起我们常常看到的国恨家仇，一个青年人的迷惘似乎才是主题。

影片中，借着和家乡父老、和宋梦奎、和同窗、和宥真、和郑芝溶先生、和日本老师，每一段对话都在探讨一个青年人的心中的疑问：是要坚守一个令人心存感恩的信仰，还是一个能改变世界的主义？

学有用的医学，还是无用的文学？

散文还是诗歌？

文字如何改变世界？

留在朝鲜用日文学习，还是直接去日本用日文学习？

要不要改名，要不要考学，要不要……继续写诗？

这些迷惘来自于黑暗时代和明亮灵魂的不吻合、来自于泥泞现实与清澈理想的不吻合，来自于低头看路和仰望天空的不吻合。

尹东柱的不合时宜，是他最深刻的迷惘，诚如他在诗中倾诉：“听人说生活着实不易，诗却能如此信手拈来，真叫人惭愧。

”在水深火热中、在风风火火的人潮中，却还能感受到风、河流还有星空——这究竟是对还是错。

感谢导演的克制，让影片没有往宏大叙事发展，没有渲染太多的历史情绪，而是关注一个青年人的内心； 感谢姜河那的演绎，让那个羞怯的、紧张的、激动的东柱，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英雄，而是一个困惑却坚韧的年轻人。

尹东柱和他的诗歌，所以能有超越时代背景的启迪力，大约在于，每一个青年人都经历着那些迷惘，都在模模糊糊的时候试图写下些什么；在每一个春深或者秋凉的夜晚，逃不出那三个问题的纠结：故人何在。

前程哪里。

心事谁同。

1945年2月，朝鲜诗人尹东柱在日本福冈的牢狱里被折磨致死，年仅27岁。

半年之后，日本战败，持续35年的朝鲜日治时期结束了。

黎明之前的黑暗最是晦暗无光，吞噬了多少鲜活的生命。

近两年因《素媛》、《思悼》两部高分影片而备受好评的韩国导演李濬益，在新作中延续其对于历史、现实题材的偏好，将民族诗人尹东柱的生平搬上了大银幕。

黑白影像，极其隐忍克制的叙事，导演用一种极简风格来处理这个传记故事。

在那个风云争斗、暗涌四起的时代，他没有刻意去放大历史激荡在尹东柱生命中的戏剧性，而尽力地去维系一种平静，犹如东柱本人那样，将所有内心的涌动，思想的争斗，青春的迷惘，只通过纸和笔凝聚成诗句，书写于无声之处。

尹东柱因参与反日民族独立运动而被捕，然而影片并没有在爱国诗人这个身份上大做文章，浓墨重彩地去表现他的革命热血与激情。

影片攫取了东柱人生最重要亦是最后的时光，从少年过渡到青年，求学、写诗、被捕、去世。

导演对于东柱这个人物的揣摩和塑造，来源于他的诗歌所流露出的迷茫、困惑、伤感，以及对纯粹之诗的追求，也来源于和发小亦是革命伙伴宋梦奎的对照。

全片用平行蒙太奇的结构，将东柱被捕后被审的场景与他和宋梦奎的成长历程剪辑在一起，两人如日月相伴，后者刚烈热情，弃笔执枪，号召光复运动，而东柱沉静寡言，如影子般追随宋梦奎，用诗句言说黑夜中的幽暗星光。

全片最激荡人心的高潮之处，导演将东柱与宋梦奎二人签罪名书的情景并置交错，梦奎在愤慨中书写，而东柱在羞愧中撕毁罪名书。

如果说梦奎是世俗意义中真正的革命义士，而因懦弱而愧疚的东柱面对生死存亡亦是勇敢的，他对于革命的追寻超越了俗世的定义，他说，“出生在这样的世界上，希望能写诗，想成为诗人”，这点卑微的心愿直指纯粹的自由，也反衬出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病态。

在被捕前的一刹那，东柱用母语说出诗集的名字——天空、风、星辰和诗，镜头定格，全片结束，这一刻我们才发现前面的所有皆是回忆。

这本诗集成为尹东柱遗存的最重要的作品，作为韩国人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句被后世一代代年轻人所传颂。

黑暗的时代已经远去，唯有超越时空的诗歌，隽永悠长，与天地同在。

原文发表于《环球银幕》。

剧情简介在日军统治时期的朝鲜，所有民众连名字、语言、梦想都被加于规条，完全失去人生自由，在这种环境下在一起出生和长大的同岁表兄弟尹东柱（姜河那饰）和宋梦奎（朴正民饰），东柱一心梦想着成为诗人，用笔的力量为国家尽力，而总是行动派不顾一切的梦奎虽然一直在身边却是像一个最高障碍物。

在“创氏改名”（强行要求韩国人更名为日文名）的国家受难日子里，东柱和梦奎也不得不到日本留学，到了日本后梦奎更是一心投入独立 运动中，和就算陷入绝望都坚持要写诗，把这个时代悲剧纪录下来的东柱矛盾日渐增多，在那个暗黑被统治的时代，各自坚持己见的两表兄弟最终走上了不同道路并成为了对手，但最终二人却同样在日本监狱中死去

明明是中国朝鲜族诗人却被描绘成了朝鲜诗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自己人习惯了被偷，而韩国人喜欢了去偷。

多年过后当无人问津的时候，他自然就从被偷变成了光明正大。

还是想说那句话，国人不应该再漠视文化的流失和被侵占，不要因为韩国的偶像、电视剧等东西就自然而然的戴上滤镜，不然真的会出现那么一天都是他们的。

（文/鬼脚七）2014年，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上映，影片以萧红的一生来展现破败时代中的黄金岁月，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影片很难说完美地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但是许鞍华的风格尝试仍然是让人耳目一新的。

而今年，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东柱》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部两年前折戟的同类型影片，同样的以一个写作者的跌宕一生作为影片主线，同样的与飘摇时代惨烈地对抗，同样的高傲而寂寥的结局。

然而不同的是，萧红尚且可以有能自己决定“怎么爱、怎么活”的自由的“黄金时代”，到了《东柱》当中却成了连选择都变得奢侈的遗憾和荒谬。

对于诗人尹东柱来说，生命当中从来没有过“黄金时代”，而只有难以言说的“耻辱”。

影片的主人公尹东柱是一个诗人，这是我们能给与他的最纯粹的定义；然而现实往往无法容忍纯粹——他是一个朝鲜诗人，但他是一个生活在日治时代的朝鲜诗人。

身为诗人的“小我”与身为民族一员的“大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贯穿了尹东柱的一生。

28年的岁月，是一场在异国、异族、异文化中的漫长征途。

历史上的尹东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都被贴上了“爱国诗人”的标签，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一生，却始终都是在逃离和回避残酷的现实，始终都在朝着“救国”的道路愈行愈远，从“满洲”到朝鲜，从朝鲜到日本，他违抗父命不学医而学文、背离朋友放弃“运动”而沉浸于文字、不青睐革命而醉心于爱情，甚至，为了更好地追逐梦想，宁可屈辱地按照日本的政策“创氏改名”，以“平沼东柱”的身份去往东京，这一切，都离我们想象中振臂高呼、启发民智的“爱国诗人”相去甚远。

正是这样一个对于政治并不感冒的尹东柱，却因为政治罪名被捕、被虐待而死在狱中，继而被冠以“爱国诗人”之名加以纪念，历史的诡谲和无稽往往让人哭笑不得。

那么，尹东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并没有急于就做出结论，而是将这种生活流离的若干片段穿插在尹东柱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回忆当中。

如果说，《黄金时代》是通过当年人物的“出镜讲述”来重新拼凑了一个第三者眼中的萧红，那么《东柱》同样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展现的却是一个从没被人看到过，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的尹东柱。

影片随着在尹东柱被捕之后在狱中接受日本军官的拷问开始，每一个对于他罪名的指责都以他回忆中的真实状况相对比，是的，这些罪名颇有一些“欲加之罪”的影子：他所热爱的诗人因为身为左派，使他也被打上革命者的烙印；他出于友情而关心朋友，自然也被当做谋反的罪证——但是导演并不是在这里批评和暗讽日本殖民者的歹毒和凶恶，而是在这种反差当中，尹东柱的一脸惶然更为摄人心魄。

《东柱》通过这种反差，完成了《黄金时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使得尹东柱的形象得到了重塑，他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爱国诗人”，而更多的是一个莫名其妙成为“爱国诗人”的无知青年。

影片在碎片化了尹东柱一生经历的同时，给尹东柱的给一段人生都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日本军官的责难与尹东柱自身回忆的罗生门里，他究竟做了什么，成为了影片所追寻的根本问题。

影片当中通过画外音独白所确立的诗人身份，通过回忆所展开的青年生活，以及在现实中的囚犯处境，形成了相互交缠、抵消、矛盾的不同方面，作为一部同样试图为影片中的主人公寻找定位的影片，《东柱》并不是以丰富和补足我们印象中的尹东柱为起点，而是选择以模糊和消解他的固有形象为切入的。

在这种略显混乱的模糊性中，我们关注得以和影片中的所有人一样，从完全陌生的角度去接近和了解尹东柱。

影片的这种立意也在形式上得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应和。

《东柱》采用了双主角的结构（虽然片名叫做《东柱》，至少我们很难分清两人之间谁的戏份更多），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导演的上一部影片《思悼》，少年时代的尹东柱和他的挚友，同时也是表兄宋梦奎一起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远离了他们故土的地方，兄弟两人一个热爱诗歌，一个擅长散文，双双沉醉于文学的汪洋之中，成长后的二人回到朝鲜就读，进而考入东京的大学深造。

本来亲如手足的他们却因为观点的分歧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正如鲁迅和周作人的多年恩怨一样，尹东柱将诗歌看做纯粹的情感抒发，他既不理解政治，也不愿参与其中；而宋梦奎则顺应时代投入到学生运动的洪流，办杂志、创社团，像每一个爱国青年都曾热血沸腾过的那样，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奔走。

决然不同的两人在影片的叙事进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尹东柱的不同可能：他究竟是一个不谙世事、单纯幼稚的天真诗人，或者是一个在宋梦奎的反衬当中超脱现实的遁世青年，他的边缘人处境，究竟是一种不屑的叛离，还是被时代放逐的无奈。

和《思悼》当中所描写的父子二人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在特殊的无奈环境中的男性形象相似，《东柱》也显然将尹东柱和宋梦奎的并置变成了一种象征，他们成为了一整个时代青年的两面，一面是民族解放祖国光复的历史使命，另一面却是个人梦想爱恨情愁的自我尊严，特殊的时代肯定了前者，却否定了后者。

正如尹东柱自己所说，他成梦奎的“影子”，成了历史背后的鬼影憧憧。

或许我们会问，哪怕国难当头，难道就不允许一个敏感而细腻的青年只写下温柔的诗歌，而不追求热烈的辩论吗？

或许可以，然而他们却无法得到善待。

不参与政治的尹东柱也难以逃脱“被政治参与”的命运，在日本求学的他遭到日本军官的羞辱，被当众剃掉头发，在这一刻，极具象征意义的，我们看到这种两面性被暴力方式所整合，追求个体价值的文学青年被扼杀，而被强迫地“变成”追求民族大义的革命青年——尹东柱无路可逃，只能回头去找曾经的伙伴，而且表示自己愿意像他一样，参与革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这种转变如此突然，却也如此顺理成章，影片在前半段所一分为二的两条线索在这里重新纠结成为一股。

事实上，剃掉尹东柱头发的，与其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官，不如说是在二战当中裹挟朝鲜的世界局势本身，正如前文所说，导演在《东柱》当中并不仅仅想要表达被侵略的民族如何在一个柔弱的诗人身上折射出力量和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在尹东柱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被无法抗拒的时代所扭曲的诗人之魂如何怆然地消失。

影片并不着力地心系国族命运，而更关注个体生命的沉浮。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东柱》最终将时代青年的两面糅合在一起，展现给我们的，是混合着尹东柱和宋梦奎各自特点的朝鲜青年，在祖国沦陷的岁月中欲求报国无门，欲求避世而不可的窘境。

在这里还很值得一提的是，尹东柱找到梦奎，表示想要加入革命，而此前一直批评东柱“过于感性”的梦奎这时却对东柱说：“枪由我来举，你还是写诗吧”。

这对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表面上相互指责对方的生存方式，这些指责却事实上建立在无比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梦奎何曾不理解东柱的文学梦想，他甚至一眼就能看穿东柱的脆弱和痛苦，因此他才知道东柱更适合的是什么。

在这种拒绝背后，影片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完成了兄弟两人的和解，也最终呈现出这些青年们永恒的矛盾和悲哀——在民族解放的重任面前，个人的梦想不值一提，然而“不有行者，无以图未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梦奎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文学，而保护着东柱的文学。

在无法选择的命运中，这些文弱的青年们，只能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来保护他们当中最美好和最纯粹的那份梦想。

这种带有强烈悲壮感的和解方式，与导演李濬益去年的《思悼》中的处理如出一辙，在《思悼》中的一对父子通过生死的诀别最终完成了对话和理解，而在这里，走上不同道路的兄弟最终通过相互的成全来完成了对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和解。

相似的不只是导演所采用的手法和方式，而同时也是我们随着影片节奏被调动起来的情感。

可以说，在经历了影片前面近乎冗长和碎片化的细枝末节之后，结尾部分的情感宣泄成为了我们最终理解尹东柱，以及与他感同身受的关键部分。

李濬益所采用的这种先抑后扬的叙事技巧，无论在《思悼》还是在《东柱》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便在《东柱》当中，黑白的画面和零散的故事线多少会在影片开始阶段让部分观众难以适应，但是这些缺憾都在影片结尾得到了圆满的补偿。

影片通过这样的取舍，来重新呈现了一个无法选择命运的亡国诗人的命运起落，它最终也没有划定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尹东柱，但是，却的确勾勒出那些被忽视和被放逐的时代青年们的悲哀身影，而这正是《东柱》借尹东柱的经历所折射和传达的无力喟叹。

影片结尾部分，宋梦奎和尹东柱被要求在供认书上签字，梦奎看着纸上罗列的种种罪行：煽动学生、传播违禁书籍、组织叛军、意图叛乱……他签字了，不是因为屈服，而是因为“如果这一切我都做了该多好，我没做到，我很抱歉”；而东柱却拒绝签字，也并不是因为对抗，而是“出生在这个世上，我却只想写诗，我很羞愧”。

如此荒唐，如此无奈。

一个投身于革命的青年因为自己不够“有罪”而痛哭，一个远离政治的诗人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而羞耻。

选择不同道路的两人最终因为这尴尬的时代而殊途同归，走上了殉国的道路。

多年之后，尹东柱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他真的“爱国”吗？

是的，只不过他不是以一种热血的呐喊在爱国，不是以一种主义和口号在爱国，而他的的确确是在用每一个字、每一行诗来爱着他那个深受创痛的祖国的。

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他的这份爱，却让他深感遗憾，却让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以写诗为羞的“耻辱时代”。

原载《电影世界》2016年06月号

影片的最后，东柱说：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只是把写诗作为愿望，单纯的想做一个诗人，真是感到太羞愧，听了你说的话，作为一个诗人，没能在前面引路，像个影子一样跟在了后面，因为感到羞愧；无法签名。

而宋梦奎最后说：在日本留学的朝鲜学生聚集的思想教育，利用调集令，假如能成立朝鲜叛军组织，正式的指挥军士们活动该有多好？

我没能那样做，感到羞愧。

没能那样做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羞愧才签的名。

-而我们在当今社会下，衣食无忧。

生活越来越细致越活越精细的同时，我们连梦想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守护，实现梦想。

在一出生就注定是，在朝鲜的土地上，生活在日本场景，经历过青山里战争，创世改名，尹东柱还是坚持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写着诗，想着如何能在日本发表的时候，注定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那份坚持，那份毅力，那份理想，那份伟大。

影片全部是黑白色调 用以描绘那个黑暗又充满斗争的年代 东柱是位诗人 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国家战乱 深受民族身份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扰下 他是一个影子一般 不敢靠近真实的光 却渴望用诗表达去向往 节奏很慢 情节是由东柱的诗和他的心绪所串联起来 不断地闪回 回到现实 再闪回 宋梦奎与东柱之间在审问的结尾部分 蒙太奇的剪辑将两者和而为一 但又表现了二人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根本不同 宋梦奎是火热的 充满着斗志与意愿 而东柱是一本诗集 翻起来薄薄的几页 读起来却知内心的疑惑、迷茫、困扰、羞愧与坚定 记忆深刻的是对二战时日本人的形象塑造 有清醒却无力的反军国主义者的教授 也有极度自卑与自信渴望胜利到狂乱的军国主义者 表面上谈着解放亚洲 但意义何在 或许只有他们内心的欲望可以解释吧最后 东柱的诗集叫作《天空 风 星辰 和诗》 他说自己身在这个战乱的年代仅仅想成为一名诗人是羞愧的 但正是因为国家民族的危难 才赋予了他诗的内容与思想以及对自我和民族身份的追寻

"天空、星辰和诗"1.诗歌无罪:就像前两天"书无罪"那条新闻一样2.文人的坚守: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协奏曲最开始是特地写出来用作鼓舞背水一战的前苏联战士的，当然前苏联的艺术家们被枪逼着干了很多互撕的事……好像天朝的郭沫若也在文革时期歌颂过四人帮……3.咳……也可能是间谍、双面间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