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行动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一点：在最动荡的年月里，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是在以一种超越所有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反对战争，而这正是这部电影的殊胜之处。

因为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货币战争，无论在怎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不要背离自己的人性、永远不要背离自己的人性、永远永远不要背离自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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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看了一个报道，是在《北京晚报》上，标题《媒体称日军曾伪造中国纸币总额达45亿元》，报道中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曾在二战中伪造了中国纸币高达45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和支付士兵薪水，而大部分约30亿元假钞流入了中国各地。

这则报道中的事情如果属实，简直就是《伪钞制作者》的中日战争版。

看来这种伪造他国货币，以扰乱敌国经济在二战协约国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它们之间有没有互相启发？

我也很想知道同盟国是否也曾“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而这种军事战加经济战的方式又有多悠久的历史呢？

苦于一时手头没有资料，只有等以后慢慢考证了。

本片让我感觉很难评论，因为我在看影片时，从始至终都在摇摆不定，我有时赞同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理论，有时又赞许坚决的抵抗者博格的道义立场。

在那场将一切秩序、道德、人性击得粉碎的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电影中的人们在荧幕里挣扎求生，我在荧幕外纠结迷茫。

导演似乎有意地将电影的视线至于黑白不明的灰色地带，淡化了正义邪恶的绝对刻画，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可以依赖的立场，而所有的人似乎也都有不堪一击的软肋。

影片就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故事。

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论，其实是始终让我觉得有些别扭的，就像那个被争论来争论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后者是不辨是非地强力掠夺扩张，前者是不明就里的一味妥协。

其实真正让我困惑的是，究竟是因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坏，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残酷，而我们不得不妥协“适应”、适者生存；还是正因为我们总是在妥协“适应”、“适者生存”，才纵容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天天地残酷起来。

孰为因孰是果，我搞不清楚，如同陷入一种死循环。

前些天，看到有学生自杀的报道，众人多数都在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抗挫能力差，无法面对残酷的社会。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为了考好学校，在文理史哲，琴棋书画，英语考级，奥数竞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如果重点中学、大学们能在招生时，推出一个抗压测试五的，也许这一问题就真能表面解决了。

这个问题太难讲，不说了。

我说那么多，其实只是想问问，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很残酷，我们应该坚强，可是究竟是谁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残酷的呢？

人类已经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认是高级智慧生物那么多个世纪了，难道这个问题就没人想过，没人试着回答过吗？

在那个遥远的茹毛饮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代，人类努力锻炼身体、拉帮结伙、吃饱穿暖，是为了不让自己被野兽或别的人吃掉，而去吃掉野兽或别的人；而如今，我们早就自认为已经摆脱了那个蒙昧时代，为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沾沾自喜，可在这个文明时代，我们却要努力地磨炼自己的心和精神，是为了不让这个文明时代或别的人把自己逼疯。

话说得太远，拐不回来了。

残酷环境的改造力实在太巨大了，就像电影中残酷的集中营，而被改变了的就是那些制造假币的犹太人，他们在残酷的奴役、死亡的威胁和利诱的压力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适应”环境，偶有反抗，立马被视为异类、破坏者，接着就是打压，甚至试图帮着“环境”清除异类。

就像是我们去指责那个自杀的学生软弱，而不去质疑这世界给了他多大的压力。

是不是社会在变得极端残酷时（就像二战时），我们才想起来去质疑、去抗争、去反省？

而社会在我们还可以忍受时，我们便选择妥协呢？

导演暧昧不明、立场不清地拍完了电影，将所有的问题抛给观看电影的人们。

（芷宁写于2007年12月26日）近年来，一些德国影片开始以新姿态对准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如04年的《帝国陷落》、05年的《希望与反抗》，其中不乏敢于打破以往禁忌涉及敏感话题的，当然，这类影片有关人性的解读也更为深刻，更多样化，更具有包容性。

于07年公映的奥地利与德国合拍影片《伪钞制造者》，便属于这一类：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托，叙事风格凝练而严肃，不带有个人喜好和观点偏向，也不对观众做指向性诱导，至于片中所述主要人物孰对孰错，影片本身不置可否，留待观众自己感受。

当人类失去生存权时，那么其尊严、意志、喜好、技能等将何以附着？

为了在黑暗中求生，人性将如何的挣扎？

心理底线将下降到何种程度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否即便条件是让相识或不识的人死去，也能设法让自己苟活？

究竟是无畏的反抗继而牺牲有价值，还是屈意承欢保护自己及同伴更有意义？

该片异于其他反应集中营地狱般梦魇的电影，在剖析、解读极端情况下人性的复杂性方面，做得自有一套。

虽没过多地渲染堆尸如山或焚尸烈焰的残虐镜头，但影片始终营造出了一种和死神为邻的气氛，为纳粹制造伪钞还是顷刻毙命，这对于被关在集中营里天天和毒气室、焚尸炉、子弹擦肩接踵又身怀技能的人而言，是个终极拷问。

如果说造假是为了生存，那么生存是为了造假吗？

在关于生存的讨论中，该片已不仅仅局限于肉体，当肉体暂存时，精神和灵魂又在乞求符合人性法则的幸存方式，于是，观念和情绪在不断的酝酿着、堆积着，一如片中那位犹太老金融家在纳粹军官庆祝伪造英镑成功之时，自尊难堪地低头表示：“这是我这一生中做过的最耻辱的事。

”他的痛心却引发了纳粹的嘻笑。

而这部影片的主角萨利（卡尔·马克维斯饰演），其身份、内心、经历和转折则更为繁复一些。

首先，他的身份很特殊，是俄裔德籍犹太人，会说俄语却不愿说，貌似和祖国的革命没什么缘分。

再者，他曾靠造假致富发家，在1936年之前，美元、护照、证件，他无所不造，此技艺令他拥有了“伪钞大王”的称呼，也使他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貌似没什么是非感，故而，他既毫无挂碍牵绊，也无归属荣誉感，一切只为自己着想，只要头脑活泛、手艺好便可。

因打击恶性经济犯罪，他被柏林警局的Friedrich Herzog（大卫·史崔梭德饰）逮捕。

二战爆发后，监狱成了集中营，萨利从经济罪犯变成了犯有重罪的犹太人。

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萨利让人们见识了他真正的艺术天分——绘画，他的这门技艺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也适时地向看守展示了这一技能，找他画像的纳粹军官越来越多，不久，他还干起了画宣传画的差事，于是，他能比别人少挨打，而且吃得好。

接着，萨利被转到了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生命中有关灵魂的拷问正式开始了，在这里他又和Friedrich Herzog碰面，Herzog此次全权负责在各集中营中挑选出具有才能的犹太人——画匠、印刷工、制版工、金融家和造假者等，并将这些人组在一起成立“伪钞研发小组”来制造英镑，继而还要制造美元，籍此以打击同盟国的经济，“伪钞大王”萨利在这里成了技术总负责。

面对死亡的威胁，萨利妥协了，而此次的献技已不仅仅是为了吃食，而是处于求生的本能。

在集中营内被隔离起来的“伪钞研发小组”被限时研发伪钞，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

然而，这种求生存的实质却是在犯罪、在协助纳粹，致使求生与偷生没了差别。

小组中有一位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阿道夫·博格（奧古斯特·迪赫饰演），当他以革命思想游说萨利放弃美元攻坚时，萨利却说：“现在我活着，活着并不可耻”。

阿道夫沉痛地反问：“难道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制造假钞？

”事实表明，并不是能忍受就能相安无事，刷洗厕所的萨利被傲慢的Herzog浇了一头一身的尿，他愤怒了，摔碎了洗脸池，继而在听到一墙之隔传来枪杀犹太人的声响后，他失控了，和阿道夫打了一架。

接着，有人因得知孩子的死讯而自杀，所幸未遂，年轻人卡米罗也身患肺结核，时刻有被发现并被枪杀的危险，阿道夫的妻子在原集中营被杀害，阿道夫悲恸万分……小组里越来越多的人都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萨利身上，而此时的萨利似乎已于有形无形间成了一道勉力而低微的保护膜，鼓励绝望胆怯的人，并帮助保护生病的人，当纳粹要追查消极怠工者时，他保护了阿道夫，并警告那些因渴望生存而打算告发阿道夫的人，“如果你揭发了他，我就杀了你”。

可以说，萨利一直都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他的一切行为多源于环境所迫和内心自发，他保护同伴是不想眼看着他们死去，而对纳粹妥协以换取药品，也是他做为一个曾经的生意人的惯性。

片尾，战后的萨利故意在赌场上输掉了所有当初在集中营被他藏匿起来的伪钞，仿佛想洗脱掉苟且的曾经、找回灵魂的幸存感。

夜的海滩上，萨利独坐，一个女人来到他身边，他们跳起了探戈，在影片开场时，萨利也和一个女人了跳探戈，有趣的头尾互应，只是境遇和心态完全不同了。

该片剧本源自阿道夫·博格所写的《魔鬼工厂》一书，书中详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影片由奥地利导演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执导，他曾表示希望拍出一部不仅仅是讲述二战纳粹德国历史题材类的影片，看来他做到了。

而他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将阿道夫和萨利这两个人界定为正邪的两端，且在是非判断上，影片也没给出实际的答案，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很多人和事很难简单地一概而论。

影片结构紧凑，脉络清晰，制作精良，演员们的演技出色，捕捉住了特殊环境下人性最深层、最内核的部分，同时，张驰有度的节奏宣泄出了触动人心的情感高潮。

而片中配乐的应用也颇具特色，既有探戈片段、口琴乐曲的萦绕，又有男声美声的唱响，特别是美声陪衬下的集中营里的残酷画面。

而其中有一段台词的音效处理别具匠心——作为造伪美元进度的交换条件，萨利终于从Herzog处拿到了治疗药品，当他去找病重的卡米罗时，却意外地目睹了卡米罗被纳粹枪杀的一幕，接着他听到执枪的混蛋军官向众人宣布：卡米罗得了肺结核，为怕传染给其他人，便杀了他，“他死得很愉快”。

而这段话，在遭受重创、痛苦中的萨利听来，仿佛耳鸣般“嗡嗡”作响，这一音效处理十分衬托人物的心理，非常传神，令观者感同身受。

（http://nicolew.blog.hexun.com/15972926_d.html）

什么是战争？

有人要死，有人要损失利益，这就是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所有战争最大不同并不是范围广，而是它是法西斯试图征服世界的一个危险开始。

但这场战争又是和千千万万战争相似的：有些人想要别人去死，想要别人损失利益。

反犹太人的思维哪里都有，中世纪的欧洲人为了结束黑死病把犹太人定义为罪恶者被处死；二战前的英美法波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不怎么待见犹太人。

至于苏联，从始至终统治者都保持对犹太人的不信任态度。

朋友听完这些话问我，这和你的标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反犹思潮的盛行让法西斯有了最初在欧洲站住脚的根基。

当欧洲犹太人、特别是社会地位较好的犹太人被大批量逮捕时，当地民众觉得这是为他们腾出了更多的生存空间，是个好事所以他们没什么反对的必要。

当这些犹太人转而被送去集中营进行无偿奴隶生产工作时德国军人和资本家们更不会反对了。

按照我的价值观，他们是坏人。

没有谁有权利无条件剥夺一个正常犹太人的性命。

可问题恰恰就在此。

和平时期的萨利是伪造证件货币的犯罪者，被判刑被释放开战之后又被逮捕的犹太人。

他是好人吗？

朋友说他犯罪了啊，当然不是。

犯罪者进入了集中营，发现纳粹已经把排犹升级成屠犹了，他如果不做点什么就只能和好的犹太人坏的犹太人一起成为死掉的犹太人。

那他选择了什么呢？

他选择用自己的一手好绘画手艺给士兵长官们画肖像画宣传画换取一份能生存下去的食物。

虽然他还是被当成畜生对待，但生活改善了，在奴隶里变成了白领奴隶。

纳粹管理集中营犯人的社会分层制度坏吗？

朋友和我一起看完片子告诉我，这只是激励制度的一个变种罢了，资本主义社会从来都是这样。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里没什么好人坏人，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呢。

但当萨利卷入赫尔佐格的伪币制造计划里的时候事情变得更复杂了。

他要带领几十个同样有一技之长的犹太白领奴隶为纳粹提供战争资金、同时还可以让敌人们经济出点毛病。

做了这些事情，他们就有弹簧床干净的被褥与淋浴洗漱——完全看不出是被人奴役的状态。

萨利问了问自己，看了看别人，嗯，好像这么做也没什么，和平年代我也是犯罪，现在犯罪我能多活一天是一天，还能救一群狱友。

这是好人吗？

朋友说造点假币而已，英国人的本土经济信用早就崩溃了，全靠殖民地输血。

想来也是，那算半个好人吧！

给肺结核狱友求药治疗、庇护反抗份子的贸然之举，到最后纳粹军官主动找上门来告诉他其实他也只想活下去，纳粹要完蛋了，他要个伪造的护照溜之大吉。

看到这里，一切利益昭然若知。

人是自私的，活在纳粹思想下的德国人如此，活在自由民主当道的美利坚也是如此。

萨利并没有拒绝，他也明白在这个时候是他掌控了纳粹的处决权，谁也左右不了我。

可现在萨利选择了放他一马，为什么？

萨利对内心是尊重生命的。

刽子手杀人如麻，可他不配让萨利违背自己的操守。

从进入集中营的那天起，被玷污的道德和名誉，就已经让萨利在心里给纳粹判了死刑。

在对同胞被待价而沽随意处死的麻木后他达到了这层境界。

战火战火纷飞到最后，狱友悲愤诉苦，萨利何尝不是在矛盾与煎熬中痛苦的活着？

重获和平的他大摇大摆的走进赌场，肆意挥霍不真实的美钞，重获美女的青睐。

在他人眼里他重新找回了风流的公子范，却不知道他内心独白：哪有什么好人坏人，无非只想做个活人罢了。

人类发展史上，诸如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大致都源自少数人内心深深的仇恨和憎恶。

这些仇恨的来源最简单，源于无尽的私欲。

在某个人私欲未成形之前，可能只是生活中的某种无所谓的章节。

而当他拥有权利和时运时，一个人的命令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

纳粹德国曾经占领大部分欧洲，曾经毫无顾忌的灭绝一个种族。

当邪恶帝国覆灭后，余下的德国人又如何正视自己的历史和这些罪恶呢？

当地球上恐龙主宰世界的时候，冰河期来临前的逃亡和努力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都会象一个人一样凭借本能去寻找出路。

这就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正视自己。

诸如德国，经历的时代变迁造成的民族伤痛和尴尬让人难以正视。

从天堂进入地狱的心理落差，曾经至尊无上与被全世界唾弃形成的巨大反差，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具备优势的事实——他们更有机会认真审视自己，直面一切。

反之，某个被人类文明宣扬的文化国度史上接二连三的投降过，到现在却还一直鼓捣所谓的自由。

德国电影近年来围绕民族之痛制作的影片堪称理性主义的经典。

这些影片将自己民族曾经的罪恶如此认真坦率的展示给世人，仅仅这种勇气就需要赞美肯定。

能够认真直面自己的过去，才能更好的振兴，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总比抱着老祖宗的余韵止步不前，抑或厚颜到维护全世界要好。

所以说，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是全人类通用的真理，是人一生必须去面对的事实。

只是你面对某些错误时是什么态度？

《伪钞制造者》一如既往，通过独立个体的战争遭遇形成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影片通过纳粹集中营中所谓的专业人士制造伪钞参与二战时期德国经济战争的事实还原了战争的荒谬和无情，以及个体在绝境时刻的种种人性表现。

其中以罪犯主人公萨利、纳粹军官赫尔佐格和红色犯人阿道夫为典型代表。

这三人的种种行为颇为值得深思。

纳粹军官赫尔佐格是典型的投机者和物欲追求者。

对于赫尔佐格来说，适时的投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需求。

这个人对于权利有着游戏般的认识，作为纳粹军官的身份，是为了获取荣华富贵。

本质上讲，他获取权利是为了贪图物质。

很简单，纯种日耳曼血统和精于算计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有用的纳粹军人。

即使是违背伦理道德，即使成为刽子手，他自我认定的核心是投机的成功。

随着纳粹逐步消亡，他对萨利的态度也在变化。

在这个稍嫌滑稽的人物内心，其实他将自己归属为与萨利同类。

而事实上，有些无知的他只是这个国家的战争牺牲品。

在太平盛世，他可能是残酷的商业精英，可能利欲熏心的投机者，为了金钱和物质而活着。

萨利的搭档阿道夫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即使在绝境中同样会为信守信念而坚持，并为此不惜付出死亡的代价。

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而这种反抗精神是必须被正面肯定的。

相对于精明的生存者萨利来说，阿道夫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尤其是在死亡集中营的高度恐怖中度日。

假设，阿道夫这样的人不曾存在、不能存活，对于生存在惨绝人寰环境中的人必然会失去一种支撑。

可是对于阿道夫来说，盲目的坚守原则导致同伴们直接面对死亡的行为却又值得反思。

这种出于政治形成同伴的死亡，从某种意义上讲，盲目自大是他的真秉性。

人只有在这种自大中，才不会顾忌他人的性命。

为政治孤注一掷，貌似伟大，其实有待商榷。

影片围绕着萨利作文章。

他是战前的罪犯，与政治毫无关联，而且相互抵触对抗。

但他的确是一个鲜明的个体，一个被卷进人类战争的单纯人类。

他具备强烈的求生欲和人性智慧的本能。

他务实，相信走一步算一步，相信稳定可能生存的关键点，相信最终存活是集中营生活的第一准则。

这些想法，放在正常社会中，就是他赖以生计的生存法则，放之四海皆准。

萨利通过洞察力可以分辨体系中的种种漏洞，面对危险真的可以缩头乌龟，面对政见不同的质问可以不理不问，面对强势人群的讨好同样如此。

他聪明的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聪明的知道自己的目的所在。

在罪犯生涯中，他是牟取者，而在高度生存危机中，他是拯救者。

通过这种反差可以看到，他的同情心与生存法则同在。

如同商人辛德勒，他通过种种手段和计谋获取大家的平安。

令人伤感的是，这种力量却是在被纳粹军官羞辱后的自尊受创和目睹自己的保护对象被消灭后的内心恐惧而最终爆发的。

他与赫尔佐格的关系一直有些猫捉老鼠的味道，同类中人，相互利用而已。

他与阿道夫的矛盾是原则上的冲突，意识形态严重对立。

而萨利本人，属于人类中的生存精英，具备来自蛮荒的强者印象。

影片通过这个人物在集中营中的行为鲜明对比了政治的荒谬、战争的无稽以及民族的刺痛。

任凭你具备鲜明的政治倾向，最终的拯救者竟然是太平盛世时的一名罪犯，原来是大众的唾弃者。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个伟大的拯救者最终面对赫尔佐格的讨饶竟然放下了武器。

于是，战后用大量乱真的假钞刻意输钱的萨利最终面向大海无语。

也许那一刻，他感受了什么。

《伪钞制造者》的价值依然在于高度的反战和最自我的民族反思，导演斯黛芬卢佐维茨格所展示的影片世界深得人类生存体系的终极体现，这部电影可能为所有纯粹个体重现了被剥离政治后的人性全部。

罪犯萨利独坐海滩的时刻，他内心一定一片空荡，因为他自身也只是侥幸存活而已，因为他依旧是一个没有被承认的人。

其实最让人绝望的是，他已经从他的经历中获取了他凭借一己之力却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和悲凉，他的生存准则被彻底颠覆。

面对缺乏信仰的自己，他如同孤魂。

与其说他对世界绝望，不若说他对自己的民族绝望。

而这一切，完全是错误政治和荒谬战争所导致的。

之前看《夺取》的时候知道印假钞要用五年龄的黄瑞香，要把真钞上面的人物像用极细的针完全一针一针点出来，包括眼睛里的每一根线。

印刷的时候还要加入部分真钞，要控制色彩浓淡，要表现出真钞那种沙沙的手感……伯纳德行动虽然同样是讲制造假钞，却全然不同《夺取》。

一个讲小人物如何对抗黑社会，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友谊，有爱；另一个呢，讲通缉要犯如何在高压下苟活甚至有点左躲右闪，有爱，有情义。

萨利，犹太人，高颧骨，小身材，眼睛甚是阴翳。

可惜看的是中文配音，配音的音色实在和萨利的形象不太搭，我每每看着萨利开口说话，耳边的声音实在是太过于open了。

那个德国将军叫什么名字来着？

还算是一个有仁义的人。

让人恨不起来，萨利也恨不起来，最后还是放他走了。

（不想写了。

刚看完的时候还蛮多话想说的，一周多过去了，想说的话都在日复一日的上下班，一口一口芒果中流散殆尽。

可是我还是没有点题啊，《种族，还是个人？

》那么我使劲想一想，跳出这个括号去）民族感还是个人？

不管是民族还是个人，先活下去比较重要。

活着，总还有机会。

大师 我们无家可归 拉住我们手吧 让太阳热度烤化我们的浮华和我们的虚假大师 我们跟你回家 回到阿尔的麦垛边 谈谈诗歌和久已遗忘的理想---前几日看到的这则消息，说他在参加完上海国际电影节展览回家的途中发生车祸，不幸罹难。

消息发布是在愚人节，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条消息是一个恶作剧，可是潜意识里却有一种不详的预感笼罩着我。

后来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终于确证了这条信息是真实的。

我的生活与这人没有任何交叉点，仅有的一点点关系，便只是多年来习惯去他的部落格看他写的影评。

他说自己是独立影评认，这话是比较中肯的。

比起那些拿起笔或者敲起键盘便知道大声指责和唾骂的影评人来说，他的文字是一贯的克制，清醒，以及评论人中少有的人文关怀。

我喜爱他那些站在女性视角上分析电影的文章，为这个制度森严的现实社会中那些处于弱势的女性发出微弱的呐喊。

是这些带着湿润的呼吸气息的文字打动了我，一个男人，能走下男权的高阶，拾起女性的镜筒已属不易，更何况他在文字里依然将自己男性的身份抽离，甚至对其略有鞭笞。

文字是低调的，但却是暖的。

人是低调的，但却是柔的。

他的身上凝聚着艺术家的才华和思想家的深邃，他有着一双洞悉世事的忧郁的眼睛，带着一丝对严峻现实的失望却又孜孜不倦不肯放弃的执着。

他是一个有着温暖胸膛的男人，包容一切。

这首曲子是他部落格上最后使用过的一首《Dying》，反复地听，反复地感受虚无撞击生命的声音。

Dying,没有想到的是这仿佛成了一句谶语。

莫非大限降至，人便通了灵。

汽车相撞，“嘭”地一声，一个生命便缥缈而去。

我们惊异得放大的瞳仁里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绝望的漆黑和死寂的叫喊。

这段日子仍旧习惯性地去他的部落格看看，我总在想，会不会哪日忽然有了更新，告诉我们：我尚存活于这个世界上，正在努力地康复。

我知道这只是我对这样一个尊贵生命的不舍。

部落格仍然是那个老样子，不久前的影评以及以前的影评像藤蔓上的一颗颗葡萄，依旧闪耀着质朴和熟悉的光泽。

这里一片宁静，宁静得安详，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似乎仍会期盼着明日打开时会看到如常的更新。

只是网友陆续留下的只言片语轻柔地将我拉入了现实的噩耗中。

话语不多，我想，他们也许跟我一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一路走好，kavkalu。

最近引进的二战片很多，而且不管是《黑皮书》还是《行动目标希特勒》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部也不例外。

电影男主角是个极其厉害的伪钞、伪护照制造者，一直渴望能够游离在政治之外，但依然不能幸免于难，被抓入集中营，为德军制造假英镑和假美元，代号“博纳德行动”。

在这个行动中，他们和别人一样关在集中营，但是因为有“手艺”，可以睡软床、吃好一些，不用从事重体力劳动，关键可以暂时保住一条命——看到没，男人不管怎样，有门手艺还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安身立命啊！

可是如果真的帮德国人制造假钞去破坏别国经济，助纣为虐，他们中有人家人被德国人杀害了，有人陷入深深的自责不能自拔，有人因为生病被德国人枪毙在眼前……不做是死，做了，生不如死。

男主人公将如何在集中营自保以及保住身边人，影片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因为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集中营，人物命悬一线，整部电影始终处于一种压抑的氛围中。

唯一的亮色调还是发生在黑暗中，海边，男女主角拥舞，请大家务必等到这个短暂而温馨的镜头。

看得仔细的话会发现本片许多细节都是煞费苦心的。

本片几乎没有存在于其他屠杀犹太人题材电影的血腥画面，相反，这批犹太人的住宿条件还不错。

但是纳粹并没有把他们当人看，为了表现他的境遇，导演以居高临下的俯拍镜头表现了跪着打扫厕所的他受到纳粹军官尿滋的场面，这个镜头完成消解了纳粹“和善的”面目（给他们乒乓桌和放音乐），让观众清晰认识到地位的差异和境遇的高下。

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安德鲁行动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

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

任务起因　　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

　　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

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

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

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

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

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

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

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

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

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

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

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

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印钞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

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

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

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

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

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

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

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

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

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

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

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假钞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

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

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

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

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

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

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

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

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

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

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战后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

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

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

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

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后记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

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

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

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