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

还没看过《奥本海默》的影迷，可以先打个预防针。

只要你提前预习过奥本海默的生平，就不要期待会有任何悬疑的亮点，电影里表现的都是百科条目的内容。

如果你不预习，就会收获到一个冗长难熬的超长MV。

与以往虚构的科幻作品不同，本片极度缺乏视觉奇观，这个关键卖点可以说是诺兰电影的半个灵魂。

排除了悬疑和视觉奇观这两个亮点，诺兰手上的王牌只剩下非线性叙事和辅助配乐。

不同于简单的敦刻尔克事件，传记电影涉及人物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历史背景之深厚，即使诺兰很努力地弥补叙事，调用高端的音乐搭建转场，然而这种办法用得再多，也难以掩盖一个重要缺陷：电影没能交代好事件发展的动机。

在剑桥的日子里，奥本海默不擅长化学实验，学业上遭遇的挫折导致他精神出现偏执分裂的危机。

幸好他遇到贵人玻尔，玻尔的一生都在推动科学家跨国界交流，让奥本可以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

这里出现影片开头对原子运动的心驰神往，这个本可以贯穿整部片子和奥本海默人生的陀螺，遗憾地没能在结尾得到回应，却以一个世界末日的画面来终结整部电影。

奥本海默是怎样走上探究原子的路？

奥本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家庭，作为红利期成就的新富阶层，和其他新皈依狂热者一样，这个家庭有着严苛的家风和积极的冒险欲望。

奥本旺盛的表达欲和求知欲得到家长充分的鼓励，祖父更是引导他成为收集矿石标本的博物爱好者，也许透过矿石晶体看到的奇妙光线，衍生出日后对物理规律的狂热追求。

同时，童年奥本倾心于曲高和寡的诗歌文学，家长和老师也对这个明显超越同龄人发展的兴趣感到欢欣，即使这个爱好是以奥本社交能力的削弱为代价。

奥本一生的争议和悲剧开始于他在加州任教期间参与教职工左翼运动。

传记描述他作为一个衣食无忧、孤僻自负的富二代，本不该关注象牙塔外的民间疾苦，高深宇宙就不该和社会有所联系。

然而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终于影响到身边人，当基层呼唤普罗米修斯时，促使其出于萌芽自童年的使命感站了出来。

他在教授圈子里表达欲过于旺盛而遭到妒才的负面社交局面，也推动他走向保守建制派精英的反面。

有两个关键人物，塑造奥本的郑智光谱。

一个是舍瓦利那，他对奥本速学资本论表达了高度的崇拜钦敬，吸引奥本与其背后的组织建立关系网。

另一个就是前女友简塔特洛克，奥本和她度过了最激荡最美好的左翼岁月，根据传记，奥本以往的感情经历远远不如这段岁月来得刻骨铭心，而这段岁月随着简的死亡成了奥本执念的起源。

奥本如果一直和简交往下去，恐怕更不能逃脱通敌指控的落实，直到他通过左翼圈子遇到现任妻子基蒂普宁。

现任妻子对死在西班牙战壕的前夫报以抽象的评判，奥本也在和现任妻子结合后，沉淀在安分的生活里，与之平行的还有保守务实的政见，脱离激进的革命路线，拥抱折中的罗斯福新政。

基蒂普宁不是一个性格稳定的女子，说不清她的性格和左翼斗争经历的因果关系，但肯定的是，这场确定名分的婚姻间接促使他和坚持战斗的舍瓦利那逐渐疏远。

所以应该拿什么来做陀螺？

与其说是电影里各种听着激昂宏大的音乐，缺乏动机的神圣使命，倒不如把一切发展归根于一个天才渴望受推崇、认可的人格。

这个人格在孤独的童年，通过神童表现收获了父母的爱惜；在学业受挫、受建制派排斥的青年阶段，接受了左翼最热情的掌声；在曼哈顿计划攻关阶段，得到格罗夫斯的最大信任；在受到不信任指控的艰难岁月，妻子站在身边风雨同舟。

奥本和联邦合作，搬开藏着毒蛇的石头，是内心受到左翼战胜纳粹的感召；奥本促进核科技的共享，反省原爆的后果，是对玻尔和平呼声的回应。

可能拿那块祖父送给他的矿石标本作为陀螺，能更好地引出奥本是如何执念于回报人生中重要的朋友们。

虽然他被批评自负、孤傲，但主动一笑泯恩仇的也确实是他。

以上就是我认为诺兰可以将中心思想更深入的途径，毕竟原片里动机的混乱使电影失色真是一件憾事。

拍摄传记片如果只会照本宣科，那未来凭借AI也能完成作业。

本文首发“看理想”公众号《奥本海默》无疑是一部杰作。

即使从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个人作品谱系去看，它也超越了以往代表作的深度和广度，呈现出更为娴熟的技艺、更为沉稳冷峻的风格。

宏大的历史主题与主角基里安·墨菲细腻深刻的表演一起，共同重现了史诗般的瞬间。

那个瞬间，扭转了一个天才科学家的一生，也扭转了世界格局——它让我们看到人性的较量、科学与政治的博弈如何在今天依然深刻影响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且成为一个忧心忡忡的预言，引领世人预想未来可能重现的悲剧。

裂变与聚变电影《奥本海默》改编自2005年出版的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它的中文译名是《奥本海默传》，没有直接预示作品的主题。

电影的改编却与原著密切相关，紧紧抓住奥本海默充满矛盾的个性和他的才华对世界格局的复杂影响。

与传统的传记片讲述方式不同，诺兰使用了他擅长的多重结构，解构、再重构这位物理学家的一生。

《奥本海默》中运用了两条明显的叙事线，一条由彩色画面构成的“裂变（fission）”，一条由黑白画面构成的“聚变（fusion）”。

两条线的叙事主角分别是科学家奥本海默和政客施特劳斯，他们处于两场听证会的风暴中心，这里也是他们命运的转捩点——从此一个成为科学正义的殉道者，一个成为政治肮脏的代言人。

在“裂变”与“聚变”两条主线向前行进的同时，还有不断分叉的叙事线，从奥本海默口中，从他周围师友、同事、妻子、政敌的口中，讲述这位科学家成长的关键事件和情感状态。

支离破碎又密集呈现的细节如原子能量，不断裂变、融合、再裂变、再融合，拼凑出完整的命运地图。

它和电影伊始介绍量子物理学的科学家的一句台词相应：“这是一个充满能量和悖论的世界。

”在我们熟悉的史诗倾向的传记片里，往往主角的个人经历会以客观事件的推进展现。

但在《奥本海默》中，明显有一种新的方式，打破我们的预期，提供了新的叙事视角。

那就是镜头语言可以呈现主角丰富的内心。

他所阅读的书籍，他所听到的音乐，他所疑惑的物理问题，都可以成为一种“风景”，由镜头带我们窥探。

表现在《奥本海默》中，就是那不断落下的雨滴激起的涟漪，不断裂变的原子能量迸发的火花，广袤无垠的繁星云层和冲破它们的想象，既是心中幻象的隐喻，最终也成为外部现实——蘑菇云升腾点燃大气层的那一刻，与奥本海默成长过程中复杂的内心相应和，最终它产生了神秘又巨大的能量，既带来胜利，也足以摧毁世界。

因此片中那句来自印度经典《薄伽梵歌》的诗句，不断萦绕在我们脑中：“如今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裂变”与“聚变”不断交叉、融合，直至某个节点相会。

普罗米修斯攫取火种带来荣耀，随后被宙斯禁锢在山上不断遭受折磨和羞辱。

它是奥本海默一生的寓言，电影去揭示：这位普罗米修斯，是美国塑造的神话，最终他也成了神话的殉道者。

神性与人性如果简单以善良与卑鄙、正义与邪恶区分彩色“裂变”和黑白“聚变”两条故事线，那还是低估了原著刻画人性的深度。

事实上，《奥本海默传》的作者致力于探索这位科学家的复杂内心，他并不以白和黑简单区分主角与竞敌的个性，恰恰相反，奥本海默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让人感到不解，他的多面性恰恰是这部电影绮丽的基础。

在原著传记中，作者曾鲜明地表达过他的观点：“人一生中的个人经历决定了他的公共行为和他的决策。

”奥本海默如何带领一众科学家制造出足以摧毁世界的武器，又赌上后半生的命运阻止美国政府运用这门超级武器，即是他性格完全相悖的两面。

在长达三小时的故事讲述过程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一点：每一件事情就像前一个事情裂变的化学反应，它既推动了新的事件发生，也产生了毁灭性的能量。

正如奥本海默向爱因斯坦提出的那个问题：对原子弹连锁反应的担忧，“连锁反应”就发生在他身上，也发生在他给世界格局带来的影响。

为了应对事情的两面性，他总是保持政客般的沉默。

以一件“小事”为例，奥本海默在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导师下毒——电影中用一个青苹果的特写点明了他性格中隐藏的邪恶一面，但很快，他又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是邪恶的，忙不迭地去挽救、悔恨，用尽全力阻止悲剧的发生。

奥本海默对待原子弹及其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结果，始终有两种期待。

一种是他渴望试验成功，渴望摁下摁钮的时刻原子弹爆炸，渴望世人看到他们的成功；另一种期待是他希望事情就到他想到的这个地方停止，后面不应该造成悲剧，他应尽到道义的责任避免世界进入这样的危险。

奥本海默的妻子基蒂看透了他的个性，在他的婚外恋情人自杀后，奥本海默深陷自责，妻子却愤怒地提醒他：“你不能作孽之后还要让人们同情你！

”——情人简的自杀，与奥本海默既深情依赖又无情逃离的矛盾个性相关，在《奥本海默传》中，作者就冷酷地指出，简是奥本海默性格的第一个受害者。

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受害者是……？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原子弹无预兆地被投向广岛、长崎之后，超过十万人当场丧生，加之核辐射带来的疾病和死亡，超过二十二万人死于这两枚原子弹。

它们是由奥本海默带领的“曼哈顿计划”制造的，在他深情投入的故土洛斯阿拉莫斯这片荒漠上，他驰骋着自己的野心，又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也许有人要说，他只希望原子弹被研发出来，不希望原子弹被投入使用。

《奥本海默》的原著文字和电影正揭示了人的复杂性——他渴望自己的成就被世界看到，因此没有极力阻止美国政府的决策，却表现为无能为力阻止；而在他的成就被世界看到之后，他又立马陷入悔恨，从此在悔恨、苦修中抵消个人成就带来的灾难。

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政客施特劳斯，在最后时刻揭露了奥本海默的“虚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奥本海默的虚伪和天真是并存的。

他既希望科学能够不计后果地达到巅峰，又期望不计后果的责任最终并不落在他头上，结果对世人而言，他成为了荣耀的“原子弹之父”，“沾满血的双手”却由政治家们去承担，他从另一方面保持住了自己“纯洁”的形象。

主角与群戏饰演奥本海默的演员基里安·墨菲，在电影中呈现了极为精湛的表演。

他大部分时刻保持克制、内敛，从青年时期到老年时期，跨度极大地演出了这位科学家经历不同事件时的复杂反应。

某些时刻他极为狂躁、邪恶、分裂，某些时刻他又极为温和、亲民、友善，还有某些时刻他极为傲慢、无礼、冷酷，某些时刻他又极为谦卑、超凡脱俗，像极了修行多年的哲学家。

这些复杂多变的情感，在墨菲瘦削的脸上呈现，有如一道道风景。

通过35mm胶片版观看时，怼到极限的脸部特写仿佛通过显微镜观看一个人的内心。

他脸上的每个分子、原子都被放大——湛蓝的瞳孔闪闪发光，渴求成就；细密的红色血丝充满忧虑、不安躁动；瘦削的脸骨在标志性的毛呢帽下始终有一部分阴影，既象征山脊般的坚毅个性，又有山一般的深邃和神秘。

奥本海默现实中曾以呢帽烟斗的智慧形象得到公众认可，而墨菲的演技又深化了他的视觉魅力，一位精干、压抑、情感充沛的科学家，一个善变、神秘、有魅力的技术政客，一个狡猾、多情、冷酷的情人，都是奥本海默。

在二战即将结束、冷战随即开启的这段风云岁月里，卷入历史尘嚣的诸多科学家、政治家以不同方式贡献自己对和平和正义的理解。

在《奥本海默》本应着墨个人的传记片里，群戏如个人戏一样精彩。

你可以感受到每一位明星演员使用娴熟的技艺刻画人物，他们和基里安·墨菲一样，在裂变、聚变中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配角是饰演奥本海默妻子的艾米莉·布朗特。

作为一个著名科学家的妻子，本身她也是卓越的知识分子。

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位性格复杂的丈夫共处多年，她既享受他带来的名望和荣耀，又常年忍受他的不忠和因他带来的被监控、诽谤的生活环境。

奥本海默扑朔迷离的私人情感生活因听证会曝光于众，对妻子来说是莫大的羞辱。

她的嫉妒、压抑和愤怒又伴随着坚毅、忍耐和决绝，在某些时刻她甚至反过来带领伤害她的奥本海默走出困境——教导他振作，必须击败心中溃散的力量，重塑信心。

演员艾米莉·布朗特，用她成熟丰富的演技呈现了一个与奥本海默同样复杂平等的女性形象——只有势均力敌的智慧和毅力，才能够和这样的人物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令人信服。

除此以外，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政客施特劳斯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他在一点一滴中积累对奥本海默的仇恨，每一次科学家无视他，一个词语、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他都默默吞下被轻蔑的苦果。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谦卑恭敬的弯腰，始终有距离又渴望打破距离的交谈……最终汇聚成一场反叛的阴谋。

隐藏在那始终微笑的面孔下的，就是一个老谋深算、心胸狭窄的政治人物。

他利用民主的程序正义制造了一场叛国冤案，聪明之后，又因这场精心策划的权谋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在自己期待的巅峰时刻坠落。

种种复杂的科学家和政客角色，共同铸就了《奥本海默》恢弘的人性风景。

当你通过IMAX版本观看时，性格迥异的这些历史人物纷纷拉着你进入他们“那一边”，有人激烈地辩驳原子弹不应被投向平民，有人相信制造氢弹才能带来世界和平，有人为日本被夷为平地欢呼到疯狂，也有人为自己参与制造的灾难深夜呕吐不止……可以说在多年电影工业的成熟练习之中，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获得了一种更成熟的力量，不仅能够表现宏伟震撼的风景和结构庞杂的叙事，他亦有能力去展现人类深邃广袤的内心，一个、两个、三个……群像在二战主题电影《敦刻尔克》之后又上一个台阶。

他更懂得如何发挥多年御用演员基里安·墨菲的能量，使这样一个瘦削而冷酷的角色从宏伟的群戏中突出，又加深了人们对奥本海默的认识。

如果你带着看原子弹如何研发成功的期待进入电影院，一种可能，你会特别失望——因为这个故事的主线根本不是原子弹如何成为“三个世纪以来物理学的发展巅峰”，大量对白和辩论会耗费普通观众的耐心，让人急于得到一个胜利的结果、或者一个悲剧的落幕。

但如果，你相信没有人会成为神话或天才那样的人物，每一个卓绝的历史人物都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会犯错，他会卑鄙，他会痛哭流涕……那么你会在《奥本海默》中找到情感共鸣。

在某一刻我们以为自己是重要的、可以成就一番伟业的；但在更多时候，我们会在质疑和犹豫中做出自以为是的决定，往后不断为某个错误的瞬间不断付出填补的后果。

对野心勃勃的诺兰而言，个人情感终会上升为宏观的意识形态。

当我们回看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时，我们必然得到这样的启示：它可能还会重演。

也许《奥本海默》的野心即在于此，人类期冀的梦想，可能会酿成悲剧。

科学被掌控然后释放的瞬间，邪恶亦随之而来。

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不是奥本海默一个人的问题。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小罗伯特·唐尼借由饰演《奥本海默》的路易斯·施特劳斯，再次获得奥斯卡男配提名，理应是个大概率事件。

传记片，争议人物，毁容式表演，加上自身的突破，或者说退却本色，乃至洗尽铅华，都是必将受到肯定的要素。

特别是在电影里，我们确实很难忽略施特劳斯的存在，又很容易忘却唐尼的印记，这完全是前年获得金酸梅提名的演员做出的第一个有力回应。

《奥本海默》唐尼固然非常需要克里斯托弗·诺兰，一个长期稳定输出且能让他另辟蹊径的伯乐。

十几年成功的漫威生涯，证明了钢铁侠深入民心，却也意味着演员在四五十岁的阶段，在事业的第二春，个人表演的可能性被最大程度压缩与固化。

尤其是在近十年，自打《法官老爹》之后，他很难在超级英雄的铠甲外有表演上的华彩，复联终局之战过后唯独一部《多力特的奇幻冒险》，沉降到低幼的儿童市场，非但没有办法如期开启系列作品的长红，反而惹来了外界乃至本人对创作的质疑。

《法官老爹》在恶评席卷而来之前，他已经选择跟家人共度一年，丢空自我，暂别镜头，但是诺兰及其递过来的剧本，显然极具吸引力，无论是对演员来说，还是对历史爱好者，尤其是熟悉施特劳斯的本人而言。

唐尼半开玩笑地说，出演这个角色没有压力，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都有主角基里安·墨菲担着。

但谁都知道，诺兰金字招牌下的高压，对演员的功底以及信赖心理，实际上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他会要求唐尼在被塑形十载，甚至是从演五十年之后，奋力丢弃跟个性沾边的成分，杜绝表演痕迹的出现，这自然是极为困难的。

《奥本海默》用唐尼自己的话来说，他天性就跟墨西哥跳豆那样。

这种由于内有飞蛾幼虫作动而显得会翻筋斗、跳荡的植物，不安分，不墨守成规，有强大内驱力，演员有这样的属性，是天赋，但并不适合诺兰对《奥本海默》的预期——他不需要唐尼按照自我预判，演成一个清贫乐道的官员。

他在达到职业生涯高峰的群戏调度里，选择让六度合作的墨菲担当核心人物，始终处在被聚焦、被撕裂的状态。

那种原子弹级别的能量需要长期压制在将爆未爆的阶段，因此格外需要身边对戏的演员精准地来摊分、刺激或遮蔽，继而维系这种微妙的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角色就是施特劳斯。

要成全奥本海默内敛得浑厚、悲悯的表达，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小人」对手，同样属于内化却内化得大相径庭的施特劳斯，可以作为事件的推手，以及人物的比照。

《奥本海默》诺兰曾经把这两个对头，比喻为莫扎特和萨列里。

在这里，人性当中的嫉妒与记恨，开始兴风作浪。

唐尼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不只是顺应剧本或历史书，来呈现这样一个人物，他甚至能在跟诺兰的探讨中，改变对方在原有框架里的构想。

他对二战及冷战的历史颇有研究，对施特劳斯这号人物也有相当了解。

他知晓对方和奥本海默一样，都出生于德裔犹太移民家庭，才智相当，却境遇不同。

《奥本海默》施特劳斯在美国经济衰退期为了支付大学学费而卖鞋，才二十岁就赚到了两万美元，后来混入胡佛的核心关系网，顺应当上海军少将，直到1947年，被杜鲁门总统放入原子能委员会初识五人组，这才有了奥本海默被招揽又被针对的故事。

放在电影里，施特劳斯就是最大的甚或是唯一的反派，但这样的反派显然跟寻常商业故事里的大相径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自身的信念感更为强烈。

波苏战争让他对美共抱有一生的怨憎与警惕，作为爱国的保守派，他在大众习惯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的时候，谨记苏联给世界与美国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威胁。

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深信各国政府会放弃对核武器的滥用，在他看来是理想主义的无效用，是倒退的不切实际的妄念。

《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物，实际上很难用二元对错判别。

唐尼看到人物复杂性背后历史、环境、眼界、信仰与人性的交融作用，看到私心依傍大局观的借力打力，看到风云人物的针锋相对会改写现实走向，看到美国梦在以不同的面貌降临到施特劳斯身上，看到不认为自己是反派的反派才是有灵魂的、才是真实甚至有魅力的。

诺兰不仅需要这样一个能对人物知根知底、连动机都一清二楚的演员，而且需要演员有足够的实力和魄力去支撑这样一个带有反派属性的角色，既能推动剧情，又能让观众哪怕是在咬牙切齿的状态下，也能深信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源自所谓的反派思维。

这本身也符合《奥本海默》对各种立场交锋呈现的野心。

所以观众可以看到发际线急速后退的瘦削老男人施特劳斯，热忱脸面逐渐化冻出内在的恼恨，成为千夫所指的狂人。

作为故事的对立面，作为思潮、人性那种保守、偏颇的一面存在，唐尼从未尝试过的精密、阴冷表演被置放在黑白色的反差里，以注脚形式的低调，成全了演员本身突出的蜕变。

《奥本海默》诺兰选择唐尼，相当明智，而唐尼本身的应战，也十分漂亮。

这里又有另一个原因，即唐尼满足了诺兰的一个「愿望」——演员自己有被类似经历折磨过。

此前的演艺生涯甚或是私人生活中，唐尼的确如此。

先说唯一能够带给他奥斯卡影帝提名的《卓别林》，这算得上《奥本海默》极大的互文。

同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唐尼饰演的卓别林因为立场与态度，被人伺机报复，惹来审查，一如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的所作所为。

《卓别林》至于八九岁就被父亲诱使尝试大麻的唐尼，在三十一岁时因为吸食烈性毒品而与妻子分居，并因超速驾驶私闯民宅、非法携带枪支等等问题多次被捕，又因为多次违反缓刑保释条例，在监狱度过一年零四个月，此后又经历了戒毒等事情，人生回到所谓正轨，却也失去了曾经的高地。

浪子回头的故事，好莱坞并不稀缺。

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往，让唐尼在当中讨论时感受到格外强烈的羞辱，即周遭人等随着自己被卷入谁是谁非但毫无意义的主流争论里，标准在变，立场在变，没有人在乎隐私的被践踏，更没有人在乎他作出改变的努力。

三四十岁的沮丧，终结过他那时候的演员段落，也在二十年后成为他对那种病态尖酸的深刻理解，还有精妙还原。

说来有趣，哪怕是在早期的表演生涯里，在还没有曝光出浪子形象的时候，观众就愿意记住他这种越界的适配性。

比如20岁，在《火爆小子》里演痞子，在《摩登保姆》里演性饥渴的少年，22岁，在首当主角的《泡妞专家》和随后的《零下的激情》里演花花公子，后者还有毒瘾。

《泡妞专家》大概因为这种痞子气，他演一些正面角色，也带有一种尖锐、疯狂的姿态。

被盛赞的《卓别林》是他二十六七岁的集大成者，在辛酸与诚挚里，他拿捏出某种看似病态却充满悲凉的迷恋，对女人，对事业，对表达，都是如此。

一反所谓正人君子的无趣，他哪怕是出演彼时并不知道影响如此巨大的钢铁侠时，也为曾经绝对正义的银幕超级英雄注入了许多作为人的私欲和妄念，这样一个角色经历内战，最后为了大局牺牲自我，成全了英雄有血有肉的进化，也代表漫威甚或爆米花电影，契合了人在世间的位置。

《钢铁侠》随后《热带惊雷》给了他在钢铁侠才出现时的另一种英雄式发泄，以充满槽点的越战美军形象，讽刺了电影、战争、人性、雄性气概的虚伪。

《热带惊雷》在这样的「歪斜」基础上，《大侦探福尔摩斯》系列才有他对经典神探的银幕颠覆，哪怕随后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在英剧《神探夏洛克》做出更富热度的诠释，他起码拿下了半壁江山，据说第三部会时隔十五年再现，彼时还能有怎样的找补，姑且拭目以待。

《大侦探福尔摩斯》曾经，这位演员说过自己有好奇心，忠诚，很容易感觉无聊。

他回望过去十几年的光景，确实感恩地认为最重要的是2006年的《长毛狗》，一部并没有多少热度的平庸之作，但是那让迪士尼给他上了保险，也才有了之后东山再起的机缘。

正巧他出演的《小贼、美女和妙探》和乔恩·费儒执导的《勇敢者的游戏2：太空飞行棋》，当时票房表现都很差，于是大家都很想拍一部能带来影响的电影，最终《钢铁侠》也趁《蝙蝠侠：黑暗骑士》差几个月上映，实现了跃升。

《小贼、美女和妙探》目前脱离了钢铁侠的重复表演，唐尼已经借由《奥本海默》走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依然有当下影坛难免的摇摆，甚至有更多不可捉摸的变量，而他表示自己的态度，是愿赌服输，也更追随自我。

是否认清历史不会影响过去，只会影响未来，当我们见证历史时，历史也在选择我们。

多年来，国内外广大影迷对电影《速度与激情》系列情有独钟。

影片主演保罗·沃克，在《速度与激情7》开拍两个月时，就因车祸去世。

为了保证剧情的完整，制作团队通过AI换脸技术让保罗·沃克出现在银幕上与观众告别，当那首《See You Again》响起时，由保罗·沃克饰演的布莱恩和范·迪塞尔饰演唐老大的相视一笑，驶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一画面也成为影迷们心中的经典。

《速度与激情7》剧照 此后，诸多影视已经通过AI换脸来提升电影的表达空间。

例如，借助AI换脸技术让演员“完成”危险或高难度动作。

2019年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爱尔兰人》中，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和乔·佩西三位好莱坞老牌明星都已经70多岁了，但通过AI技术，他们奇迹般地重回青葱岁月，上演了一段震撼传奇。

《爱尔兰人》海报 在今年7月份，影迷们期待已久的《碟中谍7》终于震撼登场。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影片的反派居然是一个仅局限于网络空间的人工智能。

《碟中谍7》剧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我们在惊叹AI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给电影工业所带来的改变时，它的弊端也在逐渐显现。

曾经我们研发出原子弹，将人类从无尽的战火中拯救了出来，但也在无形中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无法预知的灾难。

在本月13日，代表16万演艺人员的美国演员工会及广播电视艺人联合工会宣布，与制片公司的谈判破裂，从即日起进行罢工。

早前，美国编剧工会已在5月2日开始罢工，这是自1960年之后近63年来演员工会和编剧工会首次同时大罢工。

本次好莱坞大罢工主要反应出了阶层的利益矛盾，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了，人工智能未来可以替代许多职业，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率，使贫富差距分化。

人工智能技术往往由少数公司拥有和控制，这也可能造成垄断行为。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诺兰新片《奥本海默》讲述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主导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

《奥本海默》海报 在新片《奥本海默》中，这位电影大师以其独特的视角，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原子弹的诞生进行了对比，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奥本海默，这个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在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科技后，却面临了道德的质疑和内心的挣扎。

《奥本海默》剧照 他告诉我们，每一项科技的发展，无论其给人类带来多么大的便利，都应该在理智的框架下进行。

否则，我们可能会像奥本海默当年开发原子弹后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陷入一场无法预知的灾难。

当我们步入AI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无声中带来了一些相似的困扰。

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对于这一科技的发展感到后悔？

《奥本海默》剧照 诺兰以他的电影《奥本海默》为舞台，用艺术的形式向我们传达了这一深深的忧虑。

看完《奥本海默》，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表演，第二个是导演，也就是说如果这片子换了其他导演拍会怎样，是不是就像《我的左脚》《至暗时刻》那种传统的传记片模式：会将一切焦点放在主角的表演上。

所以说我心里想的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好像很少有观众去讨论墨菲的表演？

或许因为导演是诺兰，世界影史的一个黄金招牌，他本身就代表着创新和激情。

他的电影永远是那么追求完美和真实。

当然我还是觉得也并不是因为导演名头太大 ，而不去关注墨菲。

墨菲本人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爱尔兰演员，他在金棕榈影片《风吹麦浪》担当主角，在英剧《浴血黑帮》更是大放异彩，圈粉无数。

其实他也是诺兰的御用演员，也可以说是心头肉。

按理说奥本海默是一个极为复杂矛盾的角色，一个好演员接了这么一个本子，内心肯定是相当激动的，虽然困难但很有挑战性，至少是一个赢得奥斯卡表演奖的机会。

我们当然在影片中也会看到墨菲卖力的表演，但为什么就不会给人一种炸裂的感觉呢？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也想提出自己一点想法。

我觉得实在是诺兰的影像风格太过于鲜明，视听分镜太过于出色，高强度的节奏和高密度的音乐以及高频率的分镜，在蚕食着墨菲的表演，或者说是在将他的表演完整性去打破，让他的表演成为碎片，让其成为视听影像的一部分。

想起一个不确切的例子，希区柯克不需要表演，他只需要剪辑就可以完成一切。

诺兰不是这么极端，但他有点极为自觉的影像创作意识，他不会让任何因素去阻碍自己影像的流畅性。

所以说他根本无视或者说没有给墨菲一个思考的空间——所谓表演的solo。

但是确给了黑白部分唐尼表演的机会，很明显唐尼的表演正是因为有了诺兰的“让步”而更有层次感，更具爆发力，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唐尼至少会有一个奥斯卡最佳男配的提名。

（黑白部分诺兰的掌控欲没有彩色部分强）不过我也不是说墨菲演的不好，恰恰因为他演的太好，才给这部视听语言至上的电影增添光彩，其他的传记片，表演可能凌驾一切，或者说与其他因素都割裂开来，《奥本海默》的表演是视听大厦的一砖一瓦，是底子，是根基。

也就是说墨菲的表演是在给影像献祭，极具牺牲精神的。

除了演员表演，我挺想说说电影声音。

我从小就对影像声音很敏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很小时候家里没有有线频道，我总会在外面听邻居们电视的声音，久而久之对声音有了一种非常亲切 间离 独特的感觉。

所以我在看《奥本海默》时没有一秒钟是分神的，因为音乐实在是把我给钉住了，这让我仿佛回到了几年前看《敦刻尔克》的爽劲儿体验。

对于电影声音而言，我觉得最难的是片段之间声音的过渡性，我们之前往往批评一部片子，说它煽情了 太突兀了，其实无非也是在批评声音过渡的不流畅，造成了节奏的卡顿，不完整，让观影体验很割裂。

《奥本海默》无论是影像的过渡还是声音的过渡都是大师级别的，尤其是声音的过渡没有一丝不适和不安，十分流畅和自然，音乐铺满全场，并没有感觉吵，反而心一直被牵着走，它跟影像互为肉体和灵魂，如果说表演是“神”，那就是很经典的肉灵神三位一体，那营造的观影体验是真的沉浸和神奇，乃至歇斯底里的不可思议。

所以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它甚至让我萌发出二刷的冲动，这才是一部电影何为电影的电影，大家至少回归电影这个本体，去好好探讨视听了，毕竟视听语言才是电影的一个最基本的“根儿”。

另外我还是想再简单说说几点：1、其实没必刻意去了解影片中科学家的生平，他们其实是这道大菜的辅料，顶多算是葱花，只需要了解奥本海默 爱因斯坦 和施特劳斯的关系即可；2、比起原子弹爆炸场景，我更喜欢爆炸后，奥本海默在礼堂受众人膜拜那种内心的挣扎，欢呼和惨嚎融为一体，那段蒙太奇拍的太绝了；3、我太喜欢电影的结尾，也确实没想到爱因斯坦我以为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角色，竟然在最后起到了如此大的作用，是点睛的神笔。

这部电影至少可以宣告克里斯托弗·诺兰还是那个“神”，一个走在影像前沿，去不断突破和探索的电影之神。

是的，我甚至有点爱上他了。

近日，《奥本海默》登陆国内院线，可谓是风头最盛的影片。

围绕这部诺兰的新作，不出预料地，引发了观影口碑的两极争议。

正如同奥本海默这个人物本身带给我们的复杂感受。

奥本海默是诺兰最喜欢的那种深受才华所害的天才。

他单纯而自负，深情但多情，充满正义热情又沉迷政治游戏，自私虚荣又泥足深陷于道德疑难。

纳博科夫对于艺术品的描述也适合成为他的形容：“诗歌之精确性和纯粹科学之激情”。

但如果只说到这里，《奥本海默》似乎和合格的传记片没有太大区别，毕竟稍有野心的创作者都急于勾勒人类的复杂性。

真正使《奥本海默》与其人物原型超脱寻常叙事体系的，是原子弹，他的最大功绩和最深罪孽。

围绕着原子弹，彼时的战争局势、地缘政治、派系博弈，席卷着奥本海默的私人生活、道德困境，使得《奥本海默》的故事具有了丰富立体的维度，但这部传记片的电影语言与问题意识却堪称传统。

最终，诺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过于完整的故事，却没有处理“后奥本海默时代”的困境。

或许，这个困境是故事终结之后的重点，却是一部电影无法回答的。

撰文｜雁城公共性与私人性《奥本海默》中，光的波粒二象性是一个浅显的象征。

正如光既是波也是粒子，你很难在奥本海默身上划出泾渭分明的一条线，隔开科学的和政治的、英雄的和罪恶的。

广岛和长崎的两朵蘑菇云，在屠杀生命的同时撼及存在主义的本源。

海德格尔所预见的事实从未如此彰显：“我们现在生活在技术的世界里，并受到其支配。

这种支配并不是我们选择的，它是技术本身的必然之物。

”

《奥本海默》剧照。

“现在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奥本海默》中，这句宣言先后出现在奥本海默的性事和他对灾难的忏悔里，同时为两个人的高潮和二十二万人的死亡作注脚。

二十二万，这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决定了奥本海默无法被视作一个寻常主人公。

核弹因他而生，他却无法为此负责。

他的超能与不能都是极限的。

因此，比起科学与政治、英雄与罪恶的二分法，我认为主导《奥本海默》的二象限，是人的公共性与私人性。

在这两个象限上，奥本海默被极致拉扯。

在代表公共性的一端上，他大权在握、大兴土木、主宰生死；而在代表私人性的一端上，他任性而天真，是一个社会化未完全的书呆子。

诺兰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奥本海默属于私人的部分。

当然，绝大多数传记片都这么做，诺兰的手段更是传统，包括用两个女性角色（以及其中一位的裸露戏份）来做男主角人性的注脚。

在导演宠爱的目光下，奥本海默天真地把毒液注入苹果企图毒死导师。

但在这场犯罪中止之后，他背负上二十二万条人命，并因此成为战后最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美国的英雄。

《奥本海默》剧照。

然而，《奥本海默》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也并非仅是具有煽动性的对立。

诺兰展示出的更像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很多时候，你分不清自己看见的是他的哪一面。

在彼时奥本海默所发迹的知识界里，“分裂”已经是一个核心的形容词。

上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

而《语言与沉默》中，斯坦纳这样描述现代知识界的分裂：在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时代之前，才华非凡、记忆超强的人还有可能在人文和数学两种文化中都如鱼得水。

莱布尼茨就对两种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现在，真的不再有此可能。

言词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的分野日渐扩大。

两边都站了人，在对方眼里，都是文盲。

像是有意和这种分裂做对抗，奥本海默的博学多闻，本质上是坚持把两只脚分别站在两种文化上，就像站在两块日渐分裂的大陆上。

在伯克利执教时期，共产主义和量子力学一样占据他的精力。

他持续关注西班牙内战，与美共保持密切关系，这遭到了同僚的干涉，也成为了他日后被攻击立场不坚的证据。

语言与沉默9.3乔治·斯坦纳 / 2013 / 上海人民出版社《语言与沉默》我们应该如何认知奥本海默身份的公共性和私人性？

表面上看，科学家是他的公共身份，而政治参与是私人选择。

然而矛盾的是，在战争时代，谁可以独善其身？

或许在象牙塔里明哲保身是更自私的选择，行动和言说才可以直接地惠及公共。

所以这是奥本海默的选择：我都要。

研究量子力学又读《资本论》的他，更像旧时代的知识分子。

考虑到研究核武器是一个充满伦理陷阱的项目，奥本海默确实可能是负责“曼哈顿计划”的最佳人选——如果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真的存在人选：既懂理论，又不能是完全冷感的执行机器。

从顺序时间线上来看，奥本海默在故事的前半段就是我行我素的天才模板。

对于所有事物他都有见解，而对所有见解都很坚持。

直到他的认知遭遇了两次剧烈打击：第一次，是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

他终于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可以决定它的使用权。

在政客手下，他被完全地工具化、从公共领域中无情驱赶出来，而前者以儿戏的姿态排除了京都为投放地（“我在那里度过蜜月”），并在面对他愧疚的眼泪时嘲讽其为“一个爱哭鬼”。

他变成一个政治观点无足轻重的科学家，只需要被顺从地塑上金身。

第二次，则是在和路易斯·斯特劳斯（小罗伯特·唐尼饰）旷日持久的矛盾中。

在这场荒诞的审讯中，奥本海默的政治观点突然重新变得重要，而且是异常重要。

“法官们”绞尽脑汁地证明他和美共的关联以取消他的安全许可。

这时候，他的私人行为也是公共的了——所以出现了象征性的一幕：奥本海默与情人琼·塔特洛克赤裸出现在审讯现场；同时，他的公共行为也是私人的了——他反对造氢弹，一定包藏私心，和他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亲友脱不开干系。

《奥本海默》剧照，他与情人琼·塔特洛克赤裸出现在审讯现场。

这样的审判容不下“二象性”，只有“连贯性”。

尽管有时候，不连贯的才是人性。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罗织成证据链，而链状物带来真相的幻觉。

十年前的言行如果和今时今日不符，那就是可疑，进一步就是有罪。

所以“控方”拷问奥本海默为什么曾经支持原子弹而后来不支持氢弹，两者差别只在于前者针对德国，而后者针对苏联，苏联则恰好被认为和奥本海默利益相关。

所有信息都是重要的，无论它来自于你的工作还是生活；所有的信息都是不重要的，如果它在预设的立场之外。

我见过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最精确的论述，来自汉娜·阿伦特的《人的条件》。

阿伦特认为，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而城市、国家的出现使人获得了政治生活，而那是人在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现在每个公民都属于两种存在秩序，而且在他私有的生活和他公有的生活之间存在一道鲜明的分界线。

”然而，现代大众社会同时干扰了公域和私域：“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

……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唯一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东西。

”《奥本海默》所展示的就是公域和私域在政治干预下的混乱：首先把他驱赶回私人领域，然后再在私人领域中清算他、将他连根拔起。

《奥本海默》剧照。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面对这套组合拳，或许任何人都没有。

面对第一波攻击时，他没有参与反对投放核武的请愿。

事后自辩时他说自己全面地陈述了所有科学家的意见，包括支持和反对两种——本质上，试图把自己的倾向藏在群体背后，也是默许了自己被清退出公域。

在面对第二波攻击时，他又把所有私己的、亲密的细节和盘托出，在不正义的程序里寻找正义。

前妻凯蒂指责他“扮演殉道者”。

因为在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时，只有剖腹才能自证他吃了几碗粉。

片尾，《奥本海默》不惜请出肯尼迪给施特劳斯投反对票，以证明回归主旋律的决心，但本质上，影片呈现出的是一出现代社会的悲剧，宣告人的公共性和私人性是如何在政治构陷中泥沙俱下地丧失了本来面目。

因此，奥本海默的遭遇也不只是可以被轻易平反的天才冤案。

即使影片的叙事给人一种错觉，它似乎只缘起于体制内个别害虫的私人恩怨，但这无疑是过度简化。

实际上，如爱因斯坦所暗示的，这种结构注定在不同人身上反复上演。

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寺山修司说过：“正因为是人，才能够改变过去。

或者该把这视为人类独享的自由。

”作为传记片，《奥本海默》也享有这种自由，或者说，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诺兰说：“我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读者，使我自己，使整个项目都能清楚地看到，我们将从他的角度看到一切。

”他最终的选择是使用第一人称创作剧本，把自己完全代入奥本海默：“我走进来，我坐在桌子旁，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或许也因为此，文本最终展现出的是高度的主观性。

借由非线性叙事、声效、蒙太奇等诺兰的保留节目，观众被摁头进入奥本海默的世界，不仅看到他的经历、选择，更要体会他的情绪、感受。

《奥本海默》剧照。

在The Cinematic Signifier（《电影的能指》）中，Christian Metz（克里斯蒂安·麦茨，电影理论家）阐述了情绪（affect）是如何在电影中运作的。

他认为，它源于观众对电影作为表征媒介的意识与真实的、确实体现的情感体验之间的二元论。

《奥本海默》在这组二元论中毫无疑问偏向后者。

沉浸在这个文本所提供的高密度台词和目不暇接的叙事迷宫之中，观众遵循现在流行的“质疑-理解-成为”的框架，最终如诺兰所愿把脚踏进这个天才的鞋子之中。

诺兰叙事的商业化特征也在于此。

和其他好莱坞电影一样，他的故事从不会留下太多空隙让你产生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鼓吹的间离感。

后者认为，戏剧或电影营造的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幻象，阻碍了戏剧和电影观众反思现实生活同叙事事件之间的联系。

只有在一些陌生化的瞬间，观众才能从传统戏剧提供的强大幻觉中清醒出来、更直接地和戏剧所描述的内容建立连接，从而成为改革潜在的实践者。

诺兰从不这么做，本质上是他缺乏真的让影像影响现实的野心。

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布莱希特不同，诺兰沉湎于自己的叙事游戏。

《奥本海默》因此是一部非常“诺兰”的作品：叙事的中心没有留白，人物的复杂性不意味着留给观众自行理解的空间。

虽然关于影片的一些刻板印象就是“信息密度大、很烧脑”，但《奥本海默》是一个被严格规划好的迷宫，强编码的信息流中没有岔路口。

它要求观众勤勤恳恳地在唯一叙事的引导下，走到唯一的终点。

《奥本海默》剧照。

接受《看理想》采访时，诺兰就坦承：“想把真实历史拍成戏剧性电影，最大的挑战其实是知识量。

你需要足够的知识来建立叙事的权威性。

”一个权威的、强说服力的解答，是诺兰给予“再现历史”这一课题的答案。

那么，《奥本海默》对历史的再现是否公允？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另一部传记片。

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看完一部传记片，我都很难不想到《阮玲玉》。

这部关锦鹏拍摄的关于阮玲玉的电影，以它的后现代性而出名。

和诺兰的叙事策略截然不同，《阮玲玉》反对展示一个被编织得看不见接缝的幻境。

虽然同样使用非线性叙事，但《阮玲玉》的三条叙事线并非互相巩固，更像是互相拆台：一条时间线上，彩色的影像再现阮玲玉（张曼玉饰）在20世纪30年代初演艺生涯；另一条线上，阮玲玉本人出演的黑白默片作为档案图像出现；更精彩的第三条线上，《阮玲玉》这部电影的拍摄和准备过程被记录下来。

于是观众们看到，张曼玉一会儿扮演着阮玲玉，一会儿又作为张曼玉本人，坐在镜头前阐释她对阮玲玉的看法。

《阮玲玉》剧照。

死于“流言可畏”的阮玲玉最怕旁人笃定的揣测、叙事、评说，所以关锦鹏一再地在现实和虚拟之间仰卧起坐，是为了在这陨落的巨星被盖上的棺椁留出一道缝，一道可供喘息的缝，使所有叙述停留在知与不可知、信与不确信之间。

如Mette Hjort（乐美德，学者）所言，通过强调纪录影像的“元电影”特征，自传片自我反思的维度被拓展。

这种多层次的生命写作中，自我反思性、怀疑和不确定性扮演了重要角色，观众被鼓励探求他们所可能获取的最佳叙事，而不是被权威灌输唯一解。

和《阮玲玉》对比，《奥本海默》对待历史的态度就相当传统。

它并未超过库斯滕（George F. Custen）在1992年对当时的美国传记片的洞察：“传记片几乎总是从中间开始，在人物已经超过他或她的价值可能受到家庭影响的年龄……取代作为因果模式的家庭，好莱坞嵌入了自我发明，那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个性的建构，也是19世纪的主流性格的建构方法。

”当结尾镜头回到起点，诺兰的叙事就像一张严丝合缝的网，重新发明了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中的反派路易斯·斯特劳斯（小罗伯特·唐尼饰）。

最终，没有后现代性，没有模糊和不可知，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在正反派斗争中对号入座，而前者——尽管被强调复杂性——还是成为符合好莱坞逻辑的悲情英雄。

也如Belén Vidal（英国电影学者）的洞察：传记电影中，个人的伟大证明民族的伟大，“生命写作不可能与民族写作分开”。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难以否认《奥本海默》的主旋律性，尽管诺兰不承认创作动机与他的国家背景相关。

它承担了公共记忆的塑造功能，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电影观众对于曼哈顿计划的认知。

《奥本海默》剧照。

很具深意的事实是，尽管花了三个小时事无巨细地雕塑奥本海默，但本片只给予遥远东方数十万人的苦难以疏离的一瞥。

最终，核辐射的影像只是被转述性地展示，出现在奥本海默的幻觉之中：他在礼堂里祝贺核弹试验成功的演讲，伴随着灾难的画外音，台下同僚的身影被核辐射蚕食——那是全片唯一一处实际出现受难的客体。

《奇幻核子战》剧照。

《奇幻核子战》的结尾，为了让美国的观众切肤体会原子弹的真正含义，吕美特不惜把一颗虚构的原子弹砸在纽约街头。

面对同样的主题，可能忌惮观众的反应、可能担心破坏故事的工整，总之那些真实的伤口、遥远的哭声，被隔绝在诺兰的银幕之外。

镜头背过身去，对准奥本海默的荆棘皇冠。

诺兰的“天才幻想”我们都不难看出，诺兰用“奥本海默”这杯酒，浇了太多自己的块垒。

我们最终看到的奥本海默，是由奥本海默、诺兰、诺兰的御用男主角基利安·墨菲，形成的三位一体。

也因此，影片被部分观众吐槽为“又是一个自恋的老白男故事”。

如诺兰坦白，这个故事首先满足了他对戏剧复杂性的要求（”渺小个体和庞大全球的关系”），其次符合他对角色原型的审美（受困的、被天赋诅咒的天才）。

最后，它还要求诺兰做一件从他《星际穿越》《信条》开始就很感兴趣也很擅长的事：把科学视觉化、感性化。

正如在《看理想》的采访中，他说：这让我开始将物理视作一种更感性、更能认同的概念。

它不再只是代数或者待解的谜题，而是一种感知的技艺——可以被视觉化、可以用本能去体会它的运作方式。

这种认知角度对爱因斯坦很重要，对奥本海默也很重要，对他进入量子物理领域后的研究尤其关键，因为认知的难度越来越高了。

《奥本海默》剧照。

在本文的第一节，我们已讨论了奥本海默和现代知识界的“分裂”之间的对抗倾向：他保持着对于学科外知识和政治实践的关切，挑战现代知识分子各扫门前雪的垂直性。

事实上，近几年，诺兰也在做一种类似的尝试：在证明自己是全球最会讲故事的导演之后，他试图把这套叙事秘笈运用到传统商业电影的舒适区以外。

漫改（“黑暗骑士三部曲”）、高概念科幻（《星际穿越》《信条》）、历史（《敦刻尔克》《奥本海默》）……这些对普通观众来说有一定理解门槛的题材，诺兰一一实验，试图把它们用更视觉、更感性的方式传递出来。

《星际穿越》《信条》剧照。

《敦刻尔克》剧照。

斯皮尔伯格曾提出，一部电影要具备“娱乐性的痛快感”与“社会派的感动”这两个轮子。

而押井守则认为，有两个目标是无法同时达到的，那就是：“懂的人懂就够了”和“为了感动而彻底蒙骗观众”。

和所有在票房以外保有追求的商业片导演一样，诺兰也在两个象限之间全力平衡。

大概，也是在这种不可能的平衡里，诺兰共情了在政治和科学中左支右绌的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剧照。

于是在《奥本海默》中，我们就能看见这种挣扎的痕迹。

三个小时的电影要装下两套矛盾的诉求：既要塑造足以称得上奇观的核爆场面，又要在角色和场面之间保留反高潮的距离感；既要极力打碎叙事的连贯性、强化人性选择的暧昧复杂，又要有一个典型的反转时刻来帮助观众理解“谁是坏人”；既要打磨一柄刺向体制阴暗面的刀，又要回归英雄叙事、民族写作和主旋律性……给复杂的故事以简单的结论，这其实也是诺兰作品的“通病”。

看《星际穿越》时就很感慨，用了那么多精细的设定、华美的镜头，但当谜底揭开——时间的尽头是爱……颇有种“用佛跳墙包了顿饺子，只是为了蘸这点醋”的感觉。

然而，如果说《星际穿越》的结论简单但有效、用爱来兼容了商业电影的大众观众共情能力的公约数，那么《奥本海默》给我的遗憾感就更深一点：因为这是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历史故事。

对它的简化处理，因其潜在的有害性，是需要极为审慎的。

这里的简化，不仅是前文叙述过的，对于奥本海默其人以及他所处政治环境描写的简化，也是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时代认知的简化。

从始至终，《奥本海默》都没有动摇过自己传记片的定位。

虽然以曼哈顿计划为主要事件展开，但原子弹和它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并非被描述的真正主体——它们只是注释了奥本海默的人生。

正如原子弹试验的蘑菇云绽开之后，镜头迫不及待地转回奥本海默凝视深渊的双眼。

《奥本海默》剧照。

更让人遗憾的是，在描写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诺兰也相对放弃了他的引申义和延展性：奥本海默就是这么一个不世出的天才、绝无仅有的奇葩。

观众代入了这个特别的角色，却很难把这种代入延伸到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中来。

影片的最后一句话，是奥本海默的喃喃自语：“我已经毁了这个世界。

”用这句话，诺兰又一次以闭环式的姿态总结了奥本海默的人生。

但电影结束了，活在“后·奥本海默时代”，作为观众的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这个已经被“毁了”的世界？

三个小时的《奥本海默》没有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它显然不在诺兰的创作意图之内。

尽管实际上，这可能是一部电影所能回答的，更有价值的问题。

《奥本海默》剧照。

因此，《奥本海默》可能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向我们抛出的问题。

这个已经被讲得太完整的故事，实际上并没有结局：它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背景。

我们仍然活在核时代，面对着各种各样形式的核污染与技术威慑，也面对着在复杂博弈中面目全非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

或许，我们本就不应该指望诺兰能提供答案。

如阿伦特所说，我们要相信人类经验的真实性，相信行动和言说的力量，相信能写作自己的故事。

那是“只要我们生活着就必然卷入的真实故事”，“既没有可见的作者，也没有不可见的作者，因为它根本不能被制造”。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撰文：雁城；编辑：走走；校对：贾宁。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很遗憾看到诺兰在创作上已变得如此僵化。

影片从起幅到落幕，满坑满谷的角色登场谢幕，然而在如此庞大的群像之中，我却无法真正地“看到”哪怕一个人物，包括奥本海默本人。

每位演员的表演都没有问题，哪怕是一些脸谱化的角色，如玻尔、爱因斯坦、杜鲁门等等，也都看得出在表演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但我还是“看不到”他们，看不到这些演员作为历史人物的情绪与状态，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似乎是因为作者只采纳了人物的言语，却没能采纳人物的心理，让整部影片变成了一场关于“自由间接话语”的幼稚游戏，以至于那些特写和近景镜头，仿佛都成了空镜，无法帮助观众靠近并凝视人物，与之产生链接。

这一次，多重时空的交织不再是为了谜题和杂耍，或者炫耀诺兰那些复杂跳跃的影像构思，但随之引发的，则是影片异常单调的转场逻辑。

在奥本海默攀登顶峰的时期，影片是彩色的，在他作为普罗米修斯被审判之后，影片遁入黑白。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以奥本海默作为叙事视点时是彩色的，施特劳斯为叙事视点时是黑白的。

但无论如何，色彩的切换无疑揭示出（作为导演立场的）奥本海默在人生的两个阶段，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

从这个层面上说，整部影片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奥本海默主观镜头，这样的立意每个人都很容易解读到。

但从美学上讲，这种手法毫无新意，我们在许多以镜像世界为故事背景、或者是讲述梦想与现实的影片中都体会过。

而对于本片来说，因为对人物的描述近乎溃败，这个手法充其量只是标记出了一种视觉效果，一个时空刻度，至少从色彩以外的维度，我无法感受到两个世界带给我的那种真正巨大的情感落差。

同样的，影片有许多古典主义的叙事手法，被生硬安插在了诺兰一贯的现代性结构之中，导致观感时而保守时而激进，引发强烈的断奏感。

比如奥本海默在欧洲求学时陷入迷茫，或者在讲述他的理论成果时，影片均毫无意外地插入了一些宇宙奇观的镜头，给我的第一反应，无非是增加一些视觉奇观，是一种作为大制作电影的商业指标的体现，却不能带给我真正的从视觉到心理上的冲击力。

而声音，作为占据这部影片主导地位的叙事元素，在使用上反而是相当陈旧迂腐的。

密集的弦乐与合成器音墙自不必说，这是诺兰一直以来的风味，而于静谧处猛然爆发的巨大混响，也只是无数类型片甚至流行音乐中的常规技巧而已，只是在影院的声场下来得更为猛烈惊怖罢了。

在我看来，对声音的如此运用也只是强行拨弄着观众的生理反应，根本无法带来“纯视听情境”应有的巨大表意张力。

在这一点上，阿彼察邦的《记忆》要比本片巧妙出色得多。

并不是说古典主义叙事法就一定过时了，比如今年同样跟科学家和原子弹有些关系的《小行星城》，就是一部主打复古套路的年代戏，同样黑白彩色区分舞台内外，同样众星云集。

在那里，配合韦斯·安德森标志性的影像风格，古典主义叙事法发挥出了全部能量。

当然，《小行星城》有着属于自己的致命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对白密集、充满结构主义意味的电影，《奥本海默》通过时空交织下的蒙太奇语言，着重展现了各色人物的唇舌之争，有些争吵在镜头的编排下，甚至跨越了十几年。

密集的台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昆汀、伍迪·艾伦和阿伦·索金，但诺兰对台词的创作态度显然不如那些人深刻，台词处理既不诙谐、也不犀利、更不刻薄。

当然，你可以认为台词并不一定要有这些，让人物正常说话也能飘荡出悠扬深远的思绪，正如曾经的理查德·林克莱特那样。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奥本海默》在台词文本上不仅不提供尖锐性的批判，同时也不提供对个体困境与时代症候崭新而深入的讨论，有的只是重复关于历史、意识形态、官僚与道德社会的陈词滥调。

而我们能从片中感受到的悲悯、愤怒与无奈，只是影片用一些极为浅显的能指符号引导出了我们的常识性经验。

反观影片本身，却是人物说的越多，意涵就越显贫瘠，影像与声音也就越发浅薄干涩。

爆炸式的音效与斑斓的广角镜头，反而看起来更像是遮掩表意话语的苍白。

此外还存在一些不那么致命，但可能会影响观感或让影片冗余的问题，比如叙事节奏上，依旧是诺兰的老毛病，均匀而机械，以及只靠言语-记忆-线索单一维度的时空组接，很难形成有效的表意张力。

同时，影片在细微之处还是安排了一些谜题，如潜伏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苏联间谍，如到底谁给博登看了奥本海默的档案，如爱因斯坦跟奥本海默到底谈到了什么？

是不是跟施特劳斯有关？

以及最后施特劳斯身份的反转等等。

但这些都不具备构成叙事的悬念推力，自然也就没能提供更多叙事上的趣味。

写到这里，我再回想自己为什么“看不到”《奥本海默》里的人物，也许是因为影片对奥本海默缺少一些客体主观化镜头的展现，以至于特写镜头总是显得隔着一层障碍，难以深入内心。

比如关于他妻子、孩子、同事、情人的戏份要么比较稀疏，要么相当刻板脸谱（对凯蒂和琼，也只是流于表面的常规剧作模式）；比如无论在主角还是配角上，都没有找到那种灵光一现的反差时刻；比如人物一直被各种矛盾和危机牵着走，却缺少真正直击其情绪的反应段落。

影片还试图用原子弹去映射奥本海默的命运，用“聚变”与“裂变”去概括他对于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矛盾状态，但在整个三小时的剧作流程中，这些意象又缺少足够明确的互文性……总之，《奥本海默》试图做出一种有别于诺兰以前的电影，一部以克制性表达为主、同时又能兼顾他的结构美学的文艺片。

但事实证明，诺兰在对文戏的创作编排上仍有许多值得精进推敲的地方，那些故意克制的视点调度和文本桥段——如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屈辱的听证会等等——不仅没能凝练出人物更深层的心理内蕴，反而因为张扬的配乐、音效和氛围被冲散了基调。

以及对人物塑造的能力，在以前诺兰的奇观电影中是够用的，如英雄主义语境下的《黑暗骑士》、迷宫诡计下的《盗梦空间》、还有《星际穿越》的奇观冒险等等，但当他聚焦到这种非奇观形象的普通人身上时，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作为影迷，我很敬重克里斯托弗·诺兰，不止是因为他拍过一些令人爽快的电影，更是源于他对一种正确电影观的坚守，比如对大银幕观影的毫不退让，对胶片的情怀与执念等等。

但如今《信条》和《奥本海默》这接连两部作品，都带给我不少遗憾，心里也难免感到惋惜。

诺兰似乎陷入到一种创作迷思之中，亦或者他一直擅长的技巧和风格，并没有丰富到支撑他所有的创作动机和野心。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不负责任地猜想，也许对诺兰来说，彻底抛弃所有的类型元素，才能使他离真正的大师更进一步吧。

二次刷完的二更分界线---随着本片在全球的逐步公映，许多好友都去了二刷或者表示想要二刷，这说明我二刷此片并不是个人意趣，确实是信息量太大，太多可回味，太多可深入。

我女刷完之后说此片可排在诺兰作品中前三，应该超越了《星际穿越》。

我与她的看法基本相同。

《盗梦空间》创意太天才，结构太完整，以至让我觉得技术胜过了人性。

看到诺兰的采访，他说《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部盗抢片(Heist)和法庭辩论片(Courtroom)的结合，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这部看起来结构如此复杂的片子无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曼哈顿计划，一个则是曼哈顿计划之后的罗生门。

曼哈顿计划本质上和《盗梦空间》是一致的盗抢片：几个人/天才，具有不同的才能，凑到一起，完成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

这个题材被拍得太多了，《十一罗汉》、《瞒天过海：美人计》都在此列，之所有受欢迎，是因为观众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次的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用《盗梦空间》里Tom Ford的话说：做梦就要做大。

有趣的是，诺兰真的为本片在新墨西哥州搭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景，让演员在其中自由地工作和社交。

艾米丽·勃朗特说：我以前也为很多我拍过的片子自豪过，但这一次和诺兰拍片，我真的觉得是一生一次的与有荣焉。

他就是那种能让演员在片场发挥最大才能的导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拍这部片本身的过程，不也是部津津乐道的盗抢片？

而法庭辩论片更是常拍常新、常看常新的题材。

从东方的《罗生门》，到西方的《控方证人》、《好人寥寥》，全是影史经典，盖因情节中总有双方激烈交锋，容易出彩。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部分就是个罗生门，另一部讲海森堡为什么没有为德国造出原子弹的话剧《哥本哈根》也是部罗生门。

多年前在北京的东方先锋话剧小剧场看完《哥本哈根》时的心潮澎湃还历历在目，然而现在已经不记得和谁一起看的了。

附录：下面是多年前在北京看《哥本哈根》时的评论，如今翻回来，发现自己的文字超越了十几年的时光，仍可以与《奥本海默》相互对照。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1941年9月，整个欧洲都被希特勒的铁骑践踏之时，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秋日的夜晚来到了他曾经合作多年、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导师，被物理学界称为精神教皇的玻尔家中。

作为丹麦人的玻尔，家中已是监视严密，到处都是窃听器和盖世太保看不见的影子。

这是一次战胜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交谈，也是纳粹德国与未来的同盟国之间的交谈。

此时，德国、美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武器，而武器的核心就掌握在这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

他们为避开窃听，选择了到户外散步，而10分钟后，两人就怒气冲冲地不欢而散，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就此结束。

事实是，美国制造成功并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德国未制造成功。

在战后的30年，海森堡都处于竭尽全力的解释，非难与敌视中。

在那短短的十分钟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战后，英国情报局和无数的历史学家都想弄清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却从未解读出真正的原因。

戏剧就在玻尔、海森堡和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死后灵魂的对话中产生。

在没有政治利益的对话中，三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解读出他们当年的对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海森堡不远万里来到玻尔的家中；两人对对方的深厚感情；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户外谈话。

唯一可以解读的是，这次谈话的后果是海森堡告诉纳粹，研制原子弹有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美国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

唯一可以认定的是，海森堡当时向有着“教皇”之称的精神领袖玻尔问出了以下的话：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 对于这次决定世界命运的谈话，剧作者迈克·弗雷恩写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是，海森堡是想向玻尔传递纳粹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原因，并告诉玻尔现在全世界的原子秘密都掌握在他们这几个人的手中，希望玻尔向同盟国的科学家传递共同不制造原子弹的默契，但波尔误解了他。

然而，这个原因被民族主义和政治利益打败了，如海森堡所说，“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

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 德国是我的孩子。

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于是三个灵魂只能重来。

第二个可能是，海森堡是来炫耀的，然而如果如此，海森堡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连扩散率计算的数学都没做就放弃了原子弹，这只能说明海森堡和玻尔一样，都“没想要造原子弹”。

在第三个可能中，弗雷恩放弃了对原因的解读，只把最后实际的结果公布给观众——海森堡的双手没有沾过任何人的鲜血，而奥本海默，作为正义的一方，却屠杀了无数的无辜民众。

观众该相信谁？

该如何解读这短暂的片刻？

剧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哥本哈根》是一次话剧上的罗生门。

比罗生门还要精妙的是，它把物理学上的种种两难性理论，如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猫与政治世界的瞬息万变结合在一起。

科学家们，自以为成为神的旨意的化身的科学家们，以上帝视角俯瞰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掌握着人类的终极秘密，然而讽刺的是，这个世界总会沿着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下去，比如原子弹的制造，比如克隆的成功，都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们与其从原因中勘察，不如以结果为准则。

更因为，这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今天出门坐公共汽车，明天骑自行车，后天打车，是没有原因，或者说原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的；我们只能讨论结果。

而原因，就在人们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中，被演变成了历史。

每个历史学家都是storyteller，每个普通人在回忆自己过往的时候，也是storyteller。

这个Teller无谓对错，也无谓真假，只有结果。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高考时报了一所其他的大学/志愿？

如果我那天没有去那个餐厅，就不会遇见那个女孩？

如果我没有那次面试，没有去异域工作？

谁也不知道生活是否会改变，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生活。

在东方先锋的小剧场里，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两小时的话剧激动和沉思过。

《哥本哈根》无疑称得起20世纪最伟大的50个剧目之一的称号，也是极少数让人看了之后想再看一遍、或者去看剧本的话剧。

话剧在这里展示的是真正的语言魅力，而非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跳梁取笑，或感官优先。

看了话剧之后再看剧本，感到的是弗雷恩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信息量；看到剧本之后再看话剧，会发现那些平面的台词被演员演绎得活色生香，其中不乏动人的、或铿锵有力的台词：有描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短暂宁静的美好生活；有海森堡和玻尔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有玛格丽特对自己丈夫的爱惜和维护；有掌握命运的科学家在22条规则的责任和义务中生活的沉重。

这是一部可以成为教科书的话剧。

三个人，三把椅子，两个小时，基本没有变换过的场景和布置。

比起某些话剧的上蹿下跳和某些人号称的先锋、实验，这是多么简洁的艺术，这才是话剧的真正魅力。

第一次刷完这部三小时的电影，本质上说的是一个人发现自己可以影响历史时，自我内心的矛盾，以及整个世界对他的矛盾看法。

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那五分钟的床戏没什么必要。

电影对女性的角色刻画太少，以至于两位女配角都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Emily Blunt饰演的妻子Kitty和本来是有夫之妇，和奥本海默一夜情之后怀孕了，基本可以说是闪婚，然而她就是那种闪婚也不奇怪的女人：干练冷硬，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爱情，但可以和丈夫披荆斩棘；Florence Pugh饰演的前女友和情人Jean也许和奥本海默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她知道他的《薄伽梵经》，甚至在床上也带着它，最后奥本海默给自己的原子弹实验起名Trinity也是她向他介绍的诗歌。

然而，两人无法在一起，最后Jean罹患抑郁症自杀身亡，也是奥本海默角色性格的一个侧和通常高质量的诺兰电影一样，剪辑和音效起码可以给这部电影加成百分之五十。

看电影前有人说原子弹爆炸的场面是个默片，我傻傻地信了，结果出来的视听（注意，是“视”和“听”，这两者是分离的）效果震煞了我。

虽然杜鲁门作为一个政客在影片中是个反面角色，但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挺对的。

杜鲁门接见奥本海默，恭维他的贡献；然而奥本海默不小心说了心里话：“我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杜鲁门顿时变脸，说：“他们才不关心谁造了原子弹。

他们关心的是谁投的原子弹。

而那个人，是我。

”吉利安·墨菲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在诺兰的电影里演了一回主角。

不知道为什么诺兰这次没有找马修·麦康纳演，可能还是因为后者长得比较土帅（美国南方帅）而前者有一张在大银幕上破碎感十足的脸吧。

总之，墨菲这回扬眉吐气，明年奥斯卡提名不是问题。

本篇配角如过江之鲫，从演员到演的角色个个都是名流，让我想起那张著名的物理学家开年会照片。

事实上，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费曼（那时还是个小年轻）等都在电影中有所呈现，这也许是人类物理学和化学的最后黄金年代。

由于第六条，加上一众非科学家的重要角色，本篇信息量巨大，加上诺兰凌厉的剪辑，三个小时想要去上厕所基本是不可能的。

建议大家观看之前做好历史功课，没字幕的背背单词，总之我打算再去刷一遍。

下面我们回到第一条，即这部电影到底说了什么。

奥本海默——现代公认的原子弹之父——是个矛盾的人。

他出身富裕，风度翩翩，才华过人，迷倒众多女性——墨菲在银幕上也相当迷人；但同时又乖戾嚣张，年轻时试图毒死老师。

他爱国，不遗余力制造核武器；但同时又受印度佛教影响，觉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他爱的《薄伽梵经》中，毗湿奴说向王子阿周那展示了作为时神与死神化身的宇宙相：“焚烧一切是时间，时间又将火熄灭”，毁灭、创造与重生，都是时间的显现，以及历史的必然。

诺兰是大师，我觉得没有人能比他把这个原子弹实验的场景拍得更好：波茨坦前夕，巨大压力的团队（没有想到吧，造原子弹也要赶个deadline），凌晨新墨西哥州的黑暗中，瓢泼大雨后，一团巨大的、人类从未见过的火焰腾空而已，四周是无尽的沉默，只有人类在紫外线墨镜后的沉重的呼吸。

少顷，巨大的轰鸣在现场不同距离的观测者耳畔响起。

一些人笑了，一些人哭了，更多人不知所措。

对这一场面，奥本海默多年后在公开场合曾经引用《薄伽梵经》里的话描述他的内心：

”我将变成死神，世界的毁灭者（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站在历史的悬崖边，他是不可能不知道他制造原子弹所能带来的后果的。

这是划时代的发明，可惜也是划时代的杀人武器。

他用于自洽的逻辑是，他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的，但他知道，他肯定不能让纳粹先做出来。

这个逻辑于情于理，完全说得通。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是迷恋这种站在悬崖边的地位的：他知道他的双手推动了人类的堕落，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我觉得他甚至有一丝迷恋因为这种双手沾了鲜血而负罪累累的感觉，那代表着他是被历史选中的人。

另一个影片的高光场面是向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那天，奥本海默走进的庆功会场面。

耳旁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妇女们高兴到癫狂的脸庞；而他的幻境里出现了尖叫声、死弹的白光、被辐射而剥落的皮肤……这两种光影融合在一起，正是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之后的景象。

诺兰拍出了他看到的，和他感受到的奥本海默个人的这种矛盾和复杂性，加上他受到妻子和女友的左翼思想影响，使他成为了战后麦卡锡主义追逐的对象。

杜鲁门要的是爱国形象，麦卡锡要的是冷战利益，他是两者的相反。

影片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原子弹委员会主席Levis Strauss对他的穷追猛打式的听证，并最终撤销了他的国家安全许可。

这是加诸个人身上的更大的时代的矛盾，也是他选择领导曼哈顿计划时就早已想好的不回头路。

正如他在影片中第二次找到爱因斯坦时候他所问的：“您记得第一次我来找您时，聊到的我们的公式计算告诉我们，我们有极小的可能性，会毁灭这个世界吗？

”爱因斯坦说，记得。

然后奥本海默说：“我们已经毁灭了这个世界。

”

这部电影让我想到多年前在北京工作时看的一部绝佳话剧《哥本哈根》，讲述的是原子弹的另一面故事：作为德国原子弹研究带头人的海森堡和他的老师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一次重要谈话，以及对之后我们的知道的历史的解读。

《哥本哈根》和《奥本海默》的连结点是玻尔。

玻尔在电影中被盟军从丹麦解救出来，而他明确告诉奥本海默，他不是来帮助他制造原子弹的。

海森堡和奥本海默这两个入世的人站在历史的两端共同书写了我们今日看到的历史，而玻尔如薄伽梵经中的印度神一样，俯瞰着这个世界。

下面是二更的分界线。

---随着本片在全球的逐步公映，许多好友都去了二刷或者表示想要二刷，这说明我二刷此片并不是个人意趣，确实是信息量太大，太多可回味，太多可深入。

我女刷完之后说此片可排在诺兰作品中前三，应该超越了《星际穿越》。

我与她的看法基本相同。

《盗梦空间》创意太天才，结构太完整，以至让我觉得技术胜过了人性。

看到诺兰的采访，他说《奥本海默》本质上是一部盗抢片(Heist)和法庭辩论片(Courtroom)的结合，看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

这部看起来结构如此复杂的片子无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曼哈顿计划，一个则是曼哈顿计划之后的罗生门。

曼哈顿计划本质上和《盗梦空间》是一致的盗抢片：几个人/天才，具有不同的才能，凑到一起，完成一个天马行空的计划。

这个题材被拍得太多了，《十一罗汉》、《瞒天过海：美人计》都在此列，之所有受欢迎，是因为观众乐此不疲。

当然这一次的计划是制造原子弹，用《盗梦空间》里Tom Ford的话说：做梦就要做大。

有趣的是，诺兰真的为本片在新墨西哥州搭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景，让演员在其中自由地工作和社交。

艾米丽·勃朗特说：我以前也为很多我拍过的片子自豪过，但这一次和诺兰拍片，我真的觉得是一生一次的与有荣焉。

他就是那种能让演员在片场发挥最大才能的导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拍这部片本身的过程，不也是部津津乐道的盗抢片？

而法庭辩论片更是常拍常新、常看常新的题材。

从东方的《罗生门》，到西方的《控方证人》、《好人寥寥》，全是影史经典，盖因情节中总有双方激烈交锋，容易出彩。

《奥本海默》的听证会部分就是个罗生门，另一部讲海森堡为什么没有为德国造出原子弹的话剧《哥本哈根》也是部罗生门。

多年前在北京的东方先锋话剧小剧场看完《哥本哈根》时的心潮澎湃还历历在目，然而现在已经不记得和谁一起看的了。

附录：下面是多年前在北京看《哥本哈根》时的评论，如今翻回来，发现自己的文字超越了十几年的时光，仍可以与《奥本海默》相互对照。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1941年9月，整个欧洲都被希特勒的铁骑践踏之时，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秋日的夜晚来到了他曾经合作多年、亦师亦友、亦父亦兄的导师，被物理学界称为精神教皇的玻尔家中。

作为丹麦人的玻尔，家中已是监视严密，到处都是窃听器和盖世太保看不见的影子。

这是一次战胜国与被占领国之间的交谈，也是纳粹德国与未来的同盟国之间的交谈。

此时，德国、美国都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原子武器，而武器的核心就掌握在这些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

他们为避开窃听，选择了到户外散步，而10分钟后，两人就怒气冲冲地不欢而散，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就此结束。

事实是，美国制造成功并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而德国未制造成功。

在战后的30年，海森堡都处于竭尽全力的解释，非难与敌视中。

在那短短的十分钟里，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战后，英国情报局和无数的历史学家都想弄清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却从未解读出真正的原因。

戏剧就在玻尔、海森堡和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死后灵魂的对话中产生。

在没有政治利益的对话中，三人一次又一次地想解读出他们当年的对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或者是由于什么原因。

海森堡不远万里来到玻尔的家中；两人对对方的深厚感情；那短短十几分钟的户外谈话。

唯一可以解读的是，这次谈话的后果是海森堡告诉纳粹，研制原子弹有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美国成功地制造出了原子弹。

唯一可以认定的是，海森堡当时向有着“教皇”之称的精神领袖玻尔问出了以下的话：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物理学家,他是否有道德权利从事将原子能应用于爆炸的研究? 对于这次决定世界命运的谈话，剧作者迈克·弗雷恩写了三个可能。

第一个是，海森堡是想向玻尔传递纳粹正在研制原子弹的原因，并告诉玻尔现在全世界的原子秘密都掌握在他们这几个人的手中，希望玻尔向同盟国的科学家传递共同不制造原子弹的默契，但波尔误解了他。

然而，这个原因被民族主义和政治利益打败了，如海森堡所说，“人们更容易错误地认为刚巧处在非正义一方的国家的百姓们会不那么热爱他们的国家……德国是我孩提时代的一张张脸,是我摔倒时扶起我的一双双手,是鼓励我、引我上路的一个个声音,是紧贴着与我交谈的一颗颗心。

德国是我寡居的母亲和难处的兄弟,德国是我的妻子, 德国是我的孩子。

我该知道我为他们选择什么!”于是三个灵魂只能重来。

第二个可能是，海森堡是来炫耀的，然而如果如此，海森堡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根本不可能连扩散率计算的数学都没做就放弃了原子弹，这只能说明海森堡和玻尔一样，都“没想要造原子弹”。

在第三个可能中，弗雷恩放弃了对原因的解读，只把最后实际的结果公布给观众——海森堡的双手没有沾过任何人的鲜血，而奥本海默，作为正义的一方，却屠杀了无数的无辜民众。

观众该相信谁？

该如何解读这短暂的片刻？

剧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只是说，一切得以幸免,非常可能,正是由于哥本哈根那短暂的片刻,那永远无法定位及定义的事件,那万物本质上不确定性的终极内核。

《哥本哈根》是一次话剧上的罗生门。

比罗生门还要精妙的是，它把物理学上的种种两难性理论，如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猫与政治世界的瞬息万变结合在一起。

科学家们，自以为成为神的旨意的化身的科学家们，以上帝视角俯瞰着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掌握着人类的终极秘密，然而讽刺的是，这个世界总会沿着其自有的规律发展下去，比如原子弹的制造，比如克隆的成功，都是必然发生的事情，不可改变的命运。

我们与其从原因中勘察，不如以结果为准则。

更因为，这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一个人，今天出门坐公共汽车，明天骑自行车，后天打车，是没有原因，或者说原因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的；我们只能讨论结果。

而原因，就在人们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解读中，被演变成了历史。

每个历史学家都是storyteller，每个普通人在回忆自己过往的时候，也是storyteller。

这个Teller无谓对错，也无谓真假，只有结果。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高考时报了一所其他的大学/志愿？

如果我那天没有去那个餐厅，就不会遇见那个女孩？

如果我没有那次面试，没有去异域工作？

谁也不知道生活是否会改变，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生活。

在东方先锋的小剧场里，不知有多少人为这两小时的话剧激动和沉思过。

《哥本哈根》无疑称得起20世纪最伟大的50个剧目之一的称号，也是极少数让人看了之后想再看一遍、或者去看剧本的话剧。

话剧在这里展示的是真正的语言魅力，而非像现在流行的那样，跳梁取笑，或感官优先。

看了话剧之后再看剧本，感到的是弗雷恩深刻的思想、丰富的信息量；看到剧本之后再看话剧，会发现那些平面的台词被演员演绎得活色生香，其中不乏动人的、或铿锵有力的台词：有描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短暂宁静的美好生活；有海森堡和玻尔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热爱；有玛格丽特对自己丈夫的爱惜和维护；有掌握命运的科学家在22条规则的责任和义务中生活的沉重。

这是一部可以成为教科书的话剧。

三个人，三把椅子，两个小时，基本没有变换过的场景和布置。

比起某些话剧的上蹿下跳和某些人号称的先锋、实验，这是多么简洁的艺术，这才是话剧的真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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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透警告（不是）！

看着那么多响当当的历史人物一个个出现，但无奈于有限的高中物理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对白密集，港版翻译也总有与内地不同之处，所以映后自己查的时候，看到《为什么要看《奥本海默》——历史人物与演员篇》已经有了一些介绍，但还没有更全的人物，就干脆写一个小指南，以供想去看的朋友们提前简单了解，也抛砖引玉，希望有大神做更全面的背景与事件介绍。

本文图片多搬运于外网，但较难全部凑齐演员本人、剧中形象和历史影像三者的比较，介绍内容均取自维基百科。

个人整理难免遗漏，有朋友感兴趣的话，请提出宝贵意见，我再进行补充完善。

2023年7月29日，新增几位人物。

2024年1月17日，修改与补充。

感谢评论区诸位豆友的指正。

当时只是简单做了下维基百科搬运工，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与点赞，内容中不免有些遗失与错漏的地方，很是惭愧。

现在各大流媒体已上线，相信有更多的大神做出更准确、更丰富、更精致的资料整理与介绍。

感谢大家的厚爱。

此外还收集了一些事件与地点的资料，欢迎跳转阅读。

《奥本海默》观影小指南——事件与地点篇

朱利叶斯·罗伯特·奧本海默朱利叶斯·罗伯特·奧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奧本海默领导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其参与的曼哈顿计划最终研发出用于轰炸广岛与长崎的首批核武器，因此他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战后，奧本海默在新成立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中担任总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利用这一身份游说国际社会对核能进行管控，从而避免美国与苏联发生核军备竞赛以及防止核扩散。

第二次红色恐慌期间，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激怒了不少政治人士，他的安全许可也因此在1954年被撤销，意味着他无法再直接影响政治。

奧本海默仍继续演讲、写作及研究物理。

九年之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授予奧本海默恩里科·费米奖（由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颁发）。

但费米奖的颁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为奥本海默平反，直到2022年12月16日，电影的预告片都已经发布了，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 Granholm）下令撤销1954年吊销罗伯特·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才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获得平反。

在物理方面，奧本海默的研究成果包括分子波函数的玻恩–奧本海默近似法、电子和正子理论、核聚变中的奧本海默-菲利浦斯过程以及首次预测量子隧穿效应。

他和学生的共同研究还对现代中子星和黑洞理论、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及宇宙射线相互作用等范畴有重大贡献。

奧本海默作为一名老师，普及科学、一生志业，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建立的伯克利理论物理学中心是数一数二的理论物理学中心。

二战后，他长期担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Katherine “Kitty” Oppenheimer、婚前姓氏为普宁（Puening）；1910年8月8日—1972年10月27日）是一名德裔美国生物学家、植物学家，也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

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凯瑟琳·“基蒂”·奥本海默运用自己的生物学知识，在健康小组中协助主管路易斯·亨佩尔曼进行血液测试，评估辐射的危险性。

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 Jr.，1896年8月17日—1970年7月13日）是美国陆军中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监督五角大楼建设和领导开发原子弹的绝密研究项目“曼哈顿计划”。

虽然有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提名，但格罗夫斯因考试未能取得够高的分数而落榜西点军校。

他并未放弃，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并计划重新参加西点军校入学考试。

1916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取得及格分数，被西点军校录取。

1918年，他以全班第四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任命为工兵部队的一员。

1929年，他率领工兵部队一连前往尼加拉瓜并勘测跨洋尼加拉瓜运河。

1931年尼加拉瓜地震后，他接手负责马拿瓜的供水系统，为此他获得尼加拉瓜总统功绩勋章。

1941年，他受命为战争部四万名员工建造巨型办公大楼，这座建筑日后被称为五角大楼。

1942年9月，格罗夫斯接管了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除了参与大部分研制工作外，他还选定了数处研究和生产地点，包括田纳西州橡树岭、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华盛顿州汉福德区。

他指挥了巨大的建设工作，在各种同位素分离方法的优先次序和获取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原材料方面作出重要决定，提高计划在获取原材料方面的优先评级，创立阿尔索斯任务收集有关轴心国原子研究的军事情报，并与其他军方高层一同决定应该核打击哪些日本城市。

刘易斯·利希滕斯坦·施特劳斯刘易斯·利希滕斯坦·施特劳斯（Lewis Lichtenstein Strauss ，1896年1月31日—1974年1月21日）是一位美国商人、慈善家和海军军官，曾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任职两届，第二届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他是核武器发展、美国核能政策和美国核电发展的重要人物。

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始委员，施特劳斯强调有必要保护美国的原子机密，并监控并保持领先于苏联境内的原子发展。

因此，他是发展氢弹的坚定支持者。

在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主席期间，施特劳斯敦促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他预测原子能将使电力“太便宜而无法计量”。

与此同时，他刻意淡化了放射性尘埃可能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例如布拉沃城堡热核试验后太平洋岛民所经历的情况。

施特劳斯是 1954 年 4 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人员安全委员会举行的备受争议的听证会的推动者，在这次听证会上，物理学家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因此，施特劳斯经常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恶棍。

1959 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施特劳斯担任美国商务部长，这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公开政治斗争，但施特劳斯的任命并未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

琼·弗朗西斯·塔特洛克琼·弗朗西斯·塔特洛克（Jean Frances Tatlock，1914年2月21日—1944年1月4日）是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内科医生。

她是美利坚合众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党刊《西部工人》记者、撰稿人。

她还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J. 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的浪漫关系而闻名。

塔特洛克是著名古英语学家、杰弗里·乔叟研究专家约翰·斯特朗·佩里·塔特洛克的女儿，毕业于瓦萨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并在那里学习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

塔特洛克于 1936 年开始见到奥本海默，当时她还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奥本海默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教授。

由于他们的关系以及她的共产党身份，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她的电话也被窃听。

塔特洛克患有严重抑郁症。

1944年1月5日下午1点左右，她的父亲来到她位于蒙哥马利街1405号的公寓。

按门铃无人回应，他便从窗户爬了进去，发现塔特洛克躺在浴室的一堆垫子上，头浸在半满的浴缸里。

有一封未署名的遗书，内容如下：我恨透这一切了......对于爱过我、帮助过我的人，向你们致以我全部的爱与勇气。

我想过活命，想过奉献，但不知为何，我麻木了。

我用尽全力去理解，但就是不能够......我觉得我会为自己的整个人生负责——至少我可以从这个纷扰的世界中卸下灵魂麻木的负担。

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1901年8月8日—1958年8月27日），美国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教授。

劳伦斯于1930年代初在伯克利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因此获得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劳伦斯于1931年创立了加州大学放射实验室，该实验室后来更名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并由此开创了由大型研究团队开展大科学研究的模式。

曼哈顿计划期间，基于回旋加速器，劳伦斯又发明了电磁型同位素分离器（Calutron），该仪器被广泛利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铀浓缩。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伯克利的化学家共发现了16种化学元素、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第97号元素锫（Berkelium）以伯克利命名，103号化学元素铹（Lawrencium）即以欧内斯特·劳伦斯命名纪念。

著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是欧内斯特·劳伦斯在伯克利的博士研究生。

鲍里斯·西奥多·帕什鲍里斯·西奥多·帕什（ Boris Theodore Pash，原名鲍里斯·费多罗维奇·帕什科夫斯基，1900年6月20日—1995年5月11日）是一名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官员。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帕什科夫斯的父亲是西奥多·帕什科夫斯基牧师（1934 年至 1950 年成为大都会提奥菲勒斯大主教），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于 1894 年被教会派往加利福尼亚州。

1906 年，他的父亲被召回俄罗斯。

1916 年至 1917 年，父子俩加入了俄罗斯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西奥多作为一名军事牧师，16 岁的鲍里斯作为一名炮兵列兵。

俄罗斯革命期间， 1918年至1920年，他在黑海白军服役，对抗布尔什维克。

1920 年 7 月 1 日，他与在布尔什维克巩固权力的情况变得明显时选择返回美国。

1940 年，帕什应征入伍，并成为位于旧金山要塞的第九军地区总部的反情报主管。

他负责在加州大学辐射实验室调查涉嫌苏联间谍活动。

他审问了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在内的工作人员，他得出的结论是“可能仍然与共产党有联系”。

帕什不相信奥本海默是间谍。

他认为奥本海默的个人荣誉和对自己声誉的担忧会阻止他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帕什并不建议奥本海默退出曼哈顿计划，只是建议奥本海默由反情报特工陪同。

大卫·希尔大卫·希尔 (David L. Hill，1919年11月11日—2008年12月14日) 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于 1942 年毕业。

随后，他被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Met Lab”）聘为副实验物理学家。

他在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 (Enrico Fermi) 的指导下工作直至 1946 年，为曼哈顿计划做出了贡献。

1942 年 12 月 2 日，费米领导的实验成功地在世界上第一个人造核反应堆 CP-1 中实现了自持核链式反应，大卫·希尔是参与人员之一。

希尔也是西拉德请愿书的七十位签署者之一，该请愿书敦促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希尔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解决原子弹对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组织。

希尔与该小组领导人小约翰·辛普森 (John A. Simpson, Jr.) 和尤金·拉比诺维奇 (Eugene Rabinowitch) 共同撰写了文章《原子科学家大声疾呼：核物理学家说原子弹不存在秘密，也无法防御它》。

文章强调，科学家有责任确保不再研制原子弹。

1954 年，希尔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在加州大学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理论物理部工作。

在此后的五十年间，希尔创建并监管了多家科学研发公司。

希尔于 2008 年 12 月 14 日去世。

享年 89 岁。

尼尔斯·亨里克·达维德·玻尔尼尔斯·亨里克·达维德·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因“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发展出原子的玻尔模型。

这一模型利用量子化的概念来合理地解释了氢原子的光谱。

他还提出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量子力学及相关课题研究者的活动中心，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名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也是由玻尔在1921年创办的。

20世纪30年代，玻尔积极帮助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

在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玻尔与主持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的海森堡进行了一次著名会谈。

他在得知可能被德国人逮捕后，经由瑞典流亡至英国，并于该国参与了合金管工程。

这是英国在曼哈顿计划中承担的任务。

战后，他呼吁各国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合作。

他参与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及丹麦原子能委员会里瑟研究部的创建，并于1957年成为北欧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首任主席。

为纪念玻尔，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107号元素，𬭛（Bohrium）。

爱德华·泰勒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年1月15日—2003年9月9日），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

泰勒于1930年代移民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并成为曼哈顿计划的早期成员，参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

这段期间，他还热衷于推动研制最早的核聚变武器（氢弹），不过这些构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实现。

在一场对于罗伯特·奥本海默背景调查的听证会上，泰勒对这位过去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作出一些具争议性的证词，此后他在科学界中变得不受欢迎。

他持续寻求美国政府与军事研究机构的援助。

泰勒是劳伦斯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的建立者之一，并于此机构担任多年的主管及助理主管，1959年还主持建立了伯克利空间科学实验室。

泰勒晚年对于一些军事与公共议题，发表了一些具争议性的技术解决方法，其中包括计划在阿拉斯加利用热核爆开凿港口。

他是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之热衷支持者。

泰勒的一生因其科学才能、欠佳的人际关系，以及善变的个性而知名。

此外也被认为是1964年电影《奇爱博士》的灵感来源之一。

罗杰·罗伯罗杰·罗伯（Roger Robb，1907年7月7日—1985年12月19日）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美国巡回法官和审判律师。

1954 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的特别顾问，该听证会导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弗兰克·弗里德曼·奥本海默（Frank Friedman Oppenheimer，1912年8月14日—1985年2月3日）是一位美国粒子物理学家、牧场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旧金山探索博物馆的创始人。

弗兰克·奥本海默是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他在曼哈顿计划期间进行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并对铀浓缩做出了贡献。

战后，奥本海默早期参与美国共产党使他受到审查，他辞去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职位。

奥本海默是麦卡锡主义的目标，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在美国找到任何物理教学职位，直到 1957 年他被允许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高中教授科学。

1969 年，奥本海默在旧金山创立了探索博物馆，并担任第一任馆长，直至 1985 年去世。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是出生于德国、拥有瑞士和美国国籍的犹太裔理论物理学家，他创立了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的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也是质能等价公式的发现者。

他在科学哲学领域颇具影响力。

因为“对理论物理的贡献，特别是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原理”，他荣获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22年颁发）。

这一发现为量子理论的建立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爱因斯坦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发觉经典力学与电磁场无法相互共存，因而发展出狭义相对论。

他又发现，相对论原理可以延伸至重力场的建模。

根据研究出来的一些重力理论，他于1915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他持续研究统计力学与量子理论，这让他给出了粒子论与对于分子运动的解释。

1917年，爱因斯坦应用广义相对论来建立大尺度结构宇宙的模型。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开始掌权成为德国总理之时，爱因斯坦正在走访美国。

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裔人，所以尽管身为普鲁士科学院教授，他并没有返回德国。

1940年，他定居美国，随后成为美国公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在一封写给当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信里署名，信内提到德国可能发展出一种新式且深具威力的炸弹，因此建议美国也尽早进行相关研究，美国因此开启了曼哈顿计划。

爱因斯坦支持增强同盟国的武力，但谴责将当时新发现的核裂变用于武器用途的想法，后来爱因斯坦与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共同签署《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

帕特里克·梅纳德·斯图尔特·布莱克特 帕特里克·梅纳德·斯图尔特·布莱克特 (Patrick Maynard Stuart Blackett，1897 年 11 月 18 日—1974 年 7 月 13 日）是一位英国实验物理学家，因其在云室、宇宙射线和古地磁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 1948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5 年，他成为第一个证明放射性可以导致一种化学元素核转变为另一种化学元素的人。

他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军事战略提供建议和开展运筹学研究。

威廉·利斯库姆·博登威廉·利斯库姆·博登（William Liscum Borden，1920年2月6日—1985年10月8日）是一位美国律师和国会工作人员。

1949年至1953年担任美国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执行主任，成为美国政府中最有权势的核武器发展倡导者之一。

博登因写了一封信指控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是苏联特工而闻名，这一指控导致了1954 年的 奥本海默安全听证会。

战争期间的两项技术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博登的思维。

其中一次发生在 1944 年 11 月：在向荷兰抵抗组织空投物资后，在荷兰上空执行夜间任务返回时，他看到一枚德国V-2 火箭正在飞往伦敦。

“它就像一颗流星，流淌着红色火花，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就好像飞机一动不动……我开始相信，火箭将使美国遭受直接的跨洋攻击，这只是时间问题。

” 另一次是1945年8月得知日本原子弹爆炸后，他说这对他产生了“电流效应”。

针对奥本海默的行动常常与当时的麦卡锡主义联系在一起。

但博登其实是是一位干预主义、反共的自由民主党人，是共和党约瑟夫·麦卡锡的敌人而非支持者。

肯尼思·大卫·尼科尔斯肯尼思·大卫·尼科尔斯（Kenneth David "Nick" Nichols，1907 年 11 月 13 日——2000 年 2 月 21 日），也被称为尼克，是一名美国陆军军官，也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曾参与秘密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了原子弹。

他曾担任James C. Marshall的副地区工程师，并从 1943 年 8 月 13 日起担任曼哈顿工程师区的地区工程师。

尼科尔斯领导了田纳西州橡树岭克林顿工程师工厂的铀生产设施，以及华盛顿州汉福德工程师工厂的钚生产设施。

战后，尼科尔斯继续参与曼哈顿计划，直到 1947 年被原子能委员会接管。

1946年至 1947 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的军事联络官。

在美国西点军校短暂任教后，他晋升为少将，并成为武装部队特种武器项目负责人，负责原子武器的军事方面，包括后勤、装卸和训练。

他曾担任陆军总参谋部原子能事务、计划和作战部副主任，也是与原子能委员会合作的军事联络委员会的高级陆军成员。

1950年，尼科尔斯将军出任国防部制导导弹司副司长。

1952年重组时，他被任命为研究开发主管。

1953年，他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总经理，推动核电站建设。

他在针对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诉讼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在晚年，尼科尔斯成为私人核电站的工程顾问。

哈康·莫里斯·舍瓦利埃哈康·莫里斯·舍瓦利埃（ Haakon Maurice Chevalier，1901 年 9 月 10 日—1985 年 7 月 4 日）是一位美国作家、翻译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国文学教授，他因与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谊而闻名。

1942 年，舍瓦利埃向奥本海默通报了他与乔治·埃尔滕顿的一次讨论，这让他相当不安，并认为奥本海默应该知道苏联试图通过埃尔滕顿渗透曼哈顿计划的情况。

那段简短的谈话、奥本海默迟来的报告以及掩盖舍瓦利埃身份的企图，后来成为奥本海默 1954 年在原子能委员会举行的安全听证会上的关键问题之一，导致他的安全许可被撤销。

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后，舍瓦利埃于 1950 年失去了伯克利分校的工作，并且无法在美国找到另一个教授职位，因此搬到了法国，在那里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

伊西多·艾萨克·拉比伊西多·艾萨克·拉比（Isidor Isaac Rabi，1898年7月29日—1988年1月11日），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因发现核磁共振（NMR）而获得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核磁共振成像（MRI）就是基于核磁共振技术的。

他也是其中一个最早研究多腔磁控管的美国科学家，多腔磁腔管可用于微波雷达和微波炉。

利奥·西拉德利奥·西拉德（英语：Leo Szilard，匈牙利语：Szilárd Leó，1898年2月11日—1964年5月30日），匈牙利裔美国核物理学家、发明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1933年他构想出了核链式反应，纳粹掌权后，他离开了自己长大的欧洲，并于1939年协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史称“爱因斯坦—西拉德信”），直接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启动。

利奥·西拉德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首席物理学家，1942年12月协助恩里科·费米等人建立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转向研究生物物理学，并积极推动核能的和平利用、反对使用核武器。

万尼瓦尔·布什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年3月11日—1974年6月28日），美国工程师，发明家和科学行政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负责人，几乎所有的战时军事研发都是通过该办公室进行的，包括雷达的重要发展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启动和早期管理。

他强调了科学研究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福祉的重要性，并敦促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

2021年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和交通委员会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现更名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名称缘起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汉斯·阿尔布雷希特·贝特汉斯·阿尔布雷希特·贝特（Hans Albrecht Bethe，1906年7月2日—2005年3月6日），德国和美国犹太裔核物理学家，对于天体物理学，量子电动力学和固体物理学有很重要的贡献。

由于恒星核合成理论研究成果，他获得了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贝特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

他是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理论部门的负责人。

后来，贝特与爱因斯坦和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开展了反对核试与核军备竞赛运动。

他帮助说服肯尼迪和尼克森政府分别签署了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SALT I）。

罗伯特·瑟伯尔罗伯特·瑟伯尔（Robert Serber，1909年3月14日—1997年6月1日）是名美国物理学家，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

瑟伯尔的一次关于曼哈顿计划基本原理、任务目标的讲演被打印、分发给了全体科学工作者，并被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入门》。

《纽约时报》评价他为“原子弹降生时智慧的助产士”（the intellectual midwife at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bomb）。

瑟伯尔的妻子夏洛特·瑟伯尔被奥本海默任命为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图书馆的负责人，她是该图书馆唯一的战时女性部门领导。

根据瑟伯尔的回忆录（1998 年），瑟伯尔为所有三个设计项目创建了代号：“小男孩”（铀枪）、“瘦人”（钚枪）和“胖子”（钚内爆）。

这些名称是根据它们的设计形状而定的。

“瘦人”将是一个很长的装置，名字来自达希尔·哈米特侦探小说和同名系列电影；“胖子”炸弹是又圆又胖的，以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在《马耳他之鹰》（来自哈米特的小说）中的角色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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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将排在最后，其命名只是为了与“瘦子”炸弹形成对比。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1918年5月11日—1988年2月15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以对量子力学的路径积分表述、量子电动力学、过冷液氦的超流性以及粒子物理学中部分子模型的研究闻名于世。

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费曼于1965年与朱利安·施温格及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费曼发展了得到广泛应用的亚原子粒子行为的图像化数学表述——费曼图。

费曼在世时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之一。

1999年，在英国学术期刊《物理世界》举办的130位世界顶尖物理学家参与的票选活动中，费曼跻身十大有史以来最伟大物理学家之列。

费曼在二战期间曾参与协助原子弹的开发，而后在1980年代因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而为公众熟知。

在理论物理学研究之外，他还是量子计算领域的先驱，并提出了纳米技术的概念。

他曾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托尔曼理论物理学教授。

费曼热心参与物理学普及事业，为此写过大量书籍并举办讲座。

这其中包括于1959年做的有关自上而下的纳米技术的讲座《底部有的是地方》以及三卷本本科物理学讲义《费曼物理学讲义》。

现在知名的费曼学习法即出自他的理念。

肯尼思·汤普金斯·班布里奇肯尼思·汤普金斯·班布里奇（Kenneth Tompkins Bainbridge，1904年7月27日－1996年7月14日）是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从事回旋加速器研究。

他对核同位素之间质量差异的精确测量使他证实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质能等效概念。

他是1945 年 7 月 16 日进行的曼哈顿计划核试验的负责人。

班布里奇将核试验爆炸描述为“肮脏而可怕的表演”。

测试结束后，他立即对奥本海默说道：“Now we are all sons of bitches.”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班布里奇仍然是民用控制核电和放弃核试验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

1950 年，他是向哈里·S·杜鲁门总统 请愿声明美国永远不会第一个使用氢弹的12 位杰出科学家之一。

莉莉·霍尼格莉莉·霍尼格（Lilli Hornig，1921年3月22日——2017年11月17日）是一位捷克裔美国科学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也是一位女权主义活动家。

霍尼格和她的丈夫一起去了洛斯阿拉莫斯，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最初被要求参加打字测试后，她的科学技能得到了认可，并被任命为曼哈顿计划的一名科学家，在一个研究钚化学的小组中工作。

后来人们认为钚化学对女性来说太危险了，所以她转而从事高爆镜片的工作。

在洛斯阿拉莫斯期间，她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在无人岛上使用第一颗原子弹作为示威。

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霍尼格是 HERS（高等教育资源服务）的创始主任，该服务是由 Sheila Tobias 首次组织的新英格兰学院和大学妇女关注委员会的赞助。

她曾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平等机会委员会任职。

她曾担任哈佛大学妇女平等委员会的研究主席，并咨询并参与了许多有关女性科学教育和职业的研究。

恩里科·费米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年9月29日—1954年11月28日），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

他对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以及统计力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曼哈顿计划期间领导制造出世界首个核子反应堆，也是原子弹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原子能之父”。

费米拥有数项核能相关专利，并在1938年因研究由中子轰击产生的感生放射以及发现超铀元素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是物理学日渐专门化后少数几位在理论方面和实验方面皆能称作佼佼者的物理学家之一。

塞斯·亨利·内德迈尔塞斯·亨利·内德迈尔（Seth Henry Neddermeyer，1907年9月16日－1988年1月29日）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介子的共同发现者，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从事曼哈顿计划时倡导了内爆型核武器。

内德迈尔倡导的内爆方法被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胖子投在长崎的原子弹，以及几乎所有现代核武器。

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Luis Walter Alvarez，1911年6月13日－1988年9月1日）是一位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发明家、教授，因利用氢气泡室发现粒子物理学中的共振态而获得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与他的儿子、地质学家沃尔特·阿尔瓦雷斯 (Walter Alvarez)一起提出了阿尔瓦雷斯假说，该假说提出灭绝事件消灭非鸟类恐龙是小行星撞击的结果。

维尔纳·海森堡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代表性人物。

1933年，海森堡因为“创立量子力学以及由此导致的氢的同素异形体的发现”而获得193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他的《量子论的物理学原理》是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海森堡曾经是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研制的参与者，不过纳粹德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力将核武器从理论变为现实。

海森堡本人提供的一种说法称，他其实并不信任希特勒政权，因此在尽力拖延纳粹德国的研究计划。

但曼哈顿计划重要领导人古德施密特等一些人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这也被称之为“海森堡之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和其他德国物理学家作为囚犯，被美国军队送往英国。

1946年重返德国后，他和他的同事们重建了哥廷根物理研究所，该研究所在1948年改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研究所。

克劳斯·埃米尔·尤利乌斯·富克斯克劳斯·埃米尔·尤利乌斯·富克斯（Klaus Emil Julius Fuchs，1911年12月29日—1988年1月28日），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著名核武器间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美、苏、英三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

1941年受鲁道夫·佩尔斯邀请加入英国原子弹研发计划合金管工程并成为其最信任的助手，同时开始向苏联提供情报。

1943年，他与佩尔斯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参与曼哈顿计划。

次年8月，他前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与原子弹研发，在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汉斯·贝特手下工作并负责以内爆方式引爆钚芯原子弹（即后来投在长崎的胖子）的多项重要机密计算，也曾参与氢弹的早期理论发展。

二战结束后，他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参与十字路口行动核武试验的准备工作。

1946年8月，返回英国担任英国核能研究机构理论物理部主任参与英国原子弹研发项目。

富克斯于1941-1949年间向苏联提供了包括美、英两国原子弹设计方案、计算方法和大量相关实验数据在内的大量高价值情报，大大缩短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周期。

1945年9月，他向苏联提供了恩里科·费米1943年-1945年间介绍热核武器研究状态的一系列报告的总结。

1947年底至1949年五月，又向苏联提供了美国氢弹研究主要理论架构（恩里科·费米和爱德华·泰勒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和一部分早期草图等情报，以及原子弹测试结果和铀-235浓缩等技术信息。

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称他是自国家诞生以来破坏力最大的间谍。

1949年9月，英美情报机构确认其间谍身份；1950年1月，他向军情五处的调查人员认罪，3月被判四项指控成立，但出于苏联在二战中为英国的盟友而仅被处以14年监禁，但被剥夺英国国籍。

1959年6月提前获释后前往东德定居，供职于东德科研机构。

库尔特·弗雷德里希·哥德尔库尔特·弗雷德里希·哥德尔（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年4月28日—1978年1月14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的成员。

哥德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其最杰出的贡献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连续统假设的相对协调性证明。

哥德尔和爱因斯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一起长途步行往返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他们谈话的性质对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来说是个谜。

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 (Oskar Morgenstern)回忆道，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坦言，他“自己的工作不再有多大意义，他来到研究所只是……为了有幸与哥德尔一起步行回家”。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年9月21日—1950年10月20日）。

美国政治家，曾担任美国战争部长、菲律宾总督和美国国务卿。

1929年12月，曾回应中华民国调停中东路事件的请求，谴责苏联违反《非战公约》。

史汀生个人十分反对日军侵华的行为（九一八事变），而美国当时亦宣布不承认日军的行动，即史汀生不承认主义。

哈里·S·杜鲁门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民主党人，是第34任美国副总统（1945年）、第33任美国总统（1945年－1953年）。

露丝·谢尔曼·托尔曼露丝·谢尔曼·托尔曼（Ruth Sherman Tolman，1893年10月9日－1957年9月18日）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教授。

二战期间，她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担任了两年的舆论分析师（1942-1944）并在战略服务办公室（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担任临床心理学家（1944-1945），主要职责是评估测试外勤特工的心理稳定性。

尽管她嫁给了理查德·切斯·托尔曼，但据称她与她的好朋友 J·罗伯特·奥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一直有染。

菲利普·莫里森菲利普·莫里森（Philip Morrison，1915年11月7日－2005年4月22日）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

他因二战期间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以及后来在量子物理学、核物理、高能天体物理学和SETI 计划（搜寻地外文明，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方面的工作而闻名。

1940 年在奥本海默的指导下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1943 年 1 月加入芝加哥大学的曼哈顿计划冶金实验室，与尤金·维格纳 (Eugene Wigner)一起设计核能反应堆。

1944 年转到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

他的首要任务是帮助确定一枚炸弹需要多少钚，他计算出 6 公斤（13 磅）就足够了。

之后，他与乔治·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合作研究引爆内爆式核武器所需的爆炸透镜。

莫里森在伯克利就读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仍保持就业和学术活跃的前共产党员之一。

乔治·博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夫斯基乔治·博格丹诺维奇·基斯蒂亚科夫斯基（George Bogdanovich Kistiakowsky，1900年12月1日-1982年12月7日），乌克兰裔美国哈佛大学物理化学教授。

他在曼哈顿计划中负责开发内爆型核武器所需的爆炸透镜。

1962 年到 1965 年，基斯蒂亚科夫斯基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COSEPUP) 主席。

他获得了多项奖项，包括1957 年荣获空军杰出民事服务奖章。

1961 年，他被杜鲁门总统授予功绩勋章，1961年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授予自由勋章， 1967 年被林登·约翰逊总统授予国家科学奖章。

晚年，基斯蒂亚科夫斯基积极参与反战组织“宜居世界委员会”。

他断绝了与政府的联系，以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

爱德华·乌勒·康登爱德华·乌勒·康登（ Edward Uhler Condon，1902 年 3 月 2 日－1974 年 3 月 26 日）是一位美国核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先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了雷达的开发，以及作为战略的一部分的核武器的开发。

曼哈顿计划。

弗兰克-康登原理和斯莱特-康登规则均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麦卡锡时期，爱德华·康登也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哈特兰·斯威特·史奈德（Hartland Sweet Snyder，1913年—1962年），美国物理学家。

奥本海默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是他和史奈德在1939年9月1日发表的《论持续不停的引力相吸》（On Continued Gravitational Contraction）。

这篇文章预测了黑洞的存在，尽管他们当时没有用“黑洞”这个词。

但该日更广为人知的是，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凌晨4点40入侵波兰，一般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乔瓦尼·罗西·洛马尼茨（Giovanni Rossi Lomanitz，1921年10月10日－2002年12月31日），美国物理学家。

20 世纪 40 年代初，洛马尼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研究生。

在那里，他成为物理学家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得意门生。

在实验室期间，洛马尼茨帮助建立了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联合会(FAECT) 的小型工会。

1942-45 年参加曼哈顿计划。

由于被怀疑与共产党活动家史蒂夫·尼尔森存在密切联系被免职，随后应征入伍并在太平洋服役。

之后，在康奈尔大学由理查德·费曼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

战后，洛马尼茨被传唤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调查，他的身份是奥本海默被暂停安全许可的重要证据。

由于怀疑与调查，洛马尼茨一度从事铁路维护工人。

1962年，他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矿业技术学院工作，后来担任系主任，1991年因癌症退休。

最后再谈谈感受：1.影片完成度很高，对白很密集，需要全程集中注意力；2.35mm胶片版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过还想二刷一遍IMAX体会一下差别，杜比厅应该也不错，这部片音效与配乐也很重要；3.看电影千万别选第一排！！！

当互联网上的女性主义者们严格地检视着曼哈顿计划相关人员的史料并拿之来比对这部电影，检查其是否歪曲或者故意边缘化一些本应着重描写的女性，我们意识到当意识形态批评的对象为历史和传记题材时，往往需要参考真实的历史来发现创作的猫腻，即故意“没拍到什么”，譬如《阿甘正传》的右翼保守倾向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复现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时故意隐去或涂抹的那些史实（黑人的、女性的等等）。

对于女性主义而言，尽管声讨中出现了很多鱼目混珠的声音，我们也认为这种立场的存在是必须的。

但在保持对所有男性电影质询的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一部典型的基于男本位叙事（即叙述主视点为男性）的电影，将女性角色次要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我以为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还是应该主要落实到文本——即根据它拍到了什么而不是没拍什么，来展开强针对性的批评。

那么就事论事，《奥本海默》中拍到了哪些女性，又是如何描摹这些女性的呢，在我看来《奥本海默》圆滑得有些滑稽的地方正在此，一方面它似乎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男权主义电影”的指责，甚至还将一些女权议题以一种极其直白的方式和盘托出，比如 Kitty 对家务劳动的抱怨，比如专家组里那位被男性排挤的女科学家，但另一方面它却仍然没有摆脱骨子里陈腐刻板的性别书写，当 Kitty 和 Oppenheimer 第一次约会调情时，Kitty 扮蠢“这东西看上去很难，你给我讲一讲”，Oppenheimer 则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一番量子物理 Mansplaining，一种生硬又过时的异性恋调情戏码，它如此潦草地只负责向观众传达一个最信息那就是男女主碰面了并且勾搭上了！

要我说这甚至还不如许多同样刻板的 Chick Flick 来得妙趣横生。

而对于 Jean 的刻画方法恐怕我们也并不陌生，一个性化的、被粗暴定义的、几乎没有任何留白的人物，一个疑似为爱自杀的姘头，这不就是男本位叙述中从不缺位的“白月光”么，若《奥本海默》是一部完全虚构的电影，像《指环王》《沙丘》那样，或许这还能够勉强忍受，但当我们了解到影片中 Jean 的历史原型 Jean Tatlock 身份远比这复杂，还是一名女同性恋，我们恐怕又一次发现了“被”断裂的女性叙事，Jean Tatlock 其人总共被剥削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历史上奥本海默本人单方面的自述中（“We were at least twice close enough to marriage to think of ourselves as engaged”），第二次是在各种传记中（“奥本海默的情人”），第三次则是在这部电影中（看看 Florence Pugh 这香艳又充满疏离感的尤物形象和表演）

贴一则来自评论区的补充为什么这部电影需要因为抹去Jean的酷儿身份被批评？

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将Jean的同性恋身份作为“信息”直白地呈现，而是因为Jean的同性恋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和奥本海默无关的“个人信息”，一位酷儿女性和一位出色男性的浪漫关系，这其中存在许多跳脱出主流异性恋“情人”关系的书写可能，正如这位友邻所指出的，奥本海默和Jean的交往与她的左翼背景看上去毫无关系——因为影片并不允许一个左翼倾向的科学家出现。

所有能产生动态的可能性，都被一种主流修辞惯性所隐匿——这部电影的“男性视角”是如此典型，它对女性总是不能维持充分的尊重和距离（相比之下《芭比》是如何对待 Ken 的呢，如果说剧情片的首要任务是把人物写好，那么高下立见——同样是类型大片，谁说这两部电影不能放在一起比较呢？

）的同时，它对历史人物的剪裁首先基于符合主流好莱坞异性恋规范的陈旧修辞，而同时，它也不会认为自己偏狭的视角有任何问题，正如评论区的异见者们和诺兰拥趸们反复论证的“改编合理性”——那么我需要澄清一点，保留与主角及主线剧情相关的信息，仅仅只是对传记电影的最低要求，并不代表其达成了一部优秀传记电影的标准，也并不能使自身脱离“删减是出于什么样的利益权衡”的质疑当然诺兰粉丝总是有为之辩护的理由（参见评论区！

），他们可以说，这几段戏加起来没几分钟，说这不是这部电影的重点，毕竟我们诺神讨论的可是更伟大的科学！

政治！

可不是你小家子气的性别问题；说批评者吹毛求疵——说实话相比陈腐的性别书写我确实觉得这部电影在整体策略上：无论是先发奖状（伟大的普罗米修斯将知识和火种带到了人间！

）后扇巴掌（三小时冗长的质询和批判）还是充满拙劣的剥削色彩的视听安排思路，都要更没救一点，男本位叙述从不是原罪，电影拍得土才是（我们看到，它错综复杂的一条条人物关系几乎都被简化为了一种符合主流电影审美的工具化关系，而这势必令人物难逃单薄，于是它便用那么多视听trick编造心理表现主义幻境去赋予奥本海默人物厚度，一种极其笨拙的策略）——但这不是让老白男电影堂而皇之地藏污纳垢的理由。

毕竟，用德勒兹的话说，电影是一部精神自动装置，而一部电影的基本立场总是反映在许多看似“无意识”的修辞惯性之上——我的意思是，一部电影没有任何一处细节，可以逃离其自身意识形态。

更遑论这藏污纳垢意味着电影丧失了许多更富有动态性的替代性选择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德菲因与卡罗尔：反叛缪斯》中玛丽 · 杜布瓦（Marie Dubios）的采访：“我跟特吕弗等人聊过，他们说女人最终吓到了他们，由于这些女性运动，他们已经搞不懂女人了，他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写我们了”——如果说这可以让这些同时掌握了资本和自由创作权的男性反思自己陈腐的性别写作令电影丧失了多少可能性，那到如今，这样的声音显然还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