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
我不信姜文接受访谈时的那段鬼话,就像我不信有关部门封杀该片时说的那堆屁话一样。
该怎么看这部电影?
姜文不会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告诉你,说完场面话,他一边躲着偷笑去了。
反正这片足够大家在里头各取所需。
——你说这是南郭先生的现实主义寓言,那不错;你说这是国民劣根性的荒诞派呐喊,那也成;甚者你可以去追究那个“我”究竟是谁,随你便。
反正看完该片都觉着被扇了嘴巴子,最多奇怪左脸挨了这么一下,为啥右脸跟着疼呢?
为啥?
因为谁也不愿意去正视自己人性中最深不可测,却又最脆弱最卑微的东西——那就是兽性。
不去正视,那么,或不承认,或退而求其次,或左脸换右脸——管他哪儿疼。
片子里头的街头艺人有一句唱得好,说日本皇军和咱中国人六百年前是一家,献媚献得着实明修栈道。
为啥有有这一出?
为了和结尾对国军的歌功颂德作对比?
那只是一小部分。
而恰恰要真正理解这片子,首先得好好理解这句话。
翻译说,日本人生气客气一个样——中国人何尝不然?
又说中国人杀不杀人一个样——日本人何尝不然?
换言之,姜文在片里几次三番在暗示,这不是说中国人,也不是说日本人,俺说的就是人,人性,奴性与兽性的粘连。
中国驴上了日本马——就是对此的一种隐喻,大家都一样,岂止六百年前是一家?
生存,是人性与兽性既对立又统一的一面。
为了生存,两个民族各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日本人用“武士道精神”掩盖死亡的恐惧,无所谓对错是非,不过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两者人性的一面被掩盖,奴性兽性的一面得以强化了。
看看挂甲屯人的贪婪,愚昧——这个作为主线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必细表。
那日本人呢?
真就只是简单的恩将仇报吗?
为什么野野树能下手杀死他每天经过都不忘给糖的孩子?
为什么花屋从最初的视死如归变成了后来的求生若渴再到最后的举刀剖腹?
为什么酒冢队长一开始觉得花屋没死是一种耻辱死最后却制止了他武士道精神的自戕?
为什么花屋是挂甲屯屠杀中下第一刀的人?
——那个喝醉酒在酒冢肩上乱拍的村人道出了真相:恐惧——你要不怕,你开什么枪?
——被说中了?
他知道的太多了!
无论是中国式的奴性,还是日本式的兽性,不过是在战争之下对于恐惧的一种反应和碰撞。
而这背后的文化调教出来的行为模式大大超出了人性本身的思考。
当然,这些文化根深蒂固,却又脆弱不堪。
被逼到极致的姜文照样会拿起斧头去砍鬼子,而猝不及防的鬼子也将武士道精神放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人类的本能四处逃窜。
最终,大家不过是战争的卒子,酒冢取下花屋的刀,武士道精神也可以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歇一歇。
而国家的战争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才刚开始,姜文最后死的时候在笑,也许是因为他发现只有自己真正脱离了这个棋盘。
姜文对于人性的观察和刻画实在是到了一丝不挂的境地了。
所以这片除了反战之外,也是“反文化”的,或者说,它用一种割肉互啖的方式揭示,反思文化与人性的内质。
先且说这么些。
对于人性表象的深入挖掘,也使得这部片子获得了值得挖掘的生命力,也许每看一遍都会看出些新的东西出来。
改天想从其他角度再道一道这部让我爱不释手的片子。
最后,在看了豆瓣上许多人的评论回帖后,我想打个比方。
要有人把你扒个一丝不挂,当众指出你就是个性无能,那么,你完全不承认——那你是主张封杀该片的那一拨;你承认了一部分,但为它找了许多理由各种定义——那你是说这片好却说不到点子上的那一拨;你坦然接受了——那你就是给这片颁奖的那一拨。
在抗战末期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农民们阴错阳差地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相信了被俘的日本军曹,用他向日本人换粮食。
当村民庆祝满载粮食的鬼子来了时,欢宴化作屠场。
一番嗜血后,日军上司宣布天皇下令投降---而这命令,早在他们行凶前便已接到。
最终,冲入日军俘虏营地大开杀戒的复仇者,因违反停战协定被处以死刑……但最终村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看完这部影片我了解了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前仆后继、不屈不饶的战斗英雄和革命先烈。
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向革命先烈致敬!
时间: 2003年9月8日 出处:网易影视频道网址:http://ent.163.com/edit/000908/000908_61720.html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
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
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
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
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
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
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
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
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 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
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
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
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
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
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
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
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
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
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
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
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
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
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
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
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
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
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
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
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
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
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
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
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
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
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
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
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
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
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
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
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
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
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2000年姜文应该是37岁,不到40的年纪能对人性的洞察至此程度,很难想象他37年所经历的是何等丰富与残酷。
鬼子来了是所有反映抗战题材的电影中抓角度最独特的一部:全片总共不过4、5个场景,没有大场面,主角是大字不识的底层小农,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智商的斗智斗勇。
统供就这么点料,姜文却能以小见大,极尽细致的刻画揭露了人的内心和思想斗争的全过程。
如此真实深刻又接地气的人心诠释,让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望尘莫及。
向姜文致敬。
我理解的姜文试图表达的人心:当善良又愚蠢的羊和凶狠残酷的狼相遇的时候,羊总是想竭尽所能的迁就狼以图保命,然而狼永远是狼,羊反抗与否最后都是个死,所有的和平只能是伪善暂时的,可愚蠢的羊看不透,该反抗的时候自欺欺人不反抗,等到终于醒悟拿起武器冲向狼的时候,游戏规则已经不允许了。
愚蠢比懦弱可怕,在愚蠢面前,再多的善良只能徒增愚蠢的程度。
这自然就解释了为何此片遭到长期禁映:1,歌颂中日亲善事实的民间故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2,国人的窝里斗、外面怂,从最底层根植在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在霓虹国人的强大精神原子弹面前,是那么的卑鄙、龌龊和让人心碎的同情。
3,当上一代人已成为懦弱甚至不分善恶之生存至上的卫道士的时候,其下一代必然会受这种影响而自小麻木、自私的成长。
影片为最大程度还原那个年代的味道,除了最后1分钟回归彩色画面,其余的全黑白画面,这让视觉上很难受,但极度夸张且快速切换的面部特写和纪实性镜头拍摄手法缓解了黑白高强对比度带来的视觉上的不适,让你有种像与全村老乡挤在大队公社看一台破黑白电视的兴奋感。
这是部比让子弹飞强10倍的好电影!
《鬼子来了》:我们自私,我们善良,我们是人民这部电影讨论的人已经够多了,讨论得太多的电影,已经用不着作什么简介。
它虽然没有公映,但绝大多数影迷都已经看过。
也就是说,电影审查局被网络和盗版架空了。
这真是个可悲的事实。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最好先重温一下《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抗日老电影,《鬼子来了》的意义,大部分是在同这些影片的对照中产生中,所以某些专业“搞”电影的人说,丫姜文不过就是取了个巧。
至于“取巧”二字是不是足以推翻整部影片,他们没有说。
《鬼子来了》的故事起因,是那个从来没有露面的“我”。
在抗战老电影里,这个“我”总是和人民鱼水深情,在人民的保护和协助之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盘踞在村口的日本鬼子,成功地打退鬼子一次又一次扫荡。
而《鬼子来了》中的“我”变成了一把顶在马大三额头上的驳壳枪。
这个“我”留下两个麻袋,扔下一句话,说是大年三十晚上回来取,有空替他们“审审”。
马大三打开麻袋,麻袋里竟是两个大活人,一个日军军曹,一个翻译官。
挂甲屯的村头就是日军炮楼,炮楼里的日军天天吹吹打打进村出村,还亲切地摸孩子的头,给他们散糖果,一派“东亚共荣”的祥和气氛。
在抗日老电影里,摸孩子头的,是地下抗日武工队那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战士。
这个“我”大年三十晚上没有出现(当然不会出现,电影里说要怎么样,结果就不会怎么样,这是常识),马大三面临一个大难题,如何处置这两个活人?
《鬼子来了》中的人民是自私、愚昧、分不清敌我的,它没有给“人民”留下丝毫面子。
我这里的“人民”包括我自己,我丝毫不觉得它是一部过去的传奇就与我无关,我就可以高高在上地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啊!
对此,姜文自己解释说,如果抗日老电影对人民的描写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军队就没有犯下屠杀平民百姓的战争罪行,因为他们其实是伪装成百姓的军人。
如果我们要说日军屠杀了中国平民百姓,就必须承认,人民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的。
但是,《鬼子来了》在这条路上又走过了头,这恰恰是姜文过于自信,以一副解剖别人的姿态示人造成的错误。
比如马大三和村民对“我”的争执,不是显得好笑,而是显得无聊。
把别人看得太笨,证明的其实是自己也不怎么高明。
人民固然不是抗日老电影里那样,但也不至于就是《鬼子来了》里那样,全部中国人,以马大三为代表的挂甲屯村民、城里的伪军队长、清朝刽子手、说书人、妓女、国民党军官和围观的人们,全都以漫画的面孔出现,最终目的都是说:中国人就是这操性。
从这个角度说,《鬼子来了》对所谓国民性的认识,不见得比抗日老电影高多少。
抗日游击队把日军拖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这个总是历史事实吧?
八路军人数在抗战结束后增加了几倍,这个也是历史事实吧?
如果中国人真是《鬼子来了》里这样的,这些人从哪里来?
难道都是驳壳枪顶着额头参军的?
总不能说你看到了黑暗面就是认识深刻是不是?
不过我们可以说,看到了黑暗面,在国家只提倡说光明的一面时胆敢跳起来说,这也需要勇气,姜文就有这样的勇气,其结果就是遭到禁映。
姜文所说的其实是常识,那就是,我们人民,很自私,但也很善良。
对日本人的认识,反而是《鬼子来了》的一个亮点。
我还记得在《地道战》里那个鬼子头目,面对八路的枪时满面惊慌,徒劳地举起军刀,被一脸正义的游击队队长“啪、啪”两枪崩了。
看电影时我还小,鬼子头目的獐头鼠目和八路队长的一脸正义真是历历在目,而那两声枪响也回响到了今天。
当时我就想,日本人这么脓包,怎么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中国半壁河山?
后来看了《菊与刀》和《武士道》,才知道一些大概。
日本人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死在敌人手上的。
所以,我完全理解《鬼子来了》里日军俘虏“宁死不屈”的表现,也完全意姜文对日军小队长见到俘虏回来时的处理。
根据武士道的逻辑,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怜悯一只蚂蚁,却毫不犹豫地砍下马大三的脑袋,这个做作的处理我也意见不大。
张献民在《看不见的影像之<鬼子来了>》里说:“姜文阐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差别和与暴力的不同关系,我个人深表怀疑,或更明确地说,根本不同意。
我如果胆敢对汉民族以及汉民族与外人暴力接触有个看法,肯定不是《鬼子来了》中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日本人,基于我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也不赞同他的看法。
”对于汉民族,我同意张老师。
但对于日本人,张老师基于何种个人具体真实的了解而不赞同姜文的看法呢?
有时间再问问他,不过我会提醒他,军人和普通人不同,战争状态和和平时代不同,过去和现在不同,个人和群体不同,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给我们带来的灾难。
影片中的鬼子最后全都变成杀人狂,他们比起《南京!
南京!
》中内疚自杀,充满“西方人性光芒”的鬼子相比,一点也不人性。
日本影评人石子顺高度评价这部电影,认为这是一部日本人都必须看的电影。
的确,这部片子没有简单地把日军丑角化,作为日本人,影片中的日本人形象无可挑剔。
影片中两位日军主角扮演者,是对片子体会最深刻的两个日本人,他们的体会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
饰演小队长酒冢的日本演员泽田谦说“平时,日久见人心;战争,瞬间见人心。
”“通过对间接资料的掌握,设想,我们如果在那样的状态下会怎么做,很自然地就出戏了。
其实调整一下思路去想,我也是被害者,如果我不去杀人,我就不能回故乡,这样一来,杀人的行为就合理了。
所以我现在能想像当年的军国主义为什么能成功地组合成一个战争机器。
因为军国主义宣传了一个虚幻的‘正义’。
”
这是里面最嘲的一句台词了。
第一次出现,是花屋想骂三儿,却被一心想活命的董汉奸教了这话。
第二次出现是那个队长在所谓联欢会时让花屋再唱一遍,因此成了爆发屠杀的导火线。
我看片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这片不让公映?
直到看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却很确定,若我是审片的,这片一定过不了。
日本兵,或者说绝大多数日本兵,在中国完全暴露了本性中的兽性一面。
刚开始的镜头很值得玩味,是日本兵的“亲民”形象。
小孩子们完全不怕他们。
也是,和平共处了八年了,像那个老太婆说的:“我行的端坐的正,小鬼子敢把我怎么样!
”事实上,是出于利益考虑,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繁荣圈”的假象,这才让这些村民们好好地活着。
可是愚善的人们,却因此消除了对狼的敌意,真是太可悲了。
在这样一个民族仇恨并不十分明显的村落里,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倒反映了出来。
比如在杀花屋这个问题上,大家都义愤填膺的表示该杀,可是谁去杀?
又都你退我让起来。
开始以为三儿杀了人,个个躲瘟神一样的。
后来知道他没杀,又一个个粗口骂了起来。
比如那个百步穿杨的,没办成事儿,甚至就根本没想去办这事儿,还厚着脸皮讹了三儿的豆子,还大言不惭地说是为他考虑。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不知该称作是懦弱还是善良。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杀个日本人而已,该杀啊,杀就杀了。
不敢、不忍,才导致了后来的种种。
这片子没有提到某主义,可能这也是不能公映的一个原因,因为没有高歌***。
甚至于,我很想知道开始送那两个麻袋的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过于蛮横,不符合一贯的形象。
这个也是只能意会,不得言传了。
最后的结局,是在悲剧达到一个高潮时戛然而止。
先是全村被屠,甚至日本乐队还在旁边奏着歌曲。
也许是知道日本投降了,来一个所谓“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就是三儿的死。
其实,联军进城时的样子,真的跟日本兵没什么区别。
真的从此就天下太平了么?
我觉得,面对战俘是一件很纠结的事情。
作为长官,我理解,不杀战俘。
作为三儿,我也理解,那是可以完全淹没整个人的仇恨。
看着吴大维我觉得很可笑,尤其是那些港台腔。
包括他的角色本身也很可笑。
最后那个血红色的人头,实在是很恐怖,也很有触动。
当花屋开始擦刀时,我还在想,他会不会最后切腹自杀?
可是,当他把刀架在三儿的脖子上,三儿回头死死盯着他看时,我就知道,三儿是非死不可了。
没有人能够承受心理的这种负罪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了百了。
眼睛,一眨,一眨,一眨。
看了<鬼子来了>,才能知道以前看过的所有抗日影片都是太虚伪,太弱智,太经不起推敲同样反映战争中人性的国内影片,只有<我的团长我的团>,可异结局没有拍完整。
周末看了一部在电影频道播出的叫《哑巴女人哑巴弹》的抗战电影,对于结尾:为了解救一名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哑巴女人(其实是一名逃跑的日本籍女子),大批愤怒的中国农民围聚在日本军人的炮楼外,还在柴火上架起了一枚炸弹(可惜,柴火点燃了,炸弹却没有响)。
不过,最后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还是战胜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在被手榴弹(天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引爆下,炸弹终于怒吼了,敌人和炮楼一起灰飞烟灭。
象其他抗战类的电影一样,革命的电影乐观主义替代了现实可能。
一如既往,我哑然失笑,没有被其中的情节感动得涕泗交流,一塌糊涂。
关于抗战类的影片我印象中老片子有《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新的影片有张艺谋的《红高粱》、姜文的《鬼子来了》等,应该承认,我才疏学浅,头发长见识短。
在我寥寥的记忆中,我要分析一下关于中国电影中的意淫的倾向。
历史告诉我们,在抗战时期,中国老百姓前仆后继英勇抗击外族侵略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党派的组织下,一种是自发的, 老片子《地雷战》、《地道战》等属于前种类型, 《红高粱》和《鬼子来了》则属于后者。
《地雷战》、《地道战》都是有历史原型的,相比来说,除了五六十年代电影所共有的人物情节的高大全外,我对其中的某些细节也表示不可理喻:历史上发生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地雷战,解放后被艺术化的电影中,鬼子军官挖中了一位小孩埋设的“诡雷”——他或者别人的粪便,在影片的结尾,鬼子军官走投无路,还出现了幻觉,他面对一枚巨大的地雷,徒劳地举起手中的日本战刀(不知道这样主观的镜头导演是怎么了解的)。
可以说,这种处理方式无非是想说明敌人的笨拙和脆弱,期望达到一种革命的“无厘头”效果。
这样的设置,在《地道战》(鬼子找不到地道口,对地道中的平民无可奈何)、《平原游击队》(平安无事的欺骗)、《小兵张嘎》(缴获胖翻译官的枪)、《鸡毛信》(蠢笨的鬼子发现不了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列车中和鬼子喝酒,并用琵琶砸脑壳)也比比皆是,这些影片中的日本军人真是蠢笨如牛,和生活中传说的鬼子的狡猾相差甚远。
战争在中国此类影片中温情脉脉,并没有国外《拯救大兵瑞恩》的冷峻残酷,也没有象《风语者》那样体现日本鬼子疯狂狡诈。
如果说那时的导演还无法摆脱历史电影模式的局限,极力表现革命的乐观大无畏精神的话,那么,现代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如此处理则有些意淫的味道。
电影《红高粱》情节取自有中国马尔克斯之称的山东籍作家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张艺谋又是怎样在电影中演绎的呢?
导演张艺谋企图在电影中表现所谓的“酒神文化”,那摇曳高梁地中的身体张扬,酒缸中的哭闹,与胡子的争战(我要是那持枪的强盗,肯定一枪崩了那丫傻逼)。
片子的结尾,大片的红色掩映了屏幕,一群自发保家卫国的山东农民,在土枪土炮无法抵挡鬼子的进攻时,只有抱着点燃的酒坛子扑向敌人的汽车(高粱地中还埋着几缸红高粱酒,酒被点燃,爆炸了)——不知道这样的电影情节在现实中能否成立。
如果不成立,这样的电影我们就怀疑有意淫的成分在其中——某些家伙在幻觉中把手指探向自己身体的隐秘之处,弄出些许散乱的自娱自乐的呻吟声。
难道被欺虐的中国人只有这样才能才能回味自己的胜利,证明自己的力量?
也许,这种力量就是崔健所唱的《无能的力量》。
相比来说,同样表现农民(操着唐山话的农民)自发保家卫国的电影《鬼子来了》则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姜文执导的这部影片由于某种原因一直在国内禁映,所谓的某种原因无非是没有表现中国人的伟大,反而是指出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中国人的懦弱(开头的抄手的村民向鬼子兵点头哈腰)、自私或者不团结(对鬼子兵和翻译的处理争论、善良或者是轻信(一厢情愿地认为鬼子能报恩)、自以为是(清代刽子手的砍头功夫)等等。
一个正在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的生活被意外打乱了,不知道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不明武装深夜送来的不速之客——被捕获的一名鬼子兵和一名翻译让他和同居的女人手足无措,无奈之下,他寻求村人的帮助……在影片灯光的处理上,姜文还一反常态,反五六十年代的手法(坏人面部的底光运用,可以表现其狰狞的面目),给围聚在一起审问鬼子兵和翻译的村民面部也使用了底光,灯影幢幢,摇曳的灯火下隐匿了若干灾祸的前兆。
鬼子先是假意答应了村民的要求:用鬼子兵换取粮食,并和村民联欢(呵呵,只能用这个词汇)。
在意乱神迷丧失警惕的深夜,失信的鬼子(还有那名被村民喂养饺子的被俘鬼子兵)丧心病狂,突如其来的屠杀开始了…… 只有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逃脱了屠村的厄运,姜文在处理中并没有象张艺谋那样,当时就冲冠一怒,而是等待时机,在日本投降后,他乔装进入鬼子的营房,大雨中,用斧头砍杀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 最后那个曾经寻求个人幸福的男人被五花大绑,那个他曾经隐藏并照顾其生活起居的鬼子兵砍下了男人高昂的头颅,头颅在跌落的过程中,鲜血垂下他的眼帘,影片的色彩由黑白变为主观的彩色,男人眨动了数下眼睛,一场真实的悲剧的抗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所见过的揭示人性复杂、矛盾最为犀利的是南京作家周梅森,国内评论家唐达成称赞他早期的《国殇》、《大捷》等历史小说“大有茅盾写《子夜》的气魄”。
相比之下,五六十年代电影在人物的处理上过于单一:有组织抗争的中国人聪明英勇,而鬼子则很笨,如果历史真是这样,那么,日本人根本不能侵略中国并占领我大片的大好河山。
众所周知,日本的投降是反法西斯力量集体的结晶,但最为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在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和苏联红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主力。
中国战场上。
在日本投降前,国共双方并没有给予其致命的打击,(在后方和正面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量军事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直到现在不敢对美国(军人强奸日本妇女)和俄罗斯(依旧占领其北方四岛)说不,而对中国一直不道歉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在当时彻底打得它哭爹喊娘、死去活来,虽然我们取得了诸如平型关大捷等局部的抗战胜利。
应当记得,我们的战略军事总攻是针对投降后的日军的,如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最后。
意淫是什么,意淫是没有性能力或者可能,却针对某个性对象异想天开摇头晃脑的幻觉(阿Q对吴妈,《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对米兰的青春憧憬)。
承认曾经的耻辱(无性可能或者性无能)并不难为情,可耻的是我们不敢去回眸正视曾经的耻辱,难道,那样我们就有了无上的能力?!
其实,我们曾经一无所有,一丝不挂,曾经被凌辱,但是,承认耻辱是为了不再耻辱,而意淫却只能适得其反。
这初看是一出荒诞的黑色幽默戏剧细细品味之后发现了其中的深刻的真实中国关于抗日战争的电影有无数经典,但无非阐述的是两个字:英雄!
在《鬼子来了》里面,我们看不到英雄和正义!
看到的是生存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战争中最迫切的不是正义打倒邪恶,不是大无畏精神,而是如何保命如何活下来!
《鬼子来了》讲述的就是这一个最直白的话题,生存!
蝼蚁尚且偷生无论村民干什么荒唐的事情,他们无非就是想活!
活对于任何生命来说都是最基本的本能!
当他们的生命处在最危险的时候,这种本能就成为了最高的利益和最终目的!
什么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全部闪一边了甚至为了个人的生存利益可以残忍剥夺他人的利益这不符合我党的教育方针,但是铁铮铮的事实!
对于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八年抗日战争,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呢?
除了英雄,更多的只是凡人吧……我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看出了姜文的颠覆精神,在《鬼子来了》里面看到了颠覆权威和思维定式后展现出来的另外一种露骨的真实!
他们是这样的:禁片+1星,海外获奖+1星,姜文+0.5,抗日正剧+0.5。我是故意打一星的。
这种荒诞的电影怎么得9.1的高分!
看前半部分我还真的以为是个喜剧片,虽然已经预感到了后面可能不会好,鬼子的不是人我是预料到的,但是能他们这么不当人我倒是没想到。其实那几次马大三组织的会议中,床上的那个老头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杀了他们。但是旧时期的人们仁慈短视,愚笨麻木,最后一步一步的把自己送到了鬼子的刀下,唯一反抗的只有那个老人。最让人生气的还得是国民党杀自己人,却不去杀日本人,还让那个小三郎去杀马大三,我真的看到那里把我气疯。(最后再说一句,谁!谁把他归到喜剧片的?谁!!!)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一直没好感,看到马大三冲进日俘营开始疯狂砍鬼子的时候,突然有了种感动
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七爷、八婶子、小碌碡...
既然我没看懂,那我也就没资格给好评了
这是个神片,但看看nc到家的影评又有点同情总菊。印象最深的一个情节是村民以为马三杀了日本兵以后,对他礼敬有加但同时也敬而远之。——在这个以“活着”为最高信仰的国度,和“死”沾边总归是不吉,哪怕感你的恩。于是出头抵抗者永远是风光一时,孤独万世,而且现实稍有不如意,锅就扣过来了。
你要真实表达历史行,但有取笑中国人的成分。
我奶奶说她小时候上的是日本人开的学校,她印象中的日本人见人都点头哈腰的,并不作恶,作恶的是还乡团。而我姥姥嘴里的日本人可是坏事不少做,难以置信的是她们的娘家才距离几十里路。怀有朴素狭隘价值观的农民面对外来的日本人到底是个怎样的态度,眼下的生存为大啊。
令人战栗的故事。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到死才能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色。
日本子,来一个毙一个刨坑儿埋了,知不道
据爷爷说,当年隔壁乡100多户人家就两个日本兵驻守和管理,结果俩日本兵到处抢钱、抓鸡、拿米,最后平安离开,全乡人见到他俩跟见了鬼一样躲。俩日本人见谁都打,就不揍小孩。有一个孩子还学会了日本语,跟他们走了。再后来,自己回家了。
可惜:《鬼子来了》没能在国内上映!还成了禁片了!—— “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 想起曾经喜欢历史的朋友一连看了两遍《鬼子来了》,对这部电影大肆赞扬,称其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平民百姓可能的真实模样,那是很多国产抗日电影没有描绘的面貌。—— 姜文: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 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 -重温于2018年09月17日!
久仰大名结果看完并不是很喜欢,好多地方都特别混乱,比起最后让鬼子来处决开头的“我”把战俘交给群众更让我迷惑,开始担心战俘营奥运会会不会暴雷了
不爱看,看了点就放弃了,补个评,才发现原来也是姜文拍的,OMG,巨雷,他不是做导演的料,当然了,有些人好这一口,
电影好坏无从评价,看的太憋屈了,看过之后心情极差,所以给了1颗星
佩服周韵,怎么跟姜文这种男人过柴米油盐日子的。
比历史更像历史,比人性更接近人性!
我对这部片子倒是印象颇浅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