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

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

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

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

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

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

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

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

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

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

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

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

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

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

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

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

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

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

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

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

他的内心起了变化。

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

”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

那首诗是这样的：风把云送向东方。

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

”“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

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

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

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

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

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

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

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

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

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

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

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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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真实事件原型让影片更易可感，也因让它过分工整而丧失了些开放性的可能。

虽然在叙事上电影不具有什么独创性，但对人物的呈现却算得上精彩，尤其是对“反面人物”——纳粹军官科赫的塑造上。

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是，电影实际上讲述了一个底层人物对抗底层人物的故事，如果说雷扎作为俘虏在集中营里是绝对的底层，那么纳粹军官科赫为了脱离底层的贫穷家庭加入纳粹，看似手里拥有了些权力，实则在军官社会里也不过是以“厨子”的低下身份被他人看待，他何尝不是纳粹营里的一种“底层”（当然，他只是在掌权者中相对底层，还有那些只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更低一级军衔纳粹兵为他垫底）？

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何会对雷扎尚存恻隐之心、甚至单方面地意图与他发展出友谊，即使最初是出于私欲。

但在这部电影中需要被看到的，恰恰不是科赫与雷扎（纳粹犯人）间的越界关系，而且最应该警惕的是便是那些将二者间浅薄化、温清化的读解冲动（所谓磕到了）。

军官科赫的恶毋庸置疑，他对雷扎的温情是自我感动式的，他虽给雷扎带来了实质性的益处（生的机会），但也始终带有剥削与压迫的成分。

他对强权的依附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永无平等可言，观看时若代入科赫的角色，便会觉得他对雷扎的信任和另眼相待是二者温情的表现，但实际上，雷扎那从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生命权、和他实属寥寥的话语权（连想替死都被科赫阻拦）无时不刻在戳破这虚伪的温情。

人们爱看霸总，无非是爱看强权、爱看自我代入后拥有强权的自己罢了！

但那位被剥夺选择、被剥夺主体的“弱者”，却才是现实中真实的个体。

只有我们始终站在雷扎的立场，才能看到他的煎熬、看到他记下2840个名字背后的痛苦、愤怒与悲痛，看到人性的恶曾到达何种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说对科赫的塑造代表的是电影对复杂人性的穿透，那么从雷扎的立场出发所表现出的人物多元关系实则还是为了投射电影对战争的反思。

同时，片子真正给予高光的，无疑是纳粹人雷扎如何利用语言争取自己的主体性权力。

语言作为文化的象征，它先是在动荡中被轻视（起初雷扎不愿意以食换书）、继而却成为弱者的绝对武器，多么讽刺！

然而通过语言，雷扎不仅获得了对抗强权的胜利，也成功实现了对自我主体的赋权，从而证明了主体性的来源恰是内在性的。

强权者最希望的洗脱“犹太人思想劣根性”之所以难以实现，正是因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与思想具有超脱的生命力。

文字名册虽已被烧毁，它却将在此后作为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永存。

而在一开场，影片即用“抛弃十诫”的对谈说明了高光下的精神颂歌不具有任何指向，被呈现和被强调的，始终是人类、人性等最广义、也最狭义层面的纵深罢了！

不过，值得玩味的是，当电影呈现纳粹军官对犹太人的恻隐之心时，是不是也表现了创作者对前者的恻隐之心呢？

在此，它当然不是代表了创作者有哪些“不正确”立场，我更愿意将它视为一种提醒：切勿用标签式的粗暴方式解读个体、解读历史、解读社会的任一表现。

将纳粹人物的多面性解读为“平庸之恶”也好，解读为人性尚未泯灭也好，最重要的是体会人性的恶之缘起、人性的恶之面向，继而才能重新审视社会之压迫、结构之复杂。

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我还能在这一部较为工整的影片中寻觅到了些许开放性影像的特质。

关于“纳粹大屠杀”，《波斯语课》有着一个非常“聪明”的改编剧本。

克劳斯·科赫的“平庸之恶”，麦克斯的“邪恶之心”，吉勒斯的“求生智慧”，以及最后2840个遇难者的名字，有控诉，有反思，有纪念，一如被生造出来的“波斯语”那么无懈可击。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聪明”的、天衣无缝的改编，削弱了故事的真实性或可信度，“真实事件”本身在改编中有点面目模糊了。

因此，我无法将《波斯语课》与《辛德勒的名单》（1993）放在同一个评价体系里进行比较，它更适合与《美丽人生》（1997）这样的虚构作品相提并论。

抛开“真实事件”来看《波斯语课》，它是一部结构精巧、发人深省的故事片。

它的情节设计尽管有很多bug，但算得上环环相扣，有一定的说服力，而它的人物塑造，可圈可点，尤其是克劳斯·科赫这个人物，在同类作品中，提供了不一样的“纳粹军官”的形象。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二战，没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克劳斯·科赫很可能会在餐饮业奋斗终生——作为主厨或者餐厅老板。

历史裹挟了克劳斯·科赫，克劳斯·科赫也从中找到了机遇并借此为自己谋出路——如果没有战争，这本来也是他的出路，只是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克劳斯·科赫毕生最引以为傲的不是成为纳粹军官，而是他年纪轻轻便当上了餐厅的主厨。

从影片中看，军官克劳斯·科赫的“上进心”明显不足，他之所以能够坐上“指挥官”的位置，得益于他较早加入纳粹党（1932年，其时纳粹党刚刚兴起）和他的厨艺专长。

克劳斯·科赫回顾他加入纳粹党的动机，并不是因为他信奉“纳粹主义”，而是因为他觉得党卫军的制服穿起来很威风——也就是说，他投身纳粹事业，有点盲打误撞的意思。

而成为了纳粹军官的克劳斯·科赫，必须面对厨子科赫和军官克劳斯的两个身份，从而开启了他的双面人生。

和麦克斯等人不同，克劳斯·科赫并未将纳粹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他的事业始终在餐饮业。

他在集中营所做的一切，也是在为他的事业铺路。

他学波斯语，与兴趣无关，与求知欲无关，他只是在为去一个讲波斯语的地方开餐厅做准备。

吉勒斯能够活下来，并成为克劳斯·科赫的“密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克劳斯·科赫的开餐厅梦想。

长期相处下来，克劳斯·科赫对吉勒斯释放出越来越多的善意，这不排除两个人在个性上的投契——比如，他们都热衷于严谨和工整——的因素，但主要原因仍然是吉勒斯是他通往梦想的“桥梁”。

影片的最后，已经熟练掌握“波斯语”的克劳斯·科赫并没有卸磨杀驴，反而非常执着地要给吉勒斯一条生路，这里面应该有“友情”的成分，但同时，克劳斯·科赫也为自己追求“伟大事业”的历程中留下了“见证人”。

以克劳斯·科赫在野餐会上的表现看，如果他最后发现他对事业的追求是一个笑话，吉勒斯一定会死得很惨——在事业面前，“友情”甚至“断袖之情”，都会瞬间归零。

吉勒斯心灰意冷之际，直面批评克劳斯·科赫不如他的兄弟。

克劳斯·科赫的兄弟敢于在历史的洪流中，追求自由，是一个清醒的德国人。

克劳斯·科赫默认了不如自己的兄弟，而且，他学波斯语，计划到德黑兰开餐厅，也是为了和自己的兄弟相聚。

但他否认了自己是个屠杀犹太人的侩子手。

克劳斯·科赫在集中营中负责后勤工作，他确实没有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

但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上级、同僚、下属都在干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地救出吉勒斯，恰恰表明了他对集中营的一切都了然于心。

他不像麦克斯那样有着一颗“邪恶之心”，但他的冷漠、自以为是、中饱私囊，都让他洗不掉他的帮凶角色了。

事实上，克劳斯·科赫虽然不如他的兄弟那么“清醒”，但他至少是“聪明”的。

在“爱国”、“效忠”的高压下，他依附于帝国，却早已经看透了帝国的未来。

他坚持学习“波斯语”，还有他周详的逃亡计划，都表明他很早就对帝国失去了信心——或者，他从未对帝国建立信心，他的依附也不过是“聪明”的选择。

纳粹军官的身份给克劳斯·科赫带来的只是阶段性的效益——当然，他在军官生涯中挖到了第一桶金也很重要，厨子的身份才是克劳斯·科赫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厨子科赫和军官克劳斯的双面人生中，克劳斯·科赫机关算尽，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最后，却被他最信任的“波斯人”摁到了——以当时伊朗和德国的关系，伊朗算是战后德国人的最佳逃亡地。

《波斯语课》中，还用了较大的篇幅对集中营中的“职场”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表现。

集中营中的“职场”和我们熟悉的“职场”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样样如斯。

作为一名一心只想当厨子的军官，克劳斯·科赫看似是这个“职场”中的异类，但打击、报复这种事情做起来，他也是信手拈来的——阻碍他的开餐厅事业的绊脚石，必须狠狠地踢开！

这部电影，从电影的视觉艺术来说，并没有太多视觉上的表现，也没有去探究纳粹心理背后深层的原因，只是尽力的展现了生命所处的状态，在这些生命状态的表现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比较淋漓尽致了。

两个生命，一个处于主宰者的位置，另一个只是拼命的想要求生，并且强烈的求生欲望和直觉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波斯人。

强烈的求生欲甚至让他在一开始就敏锐的选择了自己是一个不过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

因为要学波斯语，拥有生杀大权的德国军官与伪装波斯人的犹太囚犯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关系倒转，囚犯成为老师，军官成了学生，但还是趾高气昂动辄把老师痛打一顿的学生。

语言本是沟通的工具，学习一门外语可以说是了解另外一个文化。

但德国后勤军官对了解波斯文化不感兴趣，只是想着会说些口语可以在德黑兰谋生。

语言是为了交流。

两人竟然通过一伪造的语言开始了交流！

军官竟然给囚犯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自己人生中一些重要的记忆。

生命虽被掩盖和忽略，但此时似乎跃跃欲试要跳将出来。

德国军官的内心世界有多少被这样的对话触动呢？

生命回归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

德国军官不关心犹太人的名字，却把犹太人名字当作一门美妙的语言学了起来。

还写了首诗！

诗是生命深处的感动。

如此的反差！

军官写诗，当然是在追求所谓的美和生命，但是心灵的冷漠却让他与真正的美和生命绝缘。

剧中讲德国人的各种办公室琐事，有的人会觉得剧情因此变得太过松散。

其实并不散，这些德国人有正常的生活甚至有各种审美，但在内心最深处却似乎是死的，不禁让人想去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生命如何沦落到如此的境地。

虽然导演这部电影并没有多少去探究背后的原因，但电影表现出来的生命状况足以让观众想要去研究背后的原因。

德国军官学波斯语，可以说颇有章法，并且颇能持之以恒，按部就班的每天学习，按照现代教育的观念，应该是个非常好的学生。

但是他学波斯语，只是为了能够在德黑兰找一份工作，对了解另一个文化另一批人并不感兴趣，感觉和我们今天学习英语挺像的。

纳粹们如此漠视生命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和现代教育如此背离人性有关系呢？

看似假波斯人为了教学，每次给囚犯打汤的时候都会问他们的名字，并每次都会重复他们的名字。

来这里的人每个人都生命状况不一样，但加波斯人把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各自的生命状态联系起来，反而让这些被遗忘被漠视的名字重新获得了一个个生命。

很像佛家里的小沙弥或者和尚获得他们新的名字一样。

这一个个的生命，不比那些德国军官高贵，也不比他们低贱，都是同样的鲜活的生命！

只是外部的境遇让这些生命有了这样的呈现！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

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

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

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

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

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

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

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

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

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

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

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

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

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

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

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

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

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

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

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

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

他咬着音向我示范。

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

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

“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

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

“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

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

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

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

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

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

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

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作者： pASslosS 提及二战大屠杀此类题材，影史上已有不少佳作，经典如《辛德勒的名单》《大街上的商店》，纪录片则有《夜与雾》和堪称巨著的《浩劫》……那段历史总是人们用来审视人性黑暗的最佳素材。

《波斯语课》作为一部精心编排的二战大屠杀剧情片，于去年北影节展映后就收获了不俗的口碑。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犹太人为了在集中营里活下去而自创了一门语言的故事。

虽然电影片头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但本片其实由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改编自短篇小说，是个更接近于寓言故事的存在。

以此为基础，再加上成熟又略带匠气的电影手法，成为突围的易食佳肴也在意料之中。

回顾导演瓦迪姆·佩尔曼的职业生涯，其上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是2003年的《尘雾家园》。

该片当年拿下3项奥斯卡提名，讲述的是移民故事。

而这部新作《波斯语课》则源于导演回望历史的冲动。

瓦迪姆·佩尔曼14岁时离开苏联，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二战，却看到了二战对其父母的影响。

在他的家庭里，与大屠杀相关的一切都很少被提及，导演说这个话题就像麻风病一样可怕，避开不谈已成习惯。

身为观众，我对《波斯语课》的第一观感是流畅和精彩。

这首先得益于两位挑大梁的男演员，尤其是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钢琴家》里瘦削的艾德里安·布洛迪。

此前毕斯卡亚特留给影迷的印象更多来自像《每分钟120击》《我是你的》这样的LGBTQ题材影片，其实他在《天上再见》里扮演的法国士兵也颇为惊艳，绝对是前途可期的演员。

在《波斯语课》中，他以比利时犹太人Gilles的身份出场，随后机智地装作伊朗人逃过了第一次屠杀。

为了生存，Gilles必须向一名负责纳粹餐饮的德国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

这种设置非常巧妙，两人共处一室，一个想通过学习波斯语在战后逃到德黑兰开始新生活，另一个则需要临时编纂波斯语以求活在当下。

对于科赫，（假）波斯语是“爱的语言”，但对于Gilles，这却是“求生的语言”。

此外，集中营里复杂的权力关系也是看点。

导演掺进些微的哲学因素做辅助，最终在历史素材和吸睛创意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集中营里的人都需要一个位置，活人有活人的位置，可以是杀人犯、受害者、幸存者或是权力系统里沉默的大多数……死人也有死人的位置，他们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旁边的焚烧炉冒着滚滚的黑烟。

如果说最初Gilles的处境是如履薄冰的求生，那么在他彻底得到科赫的信任后，便已经脱离了同期犹太囚犯的悲惨处境。

他是幸运的个例，所以能从被迫害的人转而成为体系的一部分。

但他没有拯救犹太同胞的能力，这种耻辱感在他的灵魂里逐渐积淀。

片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比如意大利兄弟遭受着非人待遇，Gilles却在屋子里给德国人切面包；当他被科赫偷偷运到农场避难，Gilles抬起头来，听到了地狱火车的鸣笛声。

反观科赫，借助这门莫须有的语言，他从残暴的共同体中解脱出来。

但这个人物仍缺少反省。

他很聪明，但并不悲悯，也不值得被同情。

科赫从未觉得自己是屠杀犹太人的同谋者，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工作，也把战争的结束看做一次个人的解放（尽管历史不会饶了他）。

这其实带来一种猜想，那就是仇深似海的纳粹军官和犹太人究竟能靠一门虚构的语言弥合多少距离。

科赫用（假）波斯语回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读出那首全世界只有他们二人才能听懂的诗，就像是狮子向猎物朗读自己对食素癖好的向往。

可惜猎物很清醒，他知道就算眼前的狮子食素，自己也迟早会被其它狮子吃掉。

剧情越向后推进，科赫对Gilles的迷恋就越发明显。

当然，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暧昧”是观影过程的意外享受，但享受之余又觉得有些猜不透导演的意图。

这种迷恋到底从何而来？

是对“波斯语”还是对“能说流畅波斯语的Gilles”，亦或是单纯对“语言带来的人性的希望”的向往？

我更愿意相信是最后一种，也就是身为军官的科赫对自己被泯灭的人性仍有一丝需求，并把这种需求投射到了Gilles身上。

但因为导演没有明示，我这种猜想或许也只是一种过度解读。

那么另一面，集中营的细节其实能够决定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是否尊重历史，比如《索尔之子》就能把细节做到时空穿越般精细，观众的视角就是索尔的视角，色彩、灯光甚至是行走的路线都由匈牙利历史学家现场把关。

与《索尔之子》相比，《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就粗糙了很多，甚至有刻意伪造的嫌疑。

在片头，集中营入口处有一句纳粹的口号“Jedem das Seine（依功过论处）”。

上图为真实的集中营大门，下图为影片截图二战期间，纳粹曾将这句口号用在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门口，但这句口号在法国的任何集中营中都没有出现过。

导演把这句标语用在这里，可能是为了渲染恐怖氛围。

影片中还有几个着墨不多的纳粹军官，通过他们其实能窥到一些“纳粹的世界”。

在纳粹的世界里，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琐碎的怨恨便能轻易决定生死。

这种暴力的对象不止于犹太人，也同样体现在上级对下级的惩罚上。

这种权力系统真正让“人”成为非人，也是屠杀犹太人的罪恶根源之一。

大屠杀是一场军事化的屠杀，所以集中营的种类繁多，包括勘探营、铁路修筑营、过渡营、集中劳改营、岛屿集中营还有青少年集中营……本片中的集中营应该是设在法国的过渡营，其目的是将囚犯运往波兰的集中营。

基于此，片中有个别细节的设置可谓四两拨千斤，比如在被抓时，主角被建议“该绕去意大利”，但在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犹太人也开始遭殃。

这里面除了当地的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

德国纳粹将他们围捕，所以观众才能看到那双来自意大利的犹太兄弟。

这暗示着，只要是犹太人，逃到哪里都没什么用。

看完《波斯语课》的观众也许会发觉，这部影片如果真有一个大bug，那就是语言上的使用了。

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发明和记忆单词，片中这个设定或许符合科赫对语言的常识，却很难说服观众。

很明显，《波斯语课》中的词汇大多是名词，那些不是名词的词汇也多以名词的形式被使用。

不过导演为了创造这门假波斯语，也确实下了番功夫。

他找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让他基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法国犹太人受害者的真实姓名来创造，并尽可能加入东方韵律以显得逼真。

不过就算只是两千余词汇量的学习，也会有表达时态语态的需求，常用的短语也应该有，但影片对此一带而过，着实有些牵强了。

影片另一个不太合理的地方是主要角色所掌握的语言。

来自安特卫普的人主要说荷兰语，但在片中Gilles竟然能说流利且没有口音的法语和德语，却对是否会说荷兰语只字未提。

这种语言上的混乱同样发生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

《波斯语课》的剧本最初是用俄语写的，然后被翻译成英语，最后又翻译成连导演自己都不会说的德语。

对比过往的经典作品，《辛德勒的名单》中，大多数演员都讲英语，他们用口音来表明角色的出身；《索尔之子》中的演员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及方言）进行交流，甚至重造了一些已经消失的词汇，就是为了证明这是来自欧洲各地不同国籍的犹太人。

但从剧作角度看，（假）波斯语其实是用来调整科赫和Gilles人物张力的核心工具，它可以牵动“威胁、试探、信任、能力、交易”等一系列促成观众情绪转折的内容，本质上更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都是用人物弧光撑起剧情，并将筹码压给人性光辉。

《辛德勒的名单》科赫和Gilles用一种新的语言相遇，因为他们本身的语言已被政治和人性之恶所绑架，是被剥夺的语言。

似乎只有通过假波斯语，他们之间才有敞开心扉的可能，这也让他们每次的交流如同一本私密日记。

与此同时，影片也是关于历史的记忆和见证。

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成了活体字典，每个人都对应着一个单词。

最后，这些生长在不毛之地的（假）波斯语词汇变成了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单，电影也因此而升华。

其实就连导演自己也说：“如果Gilles没有决定根据囚犯的名字来编写语言，整个故事就不会有趣。

”历史往往有被抽象化、琐碎化的风险，但《波斯语课》带来了某种启示，它警示着大屠杀并不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它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群体当中。

而且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会发现德语中的“烹饪/厨师”即是科赫(Koch)的名字，一个直白又单薄的词汇片中有一幕呈现了纳粹军官奢华的野餐，台词非常讽刺：

他们以伟人的姿态庆贺并合影，只感叹时光流逝，未曾想过历史会以怎样的方式清算到自己的头上。

一切都能轻易地结束？

永远不会。

任何人都逃不过道德正义的审判。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一塊三明治，換來一本讀不懂的書，一本書又換來一次活下去的機會，而他的一條命對於納粹而言，只夠換來兩個肉罐頭。

《波斯密語》（Persian Lessons）開頭的幾場戲，猶如一個「以物換物的遊戲」，表現出那個時代的可悲：糧食比一切重要（對於納粹亦如此），而生命卻又低賤得不如肉罐頭。

關於納粹大屠殺或猶太人集中營的故事，電影已經拍過不計其數，幾乎每年都有新作品面世，其中不乏佳作，也有濫竽充數的。

而這部《波斯密語》在去年柏林影展首映後獲得不少好評，它的看點到底在哪？

忘記自己是誰才能活下去首先是選擇了一個好故事。

一個被囚禁於集中營的猶太人，為求生存而謊稱自己是波斯人，因而不得不創造出假的波斯語，成功矇騙了想學波斯語的納粹軍官，光這故事簡介，就足以令人想象到當中過程有多麼曲折、驚險。

電影其實是改編自Wolfgang Kohlhaase的短篇故事《Erfindung einer Sprache》（意為「語言的發明」），而原作者本人就是德國一個知名的導演和編劇，曾獲2010年柏林影展金熊獎。

電影聲稱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Inspired by true events），雖然「Inspired by true events」的真實度要低於「Based on a true story」，但我仍相當懷疑這樣一個故事到底是否真實發生過，哪怕只是細節不同。

當然，我們只是看電影，只要戲劇上的邏輯成立，也無需太過計較。

如同匈牙利電影《天堂無門》（Son of Saul）的主角（為集中營處理屍體），《波斯密語》的男主角Gilles也非集中營中一名典型的猶太人。

他甚至算不上情操高尚，一開始，求生是他唯一的信念。

為了掩飾自己的真實種族身份，他幾乎不和集中營中的其他猶太人來往，在如影隨形的死亡恐懼中，他甚至在病榻上頭腦不清醒的時候，嘴裏還在說著假的波斯語。

他這種如同鼠輩一樣生活著的姿態，也許並不值得歌頌，但他看著猶太同胞一波一波地被納粹送去處死，看著空地上留下的兒童玩具，終於還是為自己的苟且偷生，為自己的獨活，生出了愧疚感，即使求生沒錯，他也沒害過任何一個同胞──事實上，只要他露出一點破綻，他隨時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死去，甚至死得更慘。

偽裝波斯人，生造自己根本不懂的語言，去瞞騙隨時可以要了他的命的人，「技術」上固然艱難，但更艱難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必須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去接受另一種身份，同時又無可奈何地看着周圍的同胞去死。

香港人雖仍未到要偽裝成另一個族群的人來求生，但對於眼睜睜看着同胞去死的那種心情，大概也不難明白。

他本人受的苦難，以及他目睹同胞受的苦難，這些都為他最後念出集中營名單時的情感積蓄了足夠的力量。

他是靠著偽裝波斯人活下來的，但他也是靠著那二千多個猶太人的名字活下來的，他知道，他和猶太同胞的命運是連結在一起的。

他用同胞們的名字創造的語言，納粹軍官以為是真的波斯語時，曾稱讚這種語言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甚至還略帶羞澀地向Gilles朗誦了他以假波斯語創作的詩歌。

納粹軍官的同性戀疑雲另一位主角，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非典型的十惡不赦的納粹。

出身貧寒的他其實並不真的信仰納粹，他在集中營中的官職雖不低，但管的也只是廚房而已。

他的夢想是戰爭結束後去伊朗德黑蘭開一家餐廳，因為他的「兄弟」在那裏。

Klaus Koch如何看待自己和Gilles的關係，也十分耐人尋味，他似乎並非只當對方是波斯語老師，而是投入了遠超於此的信任和情感，直至最後納粹敗退，要把集中營所有囚犯殺死的時候，還冒險把他救出去了。

他也許是把Gilles當成了分別日久的遠方「兄弟」，但那遠在德黑蘭的「兄弟」，也未必真的是他的親兄弟。

另一個軍官曾談到，他的家庭背景資料中並沒有這樣一個兄弟。

而Gilles和Klaus Koch在波斯語教學中還談到過愛情，Klaus Koch的反應特別微妙，就好像有個愛了很久的人在遠方等著他似的。

電影多處暗示Klaus Koch可能是同性戀。

Klaus Koch是不是同性戀，在一部講述集中營故事的電影裏，看似是無關主旨的，但考慮到納粹是反同性戀的，這意味著納粹軍官Klaus Koch也可能是偽裝自己的身份，在納粹之中求生的人。

他和偽裝波斯人的Gilles，其實是同一類人。

更有意思的是，電影加入了肥皂劇般的劇情，幾位異性戀的納粹軍人因為爭風吃醋而互相舉報，結果害人害己。

電影對納粹的諷刺，多用幽默手法，不時令人忍俊不禁，也減輕了電影的沉重感。

關於這部電影，還有一件趣事。

它作為一部德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合拍片，被白俄羅斯選為代表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但最後因為其幕前幕後大部分工作人員均不屬於白俄羅斯藉，也非使用白俄羅斯語言拍攝，而被取消資格。

這就令人想起代表香港參選奧斯卡的《少年的我》，情況和《波斯密語》類似，卻依然可以繼續代表香港。

看完《波斯语课》，我敲出了这些东西。

这是近两年第一次有写诗的冲动。

“克劳克劳 克劳克劳这是你名字的一部分像是手枪挂在军大衣行走时的克啷克啷你捧着他们最爱的土豆泥烤火腿然后听他们克啷克啷消失在夜幕带来清晨的鞭笞和狗吠而你 克劳克劳挂着最标准的绅士微笑拉起黑压压一片 掩盖白雪上的血痕无垠然后用那些你从未看过的符号写出语言最美的造物——诗‘他玩蛇他写信他写当夜幕降临德国你的金发啊玛格丽特’这是你吗 克劳克劳你说你热爱自由渴望和平想去德黑兰开餐厅你谈到爱人面露羞赧 你善待朋友你认真学习2840个“波斯语”词可那囚笼不止关住他们你也深陷其中 而丝毫不觉他们湮没在雪地苍山 连同名字熊熊燃烧而你的名字 克劳克劳也将如他们的生命般残缺或许并没有其中的2840个完整”

看完之后，坦白讲，我同情纳粹军官Klaus。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纳粹犹太之分，那么他应该事业有成、爱情得意、友情顺遂，从各方面看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人，而且还没有抛却真善美，依然向往诗性。

但当理智压过情感，这种同情还是被压下去了。

他说他最讨厌盗窃和欺骗，但他分明就在盗窃和欺骗。

他给那些刽子手供应餐食，自己也觉得犹太人的生命可以夺取，相当于间接盗窃了那么多人的自由、生命。

他没有发现波斯语是假的吗？

我觉得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他也想早点结束战争，回到德黑兰开酒馆，这种渴望压倒了理智，让他愿意去相信，他正在学波斯语。

那些单词卡片承载着他对和平、对未来的渴望。

但是他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本就沾染着和诗性绝对相斥的血腥。

再或者，他只要看一眼姓名册就能发现不对劲，但是他没有，他选择对这些生命和背后的杀戮视而不见，其实他在欺骗自己。

看到有些影评说Klaus重情重义，为在乎的人可以两肋插刀。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这样不对等的关系算是哪门子朋友关系，小卷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稍微触碰到敏感神经便是拳打脚踢、生不如死。

因而，尽管Klaus有诸多优点，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他是民族主义者的事实，与这种恶相比，他展露出的人格魅力和真善美都不过如同披着羊皮的狼暂时休憩时伸的懒腰。

这一幕中克劳斯人格的矛盾全在里面了。

“他们把当做符号的东西写成了诗”，我朋友的朋友如是说道。

去年高考做阅读题的时候，听年级语文老师讲《红楼梦》，解读“悲悯”这个词，悲是悲书中人的命运，而“悯”则是悯特定时代下的众生。

我觉得这个词超脱出了主观情绪，用以形容我对Klaus的态度很合适。

看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喝着豆浆的时候，想起这部电影，庆幸还好在今天。

但转念一想，今天我们摆脱偏见了吗？

答案恐怕显而易见。

宪法中，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人，都不应遭受歧视，因为他们都是人，都有人格。

放眼现今社会，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等依然存在。

一旦这些歧视被煽动，依然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只不过到不了电影里面的程度。

罗翔老师说，人的一生都是在摆脱偏见的过程。

这句话很经典，但它后面的一句话鲜少在网络被提及，“但是人终归要为偏见付出代价。

”所以，这部电影是有现实意义的。

尊重他人的选择、平视他人、保持理性很难做到，但是要努力去做。

对了，有一个细节我很在意。

假波斯语当中“echo”是理解的意思。

这也是她的英文名。

她和爱人荷西一起走遍了世界，看过撒哈拉的沙，听过海峡的涛声。

而走到一处，她和那里的原住民都能打成一片。

echo也是英文中回声的意思如果所有人都拥有理解和包容，那么每段相遇大概都能碰撞成动听的回响，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