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之下

看到香港上映後好評不斷，帶著少許期待去觀賞《白日之下》，看完出來不至一無所獲，演員們的演出都算是亮眼，不過電影本身的觀點與形式卻讓我有些疑慮。

最大感覺這部電影是對議題作娛樂性處理的電影而非真正探討有關殘疾院社的照護及延伸的社會問題。

全片以作為記者的女主角成長為核心出發，電影是關照著她的，到電影後半，甚至是會讓我思考作為記者的意義，但等一下，原來是講記者啊，我一直以為是講香港老人照護問題…電影也沒有希望我們理解殘疾院舍的問題所在，只點出他們做得多惡劣，沒有試圖呈現他們的另一面，彷彿世界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電影的最後，一眾院友因院社關門而被迫搬遷，鏡頭關注的還是女主角，姜大衛飾演的老人甚至跟女主角說出「不要因為做了對的事而感到愧疚」彷彿只有她是正義的。

因為這是真人真事改編，在真實社會中，這些事情被揭發可能的確對社會帶來正面作用，所以我無意否定真實事件本身，但電影則是導演觀點的選擇呈現，電影通篇沒有打算真正關心真實社會事件受害者的感受，在描述的篇幅中基本上都是說他們有多慘。

正常人與壞人/被害人的界線分明，有種站在高處悲天憫人的感覺，連片頭片尾的白日意象都忍不住讓我有這種感受，片中多次說到院方沒有把院友當人看，但在我的觀影體驗上，電影也沒有把院方以及院友當成立體的人看待，他們只是單純擔任了加害者/被害者。

在現今關注社會的方式如此之多，一部電影利用真實事件去達到娛樂性以及歌頌記者揭發黑暗事件、歌頌站在道德高地之人，到底對社會有什麼意義？

電影開首女記者訪問從事社服的人員香港有關照護的問題是什麼，點出如土地、人手不足、政策跟不上等等實在的問題，但後面卻沒有打算要真正探討，實屬可惜。

從形式上看，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議題電影，以我所理解的最港式劇情片形式被呈現，就是以戲劇張力掛帥，再以專業演員的賣力演出動容觀眾，一切的出發點都是要好看/娛樂性，這在以娛樂性為主的香港電影中可以說十分合理，但作為議題電影，個人會期待看到更真實的影像能被呈現，該如何面對一個如此複雜難解的社會問題，而不是只是在獵奇的社會事件裡走一遭。

这两年的很多青年导演都是看似有希望，但简君晋的确让题材陈旧的港片有了题材和主题上的新的突破。

《白日之下》这个片名很有意味，将几年前香港的复康中心虐待患者的社会题材搬上银幕的确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影片没有俗套的说教，而是从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非常坦白的告诉大家，社会秩序永远都在完善的路上。

就像简导演分享的创作心得：电影能够提出问题，却不一定会解决问题。

［黑暗在白日下也黑暗］ 在银幕上见到年近八旬的姜大卫、鲍起静，年逾九旬的胡枫，很是高兴。

同时看着熟悉的面孔老去，以及片中饰演角色也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个话题，不禁阵阵心酸。

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掉队，这也是香港演员业务能力的体现。

影片的社会背景虽在香港，但导演能够抓住“共情”让更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生活在大多数人认为的边缘群体。

而他们就是生活中处处看得到的残障人士、老年人们，而他们也许是因为与大多数人的不同、人老了会成为家庭的包袱…… 影片中的残障人士角色，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但作为一名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中人物的内心。

尤其是片中小玲和明仔虽为智障，但当小玲被提及性侵时，看似情绪无常，但明显能感受到智障人士被镇压住最深处的理智。

小玲扮演者梁雍婷真的演出了那种层次。

那种被迫回忆伤害后撕心裂肺的痛，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弦，也是近年来内地大银幕上非常有价值的镜头。

明仔感受到小玲受到人身威胁时试图努力挣脱绳索时的怒吼，以及在窗边感受外面世界美好的阳光与空气，影片也在这时插入了一个仿佛是明仔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的生活，他荡着秋千，本该享受与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 姜大卫时隔多年再度回到大银幕上的通伯，影片中是一个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他说，装傻总比不傻要活得容易。

而他对于小琪的正义行为更是在背后默默付出和支持，明知自己也会受到牵连，流离失所。

通伯角色的人格魅力的确强大，对于智能手机这一新奇事物，他依旧有求知的欲望。

对待水哥（胡枫/饰）也是重情重义，每当小琪抽烟时，他就会夺过烟来，说：“少抽点烟吧，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无所谓了。

”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与话语，却给予了小琪对亲生爷爷的情感遗憾与空缺。

通伯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从未感受过的“爷孙情”，两人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柱。

而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当属水哥临终前一晚与通伯的对话。

水哥躺在床上向通伯说，每天晚上在床上时那种沉下去的感觉，感觉再也不会醒来。

而第二天太阳升起，又能够看到通伯的感觉真的很好，而水哥在这之后却是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遗体移走，又是一个老人代替了那个位置。

水哥的现实演员——胡枫，应当是现今唯一一个粤语片时代还健在的老戏骨了，现今92岁高龄，结合影片中的场景，更是感慨现在在银幕上能够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还身体健康，能够留下作品，真的很珍惜，很感恩这种难得。

老友共处的最后一晚 影片中林保怡、青年演员余香凝的表演也是影帝影后级别的，但不展开篇幅说了，期待下今年的金像奖吧。

影片中的台词、镜头的考究无一不是对这个还很不完美的世界的思考。

片中小琪的上司对于小琪那种正义、求真的韧劲，身为过来人很多事都看得清楚，但作为被现实打败的媒体老人，内心还是希望小琪能够秉持初心，最后对小琪的那句“去你的”，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欣慰。

［善不一定有善报，恶不一定有恶报］［人老了，就是包袱］［人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可以选择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加少；不要因为选择对而内疚］…… 再说到影片在内地的放映态度。

今天对港片的没落又有了重新的认识角度，看着内地院线屈指可数的排片，就连今天观影影厅都被放在一个微型影厅，甚至都不需要过检票口。

一直都在说港片不行了，但通过这部影片可见虽然题材敏感，但对待态度上何尝不是使港片持续没落下去的一个原因呢？

几天后同样关注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港片《年少日记》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对待呢？

港片近年来类似题材的影片，像《可爱的你》《杀出个黄昏》都很有思考性。

不止香港，中国各地的典型性社会问题都值得关注，也非常希望更多导演能够透过电影让人们发现问题，就像影片最后，坏人依然逍遥法外，残障人士的家人活在阴影下，法律依旧不健全，但结尾记者们还是在奔向每一个接近真相，求得正义的路上。

希望永远不会泯灭。

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东西无法改变，但能够透过一部作品引发点思考，就是一种进步。

“爷孙”的有爱画面

林保怡拿捏的又一个变态角色

92岁的胡枫，珍惜与他银幕上的相遇吧

《白日之下》电影主题曲

在没能看到《白日之下》时，香港那边已经颁奖了。

呼声最高的林保怡颗粒无收，姜大卫却意料之外获得最佳男配。

看颁奖现场，林保怡的失落完全掩藏不住。

下意识的觉得，这个奖项，多少有点不公。

然而，看完全片，感觉姜大卫的获奖算得上实至名归，而林保怡的没获奖也算得上意料中事。

其实整个故事下来，林保怡的镜头还没有身为配角的姜大卫多，而且个性偏激，完全的反“主流”，这样的人物，本来就不太可能“获奖”。

好吧，说回故事。

其实故事挺简单的，就是聚焦弱势群体。

这个题材，是港片比较喜欢的题材，但始终拍得不温不火，就像故事里头说的那样——你改变不了世界的。

林保怡的出场，还是比较没有“存在感”的，大概是刻意为之，为后头积蓄力量。

女主余香凝也获奖了，不过出场感觉还是比较圣母的。

此后，为了洗去余香凝身上的“圣母”气息，编剧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基本上还是收效甚微。

这个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怆。

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人，但更需要解决问题的人。

弱势群体的“收治”问题，是个顽疾。

特别是在“功利”盛行的当下，一个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是没有人做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

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组织”，你撕开脸皮后曝光的真相，最后只能让“组织”丧失颜面，结局可想而知。

故事里头最大的反面代表，大概是这位护理。

在对待“屡教不改”这个问题上，她秉承“不打不听话”的原则。

这个原则有错吗？

会让人思考到怀疑人生。

余香凝是觉得万万不可以的。

但是，在她的小时候，面对自己的奶奶，也没有能改变什么。

这不是很荒唐吗。

一家人，伺候一个老人都觉得烦。

但是要求一个护理，面对那么多人，却不允许有脾气。

如此双标，然后圣母，这终究意味着这是个无解的死结。

为了表现余香凝不是圣母，她也想着拿奖金呢。

纸媒这个行业，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头，这个用“市场”的眼光看，大概是。

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好好做个“好记者”，该拿的奖金，一分不会少的。

这种事儿，弱势群体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们其实没得选。

而“组织”选择“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为实在无利可图，于是能拖则拖。

只有余香凝选择“瞪大双眼”，为了追求真相，不惜“威逼利诱”。

由于正规途径永远是“僧多粥少”，所以，民间资本就有了“进入”的可能。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外包公司”。

没有执照，按道理应该“合法取缔”，但是，他们又在帮着“组织”擦屁股，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所以，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该查查，该发警告发警告，该办还得办。

有那么一段时间，关于“校外培训”，貌似也是这么操作的，但完全不是因为“僧多粥少”的原因。

但是，这两个“法外机构”，都有同一个存在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有利可图”。

当发现问题时，监管单位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捂不住，就推个替罪羊出来谢罪，也就完事儿了。

然后，积蓄。

这方面，其实林保怡和他的金主们和“组织”之间，貌似达成了某种默契。

有点类似江湖电影中，你要业绩，给你点业绩就是了，然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无非是“懒”罢了。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姜大卫早就看透了。

通过一个电话，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想找一个人，没有电话也是能找到的。

如果，你压根就不想找，那再多的电话也没有用。

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想解决问题，问题早解决了。

关键是，你不想解决问题。

当年，我们的祖辈们靠着小米加步枪，靠着一双铁脚板就能打天下。

如今，让那些人出门办个事儿，没车绝对不行。

好吧，公车供着，车贴拿着，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偷，就彰显不出叔叔存在的价值”，所以，永远需要立这个么flag呢。

而作为外包公司，首先得有利可图，这门生意才做得下去。

弱势群体唯一的“利”，只剩下综援了。

说不说，这点就是明显的大漏洞。

所以，护理才有机会，每到特定时刻，拿着一大叠银行卡。

这件事儿，“组织”会不知道？

那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了，要知道，“组织”内部，可是最会“政策对策”的精英，之所以选择无视，无非是“组织”也很困难，想要解决问题，需要预算。

但是，该做的宣传，还是必须要做的。

这笔钱，“组织”也不打算出。

外包公司表示，这个钱，他们可以出。

这不解决问题了么。

至于羊毛出在哪头羊身上，只要不是出在“自己”这头羊身上，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一杯水里头有泥沙，你别搅它不就得了。

再说，这杯水又不是给你喝的，你操那份闲心干什么。

余香凝的团队，还是很鸡血的。

人，依然会追求真相，即便真相让人更加痛苦。

然而，这件事最后的真相是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选择了闭嘴？

一个林保怡倒下去，千万个林保怡站起来。

这波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始终停留在“治标”层面，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真相”？

这位曾经的“内部人员”，看透了最后真相，所以当记者前来，他直接告诉她——没有你想要的答案。

是的，有些事情，说破了就没意思了。

大家保持着一定的体面，那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一旦撕破脸皮，那也不怕“谁怕谁”的游戏。

但是，你怕。

故事里头的水叔，也是相当熟悉的面孔。

他在年轻的时候，究竟经历了什么，这完全在故事之外。

你不是他，所以不知道他。

你也不是他女儿，所以也不知道他女儿。

这世上繁杂，大概太多“难分真与假”。

所以，“人面多险诈”。

姜大卫作为一个“水手”，常年的漂泊，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岸”。

然而，当他发现，上岸后，也无非如此。

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里，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的方式？

所以，当水叔死了，姜大卫也是看透了。

这个世界，对他而言，已经毫无留恋。

其实，这样的事情，大概发生在每一个家庭。

“外包公司”，只是个放大镜，而已。

余香凝自己，就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

鲍起静客串，也是有如神助。

我们，终将面对“如何对待老人”的问题，可是我们，永远都没准备好。

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精力，我们甚至也没有财力。

鲍起静也很明白，所以她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选择了独自离开。

这是她“能照顾自己”的情况下，最后的倔强。

她知道，她终将成为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不会惹人笑，只会让人哭。

可是，我们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选择了回避。

余香凝准备曝光，可惜没有任何证据。

主管当然不干。

首先，在职业操守上来说，没有证据的新闻就不是报道。

记者，手中掌握着权力（暂且这么认为），但也不是可以滥用的理由。

这点没毛病。

再说了，你这“胡乱”的报道，很有可能把整个公司都搭进去。

想做事，仅凭一腔热血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所以，姜大卫是最明白“难得糊涂”的通透家。

但是，“这种地方”是指什么地方，那就有很大的遐想空间了。

“人至察则无友”，谨记。

最后，余香凝还是找到证据了。

把所有老人集中起来在阳台冲凉这事儿，到底有多大，这是个疑问。

其实小编很想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给家里头行动不便的老人洗澡的经历没有？

请记住，如果你有，那你也是只照顾一个人。

在“外包公司”，他们需要照顾很多人。

想起一个古早的故事。

说地主总觉得自己的佃户在偷懒，于是，自己在自家大缸里也种了稻子，自己亲自照顾。

到了收成的时候，地主亲自照顾的稻子获得了大丰收。

按照比例计算，佃户稻子的收成完全不合格。

一个在实验室做试验，一个在工业上量产，这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概念。

没有两难选择时，大家都会选。

但是，如果在卫生和尊严之间必须选一个，你选择什么？

请，想好了再作答，特别是牛马。

故事里头另一个内部人员，其实早就反映过很多“有关部门”。

然而，这么多“有关部门”，没有一个人理她。

这，才是“常态”。

这个时代，虽然国足差得一塌糊涂，但依然享受较高待遇，你以为是闹着玩的么，每个“有关部门”，都得学国足“踢皮球”呢，哪怕脚再臭，也得学着踢。

这，也是“内部人员”冒死直言吧。

所谓“监管”，其实不是没人管。

要看管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经济利益，如果没有经济利益，那至少要有点“其他利益”，如果这两者全无，那管个p呢，在空调办公室看看报纸喝喝茶不香么？

所以，林保怡和他的金主们，早就揣摩透了“上头”的心思。

这事儿，能做。

大不了，换个马甲继续干。

所以，这篇引发关注的报道，究竟能改变什么呢？

大众是“无记忆”的，说个两天，就剩下风轻云淡了。

当年沸沸扬扬的胡某案，现在谁还能记得？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说得文艺一点，或许可以称之为——和光同尘。

有人会在乎吗？

没有人。

什么时候会有人在乎？

如果，是个“大人物”遭遇了如此待遇，或者“大人物”的七大姑八大姨遭遇了如此待遇，或许，就有人在乎了。

但是，这是一种“遐想”。

因为，“大人物”是至死也不会遭遇如此待遇的。

于是，此题无解。

其实故事到此为止，该说的都说了，但是，林保怡的戏份实在太少了，所以才加了这么一段吧。

这样的事儿，算是个事儿吗？

别说是弱智少女，即便是心智成熟的少女，经历这样的事儿少吗？

大众的神经，早就被“锻造”得刀枪不入，完全失去感觉。

这样的事儿，还会继续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人”想过，如何“治本”。

作为一个反派，怎么可以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这绝对是个“不可以”的原则问题。

道德高地，这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要求的。

你可以请求，卑微入尘埃的请求，或许，心诚则灵。

在“外包公司”苟活的人，背后都有一个“抛弃”的故事。

是无奈，还是无耐，我们不得而知。

指责他人作恶时，先反省自己有没有“恶”。

只是可惜，“有些人”的恶，不允许被批评，只允许被歌颂。

所以，林保怡能得奖，那才是怪事。

案子是“无疾而终”。

或许，站在法律层面，罗老师可以给出“合理解释”。

这个解释，可以完美“解释”法律的终极奥义。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这个必须反过来理解。

故事最后，余香凝还是选择了“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然而，作为她的前主管，对她的“表现”，只有一句话评论，出自经典捧哏。

故事最后，该来的还是来了。

林保怡和金主可以另起炉灶，而曾经在炉灶下苟活的他们，无路可逃。

这个结果，余香凝满意吗？

此时，大概也只有姜大卫可以给她一点安慰吧。

迷雾或许很难吹散，但只要你在吹，总有一天会散。

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总有一天，你家的WiFi信号会满格的。

但是，关键在于，你如何选。

这个世上，会选的人可不多，选对的人更少。

#第25届SIFF# 3.5星线下见到了尔冬升和导演，导演有点腼腆不善言辞，尔导不愧是大导演，有思想也很健谈港版《熔炉》，真人真事改编，这类事件在东亚世界真的屡见不鲜。

残障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宛若包袱，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很艰难，更别说作为人的被尊重。

被护工虐待、吃过最佳食用期的食品、被变态院长性侵等等，他们也想要更好的生活，可是无奈得有瓦遮头，有铺可睡即可。

谁不想好一点，最后只能去接受变通也是妥协，说得再好听，还是屈服于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新传系学子，真的有点感触记者这块。

记者的使命感是挖掘真相并报道给大众，可是连这个极具社会意义的职业，也变成博取流量or讨好老板。

当发现问题and传播真相的职业也变成这样，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电影也好新闻报道也好，公众只能探索真相发现问题，靠个体的确无法改变社会现状，这个时候需要ZF相关部门去解决问题。

说到底是制度的问题，最后却责怪那个捅破表面宁静的那个人「不要为做了一件对的事而感到愧疚。

」雨过会天晴的，最难的时候过去了，就总会变好的整部电影很平淡如白开水，最后也没有爽片那种高潮时刻，最后的结局其实很现实。

恶人并没有怎样的恶报。

相比《熔炉》差了许多，为数不多的亮点可能就是讲述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新闻报道的社会意义。

最后的结局70多位残疾院舍院友家属对女主的指责，反倒异常中国式现实。

我们不去指责不解决问题的机构，不想着解决问题，却去苛责那个提出问题打破表面宁静的人，很血淋淋的现实电影不能改变世界，个体无法逆转社会，不过是将原本回避的问题暴露出来，正视它并推动社会立法和改革这个世界会变好吧，就算慢一点

在这个传播技术迅速迭代，传统媒体处境艰难，新闻专业主义越来越边缘化的时代，影视界却悄然出现了一股潮流。

这几年我们看到了，以媒体人为主视角和叙事线索，呈现媒体人事业与生活的影视作品，正密集地出现。

似乎最开始是美国的《新闻编辑室》和《聚焦》带起风向，随后世界各地都在跟进，最近这股浪潮来到了东亚地区。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日本电影《新闻记者》、中国大陆去年上映的《不止不休》，在各自地区都引起过话题讨论。

而在香港，这个商业化媒体曾经无比兴盛，以至于“港媒”成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地方，新闻题材的影视作品更是有层出不穷之势。

比如早几年的《导火新闻线》，剧集版和电影版接连上线；再到前段时间的港剧《新闻女王》，收视率一度高企；最近的例子则是电影《白日之下》，大热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16项提名，并最终夺下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3项大奖。

《白日之下》海报虽然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被很多人吐槽陈旧保守，但其实还是有点新意在的。

比如，余香凝凭借《白日之下》女记者的角色获得影后，就是金像奖史上首个拿到帝后大奖的媒体人角色。

虽然之前得奖的角色也能找到和媒体挨点边的例子，比如梁朝伟在《花样年华》中饰演的周慕云就是一个报社编辑，但《花样年华》显然不是在讲媒体行业，周慕云做什么工作根本无人在意。

此前的41届金像奖，八十多个影帝影后，一眼扫过去，最多的角色是什么呢？

影帝要么是黑社会老大，要么就是警察，这两大职业就能占掉影帝角色的半壁江山；影后呢，估计最多的角色应该是妓女。

港媒声势最强的时候，港片没想到要拍他们。

等到媒体衰落，香港电影业也衰落了，这两个行业终于开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了，仿佛在互相安慰，抱团取暖。

《白日之下》这部电影讲的是，A1新闻社接到一则线报，一家名为“彩桥之家”的残疾/养老院舍有虐待院友的情况发生，女记者晓琪于是展开了调查暗访，她的主要方法就是假扮成院中一位老人的孙女，这位老人名叫通伯，平时总痴痴呆呆的，但其实是在装疯卖傻，以求自保。

晓琪由此顺利打入院舍内部，目睹了院友所处的恶劣环境，所遭受的各种非人待遇，包括但不限于：不听话就会被护工殴打，或者用绳子捆起来不能动；吃饭极其简单凑合，可能只是几颗馊掉的烧麦；老人坐在轮椅上被脱光衣服拉到楼顶天台，护工用高压水枪对着他们集体冲洗，旁边楼的住户推开窗就能看见；智力障碍男孩的胳膊被订书机订得伤痕累累，后来不堪被辱跳楼自杀；智力障碍女孩长期被中年男院长性侵，几乎已成为院内一桩公开的秘密……《白日之下》剧照以上所有的虐待细节，桩桩件件，都取材于香港媒体曾经的新闻报道，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与智障女非法性交案”、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洗澡事件”、2016年“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

片中的A1新闻社也有原型，就是现在依然在运营的香港“01新闻社”。

女记者晓琪、她的同事阿亮、部门主管Eric，也都有各自的原型人物。

晓琪的原型名叫龙婉琪，当年她确实就是假扮成老人孙女进行暗访的。

她当时所在的部门是侦查组，其实就是大陆媒体所谓的“深度调查组”，所以她的具体职业身份是一名调查记者。

虽然多数观众看电影时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院长和护工的那些恶行上，会无比同情那些被虐待的老人和残疾人，但《白日之下》的第一主人公，毫无疑问就是女记者晓琪，整部电影都是以她的视角切入，所有情节和人物都是由她串起来，编导简君晋和演员余香凝都在力图塑造一个立体的记者形象。

晓琪在电影刚出场时，是一副有点混不吝的职场老油条的样子，会对新人记者的理想主义不以为然，直言自己做报道就是为了升职加薪，做选题就是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流量，似乎理想早被磨平，热血早已冷却。

但随着剧情展开，我们发现，她是个典型的面冷心热的人。

其实她的新闻理想依然深埋内心，血还是温热的，只不过羞于在人前展示自己的不合时宜。

她平时都表现得坚强干练，会在主管面前为了稿子据理力争，也会在通伯面前展示自己脆弱感性的一面，会在过节时自掏腰包买一堆吃的带到院友面前。

电影还特别交代了她的家庭背景，因为爷爷去世前就曾经在养老院受到过虐待，所以她对这起事件才如此上心。

为了获取材料，她甚至给了院里的一名义工一笔钱，以让他交待更多细节。

这个做法无疑是有悖于新闻伦理的，但又让角色更加立体了，因为电影并非要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完美英雄，而是要表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手段和目的常常是会错位的，这也是可以讨论的话题。

让晓琪脱离英雄色彩的，还有一直围绕她的那股挥之不去的职业上的无力感。

在她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同事的日常对话，想必每一位媒体人听了，都会报之以嘴角的一抹苦笑。

比如：“你觉得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你能改变世界？

你只是个记者啊。

”——“人都是善忘的动物，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了。

”——“不会啊，如果有人记得的话，两天也好。

”从台词就能看出来，这群媒体人日常总处在一种精神上的撕扯之中，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月亮与六便士，他们要维持平衡，虽然常常失望，却不愿放弃。

因为是由现实事件改编，电影又秉持了现实主义的表达技法，所以现实的灰色遍布全片，很少会有那种简单绝对非黑即白的判断。

比如，护工虐待老人和残疾人，表面看上去是个道德问题，护工是坏人，但背后更核心的问题是香港福利机构资源的严重不足。

一个香港残疾人要进入公立的福利机构，通常要排队等15年以上，普通人家根本等不起，只能入住私人机构。

但私人机构的人手又总是不足，两位正式护工要照顾八十个院友，任谁长期承受如此强度的工作量，可能都会崩溃，于是不听话就殴打或捆住，就成了不得已的办法。

片尾，一名护工向记者举报虐待内情，也可以视为一种复杂化呈现。

出问题的不是个人道德修养，而是公共资源的分配。

挖掘到这一层，才是记者的工作重点。

片中媒体人开会时也强调了，一定要触及到制度层面，才会是一则成功的报道。

性侵智障女孩的院长章剑华，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比较立体的呈现。

尤其是在林保怡脱胎换骨的演技加持下，这个角色既呈现出让人毛骨悚然的恶魔属性，又似乎能让人走进他的内心，看到他之所以会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章剑华的原型人物是张健华，他本人也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年轻时曾经是香港被表彰过的优秀残疾人运动员，后来开设了专门照顾残疾人的“康桥之家”，也曾克勤克俭，为弱势群体谋福利，让这些人至少有瓦遮头，不至于衣食无着。

在一开始，他也曾是众人眼里的大善人。

“善”是如何转化成“恶”的？

除了权力的腐蚀作用，林保怡在一次专访中讲到的拍摄细节也很有启发意义。

他一开始也把这个院长看作纯粹的坏人，会厌恶他，但在一番仔细揣摩过后，他把握到了这个院长的心路历程。

院长一开始对女孩应该是真的有在关心爱护的，所以会拿着冰淇淋逗女孩玩，会捏着挖耳勺给女孩掏耳朵。

在身体愈来愈亲近的过程中，他无法自控地逾越了那道界线，开始作恶。

而在事后，他必然会给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摆脱负罪感。

他会想，这个智障女孩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感受男人的爱，而他这番动作，只不过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她爱抚，让对方的人生完整。

当这番心理建设做起来，一个可怕的恶魔才算是最终形成，这会让他毫无心理负担地作恶，事后也不悔改，哪怕被告上法庭，也能一脸无辜地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自己没有错，是社会、是那些残疾人的家人抛弃了他们，而他给予的明明都是爱，为什么还要被控告被指责？

再加上因为受害的智障女孩无法出庭作证，作案现场的证据又不足，导致院长无法被定罪。

法律制度上的这一漏洞，无疑又助长了章剑华/张健华的恶行，让他更加有恃无恐。

这也是电影让人深感无力的一点，而且再次指向了制度。

所以晓琪会说：“我们一直以来建立了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说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都保护不了。

”这是属于一个记者的无奈：千辛万苦地调查真相，想方设法地把报道发出去，但最后似乎什么都无法改变。

恶行被纵容，社会并没有变好。

这还不是最深的无奈。

电影结尾最后一场戏，是“彩桥之家”因为报道引发公众声讨，终于被责令停业。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残疾人和老人们被逐出院舍，连带着零落的行李，在香港街头失魂落魄无所归依。

这时，晓琪走过来，众人对她怒目而视，指责她多管闲事，害自己失去了那并不温馨的庇护所。

为众人抱薪者，为正义鼓与呼者，最终得到的并不是谢意，而是冷眼。

只有姜大卫饰演的通伯，算是给了仅有的一点点暖意，他把帽子戴在了晓琪头上，让她能少淋点雨，然后缓缓对她说：“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

”这个结局，真是看得我猝不及防。

我以为这种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一般都要照顾观众情绪和社会影响，在残酷的事实揭露过后，总会给到一个正面的结局，告诉大家问题已经得到了改善，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至少我以前在电影院看过的国产片，基本都是如此。

但《白日之下》显然不是这样。

它只负责揭露问题，但不表现解决问题。

它会让人如鲠在喉，胸口堵着一股气吐不出来，然后是连绵不绝的怅然、恍惚、叹息。

这种“反高潮”的剧情走向设置颇为大胆，必然要承受市场上的风险。

结果就是，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一星期，虽然豆瓣口碑高达8分，但票房只有一千万不到。

很多影迷反映，住处附近的影院排片很少，而且大都是普通话配音。

想找到原汁原味的粤语版，就要花很多时间搜索信息，然后花更多时间奔赴影院。

这又让本就不高的票房成绩雪上加霜。

但是我相信，包括监制尔冬升、导演简君晋，还有余香凝、林保怡、姜大卫这一众主演，他们所追求的肯定不是票房成绩，而是社会效果。

之所以要拍成“反高潮”，导演说，那是因为作为原型的那些新闻报道就是如此，因为现实的进展就是如此。

那种胸口堵着一口气的感觉，可能也正是主创所追求的效果，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才会继续反思，继续追问，继续关注现实的进展，而不是像那些结局大快人心的爽剧一样，心灵被按摩了一通，舒舒服服走出影院，所有的现实阴影立刻烟消云散。

而电影对媒体人的呈现，看似一直都在泼冷水，让大家心里凉了半截，但是看完仔细再一想，这些媒体人的努力难道真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至少我们知道了这些真相，至少它们被记载下来并进入历史，至少还有人在追问。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因为电影的上映引发了讨论，张健华案被重新审理并改判，终于成功被定罪处罚。

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那些记者的努力啊。

电影上映后，晓琪的原型人物龙婉琪被找来，和导演简君晋展开了一场对谈。

龙婉琪现在已经改行做公关了（这是电影没交代的一个现实结局），她说，自报道发出后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似乎并没有看到香港的社会福利事业有明显的进步，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

这时简君晋立刻表示，有身为社工的观众看完电影后对他说，还是有少许一些改变的，记者做的事情是有力量的。

不知道晓琪有没有被安慰到。

希望她能明白，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最终只换来微小的一点点改变，这看似是不值当的投入，但换一个角度，能有哪怕微小的改变，也是很了不起的啊。

如果有无数个像晓琪这样的记者，没有改行做公关，而是继续坚持，日复一日地努力着，一点点地累积着成果，那么终有一日，会让大家看到一个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不要为做对的事而内疚”，虽然是冰冷现实中仅有的一丝暖意，但这恐怕也是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了。

有这句话作为支撑和鼓励，很多记者朋友应该又可以热血上涌，再拼它个几年。

回到文章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媒体人在现实世界明明正在被边缘化，可是在影像世界中反而越来越浓墨重彩地被呈现，在全世界的影视圈都出现了一股新闻题材的浪潮？

我想，这正是反映了群众内心的诉求和呼唤。

就算媒体介质再怎么变，就算传播门槛再怎么降低，就算公众注意力再怎么涣散，可是当不公不义的事情依然层出不穷，而网络上又只是满天飞的谣言，那么大众对真相的渴望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新闻记者，为调查真相而奔走，为公众利益而鼓与呼，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让正义之光冲破阴云的阻隔最终大白于天下。

《白日之下》，真是个意味深长的片名。

电影的色调自始至终都阴暗、压抑，和这个片名构成了强烈反差。

但看电影的无数双眼睛自会带来光亮吧，当这些观众走出影院，走在白日之下，用自己的眼睛重新丈量现实，重新看待新闻媒体行业，那里面才蕴含着真正的希望。

最后，向依然坚守在一线的调查记者们，致敬。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黑暗中坚守理想与道义这部电影后劲十足，直到走出影院，那些画面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故事吸引人，演员演得好，内容直白深刻，还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大于影像自身价值），那么可以说这就是一部较为成功的电影。

《白日之下》便是如此。

电影从开篇就聚焦于一起“残疾院舍虐待事件”，通过媒体记者的卧底调查抽丝剥茧层层还原真相，最终在梦想照进现实之后发起灵魂拷问——为什么？

怎么办？

本片据说改编自几个曾经发生在香港的真实事件（2015年剑桥护老院虐待院友，2016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以及自闭症男孩跳楼事件，多位院友在半年间离奇死亡等），创作者把这几个事件糅合串联放在同一部电影里面。

这是那种我们只要上网，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的那种社会新闻，除了专门的调查记者，一般的“吃瓜群众”大概不会去主动深究事件背后发生的悲剧根源……毕竟这个流量时代从不缺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缺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敢于质疑与探究真相的精神。

无论如何，虐待与性侵病人罪大恶极，作恶者当受法律惩罚，无辜受害者本该被救助脱离苦海。

但比起单纯为受害的弱者发声，本片的野心显然更大（想要的更多），主创在努力完整客观呈现每一方的反应（责任院方，媒体记者，律师，受害者），并且电影有一个“反套路”的结局——恶人逍遥法外，好人被无端误解，受害者没能等到正义，结尾处迎面而来的绝望无力感（这才是真正的残酷现实？

）。

假如代入女记者凌晓琪的视角，那就太让人绝望了，在努力一番之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结局时的深深挫败，让人不禁开始怀疑人生——恶人未必就有恶报，正义未必总是战胜邪恶。

毕竟现实不是电影，不需要上下通顺起承转合，追求某种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性。

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从来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发生了就发生了，不公道就不公道了，它简单粗暴无序，充满各种荒诞离奇不可理喻，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最终只剩一堆“破烂事实”摆在面前等着你去消化……某种意义上，生活才是电影的老师。

所以电影里面出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控方律师因为证据原因主动放弃起诉，多次侵犯病人的“人渣”院长被无罪释放，法官发出这是“受害者的不幸”的感叹后退庭，残疾院舍的病人们大雨中流落街头，一心想要帮助受害者的记者却遭到受害者的责难……这样的结局并不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事，但它却合情合理合乎现实。

“就算恶未必有恶报，我还是选择公义与善良！

”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记者凌晓琪没有灰心丧气，她依然选择站在正义这方，始终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因为她相信，就算暂时没有结果，但坚持总会有意义。

无论如何，她还是会继续和黑暗对抗下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也大概就是这一刻，余香凝饰演的女记者形象完全立起来了，她在银幕上虽败犹荣闪闪发光，宛如一个与魔鬼不懈搏斗的圣斗士（带有“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色彩），是的，她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代表了一种在当下社会里濒临灭绝的英雄主义，或许正因为这些不合时宜的“ 英雄主义理想”，这个堕落的世界才不至于无可救药吧？

德不孤，必有邻。

姜大卫饰演的“老病号”通伯便是凌晓琪的“好拍档”，明知女记者假扮“孙女”当“卧底”，他也故意不戳穿，在这个“集中营”一样的地方，“装傻”是他活下去的诀窍。

当有一天同宿舍的老友猝然去世，他难掩内心失落。

当残疾院院长被法院起诉时，因为缺乏关键证据无法定罪，通伯把自己偷拍的视频交给了记者，当凌晓琪因为没能帮助到大家而感到自责时，通伯安慰她说——人生到处都是选择题，要么做对要么做错，不要因为做对一件事而内疚……这些话成为了鼓励她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通伯原本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糟老头”，但是此刻他犹如记者的人生导师，在至暗时刻帮她拨云见雾指点迷津，通伯在银幕上的形象瞬间也高大温暖起来了。

虽说调查记者的天职是记录和报道真相，但如果没有民间力量的支持帮助，真相也很难浮出水面。

常言道，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可令其困厄于荆棘。

要想让人世间的一切罪恶受到公正的审判，让恶人最终得到恶报，就决不能让每一位挺身而出主持公道的“猛士”心寒，为了实现正义的目标，不仅需要孤胆英雄的努力，更需要广大社会力量的团结一心。

鲁迅先生曾言，“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 电影里的残疾院院长自己也是残疾人，他和那些“魔鬼护工”本来也是被主流边缘化的弱者，常年在社会上受歧视不被尊重，但他们没有选择挺身而出对抗不公，反而欺凌比自己更为弱小无助的病人们……这是人性中的卑劣与恶毒，不仅触犯了法律也违背了道义。

扇耳光、关禁闭、性侵犯，用订书针扎胳膊、“集中营”式冲凉水澡……残疾院舍虐待病人的一幕幕触目惊心，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问题更为复杂——比如香港当地政府的官僚主义，相关机构的低效不作为，以及老弱病残群体与社会收容机构之间的供需矛盾亟待解决等。

其实这根本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假如不改善这种对弱势群体不友好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仍然会出现无数类似的惨无人道的案件，悲剧将难以避免。

电影还从侧面刻画了人们冷漠的亲情关系，像老人孤独病死在收容机构里，他身边的亲友子女们竟然无一探望，即使见面也是一脸嫌弃，就像片中的那句台词——“人老了就成了包袱”，堪比人伦惨剧。

话说，一个总是嫌弃老弱病残，把他们视为“包袱”“异类”的社会环境，能够称之为“健康和谐美好”吗？

先被家人遗弃，再被相关机构“踢皮球”，最后“羊入虎口”在所谓福利机构里面惨遭虐待凌辱……假如一个文明社会就是这样对待老弱病残的话，那么简直比野蛮还野蛮万分！

雪中送炭是善，济危扶弱是善，仗义执言是善；恃强凌弱是恶，黑白颠倒是恶，纵容恶人是恶……要让善良人有安全感，恶人就必须要受到应有惩罚。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取决于它对待弱者的态度。

而非把“面子工程”做的足足的，不遗余力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在社会上推行所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有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人性的“恶”。

只有拒绝歧视伤害贴标签，真正把弱势群体当“人”看，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与保障（起码给他们遮雨片瓦不至于露宿街头），让人有尊严的活着或死去，这才是最起码的“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

假如这都做不到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秩序就值得怀疑。

《白日之下》的时代背景是纸媒的日渐式微，传统报刊即将被新媒体阅读取代，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小，披露真相的人被无情打压。

即使传统媒体内部也在不断分裂，从业者们也在纷纷做着艰难抉择——或去，或留，时代洪流滚滚而来，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朝不保夕……坚守理想道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但是，即便阴霾覆盖苍穹，大地滋生罪孽，总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记录这个时代的善与恶，真与假，爱与恨，只有让正邪交锋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正道的光照进黑屋子里，才能治病救人，才有希望改变现状，才有可能重塑一个公正光明的未来。

刚过去的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白日之下》以16项提名大热入围，并最终斩获最佳女配角梁雍婷、最佳男配角姜大卫及最佳女主角余香凝三大奖项，在梁朝伟六封最佳男主角后，与影帝失之交臂的林保怡也成为坊间公认的遗珠之憾，令观众为之扼腕。

《白日之下》剧照。

这部以女记者暗访民营养老院舍，揭发重重黑幕为主线的社会新闻改编之作，糅合多宗由港媒曝光且轰动一时的真人真事。

包括2014年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候洗澡、2016年国宾之家残疾院友被反绑床铺坐厕，以及2019年同为康桥之家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事件等等。

题材如此，《白日之下》注定不是讨好市场的。

历经5年，辗转5任投资方，导演简君晋和监制尔冬升不讳言其前期筹备艰辛。

它不似早前引爆票房的《周处初三害》那样爽平快热血激情，也没有横扫金像技术类奖项的《金手指》般声光电风格华丽，却以全员在线的演技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充斥谍战与商战、催泪与爽文的华语片市场带来更具社会关怀的叩问：身处白日之下，如果黑暗张牙舞爪，坚持理想探寻真相的人，以卵击石能改变什么？

真是久违了，如此真诚而沉郁的叩问。

撰文｜一把青院舍群像：众生皆苦，平庸之恶有多久违呢？

简君晋忆述，找尔冬升做监制时原本战战兢兢，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并表示剧本令他想起30多年前拍摄的《癫佬正传》，“这个故事值得拍出来”。

姜大卫也在获奖感言中调侃，自己和哥哥秦沛，分别仰赖弟弟尔冬升导演和监制的作品斩获金像殊荣，“一个做癫的一个做傻的”。

不妨先回看1986年《癫佬正传》，尔冬升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隐射1982年元洲邨精神病患血洗幼儿园案。

女记者跟踪报道辅导精神病患的社工，也追随社工的眼睛窥探那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年代精神病患的边缘处境。

有街市雨衣暴徒走到哪都会被辱骂驱逐，有拾荒者不听劝阻娶妻生育，结果女儿重病、儿子被自己活埋，有康复者（秦沛饰）原近回归正常生活，却因前妻禁止探望儿子刺激病情复发，他开始生吃活鸡喊打喊杀，终酿下幼儿园惨案。

电影上映时曾因残暴血腥画面和“每二十个人就有一个癫佬”的宣传语，被指耸人听闻、放大丑化精神病患对社会的危害，尔冬升多年后反思，也承认创作时只关心让人同情的拍摄效果，忽视对社会福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再拍一定不会这样拍”。

《癫佬正传》剧照。

所以《白日之下》，可谓是接棒《癫佬正传》（以下简称《癫》）并弥补其遗憾。

资深记者晓琪（余香凝饰）是业内有名的放蛇（暗访）王，她不再像《癫》中的女记者那样不顾闪光灯对受访者的伤害动辄举起相机，而是在收到彩桥之家虐待举报后，扮作老年痴呆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以探视和帮忙的名义收集材料。

如果说《癫》刻画弱势群体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多年以后文明进步，他们被收容至本该最获保护的院舍又如何？

对晓琪眼前所见，导演尽量采取去奇观化的表达，狭小的空间、污浊的环境、封死的窗户、动辄施暴的护士和过期烧麦配饭的餐食，就连最震撼人心的、院友被用轮椅推上天台全裸淋浴画面，镜头也缓慢而平静，非强调视觉冲击，其张力却更突显寄居此地老弱病残者的逆来顺受。

《白日之下》剧照。

彩桥之家的群像描摹，同样是上承1992年张之亮《笼民》。

贫穷的男人们挤在深水埗廉价宿舍，以微薄租金换取栖身铁笼，有人死了被抬走，铁笼稍作整理立刻有新人进驻，众人早习以为常，因各个身后都有一串悲歌。

《白日之下》中智障少女小铃被院长以雪糕诱导性侵，母亲不敢声张唯有将她接回家，懊恼不该因自己上班才送她进院舍，自闭少年明仔跳窗堕亡，妈妈边烧纸边哀叹也算放下心头大石，并反问晓琪“我是不是很混蛋”，是照顾者身心俱疲之无奈；通伯好友水哥，难得欢天喜地外出参加孙女婚礼却被女儿扫地出门，次日睡梦中静静去世，寿则多辱，“人老了就是包袱”，是亲情难以言说之窘迫；残疾人琛哥常在院舍帮忙以工抵租，会在水哥赴宴时不动声色出借自己唯一的像样西装，也会偷盗奶粉外出变卖，是人性复杂之下的龌龊；护士何姑娘暗中良心过不去，匿名向传媒举报却习惯石沉大海，是个体之懦弱与环境之冷漠……

《白日之下》剧照。

看起来是将家人推向炼狱，已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解，看起来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懦弱的内心也有过挣扎，甚至性侵院友屡犯屡脱罪的院长（林保怡饰），也畸形地理直气壮称自己没错，错的是虚伪的社会，只有同为残障人士的他才能共情被抛弃者，给他们一个家。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平庸之恶，“最邪恶的事情是那些没想过自己能选择善恶的人做的”，阳光普照之下，善恶真的如光明与黑暗般边界分明，可轻易二选一吗？

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新闻调查：从善如登，毋须内疚由于情节悉数来自真实事件，演员的人物塑造便格外关键。

三个获奖角色中，智障女小婷将心智欠缺的天真，与遭侵犯后无从表达的惊恐拿捏得丝丝入扣；女记者晓琪稍显脸谱化，但她满口不屑职业理想，做起事又二话不说冲锋陷阵的执着，也看得江河日下的新闻业者心有戚戚。

至于最关键的通伯，诸院友中背景交代最模糊的一位，姜大卫年轻时是邵氏武侠片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游侠，老来诠释蜷缩院舍，看透一切扮傻求自保的寂寞长者，不是哀怜与说教，而有轻盈的俏皮和温情。

他自始至终未点破晓琪来意，如常与她拍照外游，分享零食倾听心事，又坚定将终日把玩的、存有院长拉小铃入房视频的手机交予她。

最催泪一幕，无疑是故事结尾院舍受罚关门，院友在街头等待安置，纷纷责怪晓琪害他们无瓦遮头，远处独坐的通伯与流泪的晓琪大雨中对望，他摘下帽子给眼前的假孙女戴上，挤挤眼睛吐出为全片一锤定音的金句：“人生很多时候没得选，会选的人不多，选对的人更少，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

从恶如崩，而从善如登。

平心而论，在鸡蛋与高墙议题上，比起去年贾樟柯监制《不止不休》中，揭秘乙肝歧视与代检内幕时开了金手指式的调查和隔靴搔痒的指控，《白日之下》显然大胆迈前了一步。

但相较更成熟的新闻行业类型片，例如踢爆天主教神父性侵幼童案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Spotlight）》、关注韦恩斯坦性骚扰案和#MeToo运动始末的《她说（She said）》，《白》中探寻真相的一条线，仍有套路化的避重就轻之嫌。

从上司“新闻很快就会过去，要指出的是制度弊端”的命令，到同事“十年之后，还会不会有记者？

”的讨论，还有晓琪对“建立这么多制度，结果连个小朋友都保护不到”的问责，都有些喊口号式的流于表面，工具化地主题先行，掷地有声但无以为继。

《不止不休》剧照。

反倒是“鸡蛋”那东亚式的沮丧结局更值得回味。

当舆论确实被引爆、涉案院长却仍因受害人无法出庭逃过罚则，恶没有被撼动，金主随时可等风头过后换个招牌卷土重来，从结果论，轻飘飘的一张停牌票，真正付出代价的只有院友——彩桥之家结业，众人流离失所，为众人抱薪者晓琪善因难得善果，事态走向与调查初衷大相径庭，早知如此新闻做还是不做？

无力感之余，“不要为正确的事内疚”，是通伯说给晓琪听，也是电影主创隔空说给故事原型听，不是正能量鸡汤输出，而是尘埃落定后，面对更大的深渊时的宽慰与开解。

《聚焦》剧照。

有趣的是，在近期电影登陆院线的宣传中有人指出，反高潮结局另辟蹊径，没有迎合观众大团圆期许，导演则坦言非刻意为之，现实就是如此，晓琪的原型确实遭到谩骂，这倒真真印证了《聚焦》中的台词，“有时我们很爱忘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黑暗中磕磕绊绊，突然间天亮了，人们却开始互相指责起来”，事实上，这位前放蛇王如今已转职公关，有传媒找到她回顾旧事，她未直言离开新闻界原因，只表示，“我依然老土地认为，既然改变不到世界，至少不要让自己跟着世界走，维持自己觉得正确的东西行下去，起码对得住自己。

”

《癫佬正传》剧照。

继而想起电影上映后的一种声音，指电影仅堆砌悲惨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策略。

其实，《癫佬正传》横空出世也面临过同样的指摘，我们固然不能奢求一部作品换来药到病除，但两部呢？

十部呢？

《笼民》推出之际有人畅想，未来经济发展笼屋消失，这部影片就会成为历史资料，但时至今日香港笼屋仍在，笼民数量减少的同时，也滑向更小众的一端，电影反而成为发声和铭记。

《白日之下》剧照。

而在现在愈发速食的流量年代，新闻更迭未及“好了伤疤忘了痛”就后浪推前浪，以《白日之下》为代表，写实题材作品存在的意义，也许就是让这些事件在时间的线轴上停留得更久一些，不止是几行冷冰冰的新闻文字，也不是某段一分半钟的爆款视频，而是凝铸当事个体切肤之痛的人文光影。

不论过了多久，只要仍有人在乎，就还是能被看见、被相信、被记得，投石积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

封面题图素材为《白日之下》剧照。

未经新京报授权不得转载。

2016 年，一宗殘疾院舍報黑幕報導轟動全香港，引來社會各界憤怒，我們一直追求社會安定繁榮，卻有一些人連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生存尊嚴也不能達到。

這個專題報導一直深刻烙在我的腦海，所以特意找來報導的偵查組記者傾談。

新聞工作者一直在黑暗間遊走，尋找光明之處，希望將不公義的事一一曝光，有時換來的只是徒勞無功的無奈，日光之下，黑暗依然張牙舞爪，然而新聞工作者依然謹守崗位，這讓我找到《白日之下》 的創作角度和念頭。

《白日之下》裡面有很多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而電影不論題材，終歸都是關於「人」。

在世界各地放映時，很多觀眾跟我說這部電影令他想起自己的爸爸媽媽、公公婆婆，想起他自己身邊的人，想關心對方多一點。

其實每個人都會老，這件事很切身，這電影不是要道出某個界別的辛酸，我們是透過他們緊守自己崗位的執著，回歸到我們作為「人」應怎樣面對和回應世界的各種荒謬，因此觀眾在看《白日之下》時，即使語言不通或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但相信每個地域的觀眾都能找到自己的共鳴。

觀眾未必能完全理解那件事有多不公義，重要的是能感受到裡面的情感。

有新聞工作者來看電影後，會輕拍我一下說多謝，因為這部電影令他有一點釋懷，另外也有很多社工看後感受很深，這部電影對他們來說更加有意義，因為他們知道實際的院舍環境是怎樣的。

每一句的多謝都很多眼淚，很沉重。

但這部作品不是要讓觀眾感到絕望，電影最後發出的訊息其實關於希望。

很多人會問這個世界有希望嗎？

我的理解是，他們說的「希望」是想要一個結果，例如贏還是輸？

派彩號碼開幾多號？

但對我來說，希望是一個動作。

在最無奈的時候，最無能為力的時候，人可以做的就是相信，仍然可以懷抱希望，這是一種態度來的，當你有這種態度的時候，你就有機會改變。

很多時人求的希望是求一個結果，但希望可以是一個「因」，因為你有希望，才在後來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所有的制度都不會完美，制度的漏洞常被人借助去作惡，很多人都活在陰影中不被保障。

面對不公義，我會慶幸自己是幸運的一群，能坐在冷氣房，有地方住，做自己喜歡的事，但我同時會問，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甚麼呢？

因為緣份，我成為了電影工作者，我希望可以透過拍電影做多一些。

資料搜集期間，了解到很多事都很無奈，不是家屬有能力可以改變些甚麼，但我仍希望能有持份者不要只把人當做數字，不是一些要處理的問題，把人當回是人。

每個人都會經歷生老病死，制度終歸是希望人更加好，世界更加好，我們不是應該向好的方面繼續向前行嗎？

怎麼會放棄一些受苦的人不理他們呢？

我們未必能做甚麼，但至少應該在乎他們；正如，電影未必可以解決問題，但至少應向世界提出問題，讓更多人思考。

（首发公众号湖南文联） 前几天刚读完人物公众号刊发的文章《那些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之后来看电影，有一种被台风尾扫过的感觉，个人也许没有《白日之下》里的状况那么悲惨，却可能住进私立养老院，忍受着读完大学便不再有的陌生人同住一室，宿舍门不能关上，因为会有其他舍友和护工进进出出，每天的日程表除了吃就是睡，其余活动无，好像在吃和睡的间隙坐等所有人都明了的终局，太没意思。

电影里最让人动容的人物是姜大卫饰演的通伯，他苟且在彩桥之家残疾院舍，装疯卖傻，既能够求得管理者的几分宽容，也能糊弄自己，活得不那么清醒，就不会那么痛。

在货轮上辛苦工作几十年，每日望天，期待上岸，等上了岸又怎么样呢，人都老了，比起流落街头，不如在彩桥之家呆着，那时候期待上岸，后来祈祷能够舒舒服服没有痛苦的死去。

水哥是他的老朋友，得一老友足以。

虽然没有拍到他被护工捆在轮椅上，裸着身子冲水的残酷画面，周三是洗澡日，有一日也会轮到他。

残疾院舍的残酷，揭示了人被当成耗材的真相，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期待退休，退休潇洒几十年，等到老眼昏花，需要人照料时，就被盖上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烙印，无人搭理，无人倾听，被心安理得扔进养老院，等待生命的终结。

消费主义社会只是将这一进程更显明化而已，以前农村老人怕孩子负担重，服毒自尽。

电影《楢山节考》中的大儿子将六十九岁的婆婆背到山上，放归山林，任其自生自灭。

我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街边的环卫阿姨、绿化工人全是老年人。

该如何让老年人体面地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是zhengfu，是如今还正值壮年的年轻人都该为之共同努力的事情，而不是播报时有惊心，改变从未发生。

电影还探讨了关于追求新闻真实和新闻伦理的另一个话题。

通伯的晚年生活唯一的变数，是记者晓琪。

她一出场，假装通伯孙女，移民加拿大数十年，回来探望爷爷。

通伯乐得不知，有人带他和水哥出去放风，再一次看看外面的天，与当年工作的货轮挥手道别，给他拍卡通照，冬至送来鸡腿大餐，细微小事，都是年轻人肯为你花的心思。

老年人其实特别明白，不会多说，怕说多了她们心烦，不开口，怕年轻人给她们佝偻的背贴上啰嗦的标签，不来探望了。

“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水哥去了孙女婚宴，被赶出来也觉得值，他和通伯两个人躺在各自的床铺上，通伯羡慕水哥能见证孙女的婚礼，水哥羡慕通伯有晓琪这么孝顺的孙女，通伯心里明白是假的，回味起来，仍然喜滋滋的。

温暖人心的善良是相通的，人到老了，有人疼就会格外珍惜。

彩桥之家因为被晓琪的报道告发，失去了社会福利署的豁免权，不能正常营业。

所有失去残疾院舍庇护的人们都对晓琪怒目而视，晓琪像做错事一样，冒着大雨跑来，站在通伯对面。

通伯像晓琪真正的爷爷，教育她，做了正确的事就是对的，不用哭。

他同样被迫搬家，跟着大巴颠沛流离，反正都是忍受，这种程度的忍受和其他的又有什么两样。

但是他不会怪自己的“孙女”，他还要站在她那边，帮她偷拍章剑华性侵小玲的证据，告诉她别委屈，鼓励她做得对。

人物的文章提到，“他们（老人）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

” 晓琪不施粉黛，长相普通，性格坚毅，她嘲笑上司向新人宣传的新闻理想，是不服管的刺头，对新人毫不客气，同事尊敬她，上司爱才，挽留不了，想推荐她去另一个好职位，她是在残疾院舍里忙碌奔走，付出最多，最忠实于真相与报道的人。

确实新闻给不了她想要的结果，无论是给章剑华判刑，还是永远关停彩桥之家，抑或是社会福利署扩大公立福利院投入，严格私立福利院监管，提高养老标准和待遇。

新闻的噱头是一时的，晓琪的上司沉浸其中，看透了，告诫她结局最可能是“好人没有得到好报，坏人也没有得到坏报”。

果然如他所预言的，章剑华逃脱了刑罚的制裁，彩桥之家换一个招牌，还能继续开张，社会福利署的资金投入依然捉襟见肘。

晓琪从公司离职，不做新闻了。

似乎社会审判的终局，坏人赢了牌面，好人输掉了牌局。

回到通伯对晓琪的最后一句告诫，“对了就是对了”，谁都无法颠倒黑白，当新闻的真相无法通过眼下的境况去追寻时，人们总得跟随自己的良心，走出自己的路。

林保怡饰演的章剑华，演技出神入化，没有循着常规的路子，演出一个刻板的坏人。

他直接找上门，对着记者晓琪的那番独白，寥寥几句，却显出他从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残疾福利院艰难长大，谋得社会一席之地的艰辛，正是因为这份经历，他比普通人更懂残疾人，也正因如此，他更懂狡黠地利用残障孩子，成为自己的泄欲工具。

如果说此时的他，还在示弱扮可怜。

那么在警察和法院门口面对一众采访记者的他，则显出有恃无恐的张狂本色，他不仅为自己脱罪，还扬言要控告诬陷他的律政司和无良记者，他懂得利用zhengfu和媒体。

平常唯唯诺诺，和善可亲，寻得一丝机会，便会瞬间出手，一击致命，扮猪吃老虎之人，最最可怖。

晓琪离开了新闻行业，关于真相和遮蔽的疑问，永不停歇，养老院的标准远够不上生活的尊严，外部环境严峻恶劣，个人该如何抉择，仍然记得村上春树出席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出的一则讯息，“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

这不是一个单纯讲老年和残障群体的故事，这是一部给新闻从业者、法律从业者、电影从业者……给所有理想主义者的电影。

这部电影一直站在女记者的视角，对老年和残障群体的呈现，都是通过女记者的眼睛。

这就决定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探讨是不成熟的，不全面的，而且看起来是无解的。

我们看到的人是复杂的，我们自身是迷茫的。

最后，电影就弱势群体困境的解决，无法给出答案，但对我们给了答案——「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没有晚辈照顾的老人，就是无辜的吗？

水哥参加孙女婚礼被赶出来，通过孙女妈妈的只言片语，可以猜测事情不那么简单。

偷拿院舍奶粉去卖的阿琛，是坏人吗？

作为为数不多有认知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为院舍打扫卫生，做饭。

为了防止记者告发自己，收了钱告诉记者一些真相的他，也借衣服给水哥去参加婚礼。

最后也因为失去了住所而大骂记者。

失去了智力障碍儿子的母亲，感受到了解脱，我们应该指责她吗？

孩子被性侵的父母家人，选择不上诉和躲避，想要得到一些宁静，是错的吗？

那么多年，八十多个人，肯定有很多像通伯一样装傻的人。

他们对别人遭受的苦难视若不见，但也从不害人，只想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不够吗？

八十多个院友，只有两三个护工，有限的时间，复杂的情况，如果我在护工位子上，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的爱和耐心去对待每一个人？

老年人是包袱？

残疾孩子是包袱？

人的价值在丧失劳动力后就失去？

生育的目的就是供养老人？

年轻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没有了院舍，谁管这些人？

谁该为这些人负责？

……

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发现没有答案，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我们什么都无法改变。

那就什么都不去做吗？

但我们又知道不去做才真正什么都改变不了，没有什么是白得的。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都会伤害到一部分人。

「不要为自己做了正确的事而内疚。

」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安慰，也给了我们一个方向。

我们已经太善良，太为别人着想，站在太多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了。

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只需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自己认为对的事。

记者就去报道真相，不要管真相揭露之后哪部分人利益会受损。

律师那就维护法律尊严，不要管道德层面是不是一样的结论。

电影人就去呈现，去表达，不要管会不会有用……不是说过程中不要有反思和改进，而是在当下，就在现有条件做自己能做的最大努力就好了。

后果不是你该承担的，你也不需要负责解决所有问题。

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自己的位置，做自己的事就好。

有人说《白日之下》是港版《熔炉》，我觉得也是也不是。

《熔炉》的故事，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里面的犯罪者，是让我们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程度。

《白日之下》呢，即使是发生在白天，即使案件已经被暴露出来，即使是现在的我们，都无法简单地得出什么结论。

每一个真实的人都是如此复杂。

离开旁观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代入，我很难说自己会怎么做。

有的人要的仅仅只有生存。

值得欣慰的是，《熔炉》促进了韩国“熔炉法”的出台。

《白日之下》的案件原型，残疾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被指十年前，在院舍性侵女院友。

十年后，今年3月25日，院友索偿案获判胜诉，可获赔偿119.4万元，其中七成（约83.5万）会由张健华承担。

当时间跨度拉长，我们真的看到了世界是发生了改变的。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

”

现实中“康桥之家院长涉嫌性侵院友”这一案件因为受害人家属坚持上诉，2024年3月25日通过民事诉讼获得了法庭裁定胜诉，等到了正义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