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医生

土居健郎在《依赖的构造》一书中曾提出一个概念，即“无父的社会”，英译“Fatherless Society”。

结束了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的激荡，到了七十年代，日本开始呈现社会内部变化，“无父的社会”形成逐渐整体家庭以及下一代的成长有根源性的影响。

土居健郎指出，在经济腾飞的那个年代，父亲由于时常要加班、应酬而失去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联系，令母亲在家庭内的角色重要性大大提升。

除此之外，更关键的是，父亲此时已不可能再承担文化传承的角色了。

在“无父社会”中的“父亲“正好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

，一方面他们已直觉感知现代社会正走上危机之路。

比如“物化的抬头，逐渐再引申出过劳死及环境破坏等多重困扰）。

他们打心底里不愿意让子女盲目接受社会化（socialization）原则并置身其中，不过同时他们又代表既定的法规原则，要把社会法则传递给下一代来维系制度上的自然动作，否则便会连自己的立身之处也不保。

由于处于这样的两难位置，这一代的父亲都未能好好胜任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角色，甚至不少以工作繁忙作为逃避借口来绕过这些问题，于是这样的问题会随着一代又一代，情况恶化下去，不少人不懂如何去当一个父亲。

突然想起前不久看过的日本电影《亲爱的医生》，文本的架构与《依赖的构造》并无二致，只是时隔多年，年轻的女导演西川美和所面对的这个“无父的社会”，它所呈现出的问题较之前会愈加犀利棘手。

当然这不是像梁文道所说，现在一提“日本教科书事件”就免不了空泛谈论“菊与刀”的时代了。

想要追溯文本的社会特性，实际上还需要从时代背景入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影片《亲爱的医生》，其背景设置在一个人口严重流失，老龄化严重的偏僻乡村。

这是未来日本电影将要面临的很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

在日本的语境中，对“高龄化”有明确的界定，指高龄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日渐上升的趋势。

而日本的高龄化速度，其实颇令人吃惊：1950年为5%，至1994年已经升至14%，而最新的数字为18%，即有大约2287万人为“高龄者”，按联合国的定义作界说，当一个社会的“高龄化”比率超越7%，已经可以称为“高龄化社会”，当过了14%则界定为“高龄社会”；而以联合国的推测数字显示，随着世界性的长寿化倾向，相信到2040年则全球的高龄化率会达到14%，换句话说也就是全球会进入“高龄社会”的时代。

只不过日本在高龄化方面，继续保持一向屹立于潮流尖端的顶峰之上，现在已经提早达标且超额完成当选为“高龄社会”——更恐怖的是，据资料的推算预测，到了2050年，日本的高龄化率会达到36%——那大抵只有“超高龄社会”的命名，才可以反映出实际情况。

所以当瑛太扮演的年轻医师被撞后醒来，在乡村门诊看到的一切时，他被惊呆了。

周围的患者全部都是老人，导演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反而在影片初始就让观众进入这种预想性状态。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将会怎么办？

当社会明知会向高龄化发展，而一切仍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安排，该如何是好？

我们不妨把影片中的不同人群依照叙事划分为几个小单元：村长与村民；医师伊野治；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医师女助手；药商；寡居老妇人。

首先，村长与村民同属于这个偏僻的村落，但是村长却是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他属于“墙头草，两边倒”，在医师失踪后跟警察念叨“医师是上帝，没有他我们这一村老人可怎么办？！

”而在得知医师乃江湖术士时又立马改了口风责骂医师的不是。

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父权的缺失、话语权的缺失。

其次，是医师伊野治。

医师有没有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在文本中并未提及，只是借寡居老妇的女儿之口问及，得到了医师感慨自己不是个好儿子的答案。

医师父母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影片第51分钟时，警察给医师父母打电话。

在这场戏中，镜头从远景慢慢推进，从楼的全景推到医师父母的阳台，但最终却依旧看不清医师父母的脸，只是模糊的两个老人形象。

医师母亲在接电话，嘴巴在动却听不见声音，只有警察的声音，导演在这里故意隐去了母亲的声音，用渐强的雨声、雷声和缓慢沉重的钢琴调铺满整场戏，可谓点睛之笔。

母亲的话语权被剥夺、隐去，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只是久久坐在那里没有反应。

导演是否想告诉我们，老龄化不仅仅发生在故事中那个偏僻的村落，同样在大城市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情况不容乐观？

医师父母第二次出现是第一次出现的一个小时后，是医师与父母在通电话，与第一次场面调度正相反，这次是只出现声音，父母的形象隐去。

逃亡在外的医师想跟父亲说话，母亲却说”他甚至都不知道你是谁了。

”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象征着强势权威的父亲，现在也只不过沦为一个老年痴呆的弱势角色，他不断重复着“噢，我知道了。

”但是残酷的事实却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一句话，父权的倒塌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年轻见习医师相马启介与他的父亲，这是一对耐人寻味父子关系。

与医师一家“父权的倒塌”不同的是，他们更像是土居健郎所说的“无父社会”下的父子关系。

自始至终，相马父亲从未出现过，只是在相马介绍自己时隐约带出父亲的部分情况。

“父亲是大城市的医生，但是我对大城市的医疗感到怀疑，所有人都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他们只能看到表面的症状，而不是病人。

你若是见到我父亲那样的医生，一定会笑他的，他只是知道赚钱。

他没有资格当医生。

”想必相马的父亲便是那个无法进行文化传承的父亲角色，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盲目地接受社会化原则，例如他不愿让相马来乡村工作接触社会。

但是同时，他也代表着既定法则，为钱而干活，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是真正地关心病人。

所以说他处于疏离的两难位置，很难与儿子进行沟通，从一定程度上也是父权形象的缺失。

但是在本片中，医师的存在又恰巧弥补了父亲的位置，医师与年轻见习医师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一对父子。

年轻见习医师因为医师的种种举动而深受感动决心留在此，而医师却劝说他回去，甚至说出自己身份的真相。

年轻见习医师在心目中已经锁定医师为自己的“父亲”形象，他似乎找到了目标和依靠，所以说当医师遁逃之后，他在草丛中发疯似的寻找，也就不难解释了，只得感叹又一个父权倒塌了……八千草薰饰演的寡居老妇人是三个女儿的母亲，她的丈夫几年前死于癌症。

这是一个真正的“无父家庭”，并不是本文语境下的“无父”，这个家庭全部都是女性成员。

镜头不止一次掠过房间角落里的照片，有老妇人与老伴的合影，有父亲病重时与全家陪床时的合影，还有父亲单独的遗像。

值得玩味的是，有一场戏，医师欲来探望老妇人，老妇人的桌上摆着一支没有旋上的口红，娇嫩欲滴的玫红色口红在其丈夫遗像的映衬下，别有一番深意。

一个小小的空镜头，平静的表面背后是汹涌澎湃的波澜。

值得玩味的是导演在结尾还交代了两个看似不起眼的角色。

一个是医师的女助手，一个是药商。

女助手是单亲妈妈，辛苦地带着儿子生活。

共有两场戏交代。

一个是在雨中蹬着自行车蹒跚而行。

一个是影片末尾，在某个夜晚，儿子久咳不止，母抚儿背轻声安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凄凉中蕴含着希望。

清晨，于药商家中，又是另番景象。

药商与妻手忙脚乱地送孩子上学，热闹透着生活的无奈。

中年人生活是老年人生活的前史，老年人生活是中年人生活的未来。

一切看上去都是电影，却比真实还要精彩。

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

西川美和这一份完美的病历，了然于心。

观后，豁然开朗。

2010年03月24日05:42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字号：T|T 　　有些病患不是依靠医疗体系能够拯救的，相反却是医疗体系造就的，当日本导演西川美和给我们讲述一个处于偏远地区的神和田村的医生的故事时（《亲爱的医生》，去年日本《电影旬报》佳片第一名），她不动声色地给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医疗体系温柔一刀。

　　偏远和老龄化使这个村子的人被庞大的医疗体系忘却了，他们把所有的健康问题全部托付给了驻村医生伊野治，从影片的前半段来看，这位医生几乎是个“雷锋”，他不计报酬、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并且只用“神奇的拥抱”就能把命悬一线的村民拉回来。

他的行为还感动了前来实习的年轻医生，这个年轻医生厌恶自己那身为医院院长的父亲，认为父亲只是依靠医疗体系来赚钱。

在伊野治的身上，他才找到了医生的职责所在。

　　但就是这样一位受人爱戴的医生，却选择了在某个夜里突然失踪，引来了警察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伊野治根本不具有行医的资格，作为一个“冒牌货”，许多年以来他一直通过医药销售代表来调控全村人的健康，实习医生这才想起来他以前遇到的一些困惑，伊野治无法正确判断病人伤情，需要听从助手的意见；而且在半夜里他会苦读有关胃癌的著作，因为一位老妇人的胃痛问题，他始终解决不了。

　　于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站在另一边，齐声谴责这个“骗子”、这个曾经给他们身体健康以保障的人，只是在他们的心底，充满了对伊野治的怀念。

正如“推特”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所言：“人们到医院很少是讲他们的病情的，而是讲述他们生活的苦难”，伊野治实际上成为了这些被遗忘的老人的精神解药，他虽然不懂医术，却能从心理上关心他们，这种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真挚感情，正是感动实习医生的地方，在他看来，现代医疗体系已经绝然分隔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在大医院里，医生和患者各行其是。

影片中提供了一个例子，那位患胃病的老妇，女儿就是东京大医院的医生，她可以拯救无数的陌生病人（因为正是在医院这个场所，她和病人确立了救治关系），却无法时常回家探望母亲，正是这种疏远使她无法拯救自己的母亲。

在影片的最后，她虽然把母亲接到了自己的医院，却也只能抽空去看望，至于治疗，是别的医生的事。

　　一个假医生被戳穿了，他的失踪伴随着世间许多真实情感的逝去，神和田村的诊所只剩得一块破败的牌子。

比起这世间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治疗法，比如儿子生病了把父亲关进监狱、检查身体只能在居住地的医疗机构进行，伊野治对人心的关怀更接近医术的本质吧。

　　平静边远的山区，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十种深深浅浅的绿色随风波动，空气中似乎可以嗅见青草的芳香。

在现代文明攫取的手掌中，一个小村庄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一天，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沸腾了。

打破平静的是村上惟一一名医生——伊野医生——的失踪。

这个原本受到全村人感恩戴德的医生，在警察的追踪中却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围绕着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究竟是不是医生，他潜伏在村中有什么目的？

更复杂的是，伊野医生的秘密中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村民的秘密。

　　 　　随着伊野医生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他的谎言也逐渐清晰：利用村中缺少医生又与外界隔离的便利，丝毫不懂医术的伊野先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生。

但实际上，他却从未对生病的老人们施以真正的治疗。

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听胸腔”和“按压受伤部位”。

即便如此，谎言蒙蔽下的村庄却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充满了感激声和祥和欢乐之气。

　　 　　于是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就在对现代医疗的反思和医生这个职业意义的追问中发生了。

　　 　　首先，这个村庄是被现代医疗体系抛弃的一环。

这里没有完备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也因此缺了一个咬合的齿轮。

但是生活依然需要顺畅地、或者至少不艰涩地运转，于是谎言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孕育和被庇护了，充当起那颗脱落的齿轮，并且不称职地履行起相应的责任。

　　 　　这个谎言毫无疑问地违背了职业道德，尤其是它冒充的这颗齿轮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医生一职。

这是所有职业中，对于业务技能要求最高的岗位之一，而在现代医疗的评估体系中，技能的不合格就等同于丧失职业道德。

　　 　　于是，作为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义不容辞地要确保所有的齿轮都货真价实。

但最初言之凿凿，已经将谎言制造者伊野医生视为罪犯而抓捕的警官，最后却陷入了是否履行职责的困扰。

　　 　　造成这个困扰的原因是，这个原本需要谴责并清除的谎言，不仅是不称职地充当着齿轮的功能，甚至最终超越了齿轮，“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

相比于齿轮，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程式化的冰冷的产物；它大象无形，却有着温暖的触感、柔和的光泽。

它不是陈列在昂贵的橱窗里、贴着合格标签、必须金钱购买的商品；它是在需要时触手可及的关切之情，它虽然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却可以回应心灵的求助。

　　 　　因为这个谎言的嵌入，被现代文明遗落的小小乡村，村里一个个孤独的老人，和他们孤苦无助的心，才重新拥有了与当地美丽的自然相匹配的惬意生活。

　　 　　所以，这个违背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谎言，却实现了比现代文明要久远许多的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面对两者的冲突，最后所有被卷入这个谎言的人，包括受骗者，包括名义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坚定的追查者，都选择了违背职业道德，而维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因为合格固然是保证效率和质量的要素，但人却远远不只是商业社会里的消费动物。

相对于身体上的病痛，孤独、疏离，和爱的缺乏才是人类世界里最难以治愈的疾病。

　　 　　而治疗这个疾病，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资格证，也不需要专业常识。

任何人面对这个病症都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治愈的良药甚至可以是一个谎言。

　　 　　谎言本不应该与真实发生暧昧。

但西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被说服了。

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揭开真实的面纱，背后是被消费主义彻底物化的所谓医生；但我们揭开谎言的面纱，背后却是如自然孕育万物般大象无形的同情与博爱。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医鳞集》）一在西川美和的电影《亲爱的医生》里，瑛太饰演的一名来自某知名医学院的实习医生——相马启介去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子——神和田村，开始了他在那里的实习日子，就同许许多多贫穷落后的小山村一样，神和田村也是一处“遗忘之所”，年轻人都离开了那里，要去大城市闯他们的天下，而只留下些安土重迁的老人们，空守着他们安谧而冷清的大宅子与他们屋前那一爿一爿的田塍。

在这个村子里，来的人少，去的人多。

所以，相马的来到也算是件大事儿。

神和田村虽小，但也是有些人口，而村子里，给这些“遗老遗少”们看病的，在相马来之前，却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而他们的全部便是一间简陋的村卫生室。

但村卫生室虽破旧，医务人员虽少，这名由笑福亭鹤瓶饰演的名叫伊野治的乡村医生却在这村子里有着好得出奇的声誉，好到什么程度？

已经是近乎神明的地步了！

但是，导演西川美和在这部片子开头却是用了倒叙的手法，而倒叙而来的则是伊野医生的神秘失踪，——而同时，警察也正在搜捕他。

伊野医生究竟是神明还是罪犯？

随着剧情的展开，伊野医生的过去也在一点点地被揭开。

原来，伊野治根本就不是名合格的医生，他挂在村卫生室墙上的那张医学院毕业文凭分明是他父亲的，他白大褂口袋里插着的那只镌刻了他姓氏的象征了医生地位与尊严的钢笔也是从他患了阿尔茨海默氏症的父亲那里偷来的。

他根本就不懂多少诊疗知识。

而他那所谓的“近乎神明”的声誉则一半要归功于他的好运气，一半要归功于护士的帮助。

一次，村子里一名老人突发呼吸困难，伊野医生和相马立即赶往老人家出诊，然而来到老人床边的时候，老人却咽气了。

伊野医生半安慰似的搂过了老人，在他背上轻拍了拍，却在这时，一团寿司从他嘴巴里咳了出来，老人又活转了回来。

于是乎，村里人皆以为伊野为神明。

又一次，一名男子同样是突发呼吸困难，送到了伊野医生卫生室里，伊野却束手无策，无法给出明确的诊断。

这时还是护士提醒伊野说，他是张力性气胸，并递给他一只穿刺针，说要立即给他穿刺放气，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伊野接过穿刺针，却不知所措，因为他从没给人做过胸穿。

但在护士的坚持下，伊野只得硬着头皮，沿着肋间隙把穿刺针刺了进去。

刺入的瞬间，一股高压气体从男子的胸腔里喷出，男子总算能喘的过气来了。

这便是伊野那所谓的高超医术。

到影片后半部分，我们才知道，原来伊野只是个药代，借着他做药代期间织起的关系网疏通了各路关系，才做成了神和田村的村医。

可伊野究竟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地来这么个无人问津的小村子做医生呢？

甚至还要冒着非法行医的危险。

原来，神和田村因为地处穷乡僻壤，很少会有医生愿意来这里行医。

在他来之前原本有一名村医，但后来也走了，只留下护士一人。

伊野因为做药代的关系，经常要奔走于各个诊室、各家医院，所以也知道了神和田村没有医生的情况。

最后，他下了决心说要留下来，哪怕自己没有医师执照，好歹自己也懂一些最基本的医学知识，好歹自己还认识不少医生朋友，在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我也可以联系他们。

所以，在村民们——甚至连来这边实习的相马，——也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伊野做起了神和田村唯一的一名村医，但就是在伊野医生这般误打误撞的行医过程中，他和村民们却建立起了无比的信任，村民们都对他百般地尊敬与喜爱。

当然，故事的冲突并不局限于此，伊野最后事实真相暴露也不是事出无因，而是因为一起所谓的“医疗事故”。

村子里，一名由八千草薫饰演的老人因为长期上腹部疼痛而求助于伊野医生，但在伊野医生给老人诊断出胃癌后，老人却要伊野帮她隐瞒真相，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女儿担心，于是伊野伪造了内镜报告，故意地给了个“假诊断”，只是对老人的女儿说是胃溃疡而已。

但最后老人的病情恶化，真相已要浮出水面。

就在这时，一天夜里，伊野医生脱去了自己的白大褂，扔在了路边的田里，趁着夜色驾着小电驴离开了村子，从此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二以前不曾想到，日本也面临如此严重的乡村医疗困境，只从去过日本实习过的同学那里听说，现在的日本医学生，即便是从京大医学院、东大医学院这样的著名医学院里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会选择去小城市行医，而不会留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但也许即便是对于这部分医学生来讲，小乡村也不会是第一选择。

后来，也慢慢了解到，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着类似的情况。

农村医院经费上难以维持，医务工作者逐渐流失，而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们又不会选择来这些地方行医，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一面是大城市里医务工作者接近饱和，一面却是原本的乡村医生后继无人。

比如在加拿大，有着超过20%的农村人口，却只有10%的医生在为他们服务[1]。

比如在美国，村医院的处境同样艰难，仅在2010-2015年这短短数年间，全美就有67家村医院倒闭，238家面临倒闭的风险[2]。

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50%的农业人口[3]，却也只有30%的医生在基层工作，而在乡镇卫生院的则只有10%[4]。

在这里，我们不会对这一问题背后的原因做过多的分析，但至少在这些原因中，有一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医学院毕业生对前往基层医院、农村医院行医的意愿与兴趣究竟有多大。

当然，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原因，医学院校大大小小非常复杂，从一本到三本再到大中专院校，都分布有医学专业，而对于这些不同医学院校的学生，在对于基层医疗的兴趣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别。

此外，不同医学院校的培养目标也不尽相同，大中专医学院校的存在本身就更多的是考虑到基层医疗和农村医疗，其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自然会更偏重于这方面。

然而，即便是对于这些大中专医学院校，学校的教学目标是一方面，学生的意愿和兴趣仍旧是要放在另一面去衡量的。

所以，哪怕学校的要求如此，毕业生的现实也如此，这些大中专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一旦有了机会，也难保不会选择“向上流动”，而成为基层医疗人才流失的统计数字里的一份子。

所以，能吸引医学院校毕业生前往基层行医的无非还是两点：兴趣和待遇。

这里我们就只谈兴趣这一点了。

当然，我们并没有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更无从对不同医学院校医学生对基层医疗的兴趣程度做更深入的分析（这自然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就自己所在的学校做一些质性的考察，写一写自己的印象。

在国内几大医学院校里，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似乎很少会有学生愿意毕了业去三线四线城市工作的，也似乎很少有学生对基层医疗、农村医疗感兴趣的（当然，因为不曾做过自己学校的调研，这里写的只是我们的观察）。

当然了，就这些学校而言，其教学目标是为了培养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顶级的医生，所以去三线四线城市工作似乎少了些机会，似乎是某种程度上的埋没。

然而，日本的某乡村医生在自己村子里做医生的同时，做了十多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所以，埋不埋没和在哪里工作也不尽然是对等的。

此外，即便我们认为去基层医院工作确是埋没了学生，可兴趣却是另一方面的。

顶级的医生不光是要有顶级的技术，也同样应该有宽大的视野；而对于基层医疗、农村医疗的兴趣与关注，是否应该成为这视野中的一部分？

至少在我们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医学生还不去关心这些问题，还有谁去关心呢？

自然，有兴趣者可以不必真的去做村医，他也许可以想出其他更好的方式、以更宏观的形式来推动我国农村医疗的发展，这也是值得期待的。

正如同“黑土麦田”的秦玥飞，他当然是自己先做了村官，但“黑麦”之后，他终究还是在以更宏观的方式去推动我国的乡镇建设的。

但自始至终，兴趣仍旧是第一位的；没有兴趣，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所以，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只是想提出这么个问题：在我们的培养方针里，是否应该把农村医疗与基层医疗也纳入其中？

在上海医学院那首已几乎无人传唱的老校歌里，有这么一句：“人生意义何在乎？

为人群服务。

”而这人群究竟是只限于那50%的城市人口吗？

我们的医学院校究竟是在为谁而培养医学生？

我们看到，在世界许多著名医学院校的培养方案里，都在逐步纳入对于农村医疗、基层医疗的具体而微的关注。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isty of Auckland）近年开展了“区域-农村项目”（Regional-Rural Programme），这一项目会选派部分对基层医疗感兴趣的第五年医学生前往基层合作单位进行为期数周的浸入式学习，而事实也证明，在这些学生中，有很多毕业后都回到了这些基层单位[5]。

而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也刊发文章声明：加拿大医学院校应该认识到自己对培养乡村医生的责任所在，而UBC正是其中的一股中坚力量[1]。

同时，他们为加拿大的医学教育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所有医学院校应该提高初级医疗课程（primary care teaching）的比例，在美国，那些对初级医疗及家庭医学（family medicine）予以更多关注的学校，也出产了更多的基层医疗工作者；二，医学院校应该招收更多的农村学生，研究指出，这些学生回到农村地区行医的可能要高出两到三倍；三，所有医学生应该充分暴露于农村医疗的大环境里，从而培养他们对于农村医疗的兴趣；四，那些业已存在的农村住院医生培养项目（postgraduate rural residency training programme）应该得到更大力量的扶持，因为从这些项目里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去了基层工作。

而在苏格兰地区，则全境推行了所谓的“苏格兰乡村医生专科培养项目”（the Scottish rural-track GP specialty training programme）。

这一项目的申请者会在苏格兰多地的基层医院进行为期四年的轮转培训。

而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医学院则给他们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去乡村医院实习的选择[6]。

以上这些项目或者建议也许更多的是切切实实地在为培养乡村医生、家庭医生而服务的，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医学教育体系的不同，我们想，也许我们自己不必照单全收，我们自己也未必要以培养乡村医生作为我们的培养方针中之一条，因为这毕竟在我国的医学院校建设理念中就已区分开了。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教育是否应该也为我国的乡村医疗尽些责任？

国家政策层面在极力推动乡村医疗的发展，私立资本也在一点点下沉，然而，没有人才，这一些努力还是容易落空。

那么，在其中，上医等我国顶尖的医学院校能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是否也应如UBC所建议的那样，多些乡村医学、全科医学、家庭医学的课程，多些学生们去基层医院、去村医院见习实习的机会，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暴露于农村医疗的大环境里，从而引起他们对此的兴趣”？

也许，我们的学生毕了业不会去做乡村医生，我们也不必如此要求，但若是他们有对此更多的关怀与兴趣，是否会在其他舞台（如公共政策、商业领域）上，去阐发并实践他们对我国农村医疗、基层医疗的期许与理解呢？

我们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在这“纪念的喜乐的闲暇里”需要去认真思索的。

[1] Wilson G, Kelly A, Thommasen H. Training physicians for rural and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BCMJ, 2005, 47(7): 373-376.[2] iVantage Health Analytics. 2016 Rural Relevance – Vulnerability to Value. [3] 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4] 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5]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regional rural doctor training for Whakatane. 2017 Jan. https://www.auckland.ac.nz/en/about/news-events-and-notices/news/news-2017/01/new-regional-rural-doctor-training-for-whakatane.html[6] MacVicar R, Siderfin C, Williams C, Douglas J. Training the rural GPs of the future. BMJ Careers, 2012 Feb.http://careers.bmj.com/careers/advice/view-article.html?id=20006803

平静边远的山区，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十种深深浅浅的绿色随风波动，空气中似乎可以嗅见青草的芳香。

在现代文明攫取的手掌中，一个小村庄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一天，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沸腾了。

打破平静的是村上惟一一名医生——伊野医生——的失踪。

这个原本受到全村人感恩戴德的医生，在警察的追踪中却逐渐变得扑朔迷离。

围绕着他的秘密越来越多：他是谁，来自哪里，他究竟是不是医生，他潜伏在村中有什么目的？

更复杂的是，伊野医生的秘密中似乎还隐藏着其他村民的秘密。

随着伊野医生的秘密一步步被揭开，他的谎言也逐渐清晰：利用村中缺少医生又与外界隔离的便利，丝毫不懂医术的伊野先生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医术高明”的医生。

但实际上，他却从未对生病的老人们施以真正的治疗。

他的能力似乎仅限于“听胸腔”和“按压受伤部位”。

即便如此，谎言蒙蔽下的村庄却焕发出生命力和活力，充满了感激声和祥和欢乐之气。

于是谎言与真实之间的暧昧就在对现代医疗的反思和医生这个职业意义的追问中发生了。

首先，这个村庄是被现代医疗体系抛弃的一环。

这里没有完备高效的社会机器，于是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的社会秩序也因此缺了一个咬合的齿轮。

但是生活依然需要顺畅地、或者至少不艰涩地运转，于是谎言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被孕育和被庇护了，充当起那颗脱落的齿轮，并且不称职地履行起相应的责任。

这个谎言毫无疑问地违背了职业道德，尤其是它冒充的这颗齿轮是可以掌控人生死的医生一职。

这是所有职业中，对于业务技能要求最高的岗位之一，而在现代医疗的评估体系中，技能的不合格就等同于丧失职业道德。

于是，作为职业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警察义不容辞地要确保所有的齿轮都货真价实。

但最初言之凿凿，已经将谎言制造者伊野医生视为罪犯而抓捕的警官，最后却陷入了是否履行职责的困扰。

造成这个困扰的原因是，这个原本需要谴责并清除的谎言，不仅是不称职地充当着齿轮的功能，甚至最终超越了齿轮，“超额”完成了它的任务。

相比于齿轮，它不是流水线上的程式化的冰冷的产物；它无象无形，却有着温暖的触感、柔和的光泽。

它不是陈列在昂贵的橱窗里、贴着合格标签、必须金钱购买的商品；它是在需要时触手可及的关切之情，它虽然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却可以回应心灵的求助。

因为这个谎言的嵌入，被现代文明遗落的小小乡村，村里一个个孤独的老人，和他们孤苦无助的心，才重新拥有了与当地美丽的自然相匹配的惬意生活。

所以，这个违背了现代意义上的职业道德的谎言，却实现了比现代文明要久远许多的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

面对两者的冲突，最后所有被卷入这个谎言的人，包括受骗者，包括名义的“受害者”，甚至包括坚定的追查者，都选择了违背职业道德，而维护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因为合格固然是保证效率和质量的要素，但人却远远不只是商业社会里的消费动物。

相对于身体上的病痛，孤独、疏离，和爱的缺乏才是人类世界里最难以治愈的疾病。

而治疗这个疾病，不需要学历，不需要资格证，也不需要专业常识。

任何人面对这个病症都可以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

这部影片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治愈的良药甚至可以是一个谎言。

谎言本不应该与真实发生暧昧。

但西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而我们也被说服了。

因为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揭开真实的面纱，背后是被消费主义彻底物化的所谓医生；但我们揭开谎言的面纱，背后却是如自然孕育万物般人性温暖的光芒。

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是证书还是治疗？

是学历还是知识？

是表情还是内心？

小时候好像还挺懂，活着活着就分不清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让人不安的社会丛林中，有资格的人我们未必对每一个都深信不疑。

但是，当把有资格的和没资格的放在一起时，大家铁定还是选那有资格的。

我们不得已必须生活得小心翼翼，所以宁愿把自己各个方面甚至生命，都交给别人的证书与资格。

没人愿意面对着老师或医生时，一直去想他们真的有教师证和行医资格吗，他们的证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就算知道都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我去过那么多豆腐渣工地现场，现在还不是住在楼房里么。

我们常常欺骗着自己，蒙住自己的眼睛去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是村民，有时又是三塞。

可我们不得不为了保障自己权益去做出选择呀对么。

资格，有时候确实代表着一种权利，但也代表着一种责任。

当我们身处弱势时，我们只希望去面对那些比自己更有责任的人，来袒露自己。

怎么能证明他们更有责任呀，你得有证儿，你得是专家。

“专家？

现在有多少专家是真的？

”前两天一个专家跟我说：“专家现在已经是骂人的话了，哪儿那么多专家？！

”当我们一次又一次与传说中的权威与专家促膝而谈时，又有多少人能不令我们失望？

“你的警徵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是的，一个谎言被识破，通常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信任，而是更大的怀疑与失望。

可当我们正在怀疑一个家伙是不是大灰狼时，旁边突然站起一百只真正的大灰狼都拍着胸脯保证他就是，还全部对他俯首称臣时，我们一定刹那间都坚定了，还一劲儿埋怨自己眼拙。

你想啊，连那么多真正的专家都崇拜他，那么他一定还是是专家中的专家！

可是那些所谓的真正的专家呢，突然有一天对我们说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是什么专家时，我们又被颠覆了。

于是，我们暴躁地跳起脚来，指着他们的鼻子大骂：“谁叫你们有证儿呢？！

你有证儿就是专家！

我们还非说你就是个大专家不可啦！

没有专家我们以后听谁的去呀？！

”然后七簇八拥地给抬了上座。

于是，一个个专家就这样诞生了！

是的，三塞虽然没证儿，却也被人抬到了那个位置下不来，不管从事实上还是心理需要上都是。

当三塞实在无法再欺骗下去时，他选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当他被这些纯朴的人们爱戴信任着，高度地实现着自我价值的时候，我想他本也是打算一生都在这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着，哪怕永远背着谎言。

让他最终无法面对的，只是自己。

“爸爸，你的小手电，被我弄丢了。

”当BLUES口琴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慢慢从故事里被剥离出来。

天色已黑，我来抒个情。

如果同样是死去，我选择在美丽的山村，不是都市的半个病房。

可只要有证儿，那么死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有证儿，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没有执照的《亲爱的医生》最后还是被走了，幸好还有年轻的医生在村上。

对于查处非法行医，深圳的公交车电视有一个栏目：卫监直击——播出执法人员如何查处非法的医疗机构。

电视上被查处的非法医疗机构：地上一堆散乱的药物、垃圾桶里散落着针头；可重复利用医用器械，竟然有用家用消毒柜消毒的……从医疗卫生角度来看，这些摊档应该被查处。

可是多次看下去，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非法医疗机构往往设在外来打工人口集中居住的龙华、坪山、光明新区里面的城中村、棚户区。

这些地方，虽然同属于深圳这个所谓的一线城市，但是医疗资源几近于无，要知道深圳的医疗资源整体就比北上广差很多，也比不上成都、武汉等省会城市。

所以这些居民要好好看上病，就近也得坐将近1小时公交到龙岗中心，才能到比较正规的医院看上病。

至于现在普遍提倡的社区康复中心，不太清楚当地设点如何，桃童所住中心区福田皇岗村有一个，但桃童没去看过病，很多打工的患上感冒，也宁愿在村里的私人诊所打点滴。

这样看来，这些非法行医的，也是在于当地有需求才会设立起来。

对于心里头等大事是挣钱回家的他们来说，在哪儿看病不重要。

只是记得老祖宗下来就有的习惯——有病自己搞不定了就要看大夫，大夫能管用就好。

现代医疗里，卫生、合理用药、要用牌照才能行医……对他们来说，应该都不属于就医前能用来判断的知识非法医生被请走、无牌机构被查封，看似合法——想必还是会有居民念叨埋怨，这以后看病不方便；被查处的执业者，也会觉得自己是在方便居民，顺便维生。

这样无端端被清走，情理上就视为为“强拆”了。

不过，下一家很快就会开业的。

一次两次查处，问题也许在于违法，这样的节目桃童都看了快一年了，还在查处，不应该怎么都能看出来问题根源不在这？

要解决，不是要加紧社区医疗门诊的设立，上门医生和家庭医生这些制度赶快落实？

还有，现代医疗的一些基础知识，起码到棚户区里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能有一些概念。

记的卫监直击有一集，是采访了棚户区里一位男士跑着孩子，他说他就在被查处的那个私人诊所里给孩子拿过退烧药。

我想一定不是巧合，西川美和的三部电影里都各有一件直系主题的物件：它们是[蛇草莓]中最终让伦子目瞪口呆的同名物，[摇摆]中那座悲剧发生的吊桥，还有[亲爱的医生]中点亮黑夜的电筒笔。

从处女作到奉上电影旬报年度最佳影片的七年，故事的发生地由[蛇草莓]的城市，过渡至[摇摆]中偶尔插入东京一角的家乡小镇，到了[亲爱的医生]，画面总是被大片鲜绿的田地覆盖，实习医生相马驾驶的红色跑车成了唯一的城市标志。

要说三部电影的共同点，除了西川作为女导演十分难得地运用自如的黑色幽默，自然还有危机、谎言和信任这三个关键词。

[蛇草莓]中而立之年的伦子生活在父亲隐瞒失业与债务、母亲埋藏怨言与不幸的家庭中，而童年时期一次来自“蛇草莓”的阴影布下的多疑的种子，让她的平常心在面对改头换面回归家庭的“骗子”哥哥面前彻底崩溃。

片中一笔巧妙的侧面描写，来自早先三年级的课堂上小女孩的一句“XX的妈妈真的没病吗？

”，它让伦子的脸上第一次写满了作为武断与自欺者的尴尬。

同样说手足之间的故事，[摇摆]以一场意外开题，让逃避成性的弟弟早川猛忍受不信任与自责的双重折磨。

相对[蛇草莓]中点到即止、并未摊牌的兄妹对峙，[摇摆]中稔和猛在狱中两次对话的戏剧性转折，承担了影片相当的分量，也让稔最终毫不留情地击中了猛作为“杀人犯的弟弟”的软肋。

又是一个三年后的[亲爱的医生]，中和了[蛇草莓]前半段的恶趣味（突出表现为暴毙的爷爷从棺材中探出死不瞑目的脑袋）和[摇摆]的严肃（法庭上作为辩方律师的叔叔模拟案发现场和埋头窃喜，还是瞬间戳中了笑点），少不了江湖郎中的几次盲打误撞和笃信神医的愚昧村民插科打诨，却以伊野治颇具憨态的微笑和时有愣神的小眼睛，增添了一丝沉重的意味。

与“冒牌医生”并肩工作的相马和大竹小姐在面对警方的责难时沉默以对，药品销售员小鲑和在大城市做医生的鸟饲律子却道出了事实的一部分：就像唱黑脸的警官处于本能搀扶假摔的小鲑一样，伊野治无本行医的初衷也许是金钱，三年半的坚守却是人性使然。

而如果律子没有及时回乡探母，那位硬着头皮救死扶伤的庸医，可能是会陪母亲走到最后的人。

如果忽略[蛇草莓]开篇周治整理衣装的情节，一家四口以痴呆的爷爷为中心的一顿早餐，是西川美和的第一个镜头。

这个镜头从房间外对准餐桌，起始点介于全景和远景之间，接着慢慢推进至中景。

类似的景别和推镜头也构成了[摇摆]（稔入狱后猛与父亲和叔叔在家中发生不快的一餐饭）和[亲爱的医生]（大竹接受询问一幕过后诊所忙碌的一个瞬间）中的重要元素。

对推镜头的一次极致运用，来自[亲爱的医生]中警察与伊野母亲的一段通话，电话里警察持续的发问间，镜头从白色公寓楼房的全景推进至伊野家的阳台，一位白发母亲渐渐进入视线，镜头停止移动后似乎是惊诧地慢慢放下了握着电话的手。

相较之下，[蛇草莓]的镜头运用整体较为常规，不得不提的是一家人与上门女婿吃饭时看似信手拈来的一段黑白慢动作镜头，其间甚至为五个人物轮流各做了一秒钟定格，想来是对这欢笑一幕的嘲讽。

[摇摆]的高明之处，在于第二次探监时突然变换角度，将隔着玻璃的一对兄弟分置于镜头两侧，来暗示矛盾的产生和关系的破裂。

而[亲爱的医生]中从暗黑处拍摄伊野把手伸进桌底缝隙寻找电筒笔，用拉镜头旁观冒牌医生骑车逃离的背影，是另外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

西川美和对于静物和细节特写的独到把握，从三部影片中也可会出。

[蛇草莓]中有伦子想方设法要戳穿哥哥时那柱快要烧完的香，而教室鱼缸里的那条金鱼，到了[摇摆]里则成了餐桌上与猛沉默对视的死鱼眼睛。

母亲葬礼餐上稔忙着息事宁人清扫饭菜，却未察觉身后打翻的酒杯暗暗造起另一场事端。

而细节特写在[亲爱的医生]中的运用更为突出：独居老人家中孩子的蜡笔画、伊野突然停住的握筷的手、一只在诊断报告上打完滚又飞走的昆虫、律子翻出母亲丢弃的药盒后在水斗里融化的冰棍。

与此同时影片中又出现了大量的远景镜头，这大概是属于西川美和的一种长短结合，如此一来，那个在远处停下摩托使劲挥舞白大褂的冒牌医生，更是在心中挥之不去了。

第一次看西川美和的作品是四年前的[摇摆]，直到昨天第三次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对它的印象是不如[亲爱的医生]和[蛇草莓]。

在叙事结构方面，[蛇草莓]的角度是同一时空内两条故事线并行，葬礼前是A-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B-周治的骗钱经过，而葬礼后则是A-伦子被虚伪的男同事羞辱后抛弃，接着在伤心的回家路上听到那则消息，B-周治在家中就债务问题为筋疲力尽的父母出谋划策。

[亲爱的医生]选择了非线性叙事，通过伊野治失踪前后的事件与调查的交错进行来还原真相。

而医生与卖药的在诊所内讨价还价的情节被调查阶段小鲑与两位警察的对话一分为二，则更可看出结构的细致与考究。

[摇摆]的叙事结构相比之下中庸许多，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却也出现了A-猛和智惠子的床笫之欢，B-独自留守加油站的稔为卡车加油，这样微妙的平行叙述。

[蛇草莓]中伦子走了一夜回到家，里屋的父母一觉睡醒，神秘的哥哥不知去向，最终蛇草莓的出现带给观众当头一棒。

[亲爱的医生]的结尾处理很是花哨，先是站台上貌似伊野治的花衬衫男子在警察身边消失，又是最后在鸟饲太太的病床前再次出现的“护工”伊野治。

[摇摆]最后香川照之嘴角上扬，同样是戛然而止，却可以说是三部影片中唯一没有留白的。

影片几处以猛主观心理出发的声音设置，体现了西川美和在细节处理上的高明：与智惠子欢好过后时钟滴答声和女人切菜声的交替，渐渐没过叔叔来电质问的湍流声的幻觉，还有第一次庭审时耳边哥哥急促的气声。

与这些加强的声效不同，[蛇草莓]在其最后的高潮处做了一次短暂的消音处理，让伦子在这段空白中断然拒绝哥哥的“谎言”，逃离了那片深藏着童年阴影的森林。

西川美和剧本的架构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频繁采取了倒叙、插叙，而且所有人物关系形成的故事线都清晰可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没有特别突出的明线，但每个又都能自成一体：警察对各个相关人物的调查，医生与村民之间紧密的关系，伊野治与相马启介老少两位医生的相互影像，伊野治与鸟饲的之间的关系，鸟饲与子女的关系……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力，这样一个故事会被支离破碎掉，更不可能达到这部影片中自然舒缓的效果。

创作者不仅很好完成了叙事，还利用了乡村美景、各种配器完成了非常日本影片独有的唯美艺术感。

影片的社会性同样是多元化的，法律与道德界限、医德、日本老龄化……

　　他叫伊野，是那个偏远的村子里唯一的医生。

简陋的医疗设施，艰苦的医疗条件，一个村子里过半的村民都是老年人。

没有医生愿意来到这里，但伊野来了。

可以说，全村人的性命都系于伊野手中，而他也尽力在医生的岗位上兢兢业业，除了在门诊帮病人看病，时常还骑着他的小摩托车奔走于全村，给每户难出门的老人家上门诊病。

他如同一个咱这儿的乡村教师，为小村子付出自己的全部，全村人也因为他的到来而安心。

然而，这个备受敬仰的、亲爱的医生，却原来是个无牌无证的黑医。

　　1　　光看这个故事梗概就知道，《亲爱的医生》中将会直面医疗体制不健全和社会老龄化的种种弊端。

由于位置局限，专业医疗机构无法深入边远地区，专业医务人员也不愿意趟这浑水，以至于村子里几年都没有医生，村民的生老病死都成了看天行事的大问题。

而同时，村子里的老年人身处与年轻一代的隔阂之中，却又身处老龄化社会，不得不面临老无所依的局面。

这两个矛盾，成为该片现实意义中最浓重的一笔。

　　但这显然不是导演的唯一目标，师从是枝裕和的西川美和，和师傅一样，热衷于从人性角度出发，于平凡中见真情。

片中的冒牌医生伊野这么解释自己留在村子里的原因：“我身陷与此，难以脱身。

我来这里不过是因为好赚钱，而且我以为会很简单，但是他们不断丢难题给我，我只好接下这些难题。

因为我接了，他们就给我更多的难题，一而再，再而三。

但是，一旦我接下了，就会认真对待，所以就被套牢了。

当我被套牢，处理这些难题，其他事情就抛到脑后了。

” 一个冒牌的医生，之所以硬着头皮留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必须对得起全村人的期望，对所有人交付给他的性命负责。

　　西川美和讲故事的方式与众不同，不是重击人心，而是“轻拿轻放”的柔和。

没有赤裸裸的批判，也没有血淋淋的控诉，甚至不带太多的私人感情。

反映社会现实是电影的附加值，影片最注重的还是渺小卑微却绽放光彩的人性。

　　2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警察问起药品销售员小哥，认为那个冒牌货在那村庄里图的是什么的时候，小哥摇摇头。

警察凶他：你想说伊野留在村里，难道是出于对村民的爱吗？

销售员啥也没说，只是突然直挺挺地往后仰，假意摔倒。

警察立刻伸出手扶了小哥一把，关切地问，你没事吧。

小哥坐了起来，然后平静的说，你刚刚那样做，难道是因为出于爱吗？

你当然不爱我，但你也那么做了。

他的初衷，和你现在一样。

　　西川美和全然没有想要打造救世主光辉的意图，甚至连冒牌医生的爱心也毫不渲染。

《亲爱的医生》单纯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性本能的部分客观地摆在人前，让观众自己去判断当中的对错。

正是这种毫不修饰的、源自人性根源的善良和责任感，让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弱点更加一览无遗。

　　在伊野的骗局最终被戳破之时，村长只说是自己不够细心，没有检查他的牌照；村民们也只是诉说着自己的病痛，并没有人想要追究这个冒牌货的责任。

所有人对这个骗局都没有抱怨和责怪，或者可以这么说，大家心里头明白，却都心甘情愿地置身于这个谎言里，以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这个社会医疗体制的不健全，远比伊野的无证行医更加让人心寒。

伊野的医德，不在于他的医术，而在于他作为一个骗子，却依然能用自己原始的人性和本能作为赌注，对全村人的性命负上责任。

　　伊野走了，村民们又再过上了老无所依的日子。

我相信是这个社会病了。

即便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弊端重重的社会体制，但我们至少能用亲爱的人性，温暖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