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冯宝在今年3月份之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他拍的甲方乙方、非诚勿扰系列等电影很为群众或者说暴民们喜闻乐见。

虽然他的作品与电影奖项常常发生擦肩而过的遗憾事儿，但是以前的我坚信，凭借冯宝强大的观众缘和其本身的努力，他一定会拍出有一部甚至几部不仅票房爆仓，而且口碑超好，之后频频得到重量级奖项的作品出来。

3月份以后，我特么的发现，冯宝是特么的残酷的狂妄的令人心碎的道出了他的内心独白：“暴民！

暴民！

顺我者，通通都是民智已开的公民；逆我者，通通都是野蛮愚昧的暴民！

”读者们别以为我这段话是瞎掰栽赃，上半年冯宝在那件事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么的让我强烈的被迫的被传达到这种信息。

好吧，我是被暴民了！

“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没有说错吧？

形象一点的解释就是，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为你做了一道菜肴，味道很美味，你吃得很高兴，可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你发现这位大厨有给每道他烧制的菜肴吐口水的习惯，当然你有足够的把握被吐过唾液的美味是不会给你身体上带来任何不利的因素，那么你还会尝试这位大厨的下一道菜吗？

另外，豆瓣要你删我贴，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啊！

其一这两天折腾换新音箱，还要卖掉旧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累，疲倦，不想写科普了，随手写个影评跟大家说说我的感觉吧。

标题里的这个对联，是南明末代皇帝福王的句子，真是很好。

一个人把江山折腾完了，换了这两句句子，也算值得。

人活着真是很苦的，就拿听音乐这个事情来说吧：你买套音响是没有多少钱，一般万把块就有很不错的声音了，可是你得有一套房子，或者至少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来放设备吧，这间房间还不能堆杂物做其他用处，最好就是两个喇叭，一个茶几，一把沙发，泡壶功夫茶，盘腿坐着安安静静欣赏。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到三十而立时候，才勉强有这样的一点条件，老老实实赚点钱，好累啊！

于是我决定放弃，到此为止；安心学佛，不折腾了。

况且，即使有了房子，有了设备，也不见得就能听音乐：心不静不能听，天太热不能听，太饿不能听，太饱也不能听，空气污染不能听，打雷下雨也不能听，有事等着做不能听，有人要找你又不能听，钱不够花不能听，生病了不能听，郁郁不乐不能听，跟人吵架不能听，心里有负担也不能听。

若是结婚成家，养儿育女，事情越来越多，几十年下来，能有几天真能安安静静听音乐的时间？

由此再想：人生能有几度五光十色的童年？

能有几个推心置腹的兄弟？

能有几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能有几年蒸蒸日上的事业？

能有几次心驰神摇的经历？

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快乐？

来时坦荡自若，去时拂衣而逝，一生自然，真能对得起自己的，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念及至此，不禁感慨“一生几度月当头”，沈醉曾说，当年淞沪抗战时，戴笠领着他们抗日，白天跟日本人打仗，每晚开车回南京向委员长汇报，再赶回上海，恋恋风尘中，将士们的头上，也是如此的明月罢，而戴老板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最开心的时候。

我自己呢？

我最开心的时候，是早已过去了呢？

还是即将到来？

我想是后者吧。

其二昨天看了一部电影《1942》，说的是抗战中河南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有一位美国记者叫白修德，深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奋而揭露了人吃人的残忍真相，救活了数百万的人民。

可是，也正是这同一位白修德，写了一本影响极大的《中国的惊雷》，为极左势力歌功颂德，这股势力上台之后，倒行逆施，胡作非为，造成了严重十倍的超级饥荒，数千万人民被活活饿死。

只是，这次再没有白修德记者来为他们奔走呼告了，甚至到了今天，他们仍然被无言地漠视着。

影片中，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地主的时候，囤积居奇，敲骨吸髓；而当他成了灾民，却慈悲宽仁，救护弱小；也是同样的一个人，当他是农民的时候，他苦苦挣扎，弱小无助，可一旦成了官员，也马上开始欺下瞒上，倒卖灾粮。

佛说，欲知世上苦难事，请听屠门半夜声，哪怕人类中的最弱者，在吞噬更弱的家禽家畜的时候，我们又何尝松过口？

又何尝流过泪？

今天社会，哪里又比过去好呢？

贫僧住的京城，空气污染，房价高涨，财富横流，物欲躁动，人满为患，终年堵车，可是这一切，哪一件又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造成的，我们又能去怪谁呢？

可以断言，灾荒必有再临之日，而到时候，我们除了像河南灾民一样，默默承受，默默死去，我们还能怎么样？

所以，贫僧深感自己罪恶深重，深感惭愧而无地自容，我出家，也是实在不想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因为说实话，在社会里面，除了随着造业，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世间实在住不得啊！

苦哉！

苦哉！

（我这人觉悟低，说不出什么正能量，求鄙视）

观看电影【一九四二】首映礼，600平米巨屏，效果震撼。

令人动容的是，主创与编剧对于该篇的诠释，张国立几度哽咽，认为这是“真相的坚守”，冯小刚认为这是18年的“梦想”，王中军则认为这是对于观众的“信心”；刘震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良心”。

冯小刚现场感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刘震云，现场掌声雷动呼应。

感动是感动，回来路上，1942 让冯小刚干了，1960 谁来干！

1960的饥荒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多！

看冯小刚为《温故一九四二》写的序，提到他屡次想把这部作品搬上银幕，却屡次被毙。

有一次领导的批复是：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这个句式常见于各种规劝人做出明智选择，告诫人不要误入歧途的情境：为什么放着XXX不做，非要去XXX？

苦口婆心，为人规划，替人选择。

可有人谈风月自然有人讲苦难。

为什么大家要做一样的事？

大家都在拍光明，所以你就不能拍黑暗。

这是什么逻辑？

有人批评情节除了苦还是苦，却不知电影在总局要求下，加上比较积极的结尾；有人批评冯小刚爱找老外崇洋媚外，却不知总局还要求电影不能让老外对救灾起到太大的帮助作用；有人希望镜头不要太过血腥，却不知总局也不愿看见淋漓的鲜血。

可我能感到，整个电影是沉下心来做的好作品，那种厚重和踏实远非插科打诨小温情可比。

七宗罪这样的电影里的血腥残酷总有种有夸张耸目，扒开伤口放在你眼前看的感觉。

而真正的残酷，是不需要特写不需要音效的纪实。

这个，一九四二做到了。

蒋介石坐在车里，幽幽的说：有时候，我特别怀念北伐时期。

一呼百应，所向披靡！

那时候，我没有负担，尽可以和百姓站在一起。

凡事成功易而守功难，推翻易而建设难。

灾难的发生即是天灾，更是人祸。

历史的发生总是有惊人的相似。

电影里借蒋之口一句话点到为止，明白之人自会唏嘘不已。

无事，重新看了一遍冯小刚的1942，看完以后还不过瘾，又找来了刘震云的《温故1942》，其实本子写的很短，就是对于那么一段“吃的问题”的采访。

然后再B站又看到了张国立的一个采访，原来冯小刚为了呈现历史的真实性，竟然真的要求演员们饿着肚子演戏，张国立跟刘震云抱怨台词太多，说饿着肚子，不想说话，刘震云这才反应过来，说我这书是吃饱了写的，我马上改。

演戏尚且如此，在大势面前，个人的命运真的一钱不值瞎鹿的孝，财主的后人，神父的信仰，这一切，在“吃的问题”面前统统后退，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

人性全部散光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一定在1942年的河南。

我对剧中唯一的不满就是传教的元素和美国记者，他们就像一个青花上面的裂纹一样。

没有他们，同样不影响一部剧的叙事，而且，剧中也似乎夸大了《时代周刊》的作用，原著中也夸大了亨利鲁斯的耿直。

这不是一部应该以电影题材来呈现的话题，却也太适合电影来呈现了。

冯小刚拍这么一部戏，用尽了力气但是他没赚钱。

这本来就不是用来赚钱的电影，他的错在于居然指望大多数人可以看懂，居然指望这个能卖座。

我想他现在也应该觉悟了。

所以才有了后面随手拍拍的《私人定制》这才是应该拿来卖钱的电影嘛宁为太平犬啊！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

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

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

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

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

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

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

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

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

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

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

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

《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

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看《一九四二》已经有一个月，文章陆续修改到今天。

整体来讲，对影片不是很满意，虽然也维持了一定的水准。

肯定比《唐山大地震》有进步，但不够好，尤其是和影片前期的宣传攻势相比，更显得有点名不符实。

个人认为的不足大致下面四个方面（文中拿一些其它影片作对比举例，仅是参照之意，并无过度的褒贬）。

一、缺乏对人性和生命的进一步思考，价值观的观照不够，或者通俗点说，就是深度不够。

1942年这场灾难，原因有三条：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战争，天时地利人和都不顺，所以才有这百年一遇的饥荒。

但是大难临头，人类要如何自处？

给粮食，固然可以救身体，但心灵家园的拯救也不可或缺。

我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尽管佛教已经勤勉地在中土传播了2000年，但普通民众吃斋念佛，无非是求多子多福，家宅平安，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仍有区别。

《一九四二》里，有个张涵宇扮演的小安神父，在一众灾民当中出落得颇有喜感。

这个人物的设置，除了讨好西方观众以外，估计也是想传达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救赎和归属问题。

因为在如此巨大的苦难面前，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经不住拷问：既然生命如此脆弱，那么人类在天地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饥寒交迫中，人如蝼蚁般成群死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家人、故乡、财产、前途甚至肉体，都在风中消散，那么活着和死去又有何分别？

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能够让逝者安心离去（片中小安神父送丧的那个死不瞑目的人），让活者寻到苟活下去的理由（张国立最后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能感觉到影片试图触碰这些思考，但可惜只是一闪而过。

当小安神父发现上帝也不能拯救饥饿之后，他直接崩溃了，影片就此收回对上帝的追寻，只留下一段二胡伴唱的搞笑版赞美诗。

其实我有点好奇，为什么是神父而不是和尚承担了这种思考？

和张钫老母口里念的“阿弥陀佛”相比，小安神父的赞美诗和十字架显得很不靠谱、不接地气，在1942年的河南大地上极具违和感。

因为实在找不到依托，影片最终还是把精神归宿落在家庭伦理上。

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根基，人们已经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家庭的组成和血脉的延续上，只要有这两样的存在，那么活着就有了盼头。

这和《拯救大兵雷恩》是不同的，虽然救回雷恩也是为了让一个家庭可以“有后”，保存血脉，但斯皮尔伯格在其中掺杂了众多关于人性、人道和生存意义的探讨，片中的人物都不断地诘问生命的价值，而并非简单执行上级命令的战争工具。

但是，《一九四二》当中，无论是张涵宇的安神父还是阿德里安的白修德，其彰显的精神力量都无法和汤姆·汉克斯的米勒中尉相比，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维度上的支撑。

鉴于影片在深度思考上表现得如此贫弱，今天就算是汤姆·汉克斯本尊代替阿德里安或者蒂姆·罗宾斯亲自上阵，估计也是一样无力。

二、人物塑造扁平化。

剧中人物基本上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就已经呈现的面貌，缺少变化和丰富性，而且所有人物设定都未能脱离固有的形象。

例如蒋介石，就是一个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领袖，玩弄权术且扼杀新闻自由；蒋鼎文，一个不会作战，只会撤退，且凌驾于人民头上兵匪；白修德，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无冕之王、民主代言人，西方人权卫士……基本上，你心目中坏的领袖，恶的将军，好的洋人，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一点突破。

人当然是复杂的。

比如《辛德勒名单》里面有位德国军官，玩弄了一个犹太女孩，后来他很痛苦，因为他真的爱上了她。

虽然职责和教育告诉他，她是下等的，但人的情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他会有挣扎。

反观《一九四二》，如果可以假设，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他真的、的的确确知道在河南饿死了人，很多人，身为领袖他亦感同身受，内心煎熬，但同样作为一个领袖，他却必需牺牲这些黎民，而去保护其它的百姓。

然而媒体责骂他，外国人也批评他，无人体谅他的难处和苦恼，大国的领袖不好当啊……这里补充一下，最近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佐证：蒋是抗日的，可心里明知打不过，所以才有很多下策，比如“用空间换时间”什么的，包括把河南的包袱甩给日本人之类。

这些日记还透露，蒋在抗战期间肩负的压力太大，两次想自杀，后来靠不停地祈祷才度过难关。

（瞧，上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拯救了蒋委员长。

不过，鉴于粉饰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的头子，可能仍然为天朝电影体制所不容，所以，上面这些话就当我没说好了）此外就是李雪健演的李培基，一个焦裕录式的好干部，这个横空出世的悲情人物颇让人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在官场上混迹到今天的？

既然能当上一省大员，那想必早已经熟谙官场上的种种，为何连四处打点这种事还要秘书来提醒？

这样清廉刚正、单纯可爱的官员在共和国解放初期或许真的有，在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政府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李培基的戏份在片中不算少，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上应该有些故事，就是要“有戏”，但最后他除了不断地为民请命这一件事以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发生，莫名其妙地来，悄无声息地走，和蒋鼎文、白修德、小安神父一样，默默遁入历史的雾霭，仅仅为了传达某些概念而存在，人物形象概念化，而且设置地过于想当然。

对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有个假设：一个老辣圆滑的官场高手，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荣升一省大员，结果发现老蒋扔过来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发现自己掉进了火坑。

但深入地方与灾民接触后，哀鸿遍野的景象触动了他的恻隐之心，最终决定真正履行省长一职，动用一切官场的手腕为灾民请命，却总是不能如愿，无奈之下挂官而去——如果人物的命运有这样一个转折，会不会比现在这个一出现就注定是青天大老爷的李省长要好一点点呢？

大家见仁见智吧。

再比如，一切可以再复杂一点：例如老东家的粮车不是在日军空袭中遗失的，儿媳的钟不是被国民党兵匪抢走的，而是被灾民自己；如果灾民投靠日本人不仅仅是蒋介石嘴里的一句话，而是真正发生了，比如栓柱，真的想穿上日本军装去找回自己的女人，那么，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

答案可能也很简单，大概就是影片不能过审。

所以，呃，关于这一条理由，我相信不是冯导和刘编剧的错。

线索太乱，层面太多，重点太杂，什么都想表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展开讲清楚。

一个重大事件，可叙述的角度必然很多，比如二战，比如奥斯维辛，拍了大半个世纪仍然不断有新片出来，而且不乏佳作。

光一个诺曼底登陆就拍了多少回？

拍集中营，有《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也有《美丽人生》这样的，甚至还有《朗读者》这样的。

管中窥豹，倒可以小见大。

相反，如果今天有人想拍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全景式史诗大片，那估计就要吃力不讨好了。

要表现的内容那么多，如何能够在短短二三个小时内讲述清楚？

现在冯小刚和刘震云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他们希望告诉大家，1942年在河南那旮旯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他们很努力了，下到普通百姓，上至一国领袖，什么都拍了，但终究还是浮光略影。

电影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想要了解史实的大众自可去翻查史书，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是艺术地叙事，而非把仅仅把历史影像化。

一个外国记者1942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个乡村神父在灾荒面前的心路历程，一个地方官员在赈灾救灾过程中的困境与无奈，一个封建地主在饥馑之年家破人亡、沦为赤贫的曲折离奇，一个农民家庭在逃难中被迫卖儿卖女，丈夫死于非命，妻子又卖身为娼的悲惨境遇，上面每一个角度都足以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

但是现在它们被生生整合在一起，挤压到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搞得每个人都无法很好地伸展拳脚。

所有的故事都点到为止，所有的人物都只是概念的载体而非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比如白修德这个人，他的性格、经历、结局完全没有交待，他什么来中国？

为什么执意要揭开河南大灾这个盖子？

这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时代》杂志的授意？

他是孤军奋战，还是当时还有其它的外国记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凡此种种，如果追述下去，会多么有意思啊。

可惜现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众多视角中的一个，目的是反映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的立场，相当于文章最后所加的那个“相关链接”。

当然，我也很理解因为长期题材约束造成的饥渴，导致中国导演有太多的话想说、想表达，个个都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恨不能把什么材料都炒在一起一锅端上来，结果弄不好成了一盘杂烩。

所以，还是悠着点吧，慢慢来，希望冯导这个片子只是开了头，能够引导其它人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去开掘这个题材。

毕竟这是民族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再怎么反复描述也不为过的，楚汉争霸都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拍出N多个版本，这个1942年的大灾荒还只是刚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值得再深挖。

四、过于夸张的煽情。

这是冯导最擅长的，已经被诟病了很久，此片虽然已经内敛了很多，但还是不可避免堕入过度煽情的俗套。

论夸张的煽情，最厉害的当是穷摇片里的刘雪华阿姨和马锦涛蜀蜀，动辄泪如雨下，呼天抢地，撕心裂肺，仿佛不这样，便不能体现出内心的悲痛。

倪萍大婶则是内地的翘楚，常常霸着央视的屏幕，做深情告白。

其实也不是她讲的故事不感人，只是一看到她热泪盈眶的样子，我马上就不想哭，只想笑了。

冯夫人徐帆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她当年因为拍喜剧和冯导相识，扶正之后夫唱妇随改拍悲剧。

其实她早年演喜剧还挺成功的，演悲剧则勉为其难（按理她是金马影后，演技获得肯定，或许不该这么评价，但个人还是觉得她在《唐山》中的表现，远不如早期在冯氏喜剧中来得出色）。

以个人喜好来讲，我是很不喜欢对悲剧做这样处理的，虽然也不得不承认刘阿姨、马大叔和倪大婶的眼泪对部分观众还是很有杀伤力。

因为近期同时也在放李安导演的片子，所以就随手拿来对比。

比如著名的《断臂山》，自始至终感情一直收着，直到最后出现衣橱里两件套在一起的衬衣，希斯·莱杰落泪了，可观众的眼泪比主角更汹涌。

所谓悲剧，大概就是这样，叫人在哭过之后，还长久地被一种低徊的情绪所笼罩，也许流泪，也许欲哭无泪，可至少我们的心已经深深被触动。

悲剧，是有力量的，能够直指人心，而不仅仅是让演员在镜头面前顾自宣泄。

回到《一九四二》。

看介绍说，这戏已经很收了（确实如此，比起《唐山大地震》，徐姐姐这次真的收敛很多），据说为此，冯导夫妇还拌了嘴。

但在很多地方，煽情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比如洛阳城外花枝再婚和被卖的那一段，那个换棉裤的细节画面虽然拍得美，但拖沓，镜头煽情却不会叙事。

几位男主的表演要好一些（和马锦涛叔叔比起来肯定是好很多很多了），不过，张国立父子从头到尾的表现就在述说一个意思：惨啊，惨啊，你看我多惨啊……李雪健也是永远一副苦逼相，一望而知是个倒霉的老好人。

这里也没有指摘演员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还是和剧情安排以及导演的处理手法有关，冯导向来热衷在悲剧里加入肥皂剧式的煽情，而不像以前那样，把天下大事举重若轻地加进喜剧里调侃。

所以，产生的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温故1942《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

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

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

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

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

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

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

是啊，他还能怎么样？

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

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

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

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

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

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

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

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

”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

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

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

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

关羽问：带不带饥民？

刘备说：带！

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

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

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

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

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

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

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

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

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

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

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

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

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

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

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

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

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

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

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

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

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

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

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

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只是说姥姥的一九四二的。

所以，不是影评。

抱歉占了个格子发在了这里。

姥姥是当年跟随家人从河南逃荒逃到山西的。

结果到了山西发现也活不下去.其父母决定死也要死在在河南，于是又往回走。

还没走出山西，就支不住了。

姥姥和姥姥的妹妹先后被送了人。

其后便是几十年的亲情分割。

文章是母亲四年前写的。

看到《1942》上映，决定发出来。

这是真实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来源于姥姥的回忆。

无关电影。

姐妹情深 六十五年的牵挂2008年4 月19日，农历戊子年三月十四。

早已和父母计划好了，这天要去建宁寻找失散多年的姨妈———我母亲的亲妹妹。

说是寻找，其实已有一个不太确定的目标，由于天气预报说有雨，且天气也一直阴沉，因此就没有出发。

吃完午饭稍作休息后，看没下起雨来，母亲已是急不可奈，因为为了这一天，她已足足等了六十五年，于是我们一行七人就出发了。

但没想到，车还没开出母亲住的家属区，天空中就下起了小雨，冥冥之中，似乎老天爷也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母亲年事已高，今年七十有四且行动不便，但六十五年前的一切却仍然历历在目，向我们说起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而我也惊叹时间的巧合，六十五年前，也是春天，也是农历的三月中旬......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3年的春天，农历三月十六日，我的外公外婆怀抱出生尚不足百天的姨妈，领着我8岁的母亲和我当时只有3岁的舅舅，从河南的武陟出发，踏上了逃荒之旅。

一家五口，全部的生活家当就是一条破被子和一个花生饼。

之所以北上，是想去山西壶关要回从前做小买卖时别人的欠款。

兵慌马乱，民不聊生，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头顶上日本人的子弹飞来飞去，饿了就乞讨，冷了就五口人卷缩到一起取暖。

从河南逃荒去往山西的路上，不知多少大姑娘小伙子走着走着倒在路边就死去了，更不用说年龄大一些的人。

那种情形，那种年景，谁也顾不了谁，实在乞讨不上饭吃的，就只能就吃路边的死人。

连续的奔波，外婆已饿得头晕目眩，怀中的姨妈一点奶水也没有。

逃荒路上的人们还得躲避日本人的杀戮，遇打仗就藏匿到山旮旯里不敢出声，饿得死去活来的姨妈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

但即便是这样，外婆仍得捂着她的嘴，过一会给她放开让她喘口气，怕万一她哭出声音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就都没命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壶关，一看，欠债人也穷得过不下去了。

钱没要到，外婆外公想，就是死，也得死在河南家里。

于是无奈的外公外婆只好往回返。

还没走出山西，眼瞅着一家五口就都要饿死在路上了，外公外婆想：与其让8岁的女儿跟着他们饿死，还不如送与他人，也许还能活命。

走投无路的外公外婆只好狠下心来将我的母亲卖给别人——8岁的母亲给她的亲人换来了一斗玉米。

外公外婆告诉母亲说，会用这一斗玉米作为周转，捣成面做成窝头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然后再继续买玉米、做窝窝头，这样周转开后也许就能养家糊口，还能再把母亲赎回来。

临走时外婆一直安慰母亲说，不要哭，我不走远，就在这附近做点小买卖，卖窝头和黄馍，等到能生活了就来领你。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外婆离开之前一再叮嘱母亲：记住咱家是河南武陟木兰店东石寺村。

8岁的母亲从广袤的中原徒步走到太行山上的高平、壶关，哀鸿遍野，耳闻目睹的全是灾民、战争和死亡。

死人堆里走过来的她格外懂事，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迫不得已，也明白跟着自己的爹娘将是生死未卜，只是不知道她的亲人将走向何方。

母亲看到外婆怀中奄奄一息的妹妹，捡起卖自己时地上掉下的三四粒生玉米在口中嚼成糊状，连同唾液，口对口地吐到姨妈的嘴中，这，就是我的母亲和她的亲人的诀别。

外公外婆拿着卖我母亲得来的那一斗玉米，也拿到了满心的悲伤和痛苦，然而灾难仍没有放过这对可怜的夫妇。

刚走到建宁的村口，玉米就被土匪抢了，还把外公的衣服剥了个精光，是外婆跪到地上一再给他们磕头说好话，土匪才给了外公一件外衣系到腰间算是遮羞，伤心欲绝的外公外婆此时已是万念俱灰，只想着死也死到自己的家乡，于是一路乞讨着往回返，山西之行的要帐之路成了亲人的生离死别之旅…… 母亲一直期待她的家人都能活下去，但是二十年后才知道，我的外婆外公走了还不到100米远的距离，看着自己怀中刚够了百天的小女儿，已是奄奄一息，便随便敲开路边一户人家的大门，把女儿送给了人家，然后匆匆走开，只怕人家不要的话，自己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骨肉饿死在自己的怀中。

等感觉那户人家关了大门，外婆才又重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死死地记住：这是个丁字街，我的小女儿在这个大门里。

解放后，外公外婆曾先后三次徒步重上太行山去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找到丁字街，却再没能找到用围裙抱走自己那只有100天大的女儿的那户人家。

外婆不敢去认领，只是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找到我的母亲后，她还一再叮嘱我母亲和我濮阳的姨妈：如果我有生之年找不见，你们也一定要去找找，告诉她她的生日和时辰，仅此而已，我生她但没办法养活她，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她过得好就行。

民国33年，公元1943年，28岁的外婆将两个女儿送了人，二十年后————我的母亲28岁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964年，新乡到长治北通了火车，我的裹足的外婆，悄悄爬到煤车上，来到了魂牵梦绕的山西，然后又徒步走到撇下自己亲生骨肉的地方-高平建宁，却仍没有找到她朝思暮想的女儿，经多方打听才知道自己送人的那个大女儿被送到了围城，至于那个小的，没有任何人知道。

于是三寸小脚的外婆又翻山越岭，徒步 30多公里从建宁走到城关的围城，到那再打听，才知我的母亲15岁就被嫁到了再顺着铁路往北走15华里叫寺庄的村里。

于是外婆又徒步从围城到寺庄，许是外婆的执着感动了苍天，进到寺庄村里询问的第一个人就知道母亲，而且当时她们竟然就站在母亲的家门口。

激动的外婆没作任何考虑就进到了母亲的家里，但此时此刻，受尽磨难的母亲，没有养父母和公公婆婆的同意，在见到自己魂牵梦绕的亲生母亲后，居然不知所措，不敢上前相认。

母亲在15岁未结婚前，常常向她的继母请示去赶集，谁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去赶集，她衣不蔽体，身上也没有一分钱，谁也不清楚她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爱赶集。

到了集市上，她从没买过任何东西，她只是找人，看有没有卖窝头的人，看那是不是自己的爹娘，自己用8岁的年龄换来的那一斗玉米是不是救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的命，她想让她的亲人知道，不管吃了多少苦，她还活着，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弟妹怎么样了，想知道自己的爹娘挣够了赎回自己的钱了没有。

而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她总也见不到自己朝思暮想的亲人，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他们还活着呢吗？

他们还好吗？

而直到二十年后，母亲才知道，她那只有100天的妹妹，就在同一天，就在离送下自己不到100米的地方，就在一刻钟之内，不得已也送了人，自己可能已和她在一块土地上生活了整整20年，却一无所知。

母亲不识字，也不会骑自行车，家庭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没中断过寻找自己的亲妹妹，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她就向人家说起这段往事，并委托别人帮忙寻找和打听，而却总是杳无音信。

有时有一点线索，却又总被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否定，就这样断断续续，总没有个结果，母亲甚至产生一些想像和幻觉，只要有人说是建宁的，年龄感觉和自己的妹妹差不多，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妹妹呀！

但是一次次的失望也让母亲渐觉希望渺茫，于是将这个心愿慢慢地尘封了起来，后来我们姐妹几个参加工作后都也先后打听和寻找过，但都是无功而返。

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逃荒到建宁的河南人已都找到了亲人，没听说哪一个还没找到，寻亲的事就这样被轻轻地搁置了，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忙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每个人又都在自己的心底里默默地祝福：但愿她活着，但愿她过得还好。

而母亲为了不给子女们找麻烦，把这个心愿打成结，深深地放到了心底，再也不见她轻易提起。

而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我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先后辞世。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行动愈来愈不方便。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普通的饭局里，一个建宁的女人说道：“其实我的母亲是河南人，但至今也没找到亲生父母。

曾有寺庄的一个照相的去找过多次，由于我的爷爷奶奶的阻拦，就没敢见面。

我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只知道自己有那么高的时候（她用手势比画大约有8岁小孩的身高）邻居悄悄告诉她：‘你不是建宁人，你是河南人。

你现在的父母对你很好，他们养活你很不容易，你可不能去认你的亲生父母而忘了你的养父母’。

而我的爷爷奶奶膝下并无其他子女，对我母亲确实很好，于是我母亲没想、也不敢且也没那个能力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个想法也就打成了结，沉到心的最底层，直到我的爷爷奶奶先后过世，我母亲才又重新产生了这个念头，但又无从找起。

曾有许多来相认的，感觉都不像，来往也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我母亲一直没找到她的根在何处。

”而坐在对面的女人就是我的二姐，她听得目瞪口呆，脱口而出说：寺庄那个去找寻过多次的人就是我的父亲！

一切仿佛如梦境，消息迅速在全家传开，二姐专程跑到建宁，想去确认一下。

说起经历来非常像，一看长相却与我母亲及小姨妈都不太相似，再说年龄就感觉更不相符，起码相差三岁，于是此事便又是轰轰烈烈提起，又轻轻地放下了，我们亦已不再抱什么希望。

半个月前，我的小姨妈从濮阳来我家小住，姐妹俩又说起那个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人--母亲的亲妹妹、姨妈的亲姐姐，思念亲人的感情的闸门又一次被打开，这次无论如何姐妹俩也要去看看，究竟她是不是亲秭妹！

作为子女，这次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于是就择日而行。

65年前，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满目疮痍。

而今天，淅淅沥沥的春雨将我们的心情也打得异常的悲伤，整整65年，重新回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方，母亲努力去记忆深处找寻那往日的影像，老街还在；窄窄的、曾经住过一晚的那个院落仍依稀可辨。

但最主要的，母亲还是寻找那个外婆交待过的丁字街，那个把妹妹送与别人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人非物不是，能机器1942年左右事情的，起码也得在80岁以上，找到的寥寥几人，亦不知我们所云。

于是直奔那曾经定下的目的地，进得人家的大门，母亲便泪眼婆娑，三人相见，比比耳朵，比比个头，比比手，似曾相识，此时此刻，真希望有人能作证：这就是我的妹妹，这就是我的姐姐，这就是你们孩子们互相的姨妈，希望奇迹就发生在现在，希望奇迹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时间就在这里定格，感情就在这里交融…… 对医学，我们不懂，天真地想着科学这么发达，应该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结论，一问，不行，只能做亲子鉴定，姐妹之间无法鉴定！

但愿不如所料，却每每恰如所料，所有人都非常失望。

农历的三月二十，65年前，也是这一天--农历的三月二十，我的外公外婆将她的两个女儿无奈地送与了他人。

而今天，一位老人，在子女的陪同下，来与她心目中的亲姐姐和亲妹妹团聚，不同的经历，共同的心愿使她们的心很近很近。

不是似曾相识，却胜过旧友重逢，此情此景，谁都不忍心去探究：究竟是不是所要找的人？

而我只想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亲外甥亲外甥女，但我实在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那个奄奄一息被送了人的姨妈？

200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