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1音乐与歌舞片对音乐片和歌舞片进行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前者那里，音乐是作为重要元素或重要主题出现的；而在后者，以好莱坞经典歌舞片为例，歌总是与舞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作为听觉形象的音乐在歌舞片中是与作为视觉形象的舞蹈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类歌与舞的结合并不发生在舞台上，而是生活中；或者说，在歌舞片中，整个世界就是舞台。

例如，在著名歌舞片《雨中曲》中，主人公在前一秒还在对话的状态，但下一秒就沿着街道，唱着歌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或许更好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当男主人公在饭馆里和朋友聊天倾诉时，忍不住唱起了歌、跳起了踢踏舞；随着主人公的变化，令人惊奇的是，周围的世界也陷入了“歌舞化”：饭馆的客人、老板，甚至路过的行人都纷纷驻足停下来观看，有的还加入进来，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而随着歌舞的结束，整个世界再次恢复秩序和宁静。

在这个意义上，歌舞是进入梦幻世界的钥匙：随着歌舞的出现，影像在现实生活和梦幻生活中过渡，似乎完成了不同世界的转换。

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世界转换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所谓复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单数的世界，那些梦幻的影像不过是这单数世界中的潜在影像而已。

所谓潜在影像，是相对现实影像而言，指那些还没有成为现实或正在成为现实的影像，如同冰川在海面之下的部分，且真实存在于时间的绵延当中。

潜在影像与记忆紧密相关，当我们感知到某种刺激，我们可能在刻意识别下回忆起相关的影像记忆，如果这种感知是清晰明确的，那我们可能会回忆起与之一一呼应的影像；如果是模糊的，我们有可能会在感知与回忆的关系中不断循环，勾起一连串的影像，最终的效果如同在梦中，获得时间和视点都自由的梦幻影像。

2《盛夏》中的两类音乐在《盛夏》当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类音乐。

第一类是故事中的真实音乐，包括维克多·崔和麦克在舞台、房间和海边演唱的那些摇滚乐。

在这些音乐段落里，并未表现出潜在影像，歌曲只是作为单纯的音乐存在着。

当然，这些歌曲及歌词具有某些叙事和结构上的作用，例如麦克一开始唱的“你是垃圾”以及给维克多捧场时演唱的“你是摇滚明星”等。

总之，这些音乐的作用，来自于其本身的力量。

而第二类音乐，是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歌曲。

例如在火车上、在巴士上以及麦克与红衣女人在雨夜的出租车旁边出现的歌曲。

这类歌曲不仅具有来自音乐本身的情感力量，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简笔动画的配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不同于音乐片的效果——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在歌舞片中的现实影像与梦幻影像的过渡。

若再加以留意，我们将发现，在这几个超现实段落中的“梦游者”和“歌唱者”，不仅仅是我们的主角（在更多时候他们甚至是哑口无言的），而是那些乘客和路人。

市民们在公众的场合神经质般唱着梦幻的摇滚歌曲，反倒是作为主角的演员们一声不发，这一戏剧性的对比呈现出的是一类集体式的疯狂。

与克制的摇滚歌手相比，陷入梦游症的人究竟是谁呢？

此外，另一个意味深长的音乐段落是在混乱的聚会上由条纹男所演唱的那首曲子。

在此，不仅其歌词是别有意味的（如“我想要有这样做的权利”），而且就其身份而言，他与其说是维克多他们真实的伙伴，不如说是与黑衣男子类似的来自于导演的符号。

在聚会终了之后，他从酒醉中醒来，于是我们见证了绝妙的一幕：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在地上学了一声海鸥的叫声，而背后的银幕接着传来的正是此起彼伏的海鸥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他进入银幕的瞬间，然后是他在宁静的海边的告别：赤裸身体拥抱海上朝阳的新生。

于此，一连串影像的循环与连接成为可能：处在观众一方的导演安排黑衣男子与条纹男子进入了影像的世界，维克多等在影像世界中又见证着现实与梦幻影像的过渡，而导演的使者在影像世界中再度穿越影像之门…在他并挥手和我们告别的那个瞬间，我们知道他实现的是真正的自由。

3《盛夏》：爱与自由如果说《盛夏》有什么主题的话，它应当是关于爱和自由的。

在维克多初次登台时，麦克送给他一首“你是摇滚明星”；在为维克多录专辑时，麦克因为设施的简陋而劝说道“只有当有一天，孩子们都能唱出来时，那才是歌”。

关于音乐，他们俩人的理解固然不同，但支撑下去的爱是一脉相承的。

结尾，维克多让新加入的鼓手停下鼓点，等待麦克夫妇的入场。

在“我种了一棵树”的抒情吟唱中，见证的是麦克的退场。

在这里，与其将其看做关于真实人物的音乐传记，不如将其看做导演个人化的表达和歌舞般的思想写作。

如果说在这里有某些政治因素的话，一方面是由于，那些恐怖如此强大，以致于就算费尽全力也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怖尚且还在现实中延续。

就像麦克在聚会上所说，“这里是个沼泽，而我只是沼泽里第一名的蟾蜍。

”我们可以看到摇滚乐在这里的妥协，以及麦克对自己定位的清晰与冷酷；但可以明确的是，恐怖或许剥夺了他们在艺术上的爱和自由，但毕竟只有事先拥有爱和自由的人才能体会那是什么滋味。

而正是这些，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本文首发于【MOVIE木卫】（微信公号：movie345）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作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的前苏联，黑市交易活跃、西方商品暗度陈仓成为这个庞然大物的繁荣表象下沟壑纵横的蚁穴。

而伴随着西方商品一同走私舶来的，还有风靡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乐。

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然还在集体化的生活操练千篇一律的着装和个性，却早已远离了十月革命的翻天覆地、也未曾经历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腥风血雨，他们面对着前领袖个人崇拜的土崩瓦解，曾经神圣的真理和史实俱被推翻，耳濡目染着铁幕之外的光鲜欲望、迷茫而混沌中的年轻人，偷偷读着索尔仁尼琴和纳博科夫，暗地览阅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欧美电影，而摇滚乐更以其激进而前卫的姿态，前所未有地回应着他们的虚空和反叛、热情和憧憬，以星火燎原之势在这块土地上迅猛发展。

官方重重打压、主流意识形态的抨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也未能阻挡这股摇滚洪流冲向铁幕之后的前苏联。

随着摇滚乐音乐人的不断出现、影响力扩大，越来越多的摇滚俱乐部也随之诞生。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The Leningrad Rock Club）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80年代前苏联最大的摇滚阵地，那些传奇的前苏联摇滚乐队都Aquarium、Kino、Zoopark、Piknik、Alisa、DDT、Televizor、都从在这个摇滚俱乐部中走出来。

谢列布连尼科夫记录80年代前苏联摇滚乐章的电影《盛夏》，正是开场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彼时Zoopark的主唱——及肩长发戴着蛤蟆镜、一身西方嬉皮士打扮的麦克正在舞台上激情嘶吼“你是垃圾”，而台下正襟危坐的年轻人却还时不时要被巡逻的工作人员按捺下尖叫和横幅，只能在膝盖上敲击出响应躁动鼓点的节奏。

在随后的一次湖畔聚会中，麦克身边围坐着伴舞歌唱的男男女女以及他同样热爱摇滚乐的女友娜塔莎——如果不是语言差异，似乎根本分辨不出他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嬉皮士的区别。

娜塔莎注意到了韩裔青年维克多·崔，他们的一首《懒惰鬼》引起了众人的随声附唱以及麦克的提携关注，因为这次结识使麦克成为了这个未来被称为前苏联摇滚教父的早期引路人。

经历了60年代的对欧美摇滚乐的亦步亦趋紧紧跟随，复制时代的苏联青年成长到70、80年代形成了具有民族性的觉醒和自我个性的发展。

原本就作为自由独立精神象征的摇滚，放在政治高压、文化贫乏的前苏联，更是有了反叛和对抗主流的意义，从而成为精神生活贫瘠之外的一块纯粹的乌托邦。

因而歌词内容的批判、讽刺和戏谑绕过文化机构斟词酌句的审查，曲折指向令人失望的政治前景和日益分裂的社会现实。

Kino主唱维克多·崔唱作的歌曲，一方面保留了俄罗斯诗学语言传统的格言与隐喻，另一方面从从避世主义的消极反抗，转变为尖锐而直接的的挑衅相搏。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音乐传记并没有过多的停留在叙事的层面，紧紧跟随维克多的成长与成名展开一个造神运动，也没有从纵深宏大的角度精确刻录这段历史发生的时间维度，它更多流连沉溺于那些没有连贯性的片段场景：忙碌而拥挤的演出后台、篝火晚会上的光裸肉体、喋喋不休的酒精大麻派对以及麦克墙纸剥落破败狭小的集体公寓。

于是电影镜头的视角，更像是一个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是游离于明星和拥趸之间的旁观者，是麦克的女友娜塔莎、是梳着大卫·鲍伊发型的伴奏青年、更是引导着一系列未曾发生场景以MV形式呈现的神秘黑衣人。

在这样的视角中，被后世赋予太多编撰注脚的摇滚史诗的戏剧性、悲剧性和英雄光环被一一抹去，没有撕裂关系的争吵和分歧，也并没有过多关注于摇滚启蒙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叛逆、浪漫的宣泄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奈抗击。

同样，麦克、娜塔莎和维克多三人之间微妙关系，也像是从熟知一切的老友口中娓娓道来，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友谊和蜻蜓点水般的爱情，绕过了沉重的道德审判和情爱负担。

电影将叙事性让位于音乐性，这体现在电影中多段以异想形式穿插的MV，综合了前苏联对于欧美流行乐的折衷口味，包括Talking Heads的“Psycho Killer”、Loud Reeds的”Perfect Day”、 Iggy Pop的“The Passenger”，被路人众口传唱的画面辅以早期MTV的复古动画涂鸦风格而呈现；更多被主角们提及的偶像则是摇滚殿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披头士、地下丝绒、大卫·鲍伊、T-Rex、Blondie等等。

《盛夏》仿若一封致予1980年代列宁格勒地下摇滚的书信，记录着那个大片黑暗笼罩中零星灯光下的混杂时代，既流露出身为同时代人的温柔恻隐、也夹杂着音乐的狂乱和迷醉。

相比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上一步戛纳入围作品《门徒》所里展现出的少年戾气和执狂，《盛夏》中的年轻人们显然要乐观善良许多，然而两部电影同样都在关注俄罗斯青年们的精神信仰。

一种是后铁幕时代中对于东正教的皈依追随和狂热极端，一种是后斯大林时代中迷茫青少年将精神寄托于摇滚乐而寻求解脱，同样是对前信仰的碎裂瓦解的焦虑，同样是对民族现状的思考和批判。

电影即将结束之时，场景再次切换回摇滚俱乐部，梳着妖娆发型、开始用自己的风格开创新一个时代的维克多在舞台上低吟浅唱“我知道我的树，很快会离开我”，而台下与他遥遥相望的是麦克和娜塔莎，带着蛤蟆镜的麦克依然让人看不穿他的情绪是否有被取代的怅然若失。

而此时距离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前苏联的大厦将倾仅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世界阻隔成两极的铁幕正在被凿开越来越大的裂缝，从中透出的光线点燃着越来越多自由烟火。

1990年，Kino的灵魂人物维克多·崔在开车返回列宁格勒的途中发生事故身亡。

1991年，Zoopark的核心麦克因为脑出血在家中逝世。

1991年，被视为具有文化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型摇滚音乐节——莫斯科没有红场摇滚音乐节在图什诺机场拉开帷幕。

2017年，向来与当局立场争锋相对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捕，至今仍在狱中。

电影驻足于前苏联摇滚时代的落幕前夕，在娜塔莎感动欣慰的鼓掌声中戛然而止，让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让一个时代的青年信仰，成为永远驻存于那个年代的精神符号。

苏联解体前勃列日涅夫的共产时光，受监管的地下音乐里诞生了后来被誉为苏联摇滚教父的维克托·崔，影片以帮助了维克托的Mike夫妇为切入，解构音乐并相对的进行时代还原，看似很大程度地在规避政治，但这里是列宁格勒与摇滚，是蒙住双眼蒙住天也要看见幸福的红布区，你看见堕落就是堕落，看见真诚就是真诚，《危楼愚夫》的结尾，放的就是维克托的《宁静的夜晚》。

重要台词1我代表摇滚俱乐部部门，对你们表达感谢2喂，摘掉你的眼镜，我从没看到过你的眼睛3苏联摇滚音乐家必须发现人性好的部分，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4祖国为你提供教育，祖国教会了你，为了什么？

为了你可以建造房子，成家立业，然后种一些树，但是你们就像野兽一样尖叫”“性爱手枪才在尖叫，我在怒吼5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发生，如果发生就好了6你为什么想要拿起吉他？

7我认为写一首无意义歌曲是一种成就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美则美矣，充其量只是一支超长版的MV。

更讽刺的是，这部描述前苏联摇滚教父的音乐传记片里没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苏联地下摇滚乐曲，反而是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摇滚作品充斥其中让我大饱耳福（David Bowie、Lou Reed、Iggy Pop等等如雷贯耳的大牌）。

也许导演并不打算拍摄一部传统的传记片，只是想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来还原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气氛。

好几段长镜头场面调度精彩，开头几名女生偷摸进入演唱会的一幕就是相当精彩的示范。

导演用流畅的跟拍长镜头迅速推进叙事，同时揭示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台上是激情演唱的歌手，台下是禁止站立欢呼的观众。

之后数段幻想情景及涂鸦动画的演绎，尽情刻画出当时青年人不畏强权，内心叛逆的反抗精神，比如在火车上斗殴以及演唱会舞台上下玩成一片这两段最为显著。

然而，这种比较廉价的MV表现手法明显打乱了叙事的节奏，令情节变得空洞涣散。

此外，故事的切入点有点出乎意料，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情三角恋，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在后半段逐渐收缩。

前半段精心营造起鲜明的时代背景气氛逐渐消散，压迫在青年音乐人身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似乎踪影全无。

回避特殊时代背景而回归人物情感纠葛的手法不算创新，但是这种过于隐晦的政治隐喻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反思或批判效果。

这跟好莱坞那一类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音乐爱情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你要钱去买针但却把钱花在你朋友身上感谢上帝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孩子-盛夏，太阳出来了，我却辞退了我有很多时间，却没有钱但我也不需要钱-你在唱我们敌人的歌性手枪是工人阶级，他们不是敌人-懒惰是我最好的品质很多时候，我靠懒惰解决了麻烦-评价地下丝绒第一张专辑：我喜欢他们其实录得很烂这个事实-我们是用鼓点写诗的人-我们创造这个摇滚俱乐部，是为了展示摇滚乐并不是一个臭水沟但你们却把摇滚乐拖进了排水沟-苏联摇滚音乐必须发现人性中好的部分，并且扮演积极的社会角色-我们的歌批判了社会中的不良行为，《八年级女孩》批判了滥交，《我的朋友》批判了青少年酗酒，《只有时间没有钱》批判了寄生虫行为-这对我来说很难见到你见不到你都很难

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有一部金棕榈提名的影片不仅获得场刊高分，口碑更是一路飘红——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执导的《盛夏》。

这位导演的作品目前累积尚不算丰厚，但也算影展常客，《门徒》2016年就在戛纳进驻过“一种关注”单元，更早前的《背叛》得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提名，以及《尤里日》获2008年洛迦诺金豹奖提名，因此我们不妨将这位蓄势待发的俄罗斯导演归置入值得期待的新锐导演大营。

本片将镜头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列宁格勒，一群深受西方摇滚乐洗礼的年轻人以蓬勃的创作力与散发着蒸腾热意的无穷精力，把生命投入到摇滚乐的创作中去，并身体力行地演绎着激情与梦想，在禁锢的现实中寻求超然、灵性、自由的世界。

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里两代摇滚青年——Zoopark乐队的主唱麦克·诺门科与Kino乐队的主唱维克多·崔在音乐上互相欣赏，并通过前辈提擢，后生接力摇滚精神传承，维克多与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互生情愫。

影片虽然将时间定位于较为敏感的时期——苏联解体前夕的最后“安定”时光，但显然不打算对政体和时局大肆鞭挞，一方面是出于审查与被钳制（毕竟导演由于其经营的果戈里剧场涉嫌挪用公款而被软禁，但真正原因众说纷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摇滚外衣的包裹下，三角恋是另一条主线。

也正因如此，影片重点虽落在黑白光影的澄澈和运镜的流畅、调度的娴熟上，叙事却被挤到最稀薄的状态，政治背景近乎虚焦导致叙事近乎平板化，主宰全片的是丰沛充盈的情感流淌，缺点也是一目了然的。

MV式拍法里蕴含的丰富视听语言本片最让人诟病的可能就是“故事单薄无聊，借摇滚之名拍MV”，不无道理。

不过我相信大部分观众会对开场的长镜头跟拍印象极为深刻，从窗口开始手持一路跟随，进入到俱乐部内部、厕所、准备室，扫过乐队群像，最后终于定位于光芒万丈的舞台。

将近三分钟的长镜，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主要冲突等丰富信息，导演对场景内部的调度手法之娴熟可见一斑。

另外几段跟拍麦克上楼梯、进录音室的长镜，亦有同样效果。

对空间的把控调度是本片一大特色，拍摄狭窄的室内场景多为手持，跟随人物行动游弋，紧贴人物的情绪流动，也昭示青年们不无混乱的情感与生活状态。

而黑白光影赋予这种“混乱”以表象上的纯净明洁，仿佛所有的焦虑、不满、抗争都在掌控完美的光线里洗涤了一遍，批判的犀利性也随之削弱，可能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借片中角色之口言及：“避开政治，悠闲地讨论虚无。

”动画的加入是另一亮点，不仅使视觉效果的丰富，更是内在情感斗争的外在表现，比如麦克留给娜塔莎和维克多独处的空间，在雨夜里痛苦地思想斗争，唱着Lou Reed《Perfect day》的红衣女人，与逐渐漫画化的雨点一样，最终想象替代了真实。

因此动画部分也指代不可能发生的幻象产物，如火车上摇滚青年们被其他乘客指责为“意识形态的敌人”，因而发生冲突，他们模仿Sex pistols，以臆想中极度夸张的言行对抗令人窒息的现实环境（这一段可能是全片最明显的直击现实之处）。

此时担任打破第四堵墙职责的旁白介入者举牌：“这些都没发生过！

”，这位同行男子直视镜头，打破幻想，有间离效果，还担当着叙事视角的功能，他替代观众出入幕间，恰如基顿式跃入银幕，真实和想象的界限被模糊了。

除了动画，影片还采用彩色嵌入、分屏等花哨手段，一部分彩色配合动画暗示内心戏；另一部分则是主观视点的切换，Zoopark乐队的传记摄影师将摄影界镜头对准乐队时，乐队成员们立刻呈彩色，说明他们的生活在日常中是灰暗失意的，而在有立场选择的素材撷取中是明亮鲜艳的。

三人行的聚拢与分离比起眼花缭乱的视听语言和反复的调度手段，叙事单薄到几乎可算是“没有故事的故事”。

影史上关于三人行的经典之作甚多，如《祖与占》、《戏梦巴黎》、《她比烟花更寂寞》、《情迷六月花》等，都以滚烫的情爱与颇具戏剧化的峰回路转让人过目难忘。

而本片中随性的相处、淡然的离开，婚外恋似有似无、欲语还休，比起他们投入摇滚乐的狂野跌宕，这段三角恋的开启和结束都堪称云淡风轻。

“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彼此的相逢与互赏，在各自的生命里镌刻上记忆。

初次相逢的夜间海滩，涌动着逃离现实钳制的青年们吟唱欢舞，篝火照亮了他们年轻而自由的灵魂，美好的青春肉体在浪潮里奔跑，这是一切故事的开始，这是盛夏的开始。

娜塔莎与维克多就相逢在这片流淌着音乐与风的海滩上，维克多初试啼声、技惊四座，谁能预料到这将是影响俄罗斯摇滚乐坛的传说呢？

黑塞在《堤契诺之歌》中这样写道：“夏日只拍动一下它既短暂又贪婪的金色羽翼，就飞快地逝去了。

”如此描写适合这段褪去道德批判色彩的恋情，以及麦克和维克多辉煌而短暂的生命留存，在盛夏明亮的光线里盛放过后迅疾消匿，如夏日傍晚的霞光散尽，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记住并怀念，这怀念里渗透了光线的影子，落日的余晖，风的方向，远处海浪的回声。

差点踏入摇滚史上著名“27岁俱乐部”的维克多，显然拥有天赋的吉他演奏技艺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力，他创作的歌词富有生活气息，贴近现实，配以美妙旋律，很难不让人产生好感。

麦克和娜塔莎几乎同时在初次见面就认同了这个年轻人，并逐渐参与到彼此的日常生活中去。

娜塔莎与维克多确认心意是公交车上随着Iggy Pop的《The passenger》，借乘客之口唱出心中荡漾。

麦克对维克多的欣赏，无疑是伯乐式的提携，为初次登场的Kino乐队带动现场气氛，引导他们进入地下音乐圈子，帮助他们出专辑，甚至在娜塔莎直言对维克多的好感后，麦克留给他俩独处的空间……削弱三人之间容易狗血化的情感矛盾，焦点仍是无处不在的音乐，两位在俄罗斯摇滚史上均占一席之地的音乐奇才，因为音乐相逢，也因为音乐而分离。

在T-Rex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过后，矛盾日益明显。

针对heavy metal（重金属）与disco（迪斯科）之间的选择，暴露出麦克和维克多的创作风格截然不同，彼时西方摇滚乐涌入苏联，在“时效”上略有差异——The Beatles、Bob Dylan、Led Zeppelin、The Doors、David Bowie、The Who、Echo & the Bunnymen、Billy Joel……横跨英美60到80 年代，处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青年们从照单全收到细化类别，也是必然的趋势。

尤其是麦克与娜塔莎对Lou Reed的看法争议，亦可折射麦克与维克多的分歧。

分歧在Kino出专辑后的一次小型演出后采访中显露无疑，麦克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千人音乐大厅演出，而维克多只愿在小酒吧享受音乐的乐趣——于是，分离近在眼前。

在一段模仿Joy Division的演出中，仿佛重温了那一个个逼仄演出场所内外的心动故事，所有热力四溢的夏日夜晚路灯下影子的重叠，发酵的空气里满是一颗颗年轻灵魂的咆哮，基顿式迷醉地跃入银幕，从而正式消弭脑海中臆想的产物，想象成为现实。

结尾处，成名后的维克多吟唱着“我知道我的树，不会生长超过一周”，在灯影里伤悲而深情地将目光投向那如风消逝的往事，像是与青春告别的回声，像是时代落幕的先声，更像是一语成谶的预言。

这些在夏日繁盛开放过的花朵，很快就要面临冬日的侵袭。

办趴的烦蹭票的，《盛夏》开头就是蹭票的，朋克都好团结。

给你看看什么叫做排排坐看摇滚，不许摇摆，不许比心，让你感受体内洪荒之力被憋屈的感受，让你知道厉害不仅仅是摇滚乐，还有台底下纹丝不动用脚趾头在鞋子里面打节拍的观众，看他们流下汗水，看他们屏住呼吸，然后冲出房间外，悄悄回家听维克多·崔。

2019年的夏天，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划破天际，降落在爱奇艺的绿色荧幕框里，它是新的，或者从来没有过的，以及带着一股在局限中无法掌控的疏离感，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沉默中忽然迸发出的一股凶猛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一帮中年人，一帮拥有群众基础和表演经验的乐队，新奇和真挚，节目和流量，矛盾和渲染，作为观众和屏幕里的乐手一起入戏出戏，看飞短流长，听独白呐喊。

节目已经播完总决赛，盛夏就要结束，而乐手和观众也将各自回归各自生活。

今天想说的不是《乐队的夏天》，而是2018年的俄国摇滚传记电影《盛夏》Leto。

影片截取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初，记录下了前苏联摇滚巨星维克多·崔Ви́ктор Ро́бертович Цой 的发迹史。

维克多·崔被称为俄国摇滚教父，黑长发，韩国移民后裔。

维克多15岁因为玩摇滚被学校开除，17岁写歌开始地下表演，后来在火车上认识了动物公园 Zoopark 摇滚主唱麦克。

麦克在摇滚圈非常有威望，他很赏识维克多并且帮助他宣传和组乐队，维克多凭借对社会的批判和富含内涵的歌曲创造了自己风格，彼时正逢政府转型，国家开放了媒体对摇滚的报道，维克多得到曝光逐渐走红成为摇滚巨星，他是俄国的摇滚英雄。

除了玩音乐，维克多还是一名锅炉房工人，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成为摇滚明星而改变，人们因为这个更喜欢他，他所唱的表达的也是自己真实的生活。

这位摇滚巨星在1990年8月15日因为车祸去世，享年28岁。

《盛夏》电影里有三个人，维克多、麦克和麦克的妻子娜塔莎，三人互相欣赏，麦克夫妻俩发现了维克多这个宝藏，帮助他迅速成长，而三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爱情那么简单，至少在电影里，麦克和娜塔莎都滋养了维克多，相应的，维克多谱写出了那惊世骇俗的音乐，将摇滚力量带向了人民和世界。

《盛夏》有2点，一个是俄国80年代早期的那个社会状态，另一个就是里面的音乐。

你会看到很多似曾相识，或者同样让你啼笑皆非的东西。

电影里面的音乐分两种，一种是时不时穿插的七八十年代英美摇滚乐，80年代的苏联同样充斥着一大批热爱披头士，大卫鲍伊，地下丝绒，TalkingHeads，Joy Divison，T.Rex 的年轻人，这群地下乐队将那些殿堂级摇滚乐队奉为偶像，他们交谈，吟唱，谱写自己的歌谣。

另一种音乐就是原创的俄语摇滚乐，那几首《垃圾场》，《懒惰鬼》，《八年级的女孩》，《一棵树》简直就是神作，歌词写得很好，非常好的MV。

还有那几首翻唱的歌曲，从火车那段TalkingHeads 的Psycho Killer 开始，整个感官全部被调动起来。

后面这样的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还有维克多和娜塔莎一起坐电车时候唱的那首 Iggy Pop 的 Passenger，麦克在列宁格勒俱乐部唱起了《摇滚明星》，底下观众忠于全嗨了，然后眼镜小哥举起提示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盛夏》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会跟屏幕前的观众互动，想让观众像是在现场那样融入进去。

这部电影已经让人失去理智，什么剧情人物都不想去想了，只想做一个听音乐的傻瓜，看维克多和娜塔莎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电影里有一幕维克多和乐团成员在创作的时候的谈话，我们既不是朋克，也不是摇滚，那我们是什么？

当初中国新裤子乐队，风格从朋克转型为新浪潮，开始大量使用合成器，然后又开始加入低八度高八度的唱法。

而维克多的 Kino 乐团，奥列格被征去当兵，没有鼓手，乐团用合成器提前将鼓点录好，各自抱着把吉他上台。

当海浪来袭，不跟随，索性做一条飞跃浪潮的鱼，把歌曲做了出来，唱了出来。

电影里维克多说，未来将是新浪潮的世界，感觉世界都要统一了，世界终究是属于热爱音乐的那群人。

电影中维克多开始使用合成器之后，杰克很不赞同，觉得这是迪斯科不是摇滚，然后维克多反问，迪斯科真有那么差吗？

大卫鲍伊也写过迪斯科。

维克多是一个锅炉工人，在电影当中他还是一个木工，做木头的物件很厉害，但是他写歌最好，一个早上就可以写出一首《八年级女孩》。

历史喜欢记录这一切，维克多后来成为了摇滚巨星，中国新裤子也成为了一只具有时代意义的摇滚乐队。

盛夏结束了。

（完）

我给你煮碗面吃Wechat ID: Lamotta_yajie

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苏联摇滚短暂而迷人的盛夏，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根烟，夏日金色羽翼的消逝!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

”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

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

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